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氏家谱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4浏览：1收藏

薛氏家谱,第1张

薛薛 XUE

一、来源有三 1、出自黄帝的任姓，奚仲之后裔。相传黄帝共有25个儿子，分别得12个姓。其中有一子叫禺阳的，因被封在任（今山东省济宁市），得任姓，传至12世孙奚仲在夏禹时任车正（官名），传为车的创造者，居于薛，称薛候。春秋时，奚仲后人薛公子登在楚国作官，薛人迁往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楚怀王赐以沛地为食邑，其后以原国名"薛"为姓氏，称薛氏。 2、出自虞舜的妫姓，为孟尝君（即田文）之后裔。舜的后人有姓妫的，其后妫完出奔齐国，称陈氏，传至5世孙陈桓子，因食于田，称田和，其子孙便改姓田。其后裔田文被封于薛（今山东滕县），称薛公，号孟尝君。秦灭六国后，其后人于汉初徙竹邑，亦以薛地为氏，称薛氏。 3、由他姓或他族改姓为薛的。一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族的复姓叱干氏改为单姓薛氏；二是出自周文王的姬姓冯氏之后裔，唐时有薛怀义，本姓冯，后改姓为薛；三是辽西也有薛氏。满族与朝鲜族中也有薛氏。二、迁徙分布战国时薛氏已播迁于今三胡北、湖南、江苏、河南、河北省境内。三国时蜀郡太守薛齐降魏，迁家于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世号"蜀薛"，薛齐长子薛懿有三子：长子恢，号"北祖"；次子雕，号"南祖"；三子兴，号"西祖"。另外，三国时已有薛氏徙居今甘肃境内。西晋末年出现永嘉之乱，大批中原士族随晋室南渡，河东人薛推迁至江南，传至薛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徙居福建晋安。唐末，河南薛氏又有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自南宋开始，福建薛氏又分衍出广东海阳、五华、兴宁、梅州等支派。从清康熙时始，闽、粤薛氏陆续有迁入台湾者，此后，有的又远播海外。三、郡望堂号堂号 "忠谏堂"：汉朝时候，沛人薛广德为御史大夫，敢于直谏。元帝要做楼船供自己玩乐，广德脱帽子谏阻，如果元帝不听，他打算光着头向皇帝车轮上碰。结果皇帝采纳了他的谏议。郡望河东郡：秦初（公元前221年）置郡，治所在安邑县（今山西夏县西北）。此之薛氏，其开基始祖为魏时光禄大夫薛齐。新蔡郡：晋时置郡。治所在今河南新蔡县。沛郡：汉高帝置郡，治所在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东汉改为国。高平郡：因泰始元年（公元205年）改山阳郡置郡，治所在昌邑（今山东巨野南）。南朝宋移治高平（今微山县西北），北齐移治任城（今济宁市），隋开皇初废。四、家乘谱牒江苏：毗陵薛氏沙雍公支谱四卷、葛坡薛氏宗谱十九卷首一卷、河东薛氏宗谱前集六卷新集五卷、薛氏前谱案证四卷浙江：会稽薛氏族谱、松鳞薛氏宗谱十六卷、李村薛氏宗谱三卷、重修宁海市门薛氏大宗谱六卷首一卷安徽：福星薛氏家谱二卷、薛氏宗谱二卷、福建：赤石薛氏宗谱一卷湖南：薛氏创修族谱十一卷首二卷、薛氏家乘五卷首一卷、薛氏四修族谱祥符里薛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五牧薛氏宗谱十二卷五、历史名人大任：周文王母，有挚国女。薛仁贵：唐朝名将。农民出身，善骑射。太宗时，应募从军，屡立战功，后又率军大败九姓突厥于天山，军中有"将军三箭定天山"的赞歌。薛道衡：隋代名臣、著名诗人。其诗词藻华艳，多数边塞诗比较雄壮。《昔昔盐》中的"空梁落燕泥"句，为后人传诵。薛稷：唐朝大臣、书法家。善画人物、鸟兽，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他的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并称"唐初四大家"。薛涛：唐朝女诗人。因家贫，沦为歌妓，善歌舞，工诗词。创制深红小笺写诗，人称"薛涛笺"。薛居正：宋代史学家，五代后唐进士。曾监修国史，开宝六年又监修《旧五代史》。薛丙：嘉庆时象棋名手，所编著的《心武残编》，是流传较早的一部民间局谱。

