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姓源流

　　邵氏的姓源较为纯正，主要是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通挚氏族略以邑为氏》、《万姓统谱》等史料所记载，周初大臣召康公因食邑于召，被称位召公或召伯。他后来还被封于燕国，他派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任太保，是周初三公之一，也是文、武、成、康四朝元老，曾同周公旦一起平定武庚之乱，“成康之治”的形成也有他的功劳。他的子孙袭召公一直是周朝的执政大臣之一。周室东迁后，召公的采邑也随之东移，迁徙地在今陕西省境内。后来，燕国被秦国所亡，召公的子孙以原封地“召”为姓，称召氏。据《氏族博考》所载：“召与邵，春秋本一姓，后分为二。汝南、安阳之族皆从邑。”由此可见，召氏和邵氏其实同出一姓，只是写法不同而已。至于召姓改邵姓的原因，历史上没有留下史料记载，改姓的时间说法不一。据有关学者考证，是在秦朝建立前后，同时，又据有关资料可知，至汉乃有以召为姓的，此后，召姓因多改为邵姓，故召姓也就不多见了。

　　邵姓分布

　　春秋时齐国有召忽，与管仲同事襄公子纠。秦朝有广陵人召平，封东陵侯，秦亡后，因家贫种瓜于长安城东，其瓜称“东陵瓜”。秦末有召欧，随刘邦起兵于沛，西汉封广侯。西汉有九江寿春人召信臣，元阳帝时任南阳太守，为民兴修水利，被称为“召父”。以上材料反映了三国以前召氏分布及活动的一些情况。

　　三国时，魏有邵乐丞邵登，河南人;吴有节义之氏邵畴。晋代有安阳人邵续，生活在今河北省境内。南齐有武陵人邵荣兴，八氏同居。唐代校书郎邵楚苌为闽县人。由此可知，三国至唐代，邵氏除在今天的河南继续发展外，又有向北、南迁徙者。

　　宋、明时期，邵氏还分布于今天的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历清朝至近现代，分布地更为广泛。从清代开始，有邵氏迁至台湾，后来又有一些移居海外。

　　据有关的学者证实，今天的邵姓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甘肃等省。

晓得一个不错的，电子家谱，修全国百家姓的通谱。将传统纸质的家谱制成电子家谱上传至互联网。百姓通谱。

1939年，日寇侵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暂迁兴化，大批江南富商和名门望族迁居兴化城和大垛、竹泓等地，客观上促进了大垛的经济昌盛。此时，大垛镇已发展成一个商业门类齐全，商铺、商行、手工作坊林立的繁华商贸集镇。

大垛作为一座千年古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不但肇始了繁荣的商业，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

位于镇东(今大垛供销社食堂与办公室之间)的佛教临济宗古刹千佛庵，始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至今已有近380年历史。自开山始祖至上世纪40年代中期拆毁时的最后一任住持僧永丰，相传已历12代。据《兴化县续志》记载，民国初年，大垛千佛庵香火极盛，拥有174亩庙产。可惜的是，1942年日寇占领兴化，伪军刘湘图22师86团高杰部将庙宇拆毁。2006年，时逢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大垛镇许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与支持下，毁坏60余年的千佛庵得以复建。

在大垛镇东北2公里的管阮村北首，坐落着一处省级文保单位——清代“扬州八怪”领衔人物郑燮(字克柔，号板桥)的墓园(又称“板桥林园”)。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郑板桥曾在管阮庄(即今管阮村)设馆授徒。同时，管阮郑家大场是郑氏家族祖茔所在地。因此，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郑板桥在兴化大南门城内郑家花园巷“拥绿园”病逝后，即归葬于此。墓前原有祭祀用的石供桌、石香炉、石烛台等，惜乎毁于十年浩劫。1986年，由兴化县文化局、大垛镇政府和郑板桥纪念馆牵头，对郑板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保护。1989年，江苏省文化厅和大垛镇政府以及管阮村对墓园进行了恢复原地形地貌工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93年，为配合首届“郑板桥艺术节”的隆重召开，兴化市委、市政府和大垛镇政府以及市文化局等，对郑板桥墓进行整修和绿化。在板桥墓前，竖立了由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题写的“郑板桥之墓”巨大墓碑。与此同时，建成墓园围墙、大门和村头四柱三门(中间两柱为半悬空垂花状)琉璃瓦歇山顶仿古牌坊1座。整修和绿化后，整个墓园掩映在苍松翠柏和茫茫竹海之中。2003年，市政府和文化局以及大垛镇政府在前中国再保险(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先生(大垛吴岔村人)赞助下，于墓园东侧建成一处“郑板桥艺术陈列室”的仿古建筑群(计20间)。建筑群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两进两厢、三庭院、两甬道构成，前后左右皆以回廊连接。西厢回廊有两门可通墓园。这样，墓园与陈列室浑然一体，形成了林园的格局。

