经学的发展从两汉开始，跨越千年，到了国朝又迎接来了又一次的兴盛。两汉时期

的经学之所以能够昌盛，是因为皇帝能够尊崇经学，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

统。国朝在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这件事上，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朝代。康

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

康熙六十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

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

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

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作为开头，共分十类。汉朝皇帝虽然召

开了石渠阁、白虎观这样的会议但是未曾著书，唐朝皇帝御注《孝经》但没有听说

他精通六艺。国朝这些巨著，都是珍贵文献，颁布于学官后，对弟子有教育作用。

经过明朝经学极其衰微之后，国朝经学推崇实学，力图恢复汉朝经学昌明时代，实

在是唐宋无法与国朝相比。乾隆五十八年，皇帝下诏刊行十三经于太学，这个十三

经根据开成石经，并根据其他好的底本进行了校勘，很多地方都有所订正。嘉庆八

年，又再次修改，这本书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有近也有远。经学之所以由衰落又再次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是明

朝用八股选拔人才，到了明朝末年其危害已经很明显了。顾炎武称：“八股文的危

害比焚书都要大。”阎若璩称：“学者的学问不通古今，到了明朝时这个问题最为

严重。”一时间有识之士们都痛批时文的错误，抛弃虚学，崇尚实学，希望能够挽

回学术风气。当时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是有过人的才华和学问。然后毛奇

龄、阎若璩等接踵而来，考定校勘越来越精细。这是近因。

另外一方面，朱熹在宋代儒生中，学问最为笃实。元朝和明朝崇尚朱熹的学说，但

是没有全部得到朱熹学说的宗旨。朱熹经常教人多看注疏，不要轻易的议论汉朝儒

生的对错。又说：“汉魏时代的儒学者，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对经

学的发展功劳非常大”。后来宋孝宗去世，宁宗即位，读到《仪礼疏》时，郑玄回

答赵商问父有残疾而为其祖服制三年斩，大为佩服。称礼经的文章如果没有郑玄，

这事估计肯定没有最后的结论。朱熹晚年的时候编写《仪礼经传通解》，就是因为

这件事，可惜书未写完朱熹就去世了。元明两朝取士，专门取朱熹中年一些还没有

定论的观点，当时的读书人都认为这些是比较容易的。元朝本来就不重视经学，科

举也不总举行，明朝也不尊重经书，科举的方式特别简陋。由此看后人只是尊敬朱

熹的名字，而不去考察朱熹思想的核心观点，这也不能怪朱熹。朱熹能够尊崇古义

，所以跟随朱熹学习的学者：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都很有经学根底的。王

应麟收集《三家诗》与郑玄的《易注》，开创了国朝辑古代佚书的流派。王应麟、

顾炎武、黄宗羲三位大儒，潜心研究朱熹的学问，开创了国朝汉学宋学兼采的流派

。这是远因。圣人的经书，本来就像日月一样，一直在发光，这是常理，由于以上

这两个原因，再加上国朝皇帝能够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经学在国朝自

然就又再一次兴盛起来。

学术发展由衰落到再次兴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由近复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国

