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在古代，泉州是全世界最大的对外港口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关系密切。福建的长乐是郑和下西洋的开洋起点，长乐的太平港曾经是郑和舟师驻泊港；而泉州，则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起锚地及多次下西洋的途经地，也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实物史迹。

福建的历史记住了那个身影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关系密切。福建的长乐是郑和下西洋的开洋起点，长乐的太平港曾经是郑和舟师驻泊港；而泉州，则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起锚地及多次下西洋的途经地，也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实物史迹。

泉州市文史专家陈鹏曾著文《郑和与泉州史迹探索》，谈及多处郑和在泉州留下的历史遗迹。其中包括“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行香”、“泉州清净寺礼拜”、“九日山祈风”、“琅山三宝宫设坛奉祀”，以及“青阳石鼓庙分香”和“深沪三保街扎营”等多处遗迹。这些遗迹都有相应的实物或历史文献资料相印证。去年，泉州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市性的“郑和在泉史迹”普查工作，并因为历史上郑和留下的多处遗迹，成为央视拍摄专题片《1405—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景地。

而福建的长乐，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开洋起点，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舟师驻泊港；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候风时镌立石碑《天妃灵应之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在长乐南山三峰塔之东建造了天妃行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清宝殿铜钟，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铸造的；此外，长乐目前还有郑和驻军过的“十洋街”、郑和题改塔名的宋代三峰塔、郑和祭海神的又一妈祖庙———文石天妃庙（1956年倒塌，2001年在原址复建）、郑和修葺过龙峰书院所在游览地———三宝岩、三宝岩郑和雕像与近年新发现的樟港显应宫“巡海大臣”郑和塑像等等遗迹。

现存最珍贵的文物要数省级文保单位———《天妃灵应之记碑》。这是郑和于明宣德六年十一月第七次出使时镌刻，全文1177字，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和所历诸国及在长乐活动情况，几百年后成为国内研究郑和下西洋最珍贵的实物资料，现保存于长乐郑和史迹馆内。

郑和为什么选择福建

郑和为什么选择了长乐和泉州？换言之，郑和为什么选择了福建？

历史学家认为，福建对郑和下西洋有几大贡献———

一是为郑和下西洋打造了出洋海船，而且，福建的气候特别适宜船队集结和开航。

福建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外，还有雄厚的造船力量作为后盾。福建山多地少，耕地不足，沿海百姓以海为田，出海捕捞，驾舟出国，通商贸易，系其主要职业。福建有广大山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发展造船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福建造船历史悠久，经验丰富，长乐是最早的造船地点，泉州也是福建有名造船旧址，福船早已相当著名。据考证，由于郑和船队每次均由福建长乐太平港五虎门启航出洋，为方便郑和下西洋，一部分宝船即在太平港建造。

郑和研究专家认为，从数量上看，郑和每次下西洋的船数都在48艘至63艘之间，而有关记载表明，福建五次共修造了380艘，已足够永乐时期六次下西洋之用；从建造的时间看，五次修造宝船均是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所需的，而且五次建造宝船的任务均由福建来承担；从建造的地点来看都在驻泊基地长乐。在《重篡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一中就如此明确记载：“七年（1409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

二是为郑和下西洋输送大批人力。

福建的泉州和长乐在当时是海滨邹鲁和鱼米之乡，可为郑和下西洋提供各种航海、贸易、翻译人才，补充海上给养。宋元时期，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虽然在明代开始衰落，但经济仍非常发达。

近年来，泉州文史界的一些发现也表明，郑和下西洋时曾在泉州招收过船工。从去年在安溪发现的清末同治年间手抄本《邓氏族谱》记载的内容可以推断，邓回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随郑和下西洋的泉州人。

福建人王景弘近年来也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关注。对指挥七下西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而言，仅凭郑和一人的航海技能与经验，是难以独力承担的。有着“正使”身份的福建人王景弘是郑和的得力助手，他是历次航海的首席航海家，曾经亲自率领船队巡航东西洋各处，也曾数次单独负责起奉使海外国家的任务。

