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是指古人按照编纂人员的类别或体系编纂的书籍。按照《释名》的解释，谱的意思是“布”，“布能见物”；即“心境”也，“主述世界如一统一心境”此起彼伏；或者如《广雅》所说，它在古代的意思是“家谱”、“家族家谱”，因为“它是写在记忆里的书”。或者如《文心雕龙书记》所说，意思与“普”相同，指“注天下之序，学万物之史”。东汉郑玄的谱是《毛诗》，就是这个意思。古人讲究的是家族血统，所以地图集出现的比较早。如果加上“在河里画图”和“在河里写书”的传说，地图册的出现会更早。只是到了汉代，“图”才被“书”所取代。所以司马迁把世系和谍作为写史的框架，才在《史记三代世表》年说“殷以前，诸侯得不到谱”。据《梁书刘杳传》，桓谭《新论》《太史公《三代世表》，侧线斜，周浦之效》。由此可见，谱名应出自周朝。

据《汉书艺文志》说，当时的秘府里有《帝王诸侯世谱》之类的书。103010隶属于历史部，它有一个“谱系”的范畴。初唐就有记载，也有不少家谱。可见其渊源自有渊源，源远流长。魏晋以后，写物书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还加了图和诗。但到了唐代，又有一部分被列在“小说”或“艺术”的次类中，然后所有没有隶属关系的杂书都被视为分数。直到宋代诗人尤茂《隋书经籍志》创造了一个“谱录”门，所以命名不一，由仙桂取之。至于“录”，根据《遂初堂书目》，是指“录之器”，即记录言行的书；作为动词使用，也用于记录、记载、讲述，还有二阶、阶的意思，按照一定的类别、阶进一步指出此类书籍中编制人员的性质。清朝《广雅》年，由于尤茂的创作，专门设置了《资补普雷璐》，在其下沉淀了器皿、食谱和植物、鸟兽、虫鱼三个子类。在这一点上，家谱等古籍在文字学意义上有了明确的解决。

翻阅这本浩如烟海的汇编，深深感到宋人学习之认真勤奋，闲暇之深远，尤其令人钦佩，令人神往。记得以前看过知望借鉴楚辞和民歌写的事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运用类比的方法在分类整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写事”的自觉意识，真的很特别。考察知望的作品《绍陶录》 《山友辞》和《水友辞》 《续辞》和《余辞》虽然很小，但很有意义，有利于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正如他所说，“虽未补天下，无益于己。”说到知望，他的职业生涯坎坷，在朝鲜为官的时间很短。多年后，他转战幕府，漂泊异乡，晚年隐居。他不仅写了《别辞》，还为隐士做了《正法世谱》。之所以是山水之友，乐此不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通过“察物性”“暗示他者”来“导人心”，在《辍耕子世系谱》中，他还称“于之原趣，物态为冀涛陵而已，喜耳目者多，精于简策者少”。看到他的讽刺，他什么都知道，借用托比的话题，很刺激。不仅仅是因为漂亮，更是因为人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要知事修身。

这就让人想到那个时代，为什么贫弱没落的世界，偏要固步自封，产生了这样专门的学问甚至文明的精华？提到最多的自然是国家意志的设定。感受到唐末五代的战乱，宋朝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云韬堂楚辞后序》年有一个誓言“不杀士大夫或写信的人”。由此，传统注重培养士子，给予升迁。在唐代，一次进士只有二三十人，而在宋代，进士有二三百人，最多一次五六千人。结果唐朝只有三千进士，宋朝有十万进士。所谓满清朱子贵，全是文人。还尽力任用文人，包括钱谷的秘书、世运使、边防大臣等。甚至“冗官”与“冗兵”、“冗费”一起被称为“三冗”，给政府行政和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劝和促学。不仅有许多政府办的学校，还有许多政府赠送的书籍、牌匾和田地。书院也兴盛起来，私人讲学蔚然成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印刷出版业发展起来，由官刻、坊刻、私刻组成的公私刻书业蓬勃发展。内容包括各种农、桑、医计算，经典、历史四个子集可供选择。不仅皇家秘阁和州郡学堂藏书丰富，士人之家也有，动辄数千卷。这就使书籍变得普遍而容易获得，消除了从未有过的耳濡目染之苦和手抄之苦，使“一个人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六经之后不得不在窗前读书”成为社会共识，“孤寨亮至天明，人知夜读”成为随处可见的世俗风景。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社会从尚武之国变成了金融之国，从马背之国变成了学习之国。虽然不是真的，但也不远了。

