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广生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因出生于广州而得名，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冒氏为如皋大族，书香门第，冒辟疆是他的祖辈；1889年（光绪十五年）他历县、州、院三试皆列第一；1894（光绪二十年）年被录取为举人；担任刑部及农工部郎中，民国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市长特地聘任他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冒广生著作有《小三吾亭诗文集》、《疚斋词论》、《冒鹤亭诗歌曲论著述》、《四声钩陈》、《蒙古源流年表》等等。

中文名：冒广生

别名：字鹤亭，号疚斋

国籍：中国

民族：蒙古族

出生地：广东广州

出生日期：1873年

逝世日期：1959年

职业：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主要成就：著作包括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

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

代表作品：《冒鹤亭词曲论集》《后山诗注补笺》《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等

简介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曾列名“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

冒广生先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州，早岁从外祖父周星诒受经史、目录、校勘之学，为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光绪、宣统两朝历任刑部、农工商部郎中，东陵工程处监修官。

民国期间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浙江瓯海（温州）、江苏镇江、淮安等海关监督，农商部经济调查会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_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毛泽东、陈毅对其尊敬有加，曾虚心听取他的意见，称其“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1957年春，应陈毅之请，撰写《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当年夏天前往北京，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召见，赠毛泽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等书；1959年在上海病逝，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其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衣冠冢。

1997年，北京文物局将其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其遗物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有子冒舒湮。

他的学术著作包括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其《冒鹤亭词曲论集》、《后山诗注补笺》二书，已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出版；冒广生先生是近代著名的诗人、词家和有精湛造诣的汉学家；编有《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二黄先生集》、《如皋冒氏丝书》等近百卷，对温州文化事业发展深有影响。

生平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钝；江苏如皋人。提到如皋冒氏，就不得不由人想起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冒辟疆。

毛泽东主席曾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辟疆名襄，号巢民，入清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家乡，筑建了一片园林，名为水绘园。其园极具匠心，临水而建，不筑围墙，至今仍是如皋著名园林。冒辟疆著有《影梅庵忆语》一书，是一部颇有名的笔记体著作。冒辟疆与爱妾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因涉及顺治皇帝，演绎了一段十分凄怨的历史故事，至今在学人中还是考证的对象。

冒姓是如皋大姓，冒氏的书香门第自是源远流长，冒广生就是冒辟疆之后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冒广生在广州出生。冒广生幼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探望七外祖父周星誉。七外祖父是冒广生的外祖父周星诒的哥哥，排行老七，时任两广盐运使，居广州。七外祖父能词，写有一本《东鸥草堂词》，冒广生时常诵读，一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肠荡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时家中常有戏曲班子来家演戏，戏曲中的唱词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词曲的兴趣爱好。因此，他常试着填写一些词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17岁时，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考了个第一，接着参加州试，又是第一，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回广州，正式师从广东番禺的著名学者叶衍兰学词。叶衍兰是近代学人叶恭绰的祖父，清咸丰六年（1856）的进士，曾官军机章京，晚年在广州越华书院教授诗词。1893年（光绪十九年）冒广生过2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抒发感情，词牌为《念奴娇》：除非明月，问有谁能证，刹那今古。廿载红尘经小谪，添得丝丝愁缕。醉帽寻花，狂筵舞柘，心事书空语。钵池流水，昨宵新涨春雨。记得银烛湘帘，酣饮拓戟，水绘壶觞聚。二百年来如梦景，莫问骚坛盟主。名士冠裳，美人裙屐，眼底都非故。荒园寥落，不知愁在何处。

词中似有少年不得志的惆怅，也似有对先世遗景与名望如今不再的哀痛，但总还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老成之味。第二年他又回乡参加科考，再一次考了第一名，中了举人，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即使他心中确有愁苦，也会消减一些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先到上海，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初见冒广生，见冒广生英姿飒爽，神清气朗，如其先祖冒辟疆，颇为赏识。