三是接待和护送来华各国使臣。

郑和下西洋后，大大推动了中外和平友好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许多国家的国王及其亲属、使臣纷纷随同郑和宝船来华朝贡，从福州或泉州上岸，然后再由驿道进京。

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之先河，因为每次出海都和福建发生紧密联系，也给福建的造船业、航海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明朝王应山在《闽都记》中就曾记载提到，郑和在长乐造船，使贸易如云。（郑理）

5月16日，“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在长乐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我国内地及台港澳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位嘉宾参加活动。（新华）

郑和与泉州史迹

◇圣墓行香

郑和1417年第五次航行圣地麦加之前，也慕名至泉州东门外灵山拜谒先贤墓，当时地方官蒲和日为之勒石为记的行香碑迄今仍旧竖立在迥廊西侧。碑文为：“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据《蒲氏家谱》记载：“日和，字贵甫，寿晟公次子……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泉州清净寺礼拜

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又名“圣友寺”。郑和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到泉州著名的清净寺去做礼拜，这是势在必行之举，《西山杂志》有相关记载。◇九日山祈风

《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船队“至泉州寄泊，上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郑和史迹文物选》一书认证九日山“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也曾到此设祭，以求得一路平安，往来康济”。◇接官亭与郑和堤

惠安百崎是“九乡郭”回族乡，流传着开基祖郭仲远与郑和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并引以为殊荣。民间称这里的接官亭与郑和堤，便是二人情谊的见证。◇《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海洋地理的世界地图。图示郑和下西洋所经的地理区域及航行线路等，是研究中国航海史、中西交通史和海图制图史的珍贵资料。图中所示当时隶属泉州的地方有：崇武所、泉州卫、巡检司、永宁卫、深户巡检司、金门千户所、加禾千户所、大武山等八处。

关于邓姓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姓邓，我们同学说历史姓邓的太少了，所以现在只有少数人姓邓。我不相信历只有几个人姓邓，所以我对邓姓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1查阅有关中华姓氏的书，阅读报刊，上网浏览，了解邓姓的来源和邓姓历史名人。

2走访有关部门，了解邓姓人口和分布情况。

3通过多种途径，搜集邓姓的名人故事。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情况

书籍，报刊 邓姓的来源 出自姒姓（夏的始祖大禹为姒姓）。相传夏朝时帝仲康有子孙封在邓国（今河南邓州一带），邓君的后世子孙，就以国为氏，称邓氏。

书籍，报刊，教科书 历的邓氏名人 邓世昌，邓石如，邓芝，邓牧，邓子龙，邓小平

上网 邓氏的人口 邓氏子孙繁昌,人口众多,分布于冕宁县及邻近各县。总人口达十多万！

爸爸的讲述

邓氏族谱 江西南昌《邓明华邓氏家谱》称：　江西南昌邓氏族人“乃禹公六子(邓)训门之后。”

四．结论 1出自姒姓（夏的始祖大禹为姒姓）。相传夏朝时帝仲康有子孙封在邓国（今河南邓州一带），邓君的后世子孙，就以国为氏，称邓氏。

2历姓邓的名人很多，如：邓世昌，邓石如，邓芝，邓牧，邓子龙，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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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氏邓姓是华夏邓姓中的一支，是殷商子姓分支曼氏中的一支后裔，确切地说是周封侯曼氏吾离的后裔。本宗是曼氏邓姓中的一支，族谱中有明确记载不属于东汉邓禹公后裔。本堂《邓氏族谱》（以下简称堂谱）中所记载的自曼季公至邓禹公间一千二百余年的曼氏邓姓史点滴，是我宗十数次编谱先祖们的辛勤汗水所凝聚。本文将堂谱中有关曼氏邓姓的人源、地源和姓源的记载逐一列出，并尽力做到与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其意在与曼氏邓姓宗亲共同探讨，力求寻得一个较为接近邓史事实的结论。析文是笔者个人对族谱记载的理解，自以为合情合理的推断亦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或进一步论证。