大垛镇南娄庄村的清代佛寺建筑“三官堂”则是常州天宁寺住持、常州佛教协会会长松纯法师的披剃之所。庙宇虽然不大，但意义非凡。在大垛这方热土上产生了松纯法师、静海法师等大德高僧，为江苏、全国乃至世界佛教事业作出贡献，实属人杰地灵的一大盛事。

值得一提的是，镇北陈卞村有两处文化遗址，彰显了大垛这座古镇的历史辉煌。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弘光政权灭亡，兴化著名诗人、书法家王贵一(字象山，明代宰相吴甡的妻弟)抛弃功名，在陈卞构筑“檀园”隐居并著书立说。王贵一的两个儿子——诗人兼书画家王仲儒、王熹儒均长期居住于此，引来众多国内学者、诗书画家前来雅集。王贵一之孙诗书画家王国栋与郑板桥共同师从著名诗人陆种园，曾因“文字狱”被牵连。四牌楼上悬有一块“诗画名家”匾额，在所旌表的12人中就有王国栋的名字。

另外，陈卞还有一座曾任清代广东布政使(主管一省财赋)诗人徐炟(字符禺)的墓园。现存一块长15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的白矾石墓志铭告诉我们，徐炟生前为官清正廉明，政绩颇佳，是一位难得的清官。为此，四牌楼上悬有旌表他的“名贤鼎望”匾额。

历史上的大垛还出过一位被誉为“才女”的邵太后。据《明史·后妃传》、《明史·诸王世表》、《重修兴化县志》及《安乐堂邵氏家谱》、《彤史拾遗》、《西湖志》等记载，元代，原籍河南洛阳的理学家邵雍(字尧夫，别号安乐先生，谥号康节)后裔邵辛四携家南迁兴化。一支移居大垛大陶村，耕种邵家圩(即邵家舍，今崇禄村)土地，后家道中落。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邵氏族人邵仁(又名林，字官堂，后因女赠昌化伯、杭州指挥)生一“知书有容德”的女儿邵氏。其后，先举家迁徙浙江昌化，后定居杭州城。不久，女儿被选入皇宫，成为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妃子。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封为宸妃，不久晋封贵妃。邵氏与朱见深生朱祐杬(后尊为兴献帝)、朱祐棆(岐王)、朱祐枟(雍王)3个儿子。兴献帝建藩湖北安陆。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兴献帝之子、邵氏之孙朱厚熜从湖北安陆入京，承继明武宗朱厚照之位，史称嘉靖皇帝。由此，邵氏被晋为寿安皇太后。明嘉靖七年(1528年)，邵氏去世，嘉靖皇帝尊其为太皇太后。邵太后“贤而仁慈”，精于诗文，传有《红药诗》等若干诗篇，乃是一代才女，“实兴邑女士杰出者”。

由于大垛邵氏家族产生邵太后，故族人成为显赫的皇亲国戚。邵太后胞弟邵喜被封为昌化伯，侄儿及侄孙均有荫封。

邵太后的先祖邵斌，则是兴化历史上的一位清官。他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任永宁县(今江西宁岗)知县。三年后离任，百姓以清水替他饯别，赞扬他为官清廉如水。四牌楼上悬有旌表邵斌的“恩荣三锡”匾额。

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大垛精英代不乏人，仅四牌楼47块匾额中，旌表大垛人及与大垛关系密切者就有4块，即“名贤鼎望”、“诗画名家”、“恩荣三锡”以及“才步七子”(旌表郑板桥)。