或者认为宋人对这本书的研究，甚至是米、茶、酒、药，都与他们时代阶层的“耕桑”标准有关。诚然，他们说的不错，但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思想——文化确实对人们的纯知识兴趣的形成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

宋朝处于以盛唐为标志的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末期。由于国力衰弱，内忧外患，士人普遍对社会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变得深刻而内敛，向外拓展的能力和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与党争政务带来的不断纷扰，也让仕途的吸引力大打折扣。这些都促成了“仕隐文化”的发展，一个更注重自省的时代终于到来。正如叶伟《太祖誓碑》所说“少年爱美，壮年大胆，中年朴实，老年悠远”，宋人晚年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范围有所减少和缩小，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却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常态。而前王《煮药漫钞》，曾称“行善者，行善而自沉；名正言顺者，名正言顺者，心藏者”，证明他们比那些对后代有贡献的人更关心精神的富足和内心的充实。

这种对“自我”和“真诚”的寻找，与他人接受学习和心理的影响、对物理的深入研究、对寂静的特别关注有关。前者比如唐人喜欢其他行当，宋人喜欢园林。在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寺庙园林和陵墓园林之外，它是特别好的选择

，可知其技艺之高超。又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其时有的私家园林是对外开放的，允许甚至主动吸引人入园欣赏。这带动了园艺业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专司选石的“山匠”及“园户”、“花户”等。赏花、簪花、花馔、画花与花卉贸易，构成一完整的产业链。又，唐人普遍喜好牡丹，他们则更好梅花，虽“十友”“三十客”之目在在多有，但于梅花情有独钟，为其“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弃疾《临江仙·探梅》），或如清人邹_《三借庐笔谈》所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韵，松令人逸”。故范成大有《范村梅谱》，黄大舆编《梅苑》，起于唐而至于南宋初，共得词十卷四百首。《全宋词》所及植物意象中，梅出现的次数也最多，达2953次。理宗时，张道洽好作梅诗，一人竟达300多首。东坡曾批评王曼卿不懂“梅格”，其《定风波·红梅》词有“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之句，相关词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刘克庄作《落梅》诗，因“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而被控为讪谤当朝，坐牢十年的，所谓“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上博藏《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后者，与前及重六经讲习，好“察于人伦”的同时，理学家又好讲“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养须用敬”同时，又好讲“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卷十八），故主张“以物为友”，每每极言“物，吾与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并常常“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说唐人每每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迁，他们则觉得天下百事，宇内万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倾的同时，主体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强。这种主体性既表现在能置物远、置心静和置语淡上，也表现在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明，可为大夫”的自负上。由此喜欢辨析细微，专注格物穷理。说起这种格物穷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学语境下士大夫心理趋于内倾、思考能力趋于深化的标志。

这里说到谱录类书，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上近于西人所说的博物学，它在中国发源于《诗经》《尔雅》，故《左传·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说法，但在古代并未成为正式的学问，却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识追求，进而成为弥漫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众多博雅君子，锦心绣口，宋初卢多逊以百二十首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吴淑以百首赋论百种事物，人称“百篇科”。他们既即辞求事，复即事求意，进而赋诗托物，书画寄兴。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要岸然自命，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后世翁方纲《石州诗话》则由衷地承认，“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实，观其坐讽一篇，能周知万品，又借题托比，触目起兴，常能于美刺法成、继轨风人之外，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养，虽千载之下，仍使人感佩无已。

由此想到史尧弼《策问》所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和陆游《吕居仁集序》所谓“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诚非自夸。明人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晚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将其贡献与影响说得至为清楚。当然，人们更熟悉的是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还有钱穆《理学与艺术》所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谱录的发达，正是其显而至显的表征。

对此，汤因比是用“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来表达对这个朝代的肯定，谢和耐则更具体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时的人视野阔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谦虚好礼，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视交谈艺术，所以“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致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他的这个观察应该不排斥、甚至包括谱录一类的著作的吧。（汪涌豪）

贷款花户有两层含义：

①不良记录，如多次逾期、其他人代偿、呆帐等。说明该人已没有偿债能力或还款意愿不足。

②多头贷款，如在多家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征信查询次数多且集中、贷款次数多等。各机构风控标准有差异，多头贷款说明出借方对其偿债能力有怀疑，不敢借给其更多资金。