早在明朝中期，就有学者对《诰封太宜人薛母颜氏墓志铭》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该墓志铭原件现藏于江苏苏州博物馆,志主颜氏乃明代名医薛己之母,志文乃前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兼修国史长洲文徵明著并书篆。

明代学者在对墓志进行录文的基础上,曾尝试从颜氏生平、薛氏医士家族、墓志著并书篆者和刻工等几个方面进行考析。

现代，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文涛教授著述的《北史·列传中·河东薛氏增加史料问题探析》一书，在《北史·薛辩传》和《魏书·薛辩传》基础上,增加了其父亲薛强的大量生平事迹。

此外，还从《北史·薛修义传》和《北齐书·薛修义传》中发掘出不少内容。

这些增加的内容,尽管《资治通鉴》没有采用，但根据薛元超墓志和薛修义墓志来判断,这些增加的内容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广西师范大学的学者杨丹丹在研究晚唐诗人薛能的生平后，认为薛能是晚唐颇具特色的一位诗人。

尽管官方所撰的新、旧唐书皆未为其专门列传，但《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著作记录了有关其生平、仕途的事迹,比较零散,有些地方还有缺失,并不全面。

《全唐诗》存录薛能诗歌三百多首,编为四卷,诗集《繁城集》已散佚,不可考。

薛能作为晚唐较为著名的诗人,至今约有三百多首诗歌流传于世,绝句、律诗成就颇高,在晚唐及北宋前期,薛能诗作都曾有过积极的影响。

由于史料记载简略,薛能又生在唐这一诗歌大家辈出的朝代,其人其诗并不引人注目,目前学术界对薛能的关注还是很有限的。

杨丹丹以薛能现存诗歌为基础,根据史料和相关文献记载,结合同时代诗人的诗作旁证,对薛能的生平、仕历、家族家世、诗歌创作和性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从闻一多考证薛能生于817年之说,从薛能诗作,其友人寄赠之作证实薛能生于817年确有可信之处，从考证薛能仕历,以《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为底本范例,将这几者做比较,给出了薛能在各个阶段清晰的任职时间、所任官职、在任事迹,并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补遗。

根据这些考证和梳理，可以将薛能生平、仕历列成一个表格,将其为官经历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为辨析薛能籍贯,考证其家族渊源和家世提供了强力依据。

唐以后诸书均记载，薛能为汾州人，杨丹丹研究后提出质疑，她通过材料考证薛能籍贯应为河东汾阴。在此基础上，她继续考证出薛能与历史上著名的河东汾阴薛家有很大联系,其同时据史书记载和诗作分析,推测薛能出自汾阴薛家。

汾阴薛家名士众多,有名望但性情狂傲之人,如薛逢,薛昭纬之类,与薛能相比较,得出狂傲自负似乎是薛氏族的通病这一看法。

同时，结合汾阴薛氏家族的兴盛、衰落历史,可知薛氏家族曾经的辉煌历史和衰败现实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以及晚唐穷途之象,是薛能狂妄之性的主要原因。

通过探析薛能的诗品与人品，分析薛能的诗歌后，将其诗歌分为三大类：题物咏怀诗、送别诗、酬唱寄赠诗。薛能题物诗咏物广泛,能咏别人不常咏之物。送别诗情真意切,感情真挚,令人感唏。寄赠诗中除了与官场名流的酬答之作,还有众多的寄赠歌女舞者的诗,体现了薛能对她们的同情赞美。