此外，清末民初，大垛又产生了书法家王宇、刘瑾、名医何之华、何波泉等众多人物。

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中国辽宁省农安县八吉垒镇邵家村的一个姓氏。具体来说，邵氏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有一位姓邵的先祖来到了今天的农安县八吉垒镇，并在那里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邵氏家族逐渐壮大，并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传统。

据了解，邵氏家族在农安县八吉垒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和社会精英。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商人和文化名人，还有许多勇敢的战士和义士，他们为了保卫家园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邵氏家族还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他们善于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如刺绣、木雕、玉雕等，这些工艺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能反映出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

总之，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农安县八吉垒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瑰宝。

前言

序言一 崔慕岳

序言二 崔灿

序言三 徐金星

凡例

洛阳

一 邵氏家谱

二 潘氏家谱

三 乔氏家谱

四 刘氏家谱

五 乔氏族谱

六 白居易家谱

七 卢氏家谱

八 郭氏家谱

九 洛阳徐家营崔氏族谱

十 韩文公家谱（天治门后裔）

十一 郭氏家谱

十二 金氏家谱

十三 周氏宗谱

十四 黄氏家谱

十五 张氏家谱

十六 谢氏宗谱

十七 西王村孙氏家谱

十八 洛阳蒙古族李氏家谱

十九 许氏家谱

孟津

一 乔氏家谱

二 孟津王氏家谱

三 乔氏族谱

四 朱氏世谱

五 卢氏家谱

六 孟津李氏家谱

七 薛氏族谱

八 郭氏家谱

九 杜氏宗谱

十 创修吴氏宗谱

十一 梁氏家谱

十二 李氏家谱

十三 萧氏家谱

十四 郭氏家谱

十五 丘氏家乘

十六 李氏家谱

十七 追远堂李氏家谱

十八 河阳薛氏族谱

十九 李氏宗谱（五门）

二十 小浪底贾氏宗谱

二十一 赵氏宗谱

二十二 赵氏家谱

二十三 屈氏家谱

二十四 许氏家谱

二十五 卫氏家谱

二十六 卢氏族谱

二十七 卢氏宗谱

二十八 王氏宗谱（豫西太原王氏家乘）

二十九 畅氏家谱

三十 孟津任氏族谱（四门）

三十一 孟津衡水韩氏宗谱

三十二 孙氏家谱

三十三 赖氏家谱

三十四 吴氏家谱

三十五 和氏家谱

三十六 栾氏宗谱

三十七 陈氏家谱

三十八 崔氏宗谱

三十九 高氏旺公世系妯娌村宗谱

四十 杨氏宗谱

四十一 刘氏世系谱

四十二 孟津孙氏宗谱

四十三 郭氏家谱

四十四 张氏宗谱

四十五 孟津杨氏宗谱

四十六 李氏宗谱

四十七 韩氏宗谱

四十八 杨氏宗谱

四十九 何氏族谱

五十 李氏族谱

五十一 周氏家谱

五十二 李氏宗谱

五十三 孟津县花园村孙氏家谱

五十四 周氏宗谱

五十五 梁氏长华支谱

五十六 赵氏宗谱

五十七 孟津横水崔氏家谱

五十八 孟氏家谱

五十九 郭氏家谱

六十 尚氏家谱

六十一 李氏家谱

六十二 谢氏宗谱

六十三 安氏族谱

六十四 王氏家谱

六十五 吕家村吕氏家谱

六十六 陈氏家谱

六十七 孔氏家谱

六十八 孟津任氏族谱五门

六十九 邱氏家谱

七十 林沟村郭氏家谱

七十一 李氏族谱

七十二 袁氏族谱

七十三 卢氏宗谱

洛宁

一 张氏家乘

二 张氏家谱（世德堂）

三 郑氏家谱

四 韦氏家谱

五 赵氏世系总谱

六 邢氏族谱

七 雷氏家谱

八 杜氏家谱

九 韦氏世谱

十 杨氏家谱

十一 王氏家谱（三槐世第）

十二 王公家谱

十三 谢氏宗谱

十四 宋氏世谱

十五 夏氏家谱

十六 田氏家谱

十七 焦族家谱

十八 杨氏族谱

十九 马氏世系族谱

二十 张氏家谱

二十一 亢氏乾门世系家谱

二十二 上庄王姓家谱

二十三 郭氏宗谱

二十四 韦氏家谱

二十五 段氏家谱

二十六 薛氏家谱（河东世第）

二十七 白氏历代家谱

二十八 卫氏家谱

二十九 王范镇陇西氏家谱

三十 魏氏宗谱

三十一 陈吴张氏族谱

三十二 杜氏家谱

三十三 张氏宗谱

三十四 张氏族谱