对于这类客户，以后的金融机构一般会按风控要求拒绝其贷款的。

第一世（始迁）文友 相传为旺公之子雅好孔子春秋元末避乱隐于巢湖之滨诗书教子不求闻达实高尚之流也因子永安永忠功赐封侯爵妣□氏子五人长永清次永坚三永宁四永安五永忠

第二世永清 文友公长子元至正年间举人明洪武初以本生子升贵赠明威将军公笃嗜诗书隐居不仕妣邵氏封大德人相传其后嗣多半徙居苏州枫桥及湖北武昌府

第二世永坚 文友公次子巢湖水军主要指挥者之一后投奔陈友谅仕汉汉灭后隐居湖南湘阴前四子迁回湖北其余子尚居湘阴

第二世永宁 文友公三子元至正进士候补县丞明初后裔迁回湖北

第二世永安 生于1320年卒于1366年字彦敬文友公四子洪武初封楚国公后改封郧国公妣林氏龚氏无子以长兄永清公子升承嗣祥

第二世永忠 文友公五子生于1323年卒于1375年妣王氏一子权又妣何氏一子志广（见广东南雄廖氏族谱）明初封德庆侯后裔散布湖北、湖南长沙、广东南雄、广西等地据传江西、四川临水县也有其裔

第三世升 永安公继子生于1335年卒于1426年荫封指挥使妣夏氏子四人长基次垕三矶四垣建文四年受侄儿镛，铭案牵连发配广西戍边公元1225年获赦还乡湖北

第三世权 永忠公子生于1347年卒于1385年妣徐氏花氏王氏明初以功臣子为散骑舍人洪武九年从冯胜练兵西安十一年从御史大夫丁玉征松叠等州克之十三年袭封德庆侯十四年从颖州侯傅友德征云南十五年领兵守毕郡寻守泸州十六年夏五月召还十七年夏四月癸已以疾卒子四人长镛次铭三钺四钟

第四世基 升公长子妣□氏子三人长子承庆次子善庆三子余庆

第四世垕 升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矶 升公三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垣 升公四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镛 权公长子生于1367年卒于1402年袭封德庆侯官至都督妣方氏据《廖姓史话》载其孙廖垂远从江西迁湖南长沙按公与弟铭同受学于方正学先生先生被难二公笃师弟谊收其尸瘗于聚宝门外山上遂同坐死并追去所赐铁卷金章母女谪发浣衣局子侄俱发充奉义金山两卫军史称被逮时母王夫人泣送之曰今日之事皆好读书所致此后家人切勿读书二子泣顾曰此事非读书人不能作传语后代儿孙益当读书云厥后金陵建方正学先生祠二公皆配享焉

第四世铭 权公次子事略同镛公妣李氏后世迁湖北潜邑黄中垸

第四世钺 权公三子袭封指挥使死于广西戍所妣□氏子嗣无考

第四世钟 权公四子隐居湖南华容

第五世承庆 基公长子袭封指挥使妣□氏子三人长奉次春三泰按公以方正学先生案株连发充广西奉义卫军田宅金章铁卷尽被追去宣德时观察某奏请清勾靖难罪名旋赦还复官职公在戍日夜哭泣竟以瞽废辞不仕复触朝廷怒发守凤阳陵寻卒

第五世善庆 基公次子卒于广西奉义卫军戍所子嗣失考

第五世余庆 基公三子子嗣失考

第六世奉 承庆公长子妣□氏一子赞

第六世春 承庆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六世泰 承庆公三子正统举人官山东钜野县教谕升河南河间府教授妣□氏子三人长许次谊三让按廖氏自元末迁巢湖户族流离谱牒失传公始搜订之承先启后实有大功焉

第七世赞 奉公子子嗣失考

第七世许 泰公长子妣□氏子二人长世兴次世华

第七世谊 泰公次子明廪膳生妣向氏子一人世昌

第七世让 泰公三子后裔徙居寿县安丰圹廖家老圩（详见寿春廖氏宗谱）

第八世世兴 许公长子妣□氏一子伏亨

第八世世华 许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八世世昌 谊公子明庠生妣韩氏子三人长伏初次伏元三伏思