一、曼季与殷商侯国

堂谱记载：“曼氏，季。公系商汤王二十二世孙殷商武丁王之叔小辛王之弟”，“后尊称曼季为受姓鼻祖”。

析：古人王者有姓，贵族有氏，而庶民奴隶则无姓氏。曼季为殷商贵族，因不能为王故赐受曼氏。从史籍《世本》和《路史》中关于武丁王封叔父的记载来看，曼季的季字作叔字解，曼季即曼叔，无有名和姓。

据此可推定为：曼氏邓姓最早的先祖是殷商武丁王的一个曼氏叔父。曼季作为人物名字在史籍中暂未见到，只出现在邓氏族谱中，是编谱先祖为尊重鼻祖，故以季代名，称曼季公。受姓鼻祖赐受曼氏后，其祖姓子姓即成为了 历史 ，不可再作为姓，否则应视为藐视王（皇）威。

所以笔者以为，但凡称曼公为“子曼”，称曼姓邓国为“子姓邓国”，称曼氏邓姓为“子姓邓氏”，都应该是不恰当的。曼季是殷商子姓后裔，这是史籍记载和邓氏族谱所确定的，所谓“曼氏邓姓是上古颛顼赐姓为曼姓的金天氏后裔”的说法是错误的。“后尊称曼季为受姓鼻祖”，此应是曼氏邓姓后人在第一次制谱时定地位。

从氏往上溯，曼季是殷商子姓分支曼氏一支的得姓始祖，从姓往上溯，曼季是曼氏其中一支曼氏邓姓的受姓鼻祖。“后尊”即是曼氏邓姓后人尊（奉）的。曼季公是曼氏邓姓最早、最前面的一位祖先，后人尊其为“受姓鼻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堂谱记载：“武丁王中兴时，封曼季为殷（室）辅考证监史邓侯于河北召陵之邓城也”。

析：曼季的官职看似有托孤之意，疑是小乙王所封。这一官职应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冢宰”一职，类似于辅佐周成王时的周公旦和清朝时的“首辅大臣”的职能。武丁王在位五十九年，估计登王位时年龄不大。“三年不说”后有了傅说等贤人，武丁王亲政，封曼叔为侯爵位，封地在河北召陵邓城，以封地名前置称“邓侯”。

曼季封地的三个地名中，只有召陵这一地名史上有记载，且至今仍是，现为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河北”是指什么地方，是黄河以北还是现在河北省或汉水以北仍需考证。堂谱中有“河北召陵”之说，春秋战国时先祖墓葬地又在“河北古城”、“河北颖川向阙”和“汝南城北”，据此笔者以为史籍中记载的“武丁王封叔父于河北”与堂谱中记载的“河北”是同一个地方，即河南省汝南至召陵又至颖川一带，属淮河以北。

堂谱记载：“吾离袭侯国于邓州”而曼季公的封地又在“河北召陵”，为此，曼氏邓族的先祖们也纳闷过，并解释说此“河北”就是河南，只是新王易制叫法不同而已，再者，“旧谱源流考”，也就是说传承下来的源流考就是这么记载的。笔者认为，河南邓州与“河北召陵”是非常明显的两个地方，之所以产生困惑是因为古时没有精细地图和交通、通讯不便所致。

春秋时邓襄寨属于古蔡国，如果邓襄寨是堂谱中所指的古邓城，那么周王为何将蔡国境内的邓襄封与邓侯，而蔡国又为何允许周王从中剜出一块给邓侯？唯一的解释是：邓襄本是曼氏先祖封地，周武王灭殷商后，并未收取殷商贵族的土地，邓襄作为曼氏后人祭祀先祖的地方，便一直保留到春秋初，曼氏后人袭封侯国于邓州后，周王又将这块曼氏先人的土地封给了邓侯吾离。