朝初年的儒生们，研究经学选用汉、唐注疏和宋元明等朝代比较好的学说。后人评

价此为汉宋兼采学派。而那些学者在当时也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没有想过非要自

成一家。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认为黄宗羲和顾炎武两家学说，都是真正领

悟到了宋学的本质，但是也认为汉学也是不能荒废的，所以又将两人的故事放在书

的后面。我认为国朝初年很多儒生的学术成就都很高，不只有这两位，《汉学师承

记》首先列出了阎若璩，江藩认为阎若璩的学说为真知灼见；不过我认为阎若璩的

功劳在于考定《古文尚书》是伪书，但是他的《疏证》中采信蔡《传》臆想的事实

，并用邵雍的方法推测年代；他说《诗》时，认为王柏的《诗疑》是正确的，赞成

郑风和卫风可以删掉，这些都是用了宋学，显然是背离汉学的。江藩对黄、顾二人

非常刻薄，而对阎又非常宽容，究其原因是江藩并没有仔细的考察《疏证》这本书

。

在当时，胡渭所写《易图辨明》能够写出《图》和《书》的错误，是好的；但是他

也用《洪范》来攻击汉儒的很多缺点。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能够反驳宋儒，表

达毛诗的真实含义，但他的书中又夹杂了佛教的学说。万斯大和方苞等人都是精通

三礼，他们大多相信宋儒而怀疑汉儒。这些中没有被宋学影响的只有毛奇龄，毛每

个观点都要与朱熹不同。朱熹怀疑伪孔传，毛就认为伪孔传可信；朱熹相信《仪礼

》，毛就认为《仪礼》可疑，不过这些也是朱熹正确而毛奇龄有错误的地方。虽然

当时的学术界还有门户之见，但是方法已经可行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冷静客

观，能够体谅这些学者当时学习的苦心，不要一味地谴责他们守护绝学的方法是否

正确。

雍正乾隆皇帝后，古代的书籍慢慢的被人发现整理，进而经义越来越彰明。惠栋、

戴震等诸儒生，举起汉学大旗，全部抛弃宋学。惠周惕、其子惠士奇、其孙惠栋，

三代传经。惠栋造诣尤其深厚，写出了《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

九经古义》等书。人们都认为他如果在汉朝，就是何休、服子慎这样的水平。惠氏

红豆山斋的楹帖上写的是“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这也说明惠氏的学问没有

看轻宋儒。戴震写了《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

《尔雅文字考》，兼通历法算数声韵学，他的学问本出自江永，因为他是江永的学

生。他认为江永的学问算是自从汉朝的经师郑玄以来的第二人。江永曾经为《朱子

近思录》作注，他所编撰的《礼经纲目》，核心思想也出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

》。戴震写了《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然很多对经的理解与朱熹相抵触，但

也都只是在争辩一个理字。他的《毛郑诗考正》采用朱熹的学说。段玉裁做过戴震

的学生，段玉裁认为戴震应该和朱熹有同样的地位。他又在朱熹的《小学》的跋中

写道：“有人说汉朝人将小学称为六书，这不是朱熹说过的话，这是错误的。汉人

说的小学只是一艺而已，而朱熹说的小学却是启蒙教养的全部功夫。”

段玉裁十分精通小学，但是却不以汉人的小学来看轻朱熹的小学，所以江永、戴震

和段玉裁也没有不尊敬过宋儒。宋儒说解经书虽然不合古义，但是宋儒的学问也无

愧于古人。况且宋儒分析义理精深，有很多独到之处。上面说的惠氏、江永、戴震

、段玉裁等都是举汉学的大旗，但是也没有抹杀宋学。学习在于求得心得，不要做

门户之争，因为那样就会起无谓的争斗。焦循（应该是龚自珍）曾经认为江藩的《

国朝汉学师承记》应该更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认为他这个名字起的有问题。

江藩不改，于是方东树就写了《汉学商兑》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藩的书里还

有门户之争，这是小的瑕疵；但是方东树以私意去诋毁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打着

扬宋抑汉的旗号，实际上确是写禅学，他写的《书林扬觯》表面是儒学，实际是禅

学，这些都不值得去看。

国朝经师，能继承汉学传统的，有二件事。一是传家法。比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

段的师承等。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江声的弟子有孙沅，孙沅的弟子有顾广

圻、江藩。江藩又向余萧客学习。王鸣盛、钱大昕、王昶都曾经向惠栋学习过。钱

大昕有弟弟钱大昭，从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段玉裁有女婿龚丽正

，外孙龚自珍。金榜师从江永。王念孙师从戴震，传子王引之。孔广森也是师从戴

震。这些内容都可以参见《汉学师承记》。其他的还有：阳湖庄氏的《公羊》学，

传给了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的《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给