第九世伏亨 世兴公子妣□氏子嗣失考

第九世伏初 世昌公长子妣□氏一子自勉

第九世伏元 世昌公次子字柳溪明庠生著有柳溪集公自凤阳陵戍所迁居寿县东乡王叶巷坊因以廖家湾名葬于本村前卯乙过峡转巽卯山酉向妣宋氏合墓一子自新

第九世伏思 世昌公三子妣□氏子二人长自成次自功

第十世自勉 伏初公子妣□氏二子长必登次必选

第十世自新 伏元公子字守畦明庠生附葬伏元公墓左侧妣刘氏合墓子三人长严次秀三实

第十世自成 伏思公长子妣□氏一子必春移居怀远廖家巷

第十世自功 伏思公次子子嗣失考

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社会地位最高；第二等是中亚细亚人（色目人），社会地位次之；第三等是汉人，即原属金国统治下的中原人；第四等是宋王朝的遗民，蒙古贵族称之为“南人”，地位最低。铁木真曾规定：凡杀死豪古人的，须偿命；杀死色目人的，罚80两白银；杀死一个汉人或南人的，只要交一头毛驴就可以了。蒙古贵族统治者将“汉人”和“南人”每20户编为一“甲”，首长叫“甲主”，由元“政府”派蒙古人担任，这20户人就是“甲主”的奴隶，财产和妇女任由“甲主”享用。蒙古统治者还禁止“汉人”和“南人”打猎，不准“汉人”和“南人”练武术和持有兵器，连赶集做买卖、拜佛集会、夜间出门行走也被禁止。蒙古贵族又特别崇拜喇嘛，任他们为所欲为，于是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活佛”，却是“汉人”和“南人”的灾难。他们所到之处，随从如云，或强占民宅，或强占民女，或勒索财物，或挖掘坟墓**金银珠宝……。为避乱，文友公举家辗转来到巢湖水边。适值江淮大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反抗元鞑的暴虐统治，也为保一方平安，文友公五子永清、永坚、永宁、永安、永忠在巢湖建立水寨，训练水兵，扯起义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5月，朱元璋义军驻和阳，欲渡江发展而苦无舟楫。永安兄弟和俞廷玉父子相约投奔朱元璋，元璋大喜，曰“天助我也！”亲自迎接永安等于巢湖水寨。得到这千余艘战船，万余名水兵，特别是永安兄弟和俞通海兄弟皆才勇之将，长于水战（明史称永安为水杰），朱元璋的起义军如虎添翼，声威大振，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终于摆脱“高筑墙、广积粮”的被动防守局面，转入积极进攻阶段。

从1355年到1368年的十三年中，永安、永忠任正、副水军统帅（永安陷吴后，永忠任水军统帅），协同徐达、常遇春、汤和等陆军将领先后打败元中丞蛮子海牙，灭掉汉陈友琼、吴张士诚，又讨降方国珍、陈友定进克福州。使得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朱元璋的势力范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了明王朝。

洪武元年（1368年）永忠拜征南大将军，由海路取广东。东莞伯何真归降，至广州又降元将卢左丞，擒海寇邵宗愚而杀之，广人大悦，广东悉平。接着进军广西，在梧州降元达鲁花赤拜住，继而攻克南宁、象州，广西悉平。洪武三年，永忠从徐达北征，攻克察汗脑儿。洪武四年，从汤和帅舟师伐蜀，败夔府守将郭兴，智取瞿塘关，擒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继而帅舟师直捣重庆、铜锣峡，蜀主明升投降，又招谕成都守将戴寿、向大亨等归降，蜀地悉平。洪武五年，从徐达北征，收复和林。洪武六年帅舟师扫荡盘据在沿海岛屿上的倭寇（日本海盗）大胜而归。

由是可见，永安、永忠兄弟的战迹几乎遍中国，尤其在长江流域，华南、西南诸省战功最为显著，堪为开国元勋。朱元璋曾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之悬于门上。又在“平蜀文”中褒其功，有“一傅二廖”之语（傅是傅友德、廖即廖永忠）。洪武初封永安为楚国公后改封郧国公，封永忠为德庆侯。一时廖家成为应天（南京）的名门豪族。

事态有变。永安攻打张士诚部和徐达攻克宜兴，乘胜深入太湖与吴将吕珍战时，战船搁浅，后续部队迟来一步，永安被俘。张士诚爱永安文武全才，欲招降之，不从而被囚，八年后死于吴，吴平后，灵柩运回南京，太祖迎祭于郊。葬于钟山，因功配享太庙。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永忠“功超群臣”，为何不封公爵而只封了次一级的侯爵呢？