除了这主要的三类,薛能还有一些民歌、乐府体诗,不乏优秀之作。薛能之为诗,以“闲中日月长”，这说明薛能诗作主要以闲适、闲吟为主,无言志载道传统,少家国生民之思,诗中自我意识强烈，其作品抛开了传统封建士子的儒者心系天下情怀。

薛能作为一个平凡之人的平常之处在于他不喜束缚,一生放纵游乐,随性自在,独立行走。他治政严察,禁绝拜谒,清正廉洁,在晚唐极为难得。而且为诗力求出新,废陈调,具有创新精神。

薛能性情率真,胸怀坦荡,豪爽大气,但也轻浮鄙薄,以第一流自居,目中无人,狂妄不已，颇带魏晋古风。

陕西师范大学侯纪润先生对河东薛氏家族研究也比较多，本人曾多次与侯先生沟通，他认为，现存有关薛氏世系的主要史料有《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元和姓纂》薛氏部分散佚严重，所以只有利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墓志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薛氏部分做尽量详尽的校勘，才可以得到一个详尽明了的世系。

由于社会对士族重视程度的不同，现存记载士族史料也有多寡不一的现象，即南北朝时士族世系记载较唐代明确详细，所以他的研究材料呈现出对南北朝时代薛氏世系考证远较唐代系统。

经过侯先生的勘证，发现了《新表》薛氏部分整体错漏是相当多的，如姓名、辈分、官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失载，其中犹以官职的疏漏最为严重。

山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者李晶通过对薛氏家族各房发展过程的论述来分析其盛衰原因、家族特点，进而明确薛氏家族在隋唐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其研究主要是薛氏家族族源的相关争论。

李晶通过查阅多种相关文献、墓志资料对薛氏家族的世系进行了整理，为家族研究提供支撑，研究成果主要论述了薛氏家族的发展进程及盛衰原因，介绍了隋唐时期薛氏家族的发展背景。

其次，李晶着手还论述了隋唐时期薛氏家族发展繁盛局面，并从门阀政治累世传经的社会影响、家族自身的努力、经济实力的积淀、同皇室贵族的联姻四方面具体分析了薛氏家族的兴盛原因，阐述了唐朝末期薛氏家族的衰落，并从社会影响及家族自身发展两方面分析了家族的衰落原因。

李晶认为，薛氏家族壮大的原因主要依靠军功，借助军功立足并在北魏时期荣升郡姓之列，为家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外，薛氏尚武习文并举。在门阀政治和累世传经的社会环境中，为取得更长远的发展，北朝末期，薛氏家族发展侧重点转变，从重武到文武并举，兼容并蓄治学，以儒道佛、文史、艺术作为家学的主要内容，讲求德行并重治家。

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的学者唐霞在考察了修武薛氏祭祖仪式后认为，河南修武郇封镇郇封村薛氏后裔每年农历八月初三祭祀其始祖薛澍,整个仪式分为行上香礼、行一献礼、行连献礼、行三献礼、行轮献礼等几大项,气氛庄重肃穆,仪程严谨规范。

祭祀仪式中，薛澍及其夫人窦氏的神主(牌位)和画像作为象征符号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合族祭祀中体现着祖先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保留了汉族祭祀的完整仪式,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沈文凡博士则以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为依据,力求尽可能详细的描勒出薛氏文人的生平经历,并评介其文学活动。

沈文凡博士认为，中外相门,奕代文学,阀阅之大,莫之与京，薛氏一族参与宫廷唱和,文人赠酬,登高则赋,寄情有诗,历周隋直至于唐末,一直活跃在政治与文学的舞台上。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者李杨婷数年来坚持从历代官方史料中挖掘河东薛氏西祖房的文史资料。

