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生于何地？有河津与韩城之说。而我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理由有三：
　　一有司马迁《自序》为证。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就是指河津，而不是韩城。先看司马迁自己怎么说。凡是熟读《自序》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在讲了自己的先祖从司马错到司马喜七世都世居“夏阳”(即韩城)，并对自己父亲司马谈的经历和成就(论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后，才说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显然，这里有转折之意，“龙门”指的并不是“夏阳”。如果是指“夏阳”，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生“夏阳”，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据他先祖世居“夏阳”，谁还不知道他也生于“夏阳”，而突然冒出一个“迁生龙门”呢在讲述自己与先祖同居一个地方时，前后运用不同的概念，这在行文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尤其是对于司马迁这样的大手笔。从这里我们可看出，“龙门”肯定是另有所指。指哪里呢只能是河津。
　　河津最有理由称“龙门”。河津与韩城仅一河之隔，我也认为，“龙门”两边的山都叫“龙门山”，“龙门”也为两县所共有，正如黄河所共有。但是，“龙门”作为一个地方的代称(“迁生龙门”，“龙门”是地方代称，不是指“龙门山”，也不是指禹凿的“龙门”，虽然这个代称由此而来)，只能是指一个地方，而不会指两个地方。那么，作为地方，河津、韩城谁更有理由称“龙门”呢只能是河津。这与地缘文化有关。河津在河东，为之阳。黄河两岸所共有的东西，一般都以河东为代表，以阳为代表。如“龙门”所建禹庙，东禹庙规模很大，是主庙，西禹庙很小，是配庙，为何这样设计，这样建筑，就是这个缘故。河东又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尧舜禹时都建都在这里。“龙门”是禹凿的，而河津又紧邻都城，来往比较密切。“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河津称为“龙门”是很自然的事。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也建都于河东，他绝不会舍近而求远，跳过河去，称韩城为“龙门”的。事实上，河津自禹凿龙门以来就称龙门了，河津有从北魏到北宋近700年的建“龙门县”的历史，并曾设立过“龙门郡”，这是河津先前就代称“龙门”的铁证。后来，“龙门县”虽改称“河津县”，但历朝历代，一说“龙门”。谁不认为就是河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迁生龙门”，指的就是河津。
　　大概怕后人会产生误会，司马迁在“迁生龙门”之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耕牧河山之阳。”这是对“龙门”就指河津的精确注释。在这里，河，就是指黄河。龙门山之南，黄河之北，谓之阳，指的正是河津这块地方。韩城与山之阳相符，但与河之阳是无论如何挂不上钩的。至于河津当时叫“皮氏县”，为何司马迁不说“迁生皮氏”而说“迁生龙门”这是因为当时“龙门”的名气已经很大，外人甚至知“龙门”而不知“皮氏县”，这也是后来“皮氏县”改称“龙门县”的根本原因。
　　二有司马迁的坟墓为证。司马迁死后葬在河津。虽因年代久远，自然灾害的侵袭，司马迁的墓庙已不复存，但这有郦道元的《水经注》为证。郦道元是北朝人，伟大的地理学家。《水经注》是经他实地考察，“寻图访迹”，在对《水经》作了周详的考证韵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期，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说：“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
　　怎么理解这段话呢“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说的是黄河出龙门又向南流去，右边靠近韩城的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这讲的是司马迁墓庙的位置。“东南”，即黄河之东南，即河津地界。“迳司马子长墓北”，说的是黄河迳直从司马子长墓的北面流过。这说明司马迁的墓庙在苍头村以西，石咀以南。黄河出龙门，流经清涧湾，直扑石咀。受阻，滑向西南流去。
　　“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这是郦道元当时看到的墓庙的情况，并说明这是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到河津司马迁墓看了他的墓碑，为其功德所感动，才为他重修的。
　　“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这是郦道元看了司马迁墓庙后所发出的感叹，即：太史公在《自序》中说他生于龙门，这是对的，这里就是他死后埋葬的地方。这里，郦道元也确认，“龙门”就指河津。
　　《水经注》郦道元的这段记载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他生在河津，葬在河津，还不是河津人么