先前，朱元璋起义初期，因羽翼未丰，多次得到明王救援与庇护，朱元璋便拜明王为主而称臣，后来明王日渐式微，无奈之下，遣使谕元璋欲移驾应天，到元璋的地盘上来。元璋一面“恭迎”来臣，一面派永忠驾舟迎驾。至瓜步，船翻，小明王韩林儿淹死。这件事有些蹊跷。永忠舟可渡海作战，怎么会在太平水域翻船？永忠加害小明王自己又能落得什么？无论将来是明王称帝还是元璋称帝，永忠都只能是一个臣子。所以，明眼人一看便知究竟。由于只有永忠最了解内情，恐怕也就埋下了隐患。果然不出所料，如果“故止封侯而不公”也就罢了，洪武八年（1375年），终以“坐僭龙凤”被赐死，年仅五十三岁。当然，当年的功臣名将在朱皇帝坐稳天下后都没有好下场。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是也，火烧庆功楼在所难免了。

永忠死后，子廖权于洪武十三年嗣侯，十七年卒。权公子廖镛以嫡子为散骑舍人，累官都督。建文时惠帝常与议兵事，宿卫殿庭。可见廖镛在朝廷中的地位。不久，燕王朱棣兵变，攻克南京，建文逊国。忠于先皇惠帝的一班臣子一个个被杀。大学士方孝儒首当其冲，灭九族。廖镛与弟廖铭曾就学于方孝儒门下，见方横尸暴野，便收其遗骸而葬之，也被论死。灭九族，又加上学生一族，成为历史上“祸灭十族”的先例。这一次灾难非同小可，不仅田产宅第均被没收，还追回皇家先前赐予的铁卷、金章、第钺，所有男丁如三弟廖钺等一律充军边陲，妻女谪发浣衣局，沦为皇家奴。从此金陵廖家再无踪影。

廖家经过两次杀身之祸，死的死，充军的充军，能逃的则逃，又加上不断迁徙和军旅生涯居无定所，便形成后来支脉数省的罕见局面。

（一）廖承庆迁居凤阳，安徽廖氏家族

永安公无子，兄永清公子廖升过继而嗣之。升随永安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永安死后，升嗣公爵，授予指挥佥事。侄儿镛、铭惨案后，升公也受牵连，虽年事已高，仍被发配广西戍边。1425年，仁宗继位（年号洪熙），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边，余放还。”这该是建文时殉难诸臣家庭命运的一次转机。这时廖钺已死于边塞。升公除留下长孙廖承庆继续戍边，其余子孙皆获释为民，得以返回故里。宣德年间（1426—1435），宣宗为安抚死难诸臣的后裔，颁诏赦免诸臣，承庆公感慨先祖们的悲惨遭遇，终日恸哭，对恢复官职已心灰意冷，婉言拒绝了皇家的任命，这下又触怒朝廷，以其积怨未消，再贬凤阳守皇陵，从此便在这里扎下根。

经过数世繁衍生息，九世祖廖伏元（字柳溪）深感生口日繁居所紧缺，便将自己这一支及弟伏思一支迁到当时寿州东乡，现在的淮南市廖家湾，聚族而居，成为当今的淮南廖氏家族。大概与此同时，七世祖廖让公的后裔迁到寿州南乡，今寿县廖家圩定居，形成寿县廖氏家族。十世祖廖自功又自廖家湾迁到怀远县廖家巷成为淮南廖氏的一个支脉。十三世祖廖应桢迁到今日长丰县水家湖，后裔成为淮南廖氏又一支脉。自一世祖文友公起，在安徽的后裔到目前已传至二十二世到二十八世，其中人口最多的当属二十五世。