薛氏西祖房从隋初就完成了从习武到崇文风气的转变。西祖房凭借自身优势，促进了河东地区浓郁的学术文化，家族中大量文人致力于文学风气的养成，这些都促进了薛氏西祖房文质转变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西祖房支五分，唐代有三支发展繁盛，其中薛瑚房与皇室互为婚姻，家族地位显赫。后因卷入政治斗争，家族遭受重创，逐渐衰落。这一变化对薛氏西祖房门风的调整及家族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都有深远影响。

唐初家族文人多为显贵，既参与宫廷唱和，又结寒俊之士，推动诗风的改革。盛唐、中唐时文人寥寥，创作热情不高。到晚唐时，薛氏西祖房经过休整步入正轨，薛氏西祖房文人创作又开始繁盛起来，薛氏西祖房支系薛洪隆房文人多集中在盛唐，这与其实力薄弱、文质进程缓慢有关。

薛氏西祖房文人多进士及第且颇有文学才华，但因文学保存意识较差，导致作品数量存世极少。

薛据是薛洪隆房成就最高的文人。他因怀才不遇、家族历史及个人性情的原因，形成了既慷慨雄健又无限悲怨的诗风。薛氏西祖房支系薛昂房在唐代因对儒学传统的延续、家族特殊的经历和薛苹个人的影响，家族逐渐形成治政廉洁的家风。

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薛昂房文人的重心转为追求以政绩上的卓越，导致薛昂房的文人虽有着较高的文学素质但文学创作热情不高。

薛氏西祖三房，文学创作绵延有唐一代，薛瑚房文人集中在初唐和晚唐；薛洪隆房文人在盛唐占有一席之地；薛昂房文人在中、晚唐较为活跃。这些现象跟社会的变迁、家族的发展、文质的转换过程及关键人物的引导有着很大的关系。

山东大学历史学者王雪源以《历学会通》为依据，比较系统地对薛凤祚科学思想进行了总结研究。

薛凤祚是清初著名的天文、历法和算学家。他是中国引进对数的第一人,对中西方的天文历算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学贯中西,名列畴人之首的著名科学家。

王锡阐与薛凤祚被誉为“南王北薛”,王锡阐学界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对薛凤祚的研究极为薄弱,与“南王北薛”、“畴人之功首”这样的称誉极为不符。

长期以来，学界对薛凤祚的研究非常薄弱。八〇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才逐渐对薛凤祚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

有的从科技史角度进行考证,有的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思想分析,有的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有的从时代文化背景方面进行探究,特别是山东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上集中刊发的几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薛凤祚的学术研究,使人们重新认识薛凤祚,重新评价他在科技史上的地位。

薛氏书家

河东薛氏是蜀汉灭亡后从蜀地内迁至河东的一支豪强家族。《新唐书》记载：(东海相)衍生兖州别驾兰，为曹操所杀。子永，字茂长，从蜀先主入蜀，为蜀郡太守。永生齐，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户五千降魏，拜光禄大夫，徙河东汾阴，世号蜀薛。二子：懿、始。懿字元伯，一名奉，北地太守，袭焉陵侯。懿生三子：恢、雕、兴。恢一名开，河东太守，号“北祖”；雕号“南祖”；兴号“西祖”。北祖一支在北魏初即式微；南祖一支沿武力豪族的道路发展，有薛安都、薛仁贵的薛家将；西祖由武力强宗转变成文化士族，有薛道衡、河东三凤、薛稷、薛瑄等，以及离开故土的薛居正。

薛氏的势力范围在龙门、稷山一带，这里地处华北西入关中之要道，乃兵家必争之地。薛氏既要面对北来之胡骑，又要面对西侵的氐羌，多秉承武勇粗豪门风，崇尚武功。薛氏在晋时还受重用，十六国时期薛氏未尝仕于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永嘉之乱，中原沦陷，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汾河之南的薛通壁和黄河以东的薛壁是当时抗击胡人的主要据点。“河东薛氏，涵养于魏，兴于周，隋唐盛极”。薛曜娶唐太宗之女城阳公主，薛绍娶唐高宗、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薛敞娶唐睿宗之女哪国公主，门庭显赫。自五代以下开始式微，元代薛氏家族归隐山林沉默于世，宋明科举，薛氏子孙如薛居正、薛侃、薛祥、薛禄、薛显、薛蕙、薛应旗、薛允升、薛福成等以才入仕者甚多。