三十五 洛宁谭氏族谱

三十六 牛氏家谱

三十七 杨氏家谱

三十八 韦氏家谱

三十九 李氏家谱

四十 贾氏族谱

四十一 张姓家谱

四十二 张氏家谱（清河氏）

四十三 司马氏族谱

四十四 孙氏族谱

四十五 王氏家谱

四十六 李氏家谱

四十七 韦氏家谱（三门支谱）

四十八 完颜家乘

四十九 赵氏家谱

五十 曹氏家谱

五十一 白氏家族历代家谱

五十二 李氏家谱

五十三 城村张氏族谱

五十四 西林张氏世系考

五十五 韦氏家谱

宜阳

一 魏氏家谱

二 洛阳（宜阳）裴氏家谱

三 王氏族谱

四 宜阳吕氏宗谱

五 薛氏长门家谱

六 李氏家谱

七 刘氏一脉家谱

八 王氏宗谱

九 仝氏宗谱

十 周氏家族志

十一 凡村张氏家谱

十二 张氏族谱（宜阳县三乡东柏坡支下河西分支）

十三 崔氏家谱

十四 郭氏宗谱

新安

一 雷氏宗谱

二 裴氏族谱

三 新安吕氏宗谱

四 新安古氏七修族谱

五 田氏家谱

六 孟子后裔新安支谱

七 姬氏宗谱

八 王氏宗谱

九 王氏族谱（四世五门景祖之后）

十 高氏宗谱

十一 韩氏宗谱

十二 庞氏新安支派家谱

十三 聂氏族谱

十四 高氏宗谱

十五 郑氏宗谱

十六 高氏宗谱

十七 新安孟氏卓公支谱

伊川

一 程子宗谱

二 河南程氏正宗世系

三 刘氏族谱

四 伊川县古城村吴氏家谱

五 周氏宗谱

六 范氏家谱（伊川忠宣房系）

偃师

一 锁氏家谱

二 兰氏家谱

三 黄氏家传

四 曹氏族谱

五 梅氏家谱

六 萧氏家谱

七 曲氏家谱

嵩县

一 嵩县王氏宗谱

二 嵩县宋氏族谱

三 河南嵩县宋岭程氏支谱

四 卞氏宗谱

五 韩文公家谱

栾川

一 李氏宗史

汝阳

一 汝阳县吕氏宗亲志

固始

一 固始裴氏宗谱

巩县

一 李氏族志

跋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

　　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其中后塍镇在2003年编修地名志过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谱。这些家谱大多始修于唐宋时期，一般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几次续修或重修，体例完备，支系清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谱序、像赞、传状不乏名人手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民间续修家谱之风方兴未艾，村支书、企业家出资倡修，花几十万、上百万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无大老板支撑资金，即采取各户集资方法，由热心人义务纂修，四出采访，逐户笔录，化二三年时间倒也水到渠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境内在修家谱大约不下20部，其中德积一地就已修成陈氏、丁氏、潘氏3部家谱，有的还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装帧考究

　　六、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广种福田是佛门教义，在张家港民间却有广阔市场。明代杨舍乡绅许庄著《虑远集》，其序即引司马光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这种把积德行善作为做人准则、门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动事例，在张家港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举办义庄、义塾、义学、义冢，是境内士绅富户积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间，境内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义庄，用于扶贫济困，其中规模较大的数恬庄杨氏敦本义庄，有义田2000多亩；塘桥庞氏裕后义庄近800亩。凤凰西徐市有周氏、缪氏、王氏、陆氏4处义庄，总田亩超过2000亩。 义塾、义学则是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办学形式。清代乾隆年间恬庄杨氏义塾就有两处教学点，各延请塾师1～2人，招里中清寒子弟入学。 义冢是地方上收葬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庄境内烧杀抢掠，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国军士兵遇害，其中108具无主尸体就安葬在义冢。

