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最早进入的汉人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随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师平定南越之乱时在海南岛设置珠崖郡、儋耳郡时的驻军。当时主要的据点在 琼山和儋州。

路博德、杨仆等人的军队主要来源是全国征发来的罪人以及淮南的水军。

福建漳浦县湖西镇的宋代王族聚居地赵家堡和闽南银塘村是一重要部分， “湖西一座厝，银塘一部书”，一座厝指的是位于福建漳浦县湖西镇的宋代王族聚居地赵家堡，如今它已闻名遐迩。“银塘一部书”却鲜为人知。其实，早在明代，就有诗歌吟咏《银塘赵氏族谱》：“一派流香南宋后，千年聚族北溪涯；守旨分散虽三脉，谱牒修来是一家。”

披着三月暖暖的阳光，沿着绿意盎然、风光如画的九龙江北溪，我们来到距离福建漳州市区二十多公里处的华安丰山镇银塘村，探访居住在这里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

“我们是宋太祖的重孙赵希庠这一脉传承下来的，赵希庠的儿子赵与仿被我们尊为银塘开基主。而漳浦赵家堡是宋太祖的弟弟赵光美那一脉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皇派’，他们是‘王派’。”望着悬挂 在崇本堂内十八位宋朝国君的“御像”，赵辛超，银塘赵氏的第三十二代传人乐呵呵地说。银塘村就是这样来的，北宋末年，元人入侵，山河摇坠，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赵师诰于宋宁宗年间（一一九五至一二二四）奉命携入闽迁漳，诰长子希庠又于宋理宗宝庆年间（一二二六年），带其子赵与仿择北银塘屯居，因赵希庠的生死年份不详，后人便立赵与仿为银塘开基始祖。当时为什么要居这里呢？原来，至南宋，赵氏统治者已认识到元人入侵势不可阻 家国势贫弱，维以抗击。为了保护赵氏生息力量，就选择了银塘这块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村背后又是崇山峻岭的险要地带聚族而居。

从那以后，银塘赵和漳清湖西赵一样，开始了隐姓埋名的草民生涯， 直到明代，长史大夫赵德懋告老还乡后才修建了崇本堂，又经过明、清时期四百多年的修葺和经营，村中逐渐遗留下许多颇具宋、明风格的古建筑和史迹。漫步银塘村，看着那古城门、古城堡，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在闽南山区，恍惚间已置自繁华的宋代都城，令人不由顿生思古之情。

放眼银塘村，只见碧清澈的九龙江绕村而去，渡口的几株古榕苍劲挺拔，一片片香蕉林叶如茵，好一个山青水秀的桃源世界！据史载，银塘全村分四个角落，筑有条石砌成的上方形古 楼堡，名为“千秋楼”、“追远楼”、“日新楼”、“安庆楼”面积各有八、九千平方米。古堡居中一条石街道，街道两侧各筑有前、中、后三落的古老民居，鳞次栉比，俨然象个压缩了的街市。虽经数百年的风雨浸漫，这些房子依然庇护着赵氏皇族的后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荷锄担犁，或朗朗诵读，或出外打工做生意，生命就这样坚韧地代代相传了。

宽敞气派的崇本堂如今已成了村老年人协会的活动场所。这是赵德懋的得意之作。学者认为，崇本堂的构筑，在闽地少有，大有泉州开元寺的风貌。崇本堂面积达七百五十平方米，两头小，中间大，其形如鼓。宗庙为二进式，分上厅下厅，不开耳门，中设天井，天井的散水坡凸高三十五厘米，面积约五平方米，由七条石板铺设而成。令人不解的是中间一条石板，两头架空，踩上发出“吭空”之声。原来，“崇本堂”的承水沟有四个小洞通向散水坡，如遇暴雨，积水漫过散水坡，水就从“吭空石”的缝隙渠时暗沟，由后口流出，确是别出心裁。而“吭空石”还具有“耳朵”的作用，因崇本堂不设耳门，就以“吭空石”取代耳朵，这样子孙后代才不致耳聋。“崇本堂”之所以的如此独特的设计，源于赵德懋的“鼋”理念，整座建筑就“万寿之王”大海龟的造型。

赵辛超恭恭敬敬地从一个樟木箱子里拿出厚厚的七本族谱，这便是学者们所说的“银塘一部书”了。这部书又称“皇家玉牒”，据银塘赵潮初先生称：“族内存有沿宋以来世袭编纂的七部《赵氏族谱》，内容蕴含深厚，图文并茂”。“既有宋太祖御制玉牒叙，又有十八帝御容和传略，还有君臣一气图记、并留有许多名宦学者的亲笔史迹……”我们打开一看，画像遗容果然惟妙惟肖。族谱中还有银塘始祖坟图，“据谱载……现已找到墓址，均为宋朝墓葬遗迹……”难怪许多学者阅读了《赵氏族谱》后，引起极大兴趣，认为可补正史的不足，具有考古历史价值。赵潮初先生又说，银塘开基祖赵与仿曾择僻静山林专注整理族谱，当时他手中应有宋室许多珍贵资料，所修族谱可靠性大，价值高。赵氏后人一向对族谱十分重视和尊敬，才屡屡避过风雨水灾，得以保留至今。 与赵家堡的封闭落后相比，银塘村的人们显得开朗、自信。赵家堡自建国后只出过两中专生，银塘村却是人才荟萃，全族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就有一百多人，他们当中有教授、工程师、高级讲师和党政领导。他们没有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无力自拔，而是把高贵的皇家血统珍藏在心，以坦然积极的态度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谢谢观看，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

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

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

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

《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

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

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

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

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

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