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裴的名人
裴姓都出了哪些名人 历史名人:
裴 度:(公元765~839年),字中立;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唐宪宗时宰相。他力主消除藩镇。元和十二年,督师破蔡州,唐朝藩镇叛乱的局面暂告结束。有“名震四夷”、“天下莫不思其风烈”的赞美。
裴度后来因功高为牛僧孺,李宗闵所忌,罢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徙东都留守,乃治第东都,作别墅曰“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觞咏其间。
裴 土:(生卒年待考),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导致唐元和年间较为安定社会环境。
裴 寂:(生卒年待考),字玄真;蒲州桑泉人。著名唐朝宰相。
裴 炎:(生卒年待考),字子隆;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裴耀卿:(生卒年待考),字焕之,裴守真之子;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裴耀卿应童子举,为唐睿宗藩邸典签。
裴 坦:(生卒年待考),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简俭。子娶杨牧女,陪嫁多饰金玉,坦命撤去,曰:“乱我家法。”居太平里,时称“太平宰相”。
裴 航:(生卒年待考),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
裴航、云英是唐朝裴所作小说《传奇・裴航》中的男女主人公。
裴 迪:(生卒年待考),关中人。著名唐朝诗人。
裴迪初与王维、崔兴宗居终南,同倡和。天宝后,为蜀州刺史,与杜甫、李颀友善。尝为尚书省郎。留世有诗二十九首。
裴行俭:(公元619~682年),字守约;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大臣、外交家、书法家。
裴行俭历任唐朝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定襄道行军部管、金牙道大总管等职,以勋封闻喜县公。他是一位抵御外族入侵有功、善于用兵的著名将领,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书法家。
裴光庭:(生卒年待考),字连城;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唐明皇开元年间大臣;历事唐朝德宗、宪宗、敬宗、文宗四朝。
裴怀古:(生卒年待考),著名唐朝大臣。
唐朝武则天执政时,司法权力虽然掌握在酷吏手中,可是这时候的御史制度比较发达。御史这个官职,在秦朝以前是掌管记事的,到了秦朝以后,御史的职责就改为专管纠察了。秦汉两朝都有着组织庞大的御史机构,它的职责是:查举非法,弹劾失职,理大狱,治疑案,掌管图书秘籍,监理地方诸郡、监督军旅,督运军粮,讨捕盗贼,安抚属国等等。
裴 秀:(公元?~271年),字秀彦;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晋朝司空、地图学家。
裴秀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裴秀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政治方面,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图书学家。
裴 :(生卒年待考),字逸民,西晋地图学家裴秀的儿子;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西晋朝时期的哲学家,
博学多闻,通医术,晋惠帝时官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封武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
他曾向惠帝建议重修国学,刻石写经,及改定度量衡制。对时俗的放荡不尊儒术深感忧虑,著有《崇有论》,反对何晏、王弼的“贵无”,学说。
周弼曾说他“像武库一样,有五兵纵横,是人中之杰”。
裴 楷:(公元237~291年),字叔则;河东郡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西晋大臣。
裴楷年轻时就以精于《老子》、《周易》而知名,容貌俊美,如在玉山上行走,当时人称“玉人”。
晋武帝为抚军时,用他参与军事,后为吏部郎。晋武帝即位后,他历官散骑侍郎、侍中、中书令,封临海侯,与张华、王戎等人并掌机要。
裴 果:(生卒年待考),著名北周骠骑大将军。
少时慷慨有志略。魏太昌时,为平阳郡丞,从军征讨,每先登陷阵,勇冠当时。累官隆、眉、复三州刺史,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
裴松之:(公元372~>>