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历仕北齐、北周，隋时，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后为炀帝所杀。其代表作《昔昔盐》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甚至传说薛道衡因此联引起隋炀帝嫉妒而被杀。薛道衡名重一时，著名诗人、书法家，相传有《和南帖》、《尔朱敞碑》等书迹，但今已不存。

薛慎，字佛护，河东汾阴人也。历西魏、北周，官至御正下大夫，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出为湖州刺史，好学，能属文，善草书。无书迹传世。

薛曜，字异华，祖籍蒲州汾阴人，道衡生薛收（河东三凤之一），薛收生薛元超，元超生薛曜，薛曜尚城阳公主，官至正谏大夫，子绍尚太平公主。书学褚遂良（褚遂良系其老舅），瘦硬有神，用笔细劲，结体疏朗，但较褚书险劲，更纤细，在当时享有大名，被后人视为“宋徽宗瘦金体之祖”。传世书刻有《封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秋日宴石淙序》。

武则天一生十上嵩山，在嵩山脚下设坛封禅，封中岳山神为“神岳天中皇帝”，今留有坛丘及刻于唐武周天册万岁2年（696年）的《封祀坛碑》，该碑由武三思撰文，薛曜书丹，碑文楷书，书法遒密。

武则天在嵩山顶投过“ 除罪金简 ”，在石淙河边修建三阳宫，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即“ 石淙会饮 ” ，其时武则天即兴作诗《夏日游石淙》一首及序，侍游从臣16人应制奉和16首，是乃《夏日游石淙诗并序》，命薛曜书丹，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五月刻于嵩山石淙河车厢潭北崖。《秋日宴石淙序》是大足元年（701年）刻立于河南登封县石淙山南崖。

《封祀坛碑》（局部）

《夏日游石淙诗并序》（局部）

《秋日宴石淙序》（局部）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唐代画家、书法家。薛道衡曾孙、薛元超之侄。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封晋国公。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薛稷以知情不报，亦被赐死，时年六十五岁。薛稷外祖乃初唐名臣魏征，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迹颇多，薛稷得以模学，师承褚遂良，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说。薛稷与虞世南、诸遂良、欧阳询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传世书刻有《信行禅师碑》《临兰亭》《升仙太子碑阴》《论脍帖》《七启帖》《洛阳令郑敞碑》等，书法瘦劲妍媚，疏朗洞达，有褚遂良《伊阙神龛碑》遗意。《信行禅师碑》立于唐神龙二年（706）八月。原石久已亡佚，现仅存清代何绍墓剪裱孤本传世，册后残缺，据传已流入日本。

薛稷临兰亭刻本（局部）

薛稷题《升仙太子碑》上下款及碑阴书仙游诗，碑文系武则天书。

《信行禅师碑》

薛绍彭，字道祖，号翠微居士，恭敬公薛向之子，自谓河东三凤后人。官至秘阁修撰，出为梓桐曹，以翰墨名世，善品鉴。曾刻孙过庭《书谱》传世，后人推为精本。与米芾为友，每以鉴定相尚，得失评较，米芾尝言：“薛绍彭与余，以书画情好相同，尝见有问，余戏答以诗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犹如兄弟或弟兄。”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元赵孟頫云：“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又云：“脱略唐、宋，齐踪前古，岂不伟哉！”又云：“薛书诚美，微有按模脱击之嫌。”有《昨日帖》、《晴和帖》、《杂书卷》、《草书手札》等传世。有一《乍履危途帖》，网上亦不多见，附后。