他的儿子乔枞；这些学术都是有渊源的。

另外一件事叫做守专门。阮元说：“张惠言的《虞氏易》，孔广森的《公羊春秋》

，都是自守专门的学问。”除了阮元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例如王鸣盛的《

尚书后案》，专门研究郑义；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陈乔枞的

《今文尚书经说考》，专门考察今文；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毛诗传疏

》，只以《毛诗》为宗；迮鹤寿的《齐诗翼奉学》，发展齐《诗》的思想；陈乔枞

的《三家诗遗说考》，同时考察鲁、齐、韩《诗》三家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

都是以《公羊》学为宗，陈立的《义疏尤备》；柳兴宗的《榖梁大义述》，许桂林

的《榖梁释例》都是以《榖梁》学为宗，钟文烝的《补注》尤其详细齐备；《周官

》方面有沈彤的《禄田考》，王鸣盛的《军赋说》，戴震的《考工记图》；《仪礼

》方面有胡匡衷的《释官》，胡培翚的《正义》；《论语》有宋翔凤的《说义》，

刘宝楠的《正义》；《孟子》有焦循的《正义》；《尔雅》有邵晋涵的《正义》，

郝懿行的《义疏》；这些学说都是自成一家之学。这种家法专门的方法，在汉朝以

后已经绝迹了，到了国朝又被重新使用起来，该方法这样能够保证家法有渊源，知

识不混杂。国朝像这样的名家辈出，上面只是举了主要的例子而已。

国朝的经师对后人有功的有三件事。一是辑佚书。两汉今文经学家的学说消亡于魏

、晋时期；古文经学家的学说，比如：郑玄的《易》，马融、郑玄的《书》，贾逵

、服虔的《春秋》，都亡佚于唐、宋以后。宋朝的王应麟曾经辑《三家诗》和郑氏

《易注》，虽然不算齐备，但也开了令亡佚的古书而又重现于世的先河。到了国朝

这门学问极其兴盛。惠栋教弟子时，亲授体例，让弟子们分别去辑古书。余萧客的

《古经解钩沉》，就是采用唐以前的旧学说，还算齐备。王谟的《汉魏遗书钞》，

章宗源的《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时期的经说非常多。孙星衍辑马融、

郑玄的《尚书注》，李贻德辑《左传》的贾逵注和服虔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辑《

今文尚书》和《三家诗》。其余的内容都见于各家丛书，通过这种辑书的方式可可

以看到古代一些失传学说的大致内容，可谓有功于后学，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精校勘。校勘的学问，开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到了

宋朝，有三刘、宋祁校史。宋、元时期有时候会校订书籍，但那个时候这方面发展

还不好，说经也不是非要专门。国朝涌现出很多这方面的名家，比如：戴震、卢文

召、丁杰、顾广圻尤其精通此门学文。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可谓经学上最为宏

大的一本巨著。我有时候也看到诸家丛书，都在订正校勘，有功于后代学者，这是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通小学。古人的语言文字与今日的语言文字不同；汉儒离古代不远，那

时候说解经书的大多是齐、鲁地区的人，他们解说经有长言和短言的区别，读为、

读若这样的例子。到了唐朝时，人们已经不讲求这些了，到了宋朝以后更是无法分

辨。所以那时候的解经，很多都是不得经书的真正含义的。小学的学问包括声音故

训。宋朝的吴棫、明朝的陈第也研究过古音，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疏漏之处。直到顾

炎武的《音学五书》出现，才让大家看到古音。江、戴、段、孔，更是越来越阐明

这方面的学问，这就是音韵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发展了许慎的《说文解

字》。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和王筠、苗夔等人继续研究《说文解字》，

使这部书益加昌明。这就是音韵兼文字学。作为经师，大多精通训诂和假借，这也

是包含在音韵文字学之中；而经学的训诂学，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精通

，郝懿行次之。这是训诂学。以上这些是第三件有功于后学的事。

国朝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变化。国朝初年，汉学刚刚有萌芽，这时的学问都是

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大家都各取所长，这可以称为是汉宋兼采的学问。到了

乾隆以后，许慎、郑玄的学问流行起来，研究宋学的人已经很少了。研究经学都以

使用为主，不去空谈义理。这就是汉学。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又由许慎、郑玄的

学为基础向上追源，《易》以虞氏易为宗以求得孟氏易的原义，《书》以伏生、欧

阳、夏侯为宗，《诗》以鲁、齐、韩三家为宗，《春秋》以《公羊》、《榖梁》二

传为宗。汉朝设置的十四博士今文经学说，从魏、晋以后消亡开始算起，至今已经

有千余年了，到了今日又再次昌明。这时候的儒生能够述伏生、董仲舒的文章，寻

求汉武帝、汉宣帝的治国之道。这就是西汉今文学。学问越发展就越接近古义，经

义越研究就越高尚；经学发展经过千年中多次的变迁后，到现在一变而接近于原始

的经义了。

学者已经不用特别的知道汉学和宋学的区别，但是都知道今文和古文的区别。学术

的门径大开之后，对很多学问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于现在的经学，学者们应该认为

是相对容易了，而不要惧怕他的难。后来有了新学，看不起旧学，又开始有了类似

烧经一类的说法。圣人作经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万世，哪有可以烧毁的道理；但是学