历史上姓裴的都有那些名人 裴秀(224-271),西晋地图学家。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官至司空。编绘《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迄今可考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所绘《地形方丈图》,是缩编的晋地图。图均亡失。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的地图制图奠定理论基础,影响中国地图制图1700多年。
裴(267-300),西晋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之职。他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他还认为万物生化有其规律。从“崇有论”出发,他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裴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崇有派领袖。著有《崇有论》。
裴松之(372-451),南朝宋史学家。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少年好学,博览群籍,立身简素。20岁时任殿中将军,直卫皇帝左右。义熙元年(405)为吴兴故鄣县令,后迁司州主簿转治中从事、永嘉太守,并征为国子博士。裴松之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疾苦,肃明风化,黜陟有序,深得下属官吏和人民的爱戴。元嘉十四年(437)致仕归里。元嘉六年宋文帝命注《三国志》,他对陈寿的《三国志》进行了详细的补缺、备异、矫正、论辨,使注文多出原书几倍,所引魏、晋人著作多至210种,保存了大量史料,开创了史书作注的先例。
裴子野(469-530),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字几原,河东闻喜人,齐广陵大守昭明子,永明中为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天监中除右军安成王参军。迁兼廷尉正,免,南衮州刺史萧景引为冠军录事,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徵拜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除通直正员郎,迁中书侍郎。大通初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卒,赠散骑常侍,谥曰贞子,有《宋略》、《续裴氏家传》等。
裴蕴(-618),隋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初仕陈,以父在北,密请为隋内应。入隋位开府仪同三司,历为刺史。炀帝初召为太常少卿,善伺帝意,广增乐人达三万余,迁民部侍郎,奏请设峻法核实户口,得丁二十余万,为御史大夫,参朝政。断狱以帝意为准。治杨玄感余党,杀数万人。法纪大坏。增御史百余人,耳目偏于郡国,大为公私祸害。预知宇文化及将起事,欲先发制化及,虞世基阻其行事。遂被化及杀死。
裴矩(547-627),隋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为隋末唐初大臣,隋文帝时官至吏部侍郎。隋炀帝大业初,西域诸蕃及张掖(今属甘肃)塞,与隋互市,由他主管其事。随即顺便采访西域各国政教风习、山川险阻,君长族姓,及其文物章服等。遂撰《西域图记》三卷,记叙四十四国之事。拜民部侍郎,迁黄门侍郎,参与朝政。宇文化及杀炀帝自称皇帝,任尚书右仆射。后投窦建德,任吏部尚书,转任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并为制定朝仪。入唐后,官至检校侍中、民部尚书等。
裴寂(570-629),唐臣。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字玄真。隋贰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宫副监。与李渊交谊深厚,为李渊太原起兵策划者之一。并以晋阳宫米九百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枚支援出兵。后李渊进兵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他又支持李渊称帝,唐建国后,他任尚书仆射,最为李渊所宠信。太宗李世民贞观三年(629)因罪放归原籍,曾参预制定《唐律》。后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而死。
裴行俭(619-682),唐将领。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幼以荫补宏文生,贞观中举明经,调左顿卫仓曹参军。仪凤中,以才备文武,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
古代姓裴的有名人物 历史名人(请你参考!)
