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邓州翁氏的起源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4浏览：1收藏

河南邓州翁氏的起源,第1张

河南翁姓来自清初福建漳州，随黄伯候打仗遣散到此，在河南南阳邓州市文渠乡，总人口约三千人，有家谱，第二句是：荣宗耀祖德。

以上当地的县史有记载,我们被当地称为闽营人,就是打仗是兵和平是民,曾随施琅打过台湾,后无战事遂流居于此,老祖先有名字在县史上,有人曾到南方寻找祖籍地,找到后很高兴

唐河县也有个闽营。多为福建漳州迁来的涂姓后代。新野一代也有不少台湾本地人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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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县文渠翁氏族来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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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6年8月17日出处：个人查阅作者：邓县翁德远已经有354位读者读过此文

翁与周王室同宗

翁氏的来历一目了然。翁氏大致始于公元前1052年至1002年之间的周昭王时。周昭王是周武王的曾孙，翁氏的始祖则是周昭王的儿子，他受封于翁地，史称翁侯。

历史上的翁氏一直是神采飞扬。《史记》中的翁伯是一位以贩脂而富倾县邑的大富豪；唐僖宗时的翁洮，以一首《枯木诗》谢绝朝廷征召，千百年来传为佳话。清末光绪帝老师翁同騄的文章道德，备受后人敬仰。

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瓶庐居士，江苏常熟人。1830(淸道光十年)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道、咸、同、光四朝，翁氏两代累任高官。同和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咸丰八年二十九岁典试陕西，留学政。同治元年升赞善，典试山西，十月丁父忧。三年服阕转右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当了同治帝“师傅”。光绪元年奉毓庆宫授读之命，又当了光绪帝“师傅”。历任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工、户部尚书，两度入军机处，兼总理各国事务。1898年4月突被削职归里，1904年5月21日因疾卒於常熟西门外鹁鸽峰的墓庐，享年七十五。1909(宣统元年)吴中人士合词请为湔雪，得开复原官，谥“文恭”。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钟]

满族老姓包括：钟吉氏、宗佳氏，以及加入满族的钟氏（汉族）等。

[钟吉氏]

Jonggi

Hala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叶赫、抚顺等地，后改汉字姓钟。蒙古有此姓，世居乌鲁特。

——满姓钟吉氏：世居叶赫、抚顺地方。人物有：

齐布：正红旗包衣人，世成叶赫地方。其子乌色，任头等护卫；佛尔庆格，任三等护卫。

钟元德：正蓝旗人，世居抚顺地方。其子钟国川，任防御。

——隶满洲八旗的蒙古钟吉氏：民居乌鲁特地方。人物有：

钟继祖：正黄旗人，任佐领。其孙索柱，任防御；曾孙海岱，任护军校。

[宗佳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