杂书卷

晴和帖

草书手札

昨日帖

乍履危途帖

薛涛（约768～832年），唐代女诗人，字洪度，长安人。因父亲薛郧做官而来到蜀地，父死后沦为乐伎。姿容美艳，性敏慧，通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与刘采春、鱼玄机、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和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等人都有唱酬交往，与元稹有一段爱情。韦皋任节度使时，拟奏请唐德宗授薛涛以秘书省校书郎官衔，格于旧例，未能实现，但人们却称之为“女校书”。曾居浣花溪（今有浣花溪公园）上，制作桃红色小笺写诗，后人仿制，称“薛涛笺”。成都望江楼公园有薛涛墓。世传书法《陈思王美女篇》。

十七是薛氏志：《薛氏族谱》中另一种比较重要的内容，大多为薛氏家族中专门资料的汇集，如科名、节孝、仕宦、宗行、宗寿、宗才、封赠、族内学校、学产、历代祖屋、祖茔、祖产分布等等。这些都是明清家谱取法于史书中的“志”，即专门史而成。

十八是族谱杂记：其他类不收或遗漏的均在此处叙述，大多为薛氏家族的一些专门资料，如男女高年、争讼。田产、茔地的契约、合约、合同、诉讼文书等，范围很广、很杂。

十九是薛氏文献：也称薛氏著述、艺文、文苑，收载的均为薛氏家族先人的著述，其中包括各种家规、家训、家范、墓志、行状、诗、文、帖、简、奏疏等，有的全收，有的仅开列目录。

二十是修谱人员：一般包括两项内容，一为领衔、编纂人姓名，一为捐献经费人姓名，均列在谱未。

二十一是五服图：五服是古代宗法社会薛氏家族法规的重要依据，很多薛氏族谱后附五服图，目的是为了令薛氏族人重视和了解，不得混乱。

二十二是余庆录：《薛氏族谱》修成，末尾照例留几页空白纸，上书“余庆录”，意为子孙绵延，留有余庆。

二十三是《薛氏族谱》的字号：为了防止《薛氏族谱》外传，一般在谱后都有顺序号，或用一段特殊文字，如撷取《千字文》中的一段等，然后登记注册，某人领某号，定期抽查。

此外，在有些《薛氏族谱》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如某些《薛氏族谱》专设义谱一类，收载薛氏家族内各支所收异姓养子、义子的世系，有些谱中收录有薛氏家族中重要人物的年谱资料等。还有些谱则在谱末专辟“修谱志”、“附记”等篇章，专门记述本次薛氏修谱的经历和遇到的问题等。

也有的谱会注明修谱时的收支账目。近代一些谱后面，有的还附有一些统计图表，如人口数量等。

以上所说的《薛氏族谱》的各种格式，并不是每部族谱都完全具备的，由于时代、地区、支系的差异，所修成族谱的详略程度不会完全一样，其余诸如格式分合、排列次序也不会都完全一致，但总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次序排列的。

一部完整的《薛氏族谱》就是一部薛氏家族的百科全书。通过这部族谱，我们可以了解到薛氏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变迁，婚姻状况，以及家族成员在科第、官职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甚至薛氏家族的经济情况和丧葬、礼典、家规、家法等典章制度等。而族谱也正是将这些内容以书、图、志、表、史的形式记录下来，从为可与正史与方志并列的又一文史宝库。

《薛氏族谱》在魏晋南北朝是分行写，或连行写，每代与前代空一格，这从现存北魏薛孝通的墓志就可看出。不同的是后两块墓志不仅记述了自家世系，而且还详细记述了亲戚的谱录，这在后代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南北朝时期却是司空见惯的。

唐朝的《薛氏族谱》，大多为合谱，一般是以单位排列连写。

宋代以后，又开始分代分格。明清时代的《薛氏族谱》，大多取法于宋代家谱，卷首列世系总表，以备检查，然后每人半页，依辈排列。

《薛氏族谱》修撰，到了明清至民国时代，其结构已基本定型。

余虽从事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二十余年，并忝涉姓氏谱学，但因资料实在有限，对历代《薛氏族谱》研究十分粗浅。然，薛乃家姓，故而不揣简陋，将点滴感悟，掇拾成字，确实不成一文！