裴姓名人自三国以后开始人才辈出,晋代的裴徽、裴楷父子,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隋光禄大夫裴仁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唐时的裴氏出将人相,至少出过4位宰相,那就是唐明皇开元年间的裴光庭;历事德宗、宪宗、敬宗、文宗4朝,以人德始终的裴度;导致元和年间较为安定社会环境的裴土;以及被誉为“太平宰相”的裴坦。他们都 是现今山西闻喜人。唐代外交家、且工草书却不择笔的裴和地俭也是闻喜人……等。
裴秀:晋代司空、地图学家。他总结前人经验,提出“制图六体”,在世界地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有《禹贡地图》十八篇。
裴楷:字叔则(237-291),西晋河东郡闻喜人。仪容俊爽,如行玉山上,光彩照人,时称“玉人”,博涉群书,尤精《老子》、《易经》。官至中书令。
裴度:字中立(765-839),唐宪宗时宰相。他力主消除藩镇。元和十二年,督师破蔡州,唐代藩镇叛乱的局面暂告结束。有“名震四夷”、“天下莫不思其风烈”的赞美。
裴果:北周骠骑大将军。少时慷慨有志略。魏太昌时,为平阳郡丞,从军征讨,每先登陷阵,勇冠当时。累官隆、眉、复三州刺史,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
裴坦:唐代闻喜人。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简俭。子娶杨牧女,陪嫁多饰金玉,坦命撤去,曰:“乱我家法。”居太平里,时称“太平宰相”。
裴航:唐代长庆年间(821-824年)秀才。途经蓝桥驿,甚渴,有美女云英以水浆饮之,甘如玉液,欲娶之。家中老妪曰:“昨有神仙与药一刀圭,须得玉杵臼捣之。欲娶此女,必以此为聘。”遂遍访玉杵臼为聘。婚后夫妻偕入山仙去。
裴行俭:字守约(619-682),唐代降州闻喜人,官至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善知人,所典选偏裨类为世名将。
晋代有名士裴楷,南朝时宋有史学家裴松之,齐有广陵太守裴昭明,隋代有光禄大夫裴仁基,唐代有宰相裴寂、裴炎、裴耀卿,诗人裴迪,书法家裴行俭,兵部侍郎裴休……等。
汉朝的姓裴的名人! 三国以后,裴氏开始人才辈出。如晋代有司空裴秀,有裴徽、裴楷父子,南朝宋有史学家裴松之,隋有光禄大夫裴仁基,唐有宰相裴寂、裴炎、裴耀卿、裴度,诗人裴迪,书法家裴行俭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人物。
A 天下无人不说裴
伯益的后代非子以善养息马畜倍受周孝王青睐,因此周孝王辟地以为附庸。非子之六世孙陵,周僖王时封邑城,后除“邑”从“衣”,因以裴为姓。陵十二世孙裴遵,东汉时为敦煌太守,汉光武建武二十一年由于平蜀有功诏准举家由云中迁入安邑。其孙裴哗在汉顺帝永建初年来到山西闻喜凤凰原之阴、峨嵋山之阳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名叫裴柏,因柏林茂盛故有此名。
这裴桕村便是裴氏家族的世居之地,发祥之源。
从此,裴氏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盘根错节,蔚成大姓巨族,以至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宰相世家,天下无二,世上无双,难见其匹。
裴晔有子裴茂,汉灵帝时历任县令、郡守、尚书等职。建安初年,军阀混战,他率关中诸将讨伐李催,’有功于当朝,封阳吉平侯。他生有4子:潜、徽、辑、绾。自4子之后,裴氏家族逐渐兴旺、繁茂起来,其子孙后代虽仍以裴柏为中心,但也开始向外散移播迁。其后代编修家谱者把其族人总括为三眷:西眷、中眷、东眷。
西眷之裴出自裴徽之后,由于他的子孙最初大多在西凉任职为官,故号西眷裴;
潜、绾居闻喜,其后代也大多为官河东或河东周围,故称为中眷裴;
东眷裴为裴辑后人,辑乃汉献帝工部尚书,赐金紫光禄大夫。其后代为宦者多在京燕淮襄一带,故称其为东眷裴。
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裴氏又繁衍出许多支派,如洗马川裴、南来吴裴等。尽管世远族分,但皆出自三眷之后,发端于闻喜裴柏,故有“天下无二裴”之说。
清朝嘉庆年间裴氏后人修的《裴氏世谱》,详细开列了裴氏历代官宦名录,据称有“宰相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使(包括经略使、防御使、节度使、观察使、节度使留后、布政使、按察使等)25人,刺史110人,太守77人,大将军59人,驸马21人,荫袭46人,进士68人,贤良7人,辟举65人,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谥59人,乡贤30人。还有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贤节82人”。这个统计虽未必准确,但我们可以据以一窥裴氏仕宦情的全貌。
据不完全统计,裴氏家族做到知府、刺史、太守以上官职者约有千余人。一千余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壮观的队伍,它比其故里裴柏村现有的人口还要多。这么多的文臣武将、进士名流、皇后王妃集于一家,真是匪夷所思!