（二）湖北永清公永坚公永宁公永忠公后裔

据我谱载，永忠“其裔半在庐州府，龙池支谱载其子迁居湖广武昌府及四川顺庆府临水县或亦有所据也。”近查“湖北仙桃市廖氏谱（光辉和利和于2007年元月4日去湖北调查，复印仙桃市廖氏宗谱首卷一册），使我们对这一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世祖廖永清（派名道清号永德字子芳）元至正举人，分发湖北侯补粮捕府，二世祖廖永宁（派名道恒号永定字竹斋），进士，侯选县丞。见江汉之间田肥美，民殷富，便在梅子山前（今武汉市境）建立家园。我谱载文友公“雅好孔子春秋，诗书教子，实高尚之流也”。可见当时廖家是书香门第、功名之家。时值元末大乱，地方上的土匪盗贼乘隙横行乡里，生灵涂炭。为避乱，“乃至父母兄弟各异”。我们知道便有了文友公举家迁徙巢湖之举。明初大定，社会秩序大大好转，洪武二年，永清、永宁年事已高（1355年永安兄弟投奔朱元璋时，最小的永忠已三十二岁，到明朝建立时已四十五岁，可想永清、永宁这时都很大了。）便又回到湖北的家园隐居起来。永坚公曾在陈友谅部下做过事，汉灭后，隐居湖南湘阴。永坚公前四子后来也迁回湖北。仁宗大赦时，廖升率子孙（廖钺已死于边塞）也是回到湖北，当今湖北廖氏人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后裔。

据湖北八县廖氏联谱记载，后裔分布如下：

廖永清（湖北谱记为兰山，派名道清，号永德）生子六：瑾、瑜、瓒、瑨、瓘、琛。瑾、瑜不知去向。瓒（即廖升，永安嗣子）生子六：辅显、辅谟、辅翰、辅贤、辅明、辅仁，后裔散居汉川、沔阳（仙桃）、天门、潜江、监利、应城、荆门、嘉鱼、蒲坼、钟祥、孝感、汉阳等地。总人口最多的为仙桃市，人口最集中的是天门市。瑨公的后代聚居于潜江渔洋镇。瓘公的后裔居于潜江的袁硚和周矶。琛公后裔居于监利新沟镇。

廖永坚生子六：远、逵、通、达、遂、运。前四子后来由湖南湘阴迁回湖北。远、逵、通的后裔分别聚居京山、潜江、当阳。达后裔居荆门、钟祥等地。

廖永宁（湖北谱记为旭山，派名道恒，号永定）生子三：玮、璜、玺，后裔分别居于天门市的渔薪镇北千弓、石河镇海湾村、汪场之廖家河岭，还有一支迁襄阳。

（三）湖南永忠公和永坚公后裔

永忠公和永坚公在湖南的后裔，现已清楚的有六支：

一是永坚公的第五、第六两子遂和运没有回到湖北，其后裔居于湘阴。

二是永忠孙镛、铭、钺、钟的后裔，聚居于华容东山乡及湘阴等地。

三是永忠的六世孙，廖镛曾孙廖垂远，明正统年间由江西吉水县迁居湖南长沙市湘春门北门正街，形成一个廖永忠世系。其中第十世廖国遴，明朝末年官户部给事中，国遴的侄子廖远度是文学家。

四是郴州市宜章县栗源镇廖氏。据该地谱载：廖永忠有子三：邦佐、枚佐、从佐。邦佐始封御营指挥。洪武九年随黔国公平云南，公出力建功，奉召镇守长沙兼摄茶陵卫，殁于王事。妣符氏、马氏、许氏、阳氏，生子六：则斌、则善、则卫、则和、则忠、则华。后裔聚居于栗源镇石波潭村等地。历代功名鼎盛。早年建有永忠公祠，2008年重建。

五是永安公后裔，明洪武时迁长沙城，随迁长县白箬乡长冲及城南外烂泥冲。至1949年族人已有12000余人。宗祠设河西长冲。

六是永忠公后裔，明洪武年间由江西南昌徙居湘阴黄谷县，至1948年已传23代，共有4000余人。分布于归义乡丝塘、河市乡。宗祠在黄谷乡。

（四）广东永忠公后裔

广东廖氏这一脉主要有三个支系：

一是南雄支系。1368年（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帅舟师抵达广东，东莞伯何真率众官出迎，见永忠真英雄豪杰之士，便将女儿嫁给永忠。广东平后，奉太祖令进军广西，按当时制度，妻女不准随军，便将何氏寄在东莞，此时何氏已怀孕，后生子名志广。1375年，永忠死时，志广才七岁，何氏贞节不再嫁，携幼子定居南雄，志广成年后修祠于南雄珠玑巷，到1988年已传至23世，成为一个典型的廖永忠世系。

二是清远支系。据清远市《永忠廖公宗支族谱考》记载，广东清远市即今清新县珠坑坪杉树嘴又名雷公潭有永忠墓，清远滨江池水岭背村有永忠祠。公有夫人康氏、何氏、吴氏等。其中康氏生三子：尚英、尚俊、尚奉，后裔聚居清远。传到四世祖国谅后，陆续有部分后裔播迁广州市、韶关、黄埔、乐昌、越南等地。

