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邵氏族谱记载，邵庄村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间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燹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明朝开始，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邵庄村一带居民便是明洪武年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据先辈传，当时的迁徙是被欺骗后强制性的进行的：朝廷宣称各地均要移民，只有洪洞县老鸹窝村可以不迁，于是各地居民寻亲访友都聚集在了老鸹窝村。一天夜里，官军突然包围了聚集在老鸹窝里的大量躲避迁移的人们，捆绑起来强制迁移。也有说每次迁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官家在广济寺旁设机构，进行登记，而后才往各地迁送。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临离开洪洞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每个人都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望啊望，望不够家乡的广济寺，望不够广济寺旁边的大槐树。当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人们最后一瞥，只能望见耸立云端的槐树和树梢上的老鸹窝。大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翠绿色的枝叶上下摇动，就好像是为离别故土的人们送行。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古槐——我的故乡，从此融为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便成了流传的歌谣。

邵庄村是朝城镇一带邵氏的起源地，邵庄村的先辈们在明朝迁居至此后将此地命名为孝子里，后更名为邵庄。随着人口的扩张以及地域区划的原因，邵氏族人逐渐由邵庄扩散至附近村落。现朝城镇一带的邵姓人基本全为邵庄村迁出，每次续家谱周边的邵姓人都会聚集到此地。

邵元节 (1459―1539)龙虎山上清宫达观院正一道士。字仲康，号雪崖，贵溪人（或谓安仁人）。幼年父母双亡，遂于龙虎山上清宫达观院出家为道士，师事范文泰得《龙图规范》之秘。后又师事李伯芳，黄太初，尽得其术。嘉靖三年(1524)征入京，以“立教主静”之说得世宗嘉纳，嘉靖四年(1525)令拜雨雪，有验。嘉靖五年(1526)命为致一真人，统辖京师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赐给紫衣玉带及金、玉、银、象牙印章各一枚。从此，长居京师，经常奉诏祷祈雨雪，累获加封受赏。嘉靖九年(1530)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十一年(1532)敕建真人府于城西，每年给禄米百石，拨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其租。以孙邵启南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邵元节奏乞将永恩寺等入宫，改为道宫。准其奏，翻新后，赐额曰元福宫。又遣中使于江西贵溪建道院，赐名仙源宫。嘉靖十三年(1534)邵元节从龙虎山还朝，船行至潞河，命中宫迎入，赐新蟒服及“阐教护国”玉印。嘉靖十五年(1536)，加号为“靖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玉带冠服，又以其祷祀皇太子生有功。拜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文官服，其孙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徒陈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嘉靖十八年(1539)邵元节病逝，敕授大宗伯，谥“文康荣靖”。

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中国辽宁省农安县八吉垒镇邵家村的一个姓氏。具体来说，邵氏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有一位姓邵的先祖来到了今天的农安县八吉垒镇，并在那里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邵氏家族逐渐壮大，并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传统。

据了解，邵氏家族在农安县八吉垒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和社会精英。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商人和文化名人，还有许多勇敢的战士和义士，他们为了保卫家园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邵氏家族还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他们善于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如刺绣、木雕、玉雕等，这些工艺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能反映出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

总之，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农安县八吉垒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