问的确要简明才有用，繁杂是无用的，学习的人也要认清这一点。《汉书 艺文志

》写道：“古代的时候，人们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学通一艺，平时用的少而积累的

德行多”这就是简明的概括了有用的学问。又写道：“到了后代，学问渐渐变成了

繁杂之学，年幼的时候开始学习一艺，到头发都白了才能解说。”这就是繁杂无用

的学问。现在的人们要学习简明有用的学问，就像《汉志》所写的“存大体，玩经

文”而已。

如果你要学习《易》就用张惠言的《虞氏义》，再参考焦循的《易章句》、《通释

》这些书就可以了；学习《书》的话就看伏生的《传》和《史记》，再以两汉时期

今文经学家的学说作为参考；学习《诗》的话主要看鲁、齐、韩三家遗说，参考毛

《传》和郑《笺》；学习《公羊春秋》的话就以何休的《注》、徐彦的《疏》为主

，以陈立的书作为辅助；学习《左氏春秋》的话，就以贾逵、服子慎的遗说为主，

参看杜预的《解》；研究《三礼》的话，主要看郑《注》，孔、贾的《疏》，先考

查文中主要的名物制度而且在今天还是可行的或者还有的，那些细枝末节可以先放

一放。其他那些后代儒生臆想之说，完全不要看。这样的话专门研究一门经学，是

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兼通各个经，也不是什么难事。学习的时候能够考查这门学问

的发展源流而不痴迷于途径，这本来是汉人研究经书的方法；用汉人有用的方法，

比如用《禹贡》治河、用《洪范》察变之类，像两汉时代那样人才辈出的场面肯定

会复见于今日，为什么非要怀疑圣经而认为孔教是可以被废的呢！

《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这两部书，对国朝诸家学派的文章收集非常全；只

是卷数太多，普通人几辈子也无法读完。不过其中有卓然成家者，实际上也没有多

少，大多一知半解，所以这书也可以不用看。现在要是想学习经学的话，必须找到

简易的方法，开始的时候只学习一门经学，学习中也只依据一家的学说；对于该经

其余各家学说都可以先不看；其他的各经，也要研究完这一经后再说。汉朝的注非

常古奥，唐朝的疏又繁复，刚刚开始学习经学就直接看注疏的话，都会认为看困难

了，所以应当先读近人经说的书。如果我在前面列的书还是感觉很多的话。或者认

为无法读懂，无从入手的话，那么《书》可以先看孙星衍的《今古文注疏》，《诗

》先看陈奂的《毛氏传疏》也是可以的。等到能够略通大义，明确了解古代人的学

说之后，就算是专门之学了。这就是古代研究经学的学者之所以重家法而贵专门的

原因。

国朝诸儒中有承家法和守专门的，也有无家法而非专门的人；现在如果你以一家为

主，那么应当以有家法与专门者的人所写的著作为主。《国朝汉学师承记》都详细

的列出了家法专门，这本书成书在乾隆、嘉庆年间，所以那之后的的学者就没有被

录。嘉庆、道光之后，治今文说的人，《师承记》都没有记录，《皇清经解》也没

有收录这类书籍，这些书籍都被收录在《续经解》中，所以《续经解》要比《经解

》重要的多。学者如果能够将国朝经学源流变化研究一遍，就知道了今日的经学，

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都有相关的学说和著作，来帮助后人学习。这

些帮助可谓让人事半功倍。学习和了解了这些书目后，选择起来就很方便，为自己

研究经学的道路扫清障碍。只有西汉的今文经学到近日才有所发展，还是希望后代

有识之士，能够有志于此类学问的研究。

《四库提要》的经部总叙中写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

。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

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

、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

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

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

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

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

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

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

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二千多年来的经学发展，《提要》用了数十句话已经包揽无遗，又用各用一个字在

为各个时期做一个定论。拘者，两汉之学；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悍者，

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党者，宋末至元之学；肆者，明末王学；琐者，国朝汉学。

《提要》写作的时候，是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的时侯，他们的旁征博引，偶尔

就像汉人用三万字来说“若稽古”这样的事。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学者大多讲求

今文经学的大义微言，不会再犯繁琐的毛病了，要学习的人可以选择这些学说进行

学习。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翻译：经禀报圣上裁决，下垂型万世，删定的旨意，如日中天，不能容忍他的赞述。所论述的，解释经书的说法而已。从汉京以后将近两千年，儒家的沿波。他开始专门传授，递禀师承，不仅解释传说，没有人敢不同，就篇章字句，也恪守所听到，他学习务实严谨，及其弊端的限制。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翻译：王弼、王肃逐渐持不同建议，流风所扇，有人相信或怀疑，过孔、商人、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人，各自谈论，不相统辖。洛闽相继发生，道学大昌，摆脱汉唐，只有研究义理，凡经师旧说，都排斥认为不值得相信，他学习努力分辨是非，及其弊端的机构。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