　　敬神拜佛是积德行善又一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来，张家港民间敬神拜佛之风经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灾赐福，甘心情愿捐款助缘，如鲁迅笔下祥林嫂苦捐门槛者不在少数。至明清年间，由祭祀、烧香发展到庙会、节场，神像由室内供奉发展到出外巡游，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地方上民俗风情中的亮丽风景线。以杨舍河南庙“二月十九”庙会为例，从初一至十九日，方圆百里组织的拜香队赴庙进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两天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更有甚者，杨舍地方乡绅组织的大型拜香队沿街表演“扎肉香”、“大盘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钢钩扎进手臂，以示“报答娘恩”，后面紧跟彩灯、彩轿队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盛大节日

　　七、习武健身

　　张家港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风俗习惯，此风在南部地区尤甚。农民在耕作之余，举石担、掷石锁、扛石鼎、顶石臼、推石滚、捏石笋，有的还舞刀弄枪、击剑练棍，乐此不疲

　　习武健身之风孕育了一批武将、武举人。宋、明、清三个朝代，载入《杨舍堡城志》的武将就有25人，其中杨舍蔡氏一门在清代咸丰年间连出6名千总或把总。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间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举人，邵氏被史学家缪荃孙誉为“武世家”。 还有不少人练就一身功夫，虽未中举为官，却在地方志书中留下许多动人传说。明代顾玉川、清代郭敬明等杨舍人均生性侠义，身怀绝技，喜抑强扶弱，惩治恶少奸猾。其中顾玉川还擅长神行轻功，当年钱牧斋考中探花的泥金函就是他在三日之内从北京徒步送回家乡鹿苑报喜，钱牧斋专门写有《题玉川画像歌》附在顾玉川传略之后

　　解放以后，张家港民间习武健身之风未减。1957年，江阴县在后塍镇举办武术汇演，各乡均派代表队踊跃参加，其中素有习武传统的南沙乡代表队在半数以上表演项目中拔得头筹。1983年至1992年，连续10年举办“张家港（沙洲）之春”大型文体表演活动，每届都有民间武术表演，表演者激情投入，观看者喝彩叫好，其中南沙武术队的节目还被江苏电视台拍摄播放。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家港为使习武健身之风后继有人，命名具有练武习俗的乡镇为“武术之乡”，并在中小学生中倡导武术训练，其中后塍中心小学武术队训练成效卓著，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亮相，并在苏州市和全省的群众体育比赛中屡获大奖。

　　八、绿化造园

　　张家港地处江南水乡，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与此相应的民俗之一，就是自古以来植树、栽竹、养花、造园的良好风尚。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张家港的香山种梅栽竹，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内有“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瑶池配丹阙” 等百读不厌的诗句。

　　绿化习俗突出反映在境内自然村落的环境方面。南部地区的自然村，一般都是四面或三面绕河，河旁绿树葱笼，浓荫蔽日，村民房屋掩映于绿树怀抱之中，外界只见树木，不见房屋。农民住宅为前场后园，场边种植果树花木，幽香袭人；园内栽种修篁绿竹，四季常青。北部沿江地区自然村，座北朝南，少数座西朝东，均一字排开，有的长达数里，村民住宅也是屋前为场，场前有河；屋后为园，园后有溪。河溪边种有杨、柳、榆、槐，场园内栽有果木竹林。

　　由于境内市民喜爱植树栽花，因而自古以来境内不乏私家园林。据记载，境内最早的园林是鹿苑的陈陆园，建于宋代，内有读书台、待潮馆等景点。 明代杨舍有姜园、息园、沧江别墅、许氏前园，清代有赵氏、叶氏寓斋小园。其中以建于明代正统年间的沧江别墅规模最大，“广袤数十亩，杂艺百卉，植梅三百余株，中有沧江书舍、鸣鹤轩、香雪窝诸胜。园有八景，曰段山浮翠、令节乔林、月浦渔歌、烟村牧笛、谷渎潮声、海门帆影、斜桥鹤唳、沙渚鸥眠”。