不久冒广生离沪来到风景如画的苏州，与外祖父周星诒生活在一起。这次居地的改变对他一生倾心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外祖父周星诒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官福建建宁知府，罢官后便归田于苏州，与当时学者如谭献、俞樾、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曹元忠及书画家吴昌硕等人多有往来，常相聚唱和谈艺。冒广生来到这样一个文人荟萃的家庭氛围里，受到极好的文化薰陶。外公的书斋名叫瑞瓜堂，藏有数万卷古籍图书与金石书画，冒广生如入宝山，在此得天独厚的藏书楼中，研读了大量珍本古籍，并且从外公学习校雠之学。

此时，冒广生已经学会填词了，还集成了一册。一次，执晚清词坛牛耳的谭献从友人处借来冒广生词集，读着读着，感到词中有“幽忆怨断之音”，十分喜爱，打算予以评定，不料友人来信索还，只得归还词集，心中甚为遗憾。后来冒广生编成《小三吾亭词》一集，谭献仍然有了评语，称“鹤亭词格甚成就”。另有当时词坛中临桂派领袖王鹏运也有评语，称其词：“托体风骚，含情绵邈，拟之国朝，当于竹、水云间分踞一席。”竹是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水云是指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王氏将冒词与此二人词作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冒词在当时大词家心目中的地位。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同志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后两年中，冒广生来往于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有时助阅童生的试卷。一次在扬州阅卷时，他评选了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恰逢当时名闻遐迩的京都人物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婢致死案，锒铛进入刑部监狱。清代刑律规定主人虐婢致死不用抵命，最重只判个流放的罪名，于是赛金花被判处远戍三千里。冒广生对赛金花深表同情，原来他曾和赛金花有过交情：有一次赛金花约他在陶然亭相会，他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却没见赛金花践约前来，事后赛金花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这次赛金花触犯刑律，冒广生看在故人交谊上，就跟同官商量，把应该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上海。这样，赛金花就来到了上海。后来赛金花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门庭若市，全赖冒氏当年帮的忙，此是后话。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林琴南同事，又同拜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也在这一年，冒广生考上了经济特科，从刑部调到了农工商部，仍为郎中。任官之余，冒广生不废词章之学，并着手写词话。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在《国学萃编》期刊上发表了《小三吾亭词话》5卷。何以名为“小三吾亭”呢？原来在冒氏先祖冒辟疆营建的水绘园中有一个景观名叫“小三吾”，得名

于唐代诗人元结三个景观，即浯溪、台、亭，冒广生借此景为书名，可说既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冒氏书香颇有渊源的一种自炫。《小三吾亭词话》以晚清词人为对象，对与自己交往颇多的词家作品作了收录与点评，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晚清词人作品及其行踪、词学思想。

1911年（宣统三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后，冒广生离开天津，又入北京，在北洋政府中谋求职务，1913年（民国二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又网罗温州文献，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冒氏还发挥其对版本研究的特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民国六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尤其是联系温州地方戏进行考索与评价，使文章成为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这一年，他应聘为财政部顾问，又因曾在清廷任过农工商部的郎中，北洋政府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民国十七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

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

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评价

冒广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旧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气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大变革，戊戌变法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做一些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业。

他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他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心比对海关的政务要多得多。这种研究文化和当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协调的统一，是有悠久传统的。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纪晓岚、毕沅、阮元、龚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张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开了创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业，而其在学术上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的。这种以官护文，以文立官的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在冒广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从他对历次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不光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足见其之为人。中国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战争频仍，冒广生作为一个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的旧式文人，最终离开了政坛，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古典文化中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面颇广。尤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应该说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之一，后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则有：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他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他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古人之词中早有先例，并认为：“无论词曲，是陶冶性灵之事，非梏桎性灵之事，若于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许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许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词囚也。”这一论断不光说明他对词体研究之深，更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可以说是当时沉闷词坛中的一声洪钟。

新中国的到来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远离政治，也不是抱着旧式文人的逆反心态来挑新中国这头雄狮身上的虱子，而是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他对主席说的几句话是他一生政治和文化阅历的切身体会，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当年参加戊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