翻译：学脉旁分，攀援越来越多，驱除异己，致力于制定一尊，自从宋末用到明初，他学见异不迁，当他败坏了党。

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翻译：主持太过，形势有所偏，口才聪明，激发而横决，从明正德、嘉靖以后，他学习各抒发心得，及其弊端的商店。空谈臆断，考证要疏远，于是学识渊博的儒者引用古代以抵达他矛盾，建国初在家里，他学徵实不欺骗，及其弊端。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轻

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翻译：要说它们的归宿，不过就是汉学、宋学双方互有胜负。汉代学都有根底，研究学者认为浅陋轻的，不足以服汉儒的。宋学都有精细，读书是因为空虚浅薄的，也不足以服宋儒的。

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翻译：消融门户的篇见，各取其长，那么自私的心，而你理出，公理出而经书义理明白了。

扩展资料：

古代目录学是以《汉书艺文志》为始，而终于《四库总目提要》，张舜徽先生不但对前者进行了通释，而且以后者为中国文化史的课本，为学生进行讲疏。

读书需要知道本末源流，知道善本，否则会事倍功半。张舜徽根据《四库提要》叙，分门别类对于经史子集四部分别进行解说。通过解说分目分类，了解传统学术的源流发展。

参考资料：

-四库提要叙讲疏

简介

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源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编纂过程

1过程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2《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

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10载。至1782年，编纂初成；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后）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 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 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七略》。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清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 《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 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 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于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称为善本。 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为秘本。 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大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倍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贵。 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残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如运输、转卖、转抄、争执等）而残缺不全的书本为残本。 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补，加以已意而写成的书。 续书：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传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记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纪昀（1724-1804），字晓岚，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钩沉摘隐，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纪昀亦是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常"，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105种，1868卷，入存目41种。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汉学代表人物。因博闻广识而破例允许他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四库全书》的主要纂修官。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库全书》总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52年，清廷发现《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令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时值隆冬，陆锡熊患病，终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可见朝野对《四库全书》之重视与严谨。 永(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喜作诗文书画，著有《九思斋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帝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控，命永与永璇、永，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 本套《四库全书精编》为豪华精装版，16开，50册，5箱，黄胶纸精印，仿红木箱装。 本书目录 经 部 《易经》 《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礼记》《大学》 《中庸》 《孟子》 《论语》 《孝经》 《尔雅》《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史 部 《国语》 《史记》 《汉书》 《晋书》 《宋书》 《梁书》《陈书》 《魏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史通》《战国策》 《后汉书》 《三国志》 《南齐书》 《北齐书》《旧唐书》 《新唐书》 《列女传》 《越绝书》 《水经注》 《岛夷志略》《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吴越春秋》 《风俗通义》 《华阳国志》《建康实录》 《贞观政要》 《资治通鉴》 《天工开物》 《东周列国志》 子 部 儒家《荀子》 《说苑》 《帝范》 《政训》 《潜书》 《新序》 《盐铁论》 《潜夫论》 《近思录》 《郁离子》 《传习录》 《呻吟语》《孔子家语》 《温公家范》 《袁氏世范》 兵家《孙子兵法》 《吴子》 《司马法》 《尉缭子》 《孙膑兵法》 《六韬》《三略》 《握奇经》 《素书》 《将苑》 《李卫公问对》 《虎钤经》《守城录》 《练兵实纪》 《纪效新书》 《何博士备论》法家《管子》 《商君书》 《韩非子》农家《齐民要术》 《农桑辑要》医家《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黄帝八十一难经》 《洗冤集录》数理天文类 《周髀算经》 ………… 集 部《楚辞》 《诗品》 《曲品》 《南戏》 《花间集》 《柳永词》《晏殊词》 《东坡词》 《秦观词》 《放翁词》 《姜夔词》

江西的只找到这个（更多 http://wwwzbssjpcn/cgi=content&id=718 ）：江西的宁都

江西的孙讠利宁都家族。上节已述孙讠利为孙中山家族之唐末始祖，其族人长年居住于河南的陈留，在进入南方后，首先定居江西宁都，历数代之久。《先祖孙讠利五修墓志》说：该族人“至宋而公后遂大，文章节义为江右冠。”其支脉随后也逐步分散迁徙。宁都《城南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记，其族人由陈留迁至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再分迁江西的兴国、赣县、安远、吉安、泰利，及浙江的绍兴、余姚，湖南的湘乡、衡阳，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