　　延至当代，境内城乡居民均以植树栽竹、种养花卉为高雅生活情趣。改革开放以后，绿化造林成为政府行为，每年都投入巨资，全市生态环境明显优化，质量水平跃居省内外前列。

　　以上所述，仅是从张家港民俗民风中采撷的几处亮色。同长江流域各兄弟城市的民俗文化一样，张家港民俗文化可谓异彩纷呈、仪态万千，既同属于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系列，又因地而异，各有特色，有源有流，自成体系。

　　一、绵延千年的传承积淀，是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意识的深化、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而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烙印。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这为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如前所述，早在距今8000年前，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就是闻名长三角地区的东山村遗址。境内的徐家湾遗址距今5500多年，蔡墩遗址距今4000多年，均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考古挖掘的文物看，张家港的先民当时使用石刀、石斧、石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壶、陶鼎等生活器具，同时也孕育出原始社会中境内较为简陋的生产、生活习俗，其中包括各种图腾和已经流传几千年的“河阳山歌”。

　　到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境内设置暨阳县，以后又设置梁丰县，县治均在杨舍镇，这一历史延续了345年，至唐代武德九年（626）张家港才分属江阴、常熟两县管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境内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以编修家谱这一民俗事象而言，唐宋之前境内家谱很少，如有也仅是残本断简，内容十分简单。发展到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年间，修谱之风日盛。由于历经几十代人的资料积累，谱本内容也由简到繁，乃至出现了囊括方圆数百里的宗族大统谱。其中徐氏大统谱多达94册，涉及苏、锡、常和上海地区以及部分外省的所有徐姓宗亲。再以祭祖敬神这一事象为例，秦汉时期先人祭祀仪式一般仅在家庙举行，较为简单，人数也少。发展到明清时期，境内工商业发展，庙宇剧增，仅南沙乡就有30多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座多。 宗教场所的祭祀活动发展成为商业贸易、娱乐游玩、热闹繁华的庙会，境内每个集镇不分大小均有庙会，有的每年1次，有的几次，最早的在农历正月半，迟者农历九月半。庙会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拜谒庙者一”。 也就是说，在人山人海的参与者中，90％是游玩贸易者，仅10％是祭祀拜佛的善男信女。

　　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化、传承与积淀，使得张家港境内的民俗文化发展成为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纷繁复杂的地方风俗时尚。

　　二、吴地文化的熏陶化育，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因。

　　民俗文化是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更是思想文化意识的反映。张家港地属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太伯、仲雍、季扎、言游等古代先哲高尚德行和传统思想的教化熏陶。晋代诗人陆机在《吴趋行》诗中有“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我市梁丰中学在清末民初的校歌中有“三吴文化起春秋，季扎言游，遗泽故乡留”等句，说明这些先哲在民间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可以这样说，太伯仲雍让贤避国的美德，培育了境内敬宗睦族、积德行善之习俗；季扎言游以儒学教化乡民的举措，造就了境内重教兴学、处处弦歌的风尚。

　　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传承，固然要有为政者的倡导，而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和践行也十分重要。从张家港的历史看，地方官吏、文人学者在弘扬传统文化、造就良好民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舍自晋代置县，迄于唐初为县令者，仅有二人可考，其中一人就是梁代名宦司马筠。此人“孤贫好学，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在任时以儒家礼仪道德之说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影响深远，被本地崇祀为名宦。 北宋江阴军学教授郭庭坚，受任之初，因学校狭小破败，就把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扩充学校，并“招延治中俊髦，开筵讲学，阐绎先儒性分之理，陶育人才，一时称盛。” 明代，后塍以南曾名“化成乡”，就是为政者在传扬先贤美德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德治民、化民成俗，因而称化成乡。境内著名的文人学者，如北宋经学家陆绾、元代文学家陈基、明代大学者钱牧斋、清代经学家庞大坤等，无不精通儒家经学，著述宏富，也无不以重教兴学、提携后学、感化一地民风为己任。较为突出的有清代杨舍学者叶廷甲，弃举业而习经学，建静观楼藏书5万余卷，“乡里有利益事率倡为之，镇多博徒又随所聚而力禁之，俗以大革，市无犯者数十年。”

　　在如此浓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境内老百姓的伦理观、价值观、民俗观得到规范和优化，一般人家均以读书上进、勤俭节约、敬宗睦族、积德行善等传统理念教育子女，有的还在住宅大门的对联中、或者客厅堂额上，写上先哲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学箴言、治家格言。这种对传统文化理念的普遍认同和践行，是境内民俗民风的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助推力。