1、清廉的尚书令――裴潜
裴潜(――244),字文行。裴茂次子。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烽火连天,朝廷危倾,生灵涂炭,裴潜父裴茂力赴国难,奉诏亲率关中诸路大军声讨李催,有功于当朝,被封阳吉平侯。汉献帝年间,裴潜为避战祸,流落荆州,做事于刘表门下。刘表甚爱之,待以宾礼。但裴潜在与刘表共同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刘表只不过一介懦夫,本无霸王之才。他曾在私下对要好的王粲、司马芝说:“刘牧(即刘表)非霸王之才,欲西伯自处,败无日矣。”随即裴潜离开荆州,南到长沙,投奔曹魏政权。没多久,曹操力取荆州,刘表一败涂地,裴潜之预言得以应验。
裴潜归附曹操后,也颇得曹操器重。由于他在避乱荆州期间,刘备也正寄刘表篱下,因此裴潜与刘备有幸相处。鉴于他与刘备有过交往,曹操便想听听他对刘备的看法。曹操问:“备才略如何”裴潜答:“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
历史上裴姓宰相都有谁 裴炎(?-684年),字子隆,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唐代宰相。
裴光庭(678年-733年),字连城,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唐代宰相。
裴耀卿(681年-743年),字焕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唐代宰相。
裴度(765年-839年4月21日),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唐代宰相。
裴坦,字知进,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唐代宰相。
姓裴的在中央有没有大官 自从黄、菊被那啥之后,一直没看到有黄家的政@治#局委员。
中国有几位明星姓裴 裴蓓,中国籍模特,韩国姓裴的明星多。
中国姓裴的人有多少 裴姓,中华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197位。
裴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西晋末年,政治腐败,八王争夺政权的战争使社会动荡,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匈奴、鲜卑、氐、羯、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他们不能忍受西晋的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匈奴贵族刘渊于永兴四年(304年)起兵,国号汉,定都平阳(今临汾市尧都区金殿一带)。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子聪立。次年,刘聪遣石勒歼灭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西南),俘杀太尉王衍等。同年,又派刘曜率兵破洛阳,俘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建兴四年(316年),刘曜攻破长安,俘愍帝,不久被杀,西晋灭亡。史称这一时期为“永嘉之乱”。加上连年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馑和疾疫,饿殍遍地,浮尸满河。在大动乱大旱灾大饥饿的情况下,北方各族人民不得不流徙到梁、益、荆、豫、兖等州就食。在这股流民的大潮里,河东裴氏也被裹挟着从今山西、河南等地四处流徙。裴姓虽然起源于山西,但是他们很快就走向中原,走向全国,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不断开拓进取的家族精神,又引导他们走向邻邦,飘洋过海,走进世界各地。只要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发奋斗的足迹,就有裴姓族人开发奋斗的足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裴姓族人开拓进取的徽音。
姓裴的在中国有多少人 按姓氏排行裴姓排第一百位,裴姓人口蛮多的,记不得具体数字,百家讲坛上有一期可以搜一下