《晋江青阳孙氏族谱》记，该族在五代后晋时，有一支避乱入闽，定居厦门市同安和晋江市青阳，后裔再徙居泉州、莆田等处。《紫金上义孙氏族谱》记，该支族元代七年（公元1320年）由宁都入粤，居广东大甫县青溪花果园，明初再迁长乐县久安寨，万历年间迁永安（紫金）县上义镇。而《紫金袁田孙氏支谱》谓，其支脉乃明永乐间，由福建长汀迁广东长乐县上镇约，即今紫金县忠兴坝。《兴宁孙氏族谱》记，该支脉明初由福建汀州迁广东惠州府兴宁县东厢留田堡官亭村，永乐年间再迁兴宁县章峰堡。该孙氏族子孙散居于河南、浙江、湖南、福建与广东，并有迁台湾与海外者。

虽然支族分徙不断，但宁都已渐为孙氏重要地望。宋代知名人士有：孙立节，字介夫，为孙讠利的七世孙，祖父孙长孺，累官知浔州，立节师从李觏，学问广博，尝作《春秋传》，大儒孙复见而叹服，皇祐进士，后官镇江军书记，调桂州节度判官，办案中曾救12人于死罪。儿子孙勰，字志康。师从苏轼，为人劲直，元祐进士，尝知岳州。小儿子孙●，也学于苏轼，涉猎经史，博学工诗，苏轼曾书榜其屋舍称：各自竹林隐居。加上另外二名家族后裔，时人称“孙氏五贤”，后宁都州学还建有孙氏五贤祠堂，以表士人的敬意。另有：孙马先，少游太学，举进士，曾任浙江县令，多有善政。

元代有孙兴礼家族。孙兴礼，字庆甫，元初官员程钜夫荐于朝廷，兴礼却以疾辞。有3子：孙良臣，历官抚州万户府经历；孙正臣，任吉水州知州；孙辅臣，历官德庆路总管、湖南宣慰使、广西廉访使，皆有政绩。正臣子孙伯颜，累官广东市舶都提举，迁肇庆路总管。《申斋集》孙正臣墓志铭载，孙兴礼为孙勰的六世孙。清《江西通志》“人物篇”谓，孙伯颜为孙立节的九世孙。其家族乃宋孙立节之后裔无疑。另有：孙登龙，擢充南安路儒学正，迁授庆远安抚司儒学教授、同知归仁州事诸职。明宣德间，有绝意仕进、尚学侠义的孙绍，为乡人扬敬重。

叶梦得（1077～1148），宋代词人，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北宋刑部侍郎叶逵五世孙。祖籍处州松阳（今属浙江），曾祖叶纲始迁苏州。

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

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叶梦得是起到先导和枢纽作用的重要词人。作为南渡词人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入词的词坛新路。叶词中的气主要表现在英雄气、狂气、逸气三方面。