　　有人以现存司马迁庙在韩城方凭，说司马迁是韩城人，这不对。众所周知，现存司马迁庙司马迁的坟是衣冠冢，而不是真坟。这说明该庙只是一座纪念性的庙宇，而不是真坟的所在地，这反而证实了《水经注》所载司马迁墓在河津的真实性。韩城司马迁庙为宋时所建，至今还不到950年的历史。司马迁是河津人，韩城人为什么给他盖庙这是因为，司马迁祖居韩城，那里的人们也以司马迁为荣，遂建庙以示纪念，以彰其功德。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说建庙是为了证明司马迁是韩城人，那就是建者所误了。若不是建者所误，那就是后人对建者所误了。
　　三有司马迁的后裔为证。河津今距司马迁墓东约10里，有个辛封村。村里有姓司马者20来户，近200来人，世称自己是司马迁的后代，且有家谱，至今还保存着世传的司马迁的朝王板。这个村也世称司马迁故里。这是司马迁是河津人的血亲证据。
　　韩城那边并没有姓司马的。说司马迁是韩城人，又找不到姓司马的，这说不通。有人说有后裔，因避难，改姓司、姓马、姓同、姓冯了。这也说不通。司马迁因受李陵之祸被判刑，但并未株连九族。他的女儿、女婿、外孙都活得好好的，且女婿、外孙都受到汉武帝的重用，缘何他的远在家乡的儿孙们要改姓呢有人说不是当时改的，是后来改的。司马迁当时受难时都不改，后来平反了，又当了太史公，得以完成《史记》。《史记》问世后，司马迁声望逐高，为世人所敬仰，这只能庇护自己的子孙，怎么反而有害了呢“辟莽乱”，“辟刘宋之祸”，也难以成立。封建社会的刑罚是很严酷的，哪有改姓就能避免得了的封建社会也从未有过以改姓代刑罚的政策。况且，若要改姓，改姓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要改四姓还有，如果确因避乱改姓，那么乱过之后，就应改过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改，还不返祖归宗呢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辛封村不仅有姓司马的，而且这个村名也叫得很不一般，很可能与司马迁有关。《汉书》载：王莽新朝时，封迁后为“史通子”。历经磨难的司马迁的后代及乡亲突然得到这样的荣耀，欣喜之余，把自己的村名由“太和坊”改为“新封村”，这是情理中的事。后来，为纪念司马迁，为纪念这个功名的来之不易，里边含有许多辛酸，把村名又演变为“辛封村”，谁又能说没
有道理呢？这难道不也证明辛封村确是司马迁的故里，司马氏是他的后裔吗
　　以上三证，足以证明司马迁是河津人。那么，司马迁的先祖世居韩城，其父亲也生于韩城，司马迁缘何就成了河津人呢？这是因为司马谈在年轻时迁居到了河津。虽然史无明确记载，但并非毫无依据。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其父病逝于周南。但葬于何地，并没有说。把世居夏阳的世祖死后葬于华池、高门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唯独不交待自己的父亲也葬于华池或者高门，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疑点。这说明，司马谈很可能葬于别处，葬于他的迁居地河津。据司马迁后裔讲，距司马迁故里辛封村西北约10里的地方有一座司马氏的远祖坟，这座坟很可能是司马谈的墓。这至少是目前证明司马谈葬于河津的一个证据。
　　司马谈为何要迁居河津呢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求学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说明司马谈年轻时主要是在外求学，不然他就写不出《论六家之要旨》那样的使自己一步登天的旷世文章。那么，在哪里求的学呢河津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地方。河津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乡，魏文侯时曾“西河设教”50年，不仅对河津，而且对河东及山西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时离魏文侯时并不远，想必当时河津的教育事业也很兴旺，文化的底蕴比较雄厚，是黄河中游学子求学比较集中的地方，且河津与韩城离得很近，到河津求学应是司马谈最理想的选择。由于长期在这里求学，产生了感情，并认为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有利于自己子孙的熏陶成长(司马迁成为大史学家、大文学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决定迁居。迁居就迁在当时的太和坊，即今辛封村。太和坊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里，是“西河设教”的主场所。司马谈之所以迁居这里，这和司马谈迁居的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二是返归故乡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其远祖是从晋适秦，人“少梁”的。那么，司马迁远祖是从晋的什么地方迁到“少梁”最有可能是河津。因为河津、韩城离得很近，为避乱；过河就可以达到目的。河津是其远祖的故地，即使不是，山西总是，加上他长期在这里求学，有了感情，这就迁回了河津。事实证明，他也确实迁回了河滓。
　　最后，作一大胆推测：司马迁为什么叫“迁”谁能说这与司马谈迁居河津毫无关系呢谁能说这不是对其迁返故乡的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呢？我说，很可能是的。
　　司马迁是河津人应当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