刊刻图书

从外伯祖周星誉受词章之学，从外祖周星诒受校雠、目录之学。一生刊刻图书颇多，尤以诗文集为专，光绪至民国间编刻有《如皋冒氏丛书》34种、附录6种，共42册。1915年编印《永嘉诗人词学丛刻》12种、附录2种，共8册。1921年编刊《楚州丛书》第1集24种。藏书曾接受了外祖父周星诒的旧藏，因其舅父去世后，周星诒晚年苦于孤独，遂将其“书抄阁”旧藏，悉归其收藏。另建藏书楼为“绛云楼”、“温语楼”等，1920年，家庭被火，“绛云楼”藏书被焚，其间2000余种精本藏书被毁。剩余之书和手稿、文物等，分别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主要是祖上的遗存，有书画、印章、砚台，以及师友手书信札；如明李痴和画冒起宗（冒襄之父）肖像轴、清人画冒襄肖像轴、请吴历赠冒襄行书八言联、戴本孝为冒襄篆刻的六面印石章和《水绘园图》等，均为极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病逝后，家人遵照遗愿，将珍藏了300余年的先祖遗存文物900多件，于1961年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89年11月，为纪念冒广生逝世30周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冒广生先生遗存文物展览》。

1、第一个起源，是源自炎帝姜姓。早在黄帝之前，有一个属于姜姓的部落，这个部落以驺虞为图腾。上古时，虞和吴同音，后来转为谐音，且字形相近，可以通用，到战国时期，虞、吴才开始区别。所以这支部落把图腾解释为吴，把吴作为部落的名字。

2、第二个起源，是出自黄帝姬姓。这个起源的吴姓，在历史上最有名气、对后世的影响最深远、人丁也最旺盛，是目前大多数吴姓人公认的吴姓起源。

3、第三个起源，源自吴回。颛顼的孙子老童，有两个儿子：重黎和吴回。吴回的氏族，住在姜姓吴部落的故地。当时正处于舜的时代，舜把掌管火种的光荣使命交给重黎。后来，重黎因罪被舜杀了，让吴回继任祝融氏。

                                                        吴奇隆

扩展资料：

迁徙分布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最显赫的吴姓人物当属吴佩孚。吴佩孚属登州吴氏。据说吴佩孚曾考证他是延陵吴季扎的裔孙，吴姓开氏始祖吴太伯的第121代嫡孙。

据《吴氏家谱》记载，登州吴氏来源于泰州吴氏，而泰州吴氏又源于浙江吴田吴氏。吴田吴氏是明代浙江山阴吴氏吴溶、吴渊、吴溥的后裔。据《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记载，这支吴氏的家谱因上世家中失火被烧掉，因而吴田吴氏可确认的始祖为吴回。

在历史上，吴田吴氏迁居泰州(今江苏泰州有两支，一支是吴田吴氏第十四世裔孙吴潮先迁泰州而成泰州吴氏始祖，另一支是吴田吴氏五世裔孙吴承护下传12代裔孙吴万四，也自吴田迁至泰州东的安丰。

随着泰州吴氏人丁的增多，又有吴潮裔孙吴僧儿吴佩十七世祖自泰州北迁山东蓬莱(古属登州)，其后裔形成登州吴氏。登州吴氏虽然家族不甚显贵，但人丁倒还兴旺。登州吴氏自吴僧儿下传十六世孙吴可诚时，这支吴氏已没落无闻。

-吴姓

三国时期的人喝酒前都要热一下是为什么

古代的酒大多数都是粮食酒，也就是所谓的“米酒”，酿酒的时候根本们没有现在这种先进的“蒸馏”酒酿造工艺，所以酿的酒中都含有很多杂质，例如醇、乙醛、杂醇油而这些都对身体有伤害，如果热一热，那么这些杂质就能挥发，就不会对身体有危害了，也不会中 毒。

还有一点就是古人热酒再喝也是基于对健康的考虑，因为冷酒对身体不好，而温酒不仅不伤脾胃，能够保健，而且喝起来也会更加绵甜可口，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名都是两个字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

王莽时期，曾经有过规定（见后汉书），名字里两个字的是犯人，尽管新政权被推翻了，但这种思想还是影响了整个东汉王朝，之后的晋也很流行，南北朝就慢慢淡化了。

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好喝酒好留胡子和下跪

如果你生在古代，除非你当了皇帝，你也得下跪，那就是三纲五常里的臣纲。

三国演义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豪杰，一小部分是谋士，谋士爱茶，豪杰嗜酒，这再正常不过，根本不需要理由。