三是怀集支系。明朝成化年间，永安、永忠后裔登宝等人由湖南邵阳迁来，至今已传二十五世，聚居于怀集县西北的兰钟镇。在后岗村曾建有宗祠一座。

（五）广西永忠公后裔

明初，南方岑伯颜不服明朝统治，仍坚持元朝体制，待广东平定后，征南将军廖永忠奉命进军广西，降服岑伯颜。至此，明朝基本上统一了全中国。洪武三年（1370年）永忠班师回朝，这次征南共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广西期间，永忠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安民兴业，民感其惠，为之立祠。永忠的部分后裔也便在广西安家落户。子孙昌盛，遍布南宁、武鸣、隆安、平果、田阳、上林、天等各地。先祖廖以庄官云南大理寺少卿，廖受珍官监察御史，廖应先官至中宪大夫。

另外在广西平南县东华乡也聚居有廖永忠后裔，据史料记载其始迁祖是日正。日正的祖辈是廖广，号君门，封千总军门提督。日正四兄弟：日正、日照、日闪、日升。日正生于明末清初乱世之中，为避战乱，随祖母来到阆口三甲落籍。日照后裔分布于安怀镇、官成镇、怀城镇、思旺镇以及柳州、象州等地。日闪嗣子其昌的后裔除居住平南县东华乡外，大部分分布在藤县大黎镇、东荣乡以及蒙山县陈塘镇等地。

又据广西平乐县廖氏族谱载：廖源广(1450～1528)，字泰弦，号绍堂，明代人，永忠曾孙，奉旨率师统兵进伐九洲楠木洞(今广西东部一带)，镇剿苗民叛乱。平定叛乱后，被皇上封为廖太尉征南将军昭灵太师金毗六殿显惠侯王，受命镇守九洲楠木洞。因爱此地山水秀丽，遂于弘治五年(1492)带领兄弟子侄从湖南衡州府清泉县珠玑巷(原名猪鸡巷)迁居昭州(今广西平乐县)东乡里榕津仙宫寨立寨创业。至今已生殖繁衍了22代后裔，分支遍布平乐、钟山、荔浦、恭城、贺县、昭平等六县的五十多个村庄，人口约有三万余。

（六）云南廖永忠后裔

云南板桥廖氏是廖永忠后裔，开基祖是应寿，由四川泸州迁至云南镇雄不受县平坝立业。应寿一子尚珍，尚珍生七子：明忠、明时、明政、明义、明和、明孺、明智。从应寿至今已传13代。字辈是：应、尚、明、君、联、启、发、仁、正、万、天、国、元、延、绵、永、世、洪、忠、怀、文、凤、登、朝、彩、兴、德、顺、祯、祥。

700年间，文友公的裔孙遍布大江南北，纵贯数省，播迁全国各地。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永安等兄弟的不平凡经历形成的。据我谱记载，永清公尚有一支后裔迁苏州枫桥，承庆公尚有留在凤阳的后裔，据传江西龙南和四川境内也各有永忠的一脉。这些都还未证实，或许今后得力于信息技术的发达，更由于廖氏子孙的努力，会很快水落石出。

二。谱牒

自文友公迁居巢湖传四世至镛、铭二公，因受其师方孝儒案株连，家破人亡，宗牒散遗，传六世至泰公(官河南河间府教授)搜集史料始修宗谱，承前启后，功莫大焉。传至乾隆年间，旧谱存于十九世蘧风公（廪生）处，可惜毁于东邻一炬。所幸二十二世所称公（岁贡生）手录之谱稿犹存，复订而修之，公挽我谱厄运于一旦，功亦大焉。清宣统年间，二十一世绍董公偕众叔伯、兄弟、子侄采访手录而藏之，为以后续修家谱做了大量工作。

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中国辽宁省农安县八吉垒镇邵家村的一个姓氏。具体来说，邵氏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有一位姓邵的先祖来到了今天的农安县八吉垒镇，并在那里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邵氏家族逐渐壮大，并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传统。

据了解，邵氏家族在农安县八吉垒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和社会精英。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商人和文化名人，还有许多勇敢的战士和义士，他们为了保卫家园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邵氏家族还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他们善于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如刺绣、木雕、玉雕等，这些工艺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能反映出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

总之，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农安县八吉垒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