姓裴的开国将领都有谁? 裴宗澄 (1915―2003)山东省济南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一旅六十二团副连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副营长,胶东军政学校军事教员、教育科科长,山东纵队第五旅十二团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团长,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校长,胶东军区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军务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中国人民 总参谋部防化学部副部长,防化学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防化学部部长, 副参谋长, 司令部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晚年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1、在山西闻喜裴柏村。
裴氏祠堂又称晋公(晋公裴度,字中立,为唐宪宗、穆家、敬宗、文宗四朝重臣,出将入相,爵封晋公。)祠,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年),有前殿、后殿、状元坊、碑廊等,规模宏大,但屡遭兵燹,屡修屡毁。
2、姓氏简介
河东裴氏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其始祖为赢秦始祖非子之后,非子之支孙封pei(原字为上非下邑)乡,因以为氏。周僖王时,六世孙陵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以“裴”为姓。后裴氏分为三支,分居河东、燕京、西凉等地,但考其谱系源流,皆出于闻喜之裴氏,故有“天下无二裴”之说。 裴氏家族自古为三晋望族,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显赫的名门巨族。裴氏家族“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代有伟人,彪炳史册。”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独无仅有。裴氏家族公侯一门,冠裳不绝。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3000余人。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 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与皇室联姻者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公主20人等,真可谓“将相接武、公侯一门”,中国“宰相村”由此而得名。
3、人物
自汉、魏,历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中华大地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裴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仅隋唐二代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名臣就不下数十人。其中著名的政治家有裴休、裴楷、裴蕴、裴矩、裴佗、裴让之、裴政、裴寂、裴胄、裴度、裴枢等;军事家有裴行俭、裴茂、裴潜、裴叔业、裴邃、裴骏、裴衍、裴宽、裴果、裴文举、裴镜民、裴济等;法学家有裴政;外交家有裴矩、裴世清等。
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有一村落,叫裴村。裴村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还专门写了一篇《裴村记》赞之。《辞海》中注曰:“古地名,今山西闻喜东。”《闻喜县志》记有:“裴村,古为裴城,裴氏祖受封之地。”而欧阳修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写道:“非子之支孙封裴乡,因以为氏,今闻喜裴城是也。”由此看来,裴村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裴村的闻名是因为裴氏,裴氏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过59位宰相。在裴氏家族耀眼的光环下,人们常常遗忘了裴村的另一个望族——宁氏家族。裴氏家族自宋以后逐渐衰落,而宁氏家族自元以来逐渐兴起。据《宁氏家谱》记载,从明正统到清康熙年间,宁氏家族就出了进士11人、文举人21人、武举人5人、明经14人、例贡28人、武科2人,无怪乎康熙年闻喜知县沈光瑀感叹道:“宁氏不数传而文物蔚起,习弦诵者若而人,服先畴者若而人,子姓之繁衍,且耕且读,几偏裴村间,昔以名裴村者,今竟俨然为宁村!”