河东薛氏自晋迄唐，延绵不绝长久不衰。与其它著姓比较而言，河东薛氏较多地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数百年不离其根本所在之地，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曾参与前、后秦关中政权,北魏占领河东以后,薛氏集体入魏。

举族归附，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先决的，由于汉帝国瓦解以后，中国社会饱受阶级矛盾、加之生产力低下和天灾、战乱、人祸等威胁的民众，只能依附于地方上拥有势力的豪强，才能谋求生活的安定。作为豪强的一方面，其与民众的连带关系对于维持自身势力是有利的，作为汉代乡里制瓦解的结果，人们以豪强的特定之家为媒介，期望组成古老血缘和新的地域结合体。

依附于豪强的族民，常用宗族，宗亲、族亲等用语来相互称谓。在此连带关系中，血缘与地缘的关系成为媒介，他们与豪强所蓄佃客那样的隶属民有所不同，基本上可以说是自由民。一方面有着身份自由，另一方面又依附于豪强，在其影响下生存。此种看似矛盾的关系正是北朝豪强共同体的特征。

当时的地方豪强与归附的族人间的关系不存在土地、生产资料等手段之有无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豪强赈恤宗族中穷困者，费尽心力扶助其生活，还要指导日常农活，调解纷争。面临外敌，则团结族人以图自卫。当此之时，豪强倾其所有的情况很多，此种行为后世的史料中常用“轻财重义”、“轻财好施”等语言来记载和评价。

此种无私之心以及来自宗族内部的信任，成为当时地方豪族共同体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为了度过六朝时期充满苦难的艰难岁月，人们就是如此被置于超越自我之立场的。

六朝宗族的主要功能是“族人救济”，史料中一般都称为义田或祭田。族人救济更多是维系同族内部的自发性救济行为，不同于近世有制度保障的宗族制物质基础：宗族共有地。这种救济行为与其说是一种高尚道德心之表现，不如说是于当时宗族组织的恢复、发展的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制度性产物。

此类自发的族人救济，对于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使宗族组织得以再建和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这种行为可以提高族首在族人中的名声，获得本人入仕机会，提高个人和家族整体的社会地位。

永嘉丧乱后，河东薛氏历经十六国和北朝，始终保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虽然历经无数变乱，即在胡族政权中为仕，亦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和文化隔阂。

从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来看，河东薛氏或者不如南渡的士族扬名显世，但历经百年不离其根本之地，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东的士族难于固本大为不同，不仅没有因为北方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衰落，反而更加屹立不倒，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依然保存着固有的传统势力并发扬光大，现留存于山西省万荣县的薛强堡就更加有力的佐证了这一历史特例。

晋末宋初时，薛氏有房支南下,居于襄阳；薛安都房支在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即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南迁也寓居襄阳。薛安都在南,追随襄阳乡里柳元景频立战功,获取政治地位,但仍保持武勇豪侠的家族门风；“义嘉之乱”中，薛安都势力颇盛，是响应晋安王刘子勋力量的主要核心人物，刘彧平乱后薛安都等大部入魏，在京师平城和河东乡里皆有田舍房宅。

薛氏留北房支地方势力强大，多次起兵反乱，北魏朝廷“以薛治薛”，对其封赏颇厚；薛安都北归使薛氏家族地位获得更大提升，为薛氏家族入列郡姓增添了很大的筹码。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自南北归的南祖房多仕东魏北齐，原先留北房支或居华州夏阳封地，或在河东有较强的宗族势力，多倾向于加入关陇军事集团。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河东薛氏家族本身出现了族风分化。