至于留不留胡子，只是个人爱好，也有不少的三国时期的人没胡子，比如诸葛亮赵云马超周瑜太史慈吕布等等。

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名都是单字

王莽定的，只有罪犯才取双字，复姓不管几个字，名也只能单字。不光是三国，南北朝多数人还是单字

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名都是两字

古时候的名字都是 姓 为主， 名 是靠家谱、流传习惯来定夺，姓和名 体现了你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等很多家族性的东西。

字 的产生，是出于避讳，也就是尊崇长辈的伦理需要。古代人在祭祀神灵和先祖的时候，为了表示恭敬，不敢直接称呼先祖的名，这样就产生了字。因此，“字”实际上是表示尊敬的人名。

古人取名字，名与字之间是有一定意义上的联系的，互相映衬，互相补充。

姓 名 字 其实 是不一样的东西

字 XX 才是 家人对孩子的名字 这个往往被忽略 但是很重要， 古代要好的人 和 拉关系的时候 大多会用到 字 来称呼彼此，叫彼此的 字 才感觉是在叫你这个人，尊敬并亲近。

叫姓名则更多的是在尊敬你的家庭或者地位的时候才会用到，有的时代直呼名讳含有不尊敬成份。

现代的姓名 其实就是吧姓名字统一了，所以如果现在你看到两个字的名字，就等于古代的只有姓 名 没有 字 或者 只有姓 字 没有 名。

三国：三国时期的人们为什么都爱娶寡妇

三国时代，寡妇再嫁，十分盛行，不仅平民如此，连那些王侯将相也趋之若鹜，一时间，寡妇洛阳纸贵，大受追捧，身价倍增。娶寡妇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大有不娶寡妇誓不休之势。

赵子龙计取桂阳之后，和桂阳太守赵范结拜为兄弟，赵范迫不及待地为其介绍自己的寡嫂樊氏，这死了三年老公的樊氏不但有倾国倾城之色，而且再嫁条件颇高，第一要文武双全，名闻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第三还得和前任老公同姓，即得姓赵。赵范遇见子龙，便急忙为嫂嫂撮合，找赵云这样的大将，正符合她的条件。赵云闻听勃然大怒，一拳将赵范打到，厉声曰：“吾既与汝结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岂可作此乱人伦之事乎？”赵云生气不是因为赵范给他介绍寡妇，而是怒他把自己的嫂子介绍给他，做如此 之事。可怜赵范一番好心，要是别结拜，估计此事可成。后来刘备听说这件事，亲自给赵云做媒，赵云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双挑大指，赞曰：“子龙真丈夫也！”

然似赵云这般英雄人物实属罕见。曹操父子更是对寡妇情有独钟。曹操败袁绍于冀州后，急奔袁府，却被儿子曹丕捷足先登。那曹丕入得袁绍府，一见袁绍的二儿媳妇甄氏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遂生占有之心。曹操来晚后，非常之郁闷，但毕竟是儿子，不便发作，只得故作欢喜之色，曰：“真吾儿妇也。”于是命曹丕娶其为妻。这甄氏颇受曹丕宠爱，不负所望，日后为其生了儿子曹叡。据传说这个甄氏，就连曹植也是喜欢的不得了，那绝美的《洛神赋》便是为其而作。

曹操在宛城收服张绣后，看上了他的寡妇婶婶绉氏，派人将其取来，一叙说爱慕之情，这绉氏也十分欢喜，两人立刻打得火热，同席共枕，每日取乐，不思归期。不料此事做的不机密，不知怎么被张绣知道了，张绣大怒曰：“曹贼欺我太甚！”于是夜半带兵杀之，幸得大将典韦以死相保，曹操方脱得险境，连长子曹昂也死在乱军之中。只可惜大将典韦，死不得其所。果然是寡妇门前是非多，曹操这次招寡妇，代价可谓大矣。

不仅曹氏父子，就连那大名鼎鼎的汉寿亭侯关云长也不能幸免。《三国志·关羽传》记载：“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关羽数次请求曹操将秦宜禄的妻子嫁给自己，曹操见关羽这么心急，便开始留心这个女人，等城破了一看，果然是绝色美女，于是自己留下享用了。不过曹操自己也觉得心里不安，于是日后对关云长百般照顾，上马提金下马提银，便是关云长日后过五关斩六将也不好意思阻杀，还不是因为自己理亏在先。