宁氏家族何时居于裴村?众说纷纭。顺治年间的中州学使者李震成认为,“宁之先世为稷山人,唐时徙闻喜八裴村,盖晋公故里也。”清初,根据在裴村汤庙灌底景云宫出土的元代碑记记述来看,元时宁氏已族殷人繁。《宁氏家谱•源流考》记述,“余祖则自(稷山)钟楼巷徙闻喜之西裴村,占藉甘泉里三甲,亦以顺为户名。”宁氏自始祖宁景先居裴村,至清末,传二十世,其间人文蔚起,俊杰不绝,烂勋名于当代,流声施于奕礼,声名渐近裴氏。在闻喜县档案馆里保存着一套雍正六年(1728年)的《宁氏家谱》,家谱共四集,十卷,一集曰孝,二集曰弟,三集曰忠,四集曰信。“孝弟忠信”也正是宁氏的治家之本,也是宁氏成功的秘诀。宁氏家族有庭训十八条,如:身不可不修也,尊卑不可不辨也,孝思不可不永也,教子不可不严也,出仕不可不清也,邻里不可不睦也,输粮不可不先也,等等,不正是宁氏家族对“孝弟忠信”的最详实的注解吗?宁三翰,明万历丁未(1607年)科进士,初仕河南武安县知县,有异政,调陕西泾阳县知县,京兆有“青天”之颂。后以直言忤上官,遂挂冠而去。临行前,两地士民拥马前,号泣之声响彻天地。任山东布政使兵备霸州时,一年秋天,霸州发生蝗灾,蝗虫遮天蔽日。三翰公率领大家扑杀蝗虫,并规定,凡得蝗一斗者,予粟同蝗。很快,蝗虫灭净。皇帝嘉其能,赐之诰命,进阶通议大夫,赠其祖、父同其官,祖母、母、妻为淑人。宁七翰,明万历丙午(1606年)科乡试见进士。崇祯七年(1634年)至十四年(1641年),天下荒歉异常,人食人肉。七翰公闻而痛其心,捐粟数十车赈灾。看到邻里朋友家不举火,人人面似菜色,他就在门前架起锅,熬粥以果其腹。日就食者四十有九人,期间至者不计其数。大家送其牌匾旌奖之,曰“公之为人,富而能恭俭”。宁光野,清顺治戊戌(1658年)科进士。辛卯(1651年)冬,父文正公遇疾,光野侍汤药,数月有余,目不交睫。父殁,痛不欲生。葬父后,与弟宪野矢志力学,苦不少懈,先后中进士。凡此中人,数不胜数。宁氏就是靠着“孝弟忠信”四字经来平身齐家治天下的。宁氏家族的功绩也得到了历朝最高统治者的肯定,从明朝的泰昌帝光宗到清朝的雍正帝世宗的一百年间,六位皇帝给宁氏家族下的诰(敕)命就有26道。宁氏家族十分重视教育。清初,宁氏家族的书斋书院有“淇园”、“我园”、“暇园”、“谁楼”、“品斋”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卫蒿在《淇园记》中写道:“淇园也者,宁耀野先生读书训子之所居也。”宁氏的“品斋”更是广丈二有余,中堂左檐匾曰“修德”,右檐匾曰“讲学”,东廊檐匾曰“尊师”,西廊檐匾曰“亲友”,三屋对峙,形似“品”字,意为重“品”。宁氏族人多建书斋,以居内专心读书,辄晓大义。宁元胄在“淇园”里读诗书,每诵必百遍乃止,夜诵非三鼓不休。宁宪野在“暇园”里夜研经史,昼论天下。有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闻喜廪生董象贤、张齐尹、杨莪呈山西学政的折牒,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儒士张国宠年仅十五岁的长女张氏嫁入宁家,做了四十二岁的宁奇翰的继妻。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初一,宁奇翰病故,二十六岁的张氏强忍悲痛,把年仅六岁的儿子世珩送外延师受业。每每世珩回家,张氏必询以所为何事,所读何书。每晚织纺伴攻,稍懈,即切责之,以为负先君之遗命。由于张氏的严厉督教,世珩终中康熙丙子(1696年)科进士。县、府、道感其行,批示予以表扬。山西督学道刘梅的旌匾曰“柏舟永矢”,平阳府知府梁继祖的旌匾曰“操同水筠”,闻喜县知县王士美的旌匾曰“彤管芳徽”,闻喜县儒学教谕田茂、训导阎文炳的旌匾曰“苦节凌霜”。正是宁氏子弟的勤勉自强和宁氏长者的严格要求,才使的宁氏家族人才辈出,科甲蝉联,为祖上增添荣耀,替家族声播万世。从宁光野身上就可以看出宁氏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光野的曾祖锦川为通奉大夫、山东右布政使,祖父为增生、遥授贡士冠带,父二翰为进士、刑部云南司主事,祖上三代皆从仕;光野兄希野为文林郎、河南开封府祀县知县,弟宪野为进士、内阁撰文中书候补府同知,而光野本人为进士、刑部浙江司员外郎,兄弟三人都为官。为官就要治学。光野任汾州府教授时,创建汾州府儒学;宪野任河南遂平县知县时,重修河南遂平儒学;其从兄凤翔为三晋书院文衡。光野有《文稿》、《义经近编》,宪野有《文稿》、《联捷真稿》,凤翔有《缄庵文集》。正是宁氏子弟的过人才学,才使抚院赞其“风雅渊博,人文蔚起”,监院赞其“才学兼优,西河再观”。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
姓裴的名人
本文2023-10-14 19:31:42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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