基本介绍 本名 ：叶梦得 别称 ：石林居士 字号 ：字少蕴 所处时代 ：宋朝 民族族群 ：汉 出生地 ：苏州吴县 出生时间 ：1077年 去世时间 ：1148年 主要作品 ：《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 主要成就 ：南渡词人代表 官职 ：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使 追赠 ：检校少保 祖籍 ：处州松阳 生平经历,家庭背景,仕宦生涯,主要成就,文学成就,社会贡献,主要作品,词作选摘,人物评价, 生平经历 家庭背景 叶梦得出身文人世家，其从祖父为北宋名臣叶清臣（《避暑录话·卷下》：“曾从叔祖司空道卿，庆历中受知仁祖，为翰林学士。”）四世祖叶参为咸平四年进士，官至广禄卿。母亲晁氏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之妹。据说有一年，叶助同妻子晁氏至东山朱巷祭拜先祖造玄公（叶逵）祠，是夜梦见一龙盘于宅中梁上，不久便怀孕生下一个儿子，故取名梦得。 叶梦得像 叶梦得从小随父叶助游宦于建德、拱州、达州等地。 仕宦生涯 叶梦得“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癖不穷”，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 《吴中先贤谱》叶梦得（苏文编绘） 徽宗时官翰林学士。 高宗建炎二年（1128）授户部尚书，迁尚书左丞。 绍兴元年（1131）起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 八年，授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总管四路漕计。致力于抗金防备及军饷勤务。 十二年移知福州。陈振孙说他“平生所历州镇，皆有能声。”十二年移知福州。 晚年隐居家乡湖州卞山石林谷，自号石林居士，以读书吟咏自乐。 叶梦得故居 宋徽宗即位后，先后任婺州教授，议礼武选编修等官。入京后与当权丞相蔡京交往密切，用蔡京荐，召对，言：“自古帝王为治，广狭大小，规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国势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诱之以货利，或陷之以声色，则所谓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尝不颠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异其言，特迁祠部郎官，累迁翰林学士。 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以读书吟咏自乐，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宋史有传。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叶梦得的创作活动，以南渡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词不出传统题材，作风婉丽。其词集第一首〔贺新郎〕词，相传为应真州 之请而写，播于歌者之口，正代表他早期词作的格调。但这类词在《石林词》中为数甚少。关注说他“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题石林词》）集中所存，大抵属此，如毛晋所说“不作柔语殢人”（《石林词跋》）。可见他随着社会的巨变而学习苏轼词风，用词抒发家国之恨和抗敌之志。如〔念奴娇〕“云峰横起”就完全模仿苏轼“大江东去”，并用原韵。〔鹧鸪天〕“一曲青山映小池”更将苏诗组织入词。他写景是“汹涌三江，银涛无际，遥带五湖深”（〔念奴娇〕），咏怀是“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水调歌头〕），与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一样，都是辛派词的先驱。苏轼词的豪放，原本包括沉雄与清旷两个方面，叶梦得也有不少清旷之作，如“生涯何有但青山,，小溪湾，转潺湲；投老归来，终寄此山间”（〔江城子〕），“柳絮尚飘庭下雪，梨花空作梦中云，竹间篱落水边门”（〔浣溪沙〕）。当然他的成就尚不能与苏轼比肩。恰如王灼所言，在苏派词人中晁补之、黄庭坚是学苏而得其七八分者，而叶梦得则得六七分（《碧鸡漫志》卷二）。 叶梦得兼善诗文。其诗如翁方纲所评：“深厚清隽，不失元祐诸贤矩矱。”（《石洲诗话》卷四）他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藏书又富，于《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诸书，均有辨释著述。《石林燕语》10卷与《避暑录话》2卷，记叙朝章国典、旧闻时事，足以资考证，补史缺。又有《石林诗话》2卷。方回说它“专主半山，阴抑苏黄”（《瀛奎律髓》卷二十四），实则“其所评论，往往深中窾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四库全书总目》）。 叶梦得 《直斋书录解题》着录《石林总集》100卷，《建康集》10卷，《审是集》8卷。今仅存《建康集》8卷。其词当时即单集刻行。《直斋书录解题》着录《石林词》1卷。流传有吴讷《百家词》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叶德辉《石林遗书》本。《全宋词》据紫芝漫抄本增补，共辑存词102首。 叶梦得不仅仅是一个词人，也是一个博学的经学家。他通春秋学，博采唐啖助赵匡及宋孙复的学说，著成春秋《谳》、《考》、《传》三书。《春秋谳》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是书抉摘三《传》是非，主于信《经》不信《传》，犹沿啖助、孙复之余波。《春秋考》十六卷，自明代以来，诸家皆不著录，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但《永乐大典》却独录其文，被《四库》馆臣辑出，经检校排比缀补，尚可得原书十分之八九，是为今本。文内大旨在申明所以攻驳、排斥《左传》、《公羊》、《谷梁》者，实际上皆本于周之法庭制作以为断，初非有所臆测于其间，故所言皆论次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纵横，而语有本原。同叶氏其他几部《春秋》学著作一样，此书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叶梦得词作 《春秋传》二十卷全书文笔流畅，持论谨严。