史书中提到的殷商侯国邓国，堂谱中未见记载，曼公是殷商子姓王族，是否可以立国？周武王伐纣前，其部族称周族，周人，史籍中未见有称周国的。所以，笔者认为在殷商时封了一块地算不算国还有待考证，若真有殷商侯国邓国，那么它的所在地应该在河南郾城县东南的邓地，南与召陵相接。殷商时，此地应为曼氏家族居所地，武丁王“初封”曼叔于“邓城”后，后又将此邓地封给了曼叔。所以，此地既可称为邓地，又可以称曼地，这既符合史籍记载，又符合邓族家谱中的“曼季立国于颖川召陵间”的记载。

“曼季立国于颖川召陵间”，共繁衍了不少于八代，其中六代世袭邓侯。公元前1046年，曼氏殷商邓国因宗主国殷商的灭亡而灭亡，存世约两百年。

二、周邓国和周诸侯国邓国

堂谱记载：“昆，仕殷纣王，封特专外军政后归周封侯”。俊，字元诚，周诸侯，配田大夫人田祚侯之女，长子吾离”。

析：堂谱记载曼氏昆是曼季第六代孙，是曼氏九公的孙子。“特专外军政”一职，应是纣王退守殷都朝歌时所封。周武王攻破朝歌后，纣王自焚，曼氏昆见大势已去，率部族归降周王，周武王为显仁德，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朝歌，而将曼氏昆封到了河南邓地，并将殷商侯国之邓地封给了兄弟叔度，是为蔡国。曼氏昆是周诸侯国邓国的第一位国君。受封后，曼氏族人（邓人）从郾城东南的曼氏发源地迁徙到了河南邓州一带，建立了邓国，这与马世之先生（1937年生，河南省温县人，考古学家），“西周初，邓人南迁至南阳盆地”的推断相吻合。

曼氏俊（约公元前790-730在世）是堂谱中有记载的第二位周侯，是邓侯吾离之父。

在堂谱中，自曼氏昆至曼氏俊其间约二百五十余年未见有封侯、世袭侯和国君之类的记载。《世表》和《世本》及史籍中也未见有相关记载。笔者认为，史籍与堂谱对这段 历史 均无记载并非巧合，而是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内，周邓国既无侯也无国君，邓国的实际国君是周天子，而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西周初的“三监之乱”。

周武王灭殷商后，并没有消灭殷商的所有势力，为监督、遏制这些势力，除将在郾城东南至召陵邓地上的曼氏（邓人）迁至南阳盆地外，还将其兄弟分封在卫、鄘和邶地，史称“三监”。周武王死后，周公旦摄政，这一行为引起了其它兄弟的不满，主要是叔鲜和叔度，于是他们联合纣王之子武庚一同造反，史称“三监之乱”。

周武王兄弟的目的是夺取王位，而武庚的目的是恢复殷商，武庚想复国，必然要联络殷商的旧势力，在南阳邓州一带的殷商子姓后裔曼氏自然脱不了干系。周公旦用三年多的时间镇压了叛乱，杀武庚、叔鲜、囚叔度。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曼氏昆的邓国难免遭殃，周公旦虽未将曼人逐出邓地，但爵位与国恐怕是没有了。因为此事，不但引起了周王朝对这些殷商“顽民”的警觉，而且还将邓地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若此推断能成立，可解周邓国二百五十余年杳无声息之迷。西周末春秋初，曼氏后人曼氏俊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对周王朝的耿耿忠心，赢得了刚东迁洛阳又急需壮大自己势力的周平王的青睐，于是封曼氏俊为侯爵位，并许以侯门之女田氏为妻。作为新任国君的曼氏俊，当务之急是重组军队和修筑城防，襄阳团山邓城应是曼氏俊在位时修筑的，这与对团山邓城修筑时间的考证大体相同。

湖北襄阳团山邓城是周诸侯国邓国的一座边城，是曼氏先人们所创造的千古不朽的伟大工程，其遗址于2006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是曼氏邓姓后人寻根谒祖值得一去的地方。