　　三、江尾海头的特殊位置，是其重要的地域原因。

　　民风习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因地而异。自然环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存条件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吴地自古以来就称作断发文身的荆蛮之族，以民风强悍、尚武轻死而著称。《汉书》“地理志”：“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代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

　　张家港民间习俗中的“节概之风”比起吴地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张家港居长江之尾、大海之口，素称金陵锁钥、江海门户。《杨舍堡城志》谓杨舍乃“由海入江之咽喉，自狼（山）福（山）西达江（阴）靖（江），我镇适扼二三两重门户之中。”自明代“筑倭城，设参戎，列巨炮，经武制胜者盖已三百年于兹矣”。 因此，尽管境内属鱼米之乡，山水秀美，物阜民丰，但战乱不断，屡遭兵燹，由此造就了市民百姓不畏强暴、刚烈忠勇、习武健身、保家卫国的习俗。

　　据清代光绪《江阴县志》记载，自前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起，到明代朱元璋亲率大军在巫子门大败张士诚止，境内有文字记载的江防兵事就有20多起，其中南宋建炎三年（1129）至淳佑中（约1245）的110多年中，就发生9起重大兵事。面对如此频繁的战事，境内百姓惟有奋起抗争，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以明代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为例，杨舍乡民为抗倭而自发参加习武训练者有2000多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支乡民武装成为抗倭战斗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乡民武装毕竟缺乏严格正规的训练，在虎狼般凶狠的倭寇面前，其弱点暴露无遗，先后有数百名乡兵在杨舍、港口、凤凰、鹿苑、南沙等地的血战中壮烈牺牲。

　　血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在抗御外侮、保卫家园的斗争中，畏缩后退没有出路，不掌握杀敌本领、不练就高强武艺也没有出路。此后，境内习武健身之风有增无减，民谚谓“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意思就是要练实战真功，不练花拳绣腿。明清时期，仅南沙香山周围地区民间习武健身的拳场就有几十家，专聘武艺高强者传授指点。这些拳场的徒子徒孙在明末江阴抗清守城、清代咸丰庚申之变、1927年农暴斗争中，均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实战本领。

　　四、锦绣水乡的富庶产出，其重要的经济原因。

　　经济状况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也是决定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基础。张家港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和支撑。[/size]

　　在远古时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 至唐宋年间，“吴中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到明清时期，自给自足农本经济逐渐向工商业发展，带来境内经济的兴盛繁华，棉纺织业、五金铁业、油米加工业、酿酒制酱业陆续出现，商贸服务业日趋昌盛。以后塍镇为例，晚清时期的雷沟杜布远销海外，抗战以前“商业一条街，南北三华里”，大小店面数百家，从业人员逾千人，其中米行就有32家半，人称“盘篮升斗满天飞，车载肩挑尽是米”，街头巷尾运输货物的手推车之多如“周庄潵墩梅子”。

　　古训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的支撑下，境内民俗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的发展获得坚实而丰富的物质条件，民间才得以重教办学，培养出众多达官贵人、儒家学子；行善积德、敬宗睦族之风才得以代代相传；讲究礼仪、祭神拜佛之风才会延绵流传。以绿化造园习俗为例，贵族大户人家建造私家园林固然不足为奇，而一般老百姓在衣食无忧之余，也习惯于在场前屋后设置花坛、花圃，甚至在农田中建小型花园，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明代后塍之东、蔡港之滨，徐姓农家在耕作之余，共计辟出30余亩田栽种四时名花异卉，此村由此得名“徐家花园”。 明代塘市古泾村农民以种花为业，连畦接壤，品种繁多，尤以牡丹、芍药为最，此村后由顾鼎臣改名为“花泾”。 如果农民在饥寒交迫、衣食无着之中苦度光阴，是决不会有此养花种草、侍弄园艺之雅兴的。

　　民俗文化是方志编修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地方民俗民风特色及其成因是方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研究张家港民俗文化的特色和成因，目的是从传统民俗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当今，传承后代，以更好地存史育人。我相信，民俗文化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注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培育下，一定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弘扬，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瑰丽无比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