对前儒旧说多所匡正；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却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等；论刘敞《春秋权衡》及《春秋意林》诸书，对其观点则褒多于贬，认为刘氏所论渊源允正，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颇多等等。所以，此书实际上对北宋时期诸儒有关《春秋》学著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价。 社会贡献 绍兴十年（1140），叶梦得为资政殿学士、兼福建安抚使。后辞官归，退居湖州光山石林别馆。学问洽博，工文词，间有感怀国事之作。其文词风格接近苏轼。好蓄书，宣和五年（1123）筑别馆于石林谷，建藏书楼以贮书，藏书总量逾10万卷以上，史称“极为华焕”，与宋宣献同称两大藏书家。皇统七年（1147），其家遇火，藏书楼荡为瓦砾，10万卷藏书化为灰烬。次年遂忧病卒。他提倡建公共藏书楼，以供众人阅读。他建“䌷书阁”，取太史公金匮石室之意，以藏公用之书，列藏书目录于左方，具有公共藏书馆之性质。作有《䌷书阁记》，专记其藏书之故实。 主要作品 水调歌头（渺渺楚天阔） （今古几流转）（霜降碧天静）（江海渺千里） （秋色渐将晚） （河汉下平野） 八声甘州（故都迷岸草） （又新正过了）（问浮家泛宅） 叶梦得词作 念奴娇（故山渐近） （洞庭波冷） （云峰横起） 满庭芳（麦陇如云）（枫落吴江） （一曲离歌） 满江红（一朵黄花） （雪后郊原） 应天长（松陵秋已老） 浣溪沙（小雨初回昨夜凉） （睡粉轻消露脸新） （荷叶荷花水底天） （休笑山翁不住山） （绛蜡烧残夜未分） （绿野歌欢喜见分） 鹧鸪天（一曲青山映小池） （不怕微霜点玉肌） （夹路行歌尽落梅） （小雨初收报夕阳） （晓日初开露未晞） 点绛唇（高柳萧萧） （缥缈危亭） （山上飞泉） 木兰花 （花残却似春留恋） 江城子(芙蓉开过雨初晴) 词作选摘 浣溪沙·送卢倅 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一欢聊复记他年。 叶梦得词作 我亦故山归去客，与君分手暂流连，佳人休唱好因缘。 浣溪沙·重阳后一日极目亭 小雨初回昨夜凉，绕篱新菊已催黄，碧空无际卷苍茫。 千里断鸿供远目，十年芳草挂愁肠，缓歌聊与送瑶觞。 点绛唇 山上飞泉，漫流山下知何处乱云无数，留得幽人住。 深闭柴门，听尽空檐雨。秋还暮，小窗低户，惟有寒蛩语。 卜运算元·五月八日夜, 凤凰亭纳凉 新月挂林梢，暗水鸣枯沼，时见疏星落画檐，几点流萤小。 归意已无多，故作连环绕，欲寄新声问采菱，水阔烟波渺。 点绛唇·绍兴乙卯登绝顶小亭 缥缈危亭，笑谈独在千峰上。与谁同赏，万里横烟浪。 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空惆怅，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 临江仙·与客湖上饮归 不见跳鱼翻曲港，湖边特地经过。萧萧疏风乱雨荷。微云吹尽散，明月堕平波。 白酒一杯还径醉，归来散发婆娑。无人能唱采菱歌。小轩敧枕簟，檐影挂星河。 虞美人 落花已作风前舞，又送黄昏雨。晓来庭院半残红，惟有游丝、千丈茑晴空。 叶梦得词作 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美人不用敛蛾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 临江仙 自笑天涯无定准，飘然到处迟留。兴阑却上五湖舟。鲈莼新有味，碧树已惊秋。 台上微凉初过雨，一尊聊记同游。寄声时为到沧洲。遥知敧枕处，万壑看交流。 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坐看骑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眄东流水，一顾功成。 千岁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信劳生空成今古，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 水调歌头·九月望日，与客习射 西园，余病不能射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寒声隐地初听，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回望，寥廓关河千里，一醉与君同。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 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水调歌头·前调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敧斜。问山公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拼却鬓双华。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 叶梦得词作 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 贺新郎 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苹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江城子 · 再送卢倅 芙蓉开过雨初晴。曲池平。画桥横。耿耿银河，遥下蘸空明。一舸吴松归未得，聊共住，小蓬瀛。 问君何事引前旌。趣归程。背高城。鱼鸟三年，谁道总无情。试遣他年歌此曲，应尚记，别时声。 江城子 · 湘妃鼓瑟 银涛无际卷蓬瀛。落霞明。暮云平。曾见青弯、紫凤下层城。二十五弦弹不尽，空感慨，惜余情。 苍梧烟水断归程。卷霓旌。为谁迎。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舞罢鱼龙云海晚，千古恨，入江声。 江城子 · 次韵葛鲁卿上元 甘泉祠殿汉离宫。五云中。渺难穷。永漏通宵，壶矢转金铜。曾从钧天知帝所，孤鹤老，寄辽东。 强扶衰病步龙钟。雪花濛。打窗风。一点青灯，惆怅伴南宫。惟有史君同此恨，丹凤□，水云重。 人物评价 元代方回对叶梦得为人和文学成就都十分贬低，称其“以妙年出蔡京之门。靖康初，守南京，当罢废……实有文学诗似半山，然石林诗话专主半山而阴抑苏黄，非正论也……此诗（送严壻侍郎北使）‘楛矢石砮医闾析木’一联佳取之秦桧之和，虽万世之下知其非是。后四句含糊说过，无一毫忠义感慨之意，则犹是党蔡尊舒绍述之徒常态也。”而后世对其评价大多与方回相同，认为叶梦得依附蔡京参与了定元佑党籍碑并且在南宋初期对金抱求和态度。 但据今人方建新、王兆鹏、潘殊闲等考证叶梦得并未参与元佑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