堂谱记载：“吾离，初称曼氏迨，元城公长子，世袭邓侯”。“子春，吾离长子，周诸侯，谥祁侯，国并于楚事见鲁庄公十六年传，生殁阙葬双湖观形”。

析：吾离父子是春秋战国时见之于史仅有的两位邓国国君和曼氏邓姓的先祖。祁侯是世袭邓侯，史籍中称祁侯是为了区别于之前的所有邓侯。对于这位亡国之君，曼氏邓姓编谱的先祖也不愿多写，甚至连如何亡国的都让后人自己去查找，可见曼邓姓后人对亡国一事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偏见。祁侯是死后谥封的，是贬义上的侯，即无封地之侯、空侯。邓禹公谥元侯则是裹义上的侯，有天下第一侯之意。

堂谱记载：“传至吾离来朝于鲁由周桓王在鲁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袭封邓侯都于河南南阳处邓州新野之间也”。

析：曼氏邓姓的先祖吾离，不是秦朝时配张仪之姝的吾离，而是史籍中记载的公元前705年到鲁国访问的邓侯吾离。“吾离袭侯国于邓州”， 可以说明吾离袭侯国时，邓国所在地在河南南阳邓州一带。从地理上看，“都于邓州新野之间”，与马世之先生所推断的完全一致，即：“都城在河南邓州西南的林扒镇”。

林扒镇是邓州四大古镇之一， 历史 上肯定辉煌过，明朝以前此地叫邓林，春秋时叫什么无可考。

邓国在邓州，已有诸多名人、专家和学者都论证过，一致认为邓国的所在地在邓州。但邓国的国都在哪里，至今仍存在一些争执。有人说是河南邓州，有人说是湖北襄阳，有人说是西周时在邓州而春秋时在襄阳邓城。很显然，认为在襄阳的依据是有团山邓城遗址。笔者以为，古邓国的疆域西南以汉水为界，北邻古申国（今南阳市东南，邓州市以北），东临唐国和蓼国（新野），总面积应该有数千平方公里。有人说超过一万平方公里。

春秋初，此区域除邓国外，应该没有其它国家占有过，直至公元前678年邓灭归楚。吾离袭侯国于邓州时，其都城肯定在邓州，也就是说自西周初至春秋初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周邓国的治所或国都一直在邓州，邓国的中心也在邓州。吾离袭封侯国后，将其女许配给楚武王，当时楚称霸中原野心未露，存在吾离迁都的可能性，但不能仅凭邓城遗址就断定这里是邓国所在地和邓国的中心，将邓国的版图缩至邓州以南。据史籍记载，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伐申过邓”时，邓国的北疆仍是以申国为邻。因此，笔者认为邓城是邓国中心的说法是有意将邓州和那块邓地排除在邓国之外，这与我邓氏族谱记载是相违的，也不符合 历史 事实。

三、亡国后的吾离子孙

堂谱记载：“四代，敏，生殁阙，葬汝南城北向阙”，“十二代，严嘉，生殁阙葬河北颕川山向阙”。

析：本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十七位先祖，只有第十七代祖进平公的记载清楚完整，大多无生殁葬向，但有五位先祖葬“河北”汝南至颕川一带。其中，第四代祖敏公，是邓侯吾离的曾孙，是邓国出生的最后一代，是曼氏邓姓得姓先祖中的一个。敏公应该见证了故国的消亡过程，他生在邓州一带的邓国，但死后却葬在“汝南城北”。据此，笔者认为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吾离公子孙在国并于楚后，不甘心受制于楚人而选择了迁徙，终点是古蔡国。或者说，至少是吾离公长子祁侯一房的后人迁徙到了古蔡国。