相比之下，刘备娶寡妇则更有功利之心。刘备占领了四川后，三个老婆一个也没了。糜夫人早死在长坂坡乱军之中，随后甘夫人也病死，娶了个郡主孙尚香，还被孙权给接走了。就在这个孤独的关头，善于体贴领导的法正为其介绍了寡妇吴氏，这吴氏的前夫是刘璋的弟弟刘瑁，在刘备入川前已死。吴氏还有两个哥哥，大将吴懿和吴班，在四川很有势力，刘备刚来四川，急需要拉拢人才，娶了吴氏，整个吴氏家族为其所用，这对稳定西川有很大的意义，刘备当了皇帝之后这吴氏被立为皇后。

作为三足鼎立的另一个君主孙权，自然也不甘落后。好你曹操刘备，你们都娶寡妇，我也娶。而且他更胜一筹，娶的不仅是寡妇，而且还是亲戚。他的妃子徐氏先是嫁给同郡的陆尚，陆尚去世后，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孙权娶她做了妃子。其实徐氏的祖父徐真娶的是孙坚的妹妹也就是孙权的姑妈，徐氏和孙权是姑表亲戚，孙权的姑母嫁给徐真后，生了儿子徐琨，徐氏就是徐琨的女儿。孙权是徐氏的表叔，他们不但是近亲结婚，而且还是不同辈次的婚姻。于是被陈寿狠狠批判了一回：“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那孙权还生有两个女儿：大虎和小虎，也是分别做了寡妇之后再嫁了。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

由此可见，在三国时代，寡妇再嫁是天经地义的，这符合人性，也维护了女性的合法权益。因为三国时代，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每年不知要战死多少将士。光是官渡之战曹操破袁绍70万人，周瑜火烧赤壁破曹军83万，夷陵大战陆逊破刘备75万人，这三次大的战役死亡人数就在200万，至于中小战役，几万人到十几万人的死亡屡见不鲜，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寡妇诞生，那么大家娶寡妇便不足为奇了，这对于维护社会人口的稳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真正把寡妇再嫁认为是道德败坏的事情起源于宋朝的二程，这两个家伙主张封建道德礼教，对妇女的贞操问题，订下严酷的标准，对寡妇更加苛刻了。曾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二程可谓罪大恶极。如此看来，三国的寡妇要比宋朝的寡妇幸福多了。

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都流行单字名

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现代人名时代特征更为明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山西大学利用计算机对全国7个地区的人名用字作了统计，女性人名用字频率最高的四个字分别是： 北京淑、秀、英、玉 上海英、华、芳、明 辽宁玉、桂、英、华 陕西英、芳、秀、玉 四川华、秀、英、明 广东亚、英、华、明 福建丽、秀、华、明 新中国之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华、英、玉、明、秀、国。“文革”中是：红、华、军、文、英、明，“文革”后却成了：华、丽、春、小、燕、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

《墨三国》三国时期的人名为什么都是单个字

如果我记得没错,在王莽篡汉的时候,以单字为贵双字为贱的原则,应该算是王莽改的,在汉朝一直延续,起双字在当时会被嘲笑的,就和你中国人非整个四个字名类似,像戏志才这样的人,当时就被不少人嘲笑,大概到了晋中期才开始渐渐的起双字了,至于表字是在古代成年的时候家里长辈给起的,一般有表字的人,家里都或多或少有几个有文化的人。

三国时期喝什么酒

低度的米酒，度数大约为10到15度。

通过蒸馏提纯白酒的方法一直到元代才出现，元代以前只能喝低度酒。比如武松三碗不过岗，他喝了18碗，如果是四五十度的白酒，他酒量再好也得急性酒精中毒。

而三国时期，由于粮食亩产只有一石不到，而且没有后世的两季三季的作物，再加上连年打仗需要大量的粮食，所以很多时候连低度酒都没得喝。比如曹操规定每年只有七节之日可以喝酒，其余时候一律禁酒。

三国时期的人名为什么都是单个字

那是当时的风气，双字的一般都是属于贱名，为人不喜。例如刑道荣、眭元进、尹大目、吴子兰、程远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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