迁徙的终点必须是古蔡国。这是因为古蔡国召陵至颕川一带是曼氏的发源地，在古蔡国中还有一块先祖的封地——邓襄寨。除此之外，他们别无去处。

根据春秋时期先祖墓葬地的记载，还可以推断出下列事实:1、古蔡国的所在地就是史籍和族谱中所记载的“河北地”。2、古蔡国是曼氏邓姓先祖决定改曼姓以故国国名邓为姓的地方。3、古蔡国是第一个冠以邓姓的曼氏后人的出生地。

吾离子孙在蔡地辗转生息了四百余年，共繁衍了十三代人（五至十七代），十三代人中，有郑国大夫惠襄，卫国大夫邓郏，宋国大夫邓子丹，齐国大夫邓威安。至十七代祖前秦左相邓佑（进平公）协助秦始皇扫平六国，将楚人逐出中原“解放”了曼氏故国后，大部分曼氏邓姓人才陆续迁回南阳盆地。迁回的曼氏邓姓人主要聚居在河南新野、邓州和南阳府附近，因该三地都有先祖的墓葬地记载。

四、曼氏邓姓的得姓先祖与第一代祖

堂谱记载：“我族得姓来自国名”，“我吾离后裔缅怀先祖，眷恋故国，乃改曼氏为邓姓，史书上国并于楚以国为姓《左传》，此即我邓姓由来”。

析：此是关于曼氏邓姓姓源的记载，与史籍中的记载相符，并可以从中推出曼氏邓姓的得姓先祖和第一代祖。据此记载，可以证明以“武丁王封叔父曼公于邓”和“武丁王赐曼季邓姓”作为邓姓之源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错在以上说法都否认了曼氏邓姓众所周知的、以周诸侯国国名邓为姓的姓源。

公元前678年以前，曼氏邓姓的先祖均为曼氏或曼姓（含前678年出生的先祖），改曼氏为邓姓是在公元前678, 年以后的事，这一点是曼氏邓姓人都清楚的。那么，是谁改曼氏为邓姓，换句话说谁是曼氏邓姓的得姓祖呢？笔者认为，改曼氏为邓姓的人在史籍和族谱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并非什么千古之谜。“吾离传嗣祁侯国灭于楚，子孙以国为氏”，“吾离国灭于楚，后人因氏之”，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改曼氏为邓姓的是吾离的子孙和后人。人们普遍认为，以邓为姓自吾离第五代起，史上第一位邓姓人鲁国邓扈乐，推算起来应是吾离第五代子孙。据此可推定，改曼氏为邓姓的是吾离的第二至第四代人，这三代人均是曼姓（春秋时开始姓氏不分，故史籍中称“邓国，曼姓”），均是曼氏邓姓的得姓之祖，他们是一个群体，, 是他们共同商定改曼氏为邓姓的。

堂谱记载：“祖吾离，周诸侯，元城公长子，母田大夫人祚侯之女，春秋桓公七年，邓侯吾离来朝是也。公袭封侯国于邓今河南南阳府之邓州，其初称曼氏迨，公传嗣祁侯国灭于楚，始以国为姓，此邓氏之所由起也，故因流溯源俾后嗣得有所考云。生殁阙寿六十有三，葬河南南阳向阙，墓前石狮石马犹存”。“吾离公位下十七代祖邓佑（进平公）致仕归里，长居邓地，创修《邓氏族谱》，尊吾离公为邓姓始祖”，“尊吾离公为一代始祖”。析：此段将吾离其人，邓国所在地、邓姓来由和邓姓始祖、第一代祖记载得非常清楚，并说明了如此记载的目的是为了后人探本溯源有所考。吾离第十七代孙进平公为前秦左相，谱序中称他“首创邓氏谱牒”。

吾离公的生平资料见之于史的有：将两位女儿邓曼（邓国曼姓女，讳名）分别嫁与郑庄公和楚武王；鲁桓公十七年访鲁；邓巴楚之战等，另邓襄寨有“邓侯休闲之所”的传说。中巴楚之战发生在公元前703年，是吾离公在位时亲自指挥的一场以弱抗强的战斗。此战时公虽年逾花甲，毫无惧楚之意，三进三退，虽败犹荣，这给了某些编造“邓侯惧楚”的人一记耳光。公逝于公元前702年至689年间。

邓侯吾离本曼氏，春秋时姓氏不分后有史籍称曼姓。公并非邓姓第一人，何以被奉为曼氏邓姓始祖和邓姓第一代祖，道理很简单即：曼氏邓姓的得姓祖是一个群体，是吾离2-4代子孙全体，他们中任何一人都不可能称为邓姓始祖，但他们的共同先祖是吾离公。所以，吾离公为曼氏邓姓始祖和第一代祖是后人尊的，并在曼氏邓姓第一次制谱时载入谱册，传承至今。

五、曼氏邓姓的发源地

堂谱记载：“我族得姓来自国名，邓国地处河南南阳，我族以南阳为郡名”。

析：曼氏邓姓的姓源是以国为姓，这个国是指周诸侯国邓国，而邓国所处地在西汉时属南阳郡管辖，故先祖们说以南阳为郡名。姓氏书中的“望出南阳”和我族称为南阳邓氏均据于此，因此可以说曼氏邓姓的发源地在河南南阳。说是南阳，但“中国万姓出南阳”，曼氏邓姓只是其中之一，它必须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地区。中国 历史 上但凡以国为姓的，大都以该国所在地为姓氏发源地，曼氏邓姓也不例外，所以邓小平宗亲也认为邓姓“始于邓国”。始于邓国是因为我族得姓来自邓国，所以这个姓的根理应在邓国。周诸侯国邓国才是先祖们认定的曼氏邓姓的发源地，邓国所属区域内的任何一地，过分强调本地是邓姓发源地的言论都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我族先祖之意。

邓州。邓州是古邓地的中心，是周诸侯国邓国的所在地和中心，应该是曼氏邓姓发源地的代表地。堂谱中有“自周至秦，我族蕃盛于邓州和新野”以及先祖葬“邓州山”的记载。笔者以为，邓州有多少土著邓姓人，古时此地是穰还是县，发掘出了多少文物古件，邓侯吾离是否葬在那座山上等，有待于邓姓人和考古学家，地理学家等不断地考证，不断地加以证实。而一个地方政府筹措资金，为一个姓氏的先祖塑像并建立陵园，这在国内尚属少见，凭心而论，曼氏邓姓人理应心存感激才是。曼氏邓族人到邓州寻根谒祖也无可非议。

新野。新野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期间曼氏邓姓的聚居地，“天下邓氏尽出新野”话说得不算太过分。家谱记载有十四代先祖知可公葬“新野红蓼港”（约公元前330年在世，比邓况早两百多年到新野）。曼氏邓姓中兴之祖邓禹公出生在新野，与本宗先祖同住一地。

邓城。湖北襄阳樊城区曾是古邓国属地，邓国在此建有城防，至今留有邓城遗址。此地还发掘出大量有邓字铭文的铜器和几座被考证为是邓国贵族的墓葬，这些 历史 存留物对于研究古邓地、邓国和邓人有着极大的价值。但是，若没有史、谱、志的记载作为佐证，就轻意认定此地是武丁王中兴时的“曼地”和“邓地”，是周邓国所在地和中心，是曼氏邓姓的发源地，则难以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先祖们认定曼氏邓姓的发源地在周诸侯国邓国，其地属南阳郡，其中心在今河南邓州一带。

两千六百余年来，我曼氏邓姓子孙遍布环宇，良臣骁将代不乏人，遗风盛誉永垂千古。自春秋至秦，邓姓名人在史籍和堂谱中均有记载。西汉时，又有大将军邓邦惠、廷尉邓蔚、岳州牧邓文升、鄂州刺史邓子周、北平太守邓长钜等，连接西华侯邓晨先祖四代为官，我曼氏邓族在南阳地区无姓氏能与之比肩。东汉初，西华侯邓晨公和“中兴之祖”邓禹公将我曼氏邓族带至了氏族之林的最高处。（作者 湘东二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