从史料上看，南祖系主要是武人官僚家族，这点从其后裔薛讷、薛嵩等的任职和经历就能说明问题。

而西祖系子孙不断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并且在家族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到隋代就出现被时人喻为“一代文宗”的薛道衡。西祖系文化素养整体的转变是其进入唐代达到鼎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南祖系与西祖系的分化使他们在分房以后的发展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薛氏从西晋时期就定居在河东地区，而后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薛辩曾祖薛兴任晋尚书右仆射。从南北朝到隋唐期间的三、四百年问，薛氏作为一个地方豪族社会地位显著，其社会地位对了解一个士族非常重要，一个士族的社会地位是通过各个方面表现的，但政治地位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位一直被视为判别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

薛氏是河东地区三著姓之一。

北魏太和中，孝文帝“定四海士族”，标志着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薛氏于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时被列入郡姓，跻身士族之列。

关于士族评定标准，由于《魏书》阙载，历来多有异说：一类以柳芳《氏族论》为代表，认为四姓为四个门第等级；一类以《通鉴》为代表，认为“四姓”为崔卢郑王四大家族，历代史家多取柳芳之议，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一个以北魏帝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的政治性门阀集团逐步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的政治走向。此一时期，盛行家庙，即在家宅厅堂祭祖，此风俗一直延续到初唐，史上称之为“寝祭”。与寝祭是家庭内例行之事不同的是还有大家族的墓祭。但与明清时期专建祠堂作为宗族祭祀场所的制度不同，无论寝祭还是墓祭，祭祖的主体只是家族，而非宗族。

士族与贵族的差异在于当时无世袭封君的法律保障，这种区分对于解析北魏历史显得尤为必要。当时的贵族主要指拓跋宗室和鲜卑勋贵；而士族则主要指魏晋以来居于中原本土的世家大族以及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豪强，河东薛氏当属于后者。

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世家大族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后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族士族大姓在政治上合作，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

但是，这种上层门阀垄断地位的维持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原因主要是这类改制是以牺牲下层武人仕途为代价的。从史料记载来看，太和改制为北朝皇权的巩固、官僚机构的完备、民族融合的加深以及整个北方社会的历史整合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其代价却是以北魏末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北魏王朝自身的覆灭为代价的。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人所看重的是每代家族成员所任官职的高低，而非仅靠祖先任高官就能成为士族。那么取得累世官宦就成为列身世家大族的先决条件。

河东薛氏是如何取得累世官宦这个条件的呢它是否像山东大族四姓崔、卢、李、郑等那样凭借本身所传家学获取官职的呢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分裂与动乱是这一时代的经常现象。相对于当时的南方，北方陷入了长久的动荡。要想在这个时期能够自保，拥有强大的武力就成为必要条件。

河东薛氏是从巴蜀迁徙而来的，初期户数仅有5000。

南北朝时期的薛氏主要居住在河东地区，虽然占据的地域不广，但他们往往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带来相当的威胁。这个威胁是两方面的，一是军事上，二是经济上。河东及其周围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有汉人、山胡、卢水胡和氐人。薛氏往往与卢水胡人联系起来进行平叛活动。如太平真君六年(445)氐人谋逆。薛永宗起兵后，立刻与两个月前在陕北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起事的盖吴互通声气，给北魏政府以莫大的压力。又如太平真君五年(444)薛安都当时和东雍州刺史沮渠秉一起反叛。身为北凉王族后裔的沮渠秉即是卢水胡人。后薛安都南投刘宋，参加了北伐，成功攻下卢氏县、弘农、陕县等地，对北朝有一定危胁。当时北方地区氐人、胡人经常反抗北魏的统治。

胡白龙子反叛，北魏就命西祖系的薛谨和镇南将军奚眷征讨。

薛氏对北魏经济上的威胁主要是盐税方面。南北朝时的河东地区分布大量的盐池，是著名的盐产地，如猗氏县、安邑县、解县都盛产盐池。北魏若要从盐池取得税收，就必须要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可薛氏往往会占据盐池，使北魏政府不能收取盐税，极大地影响了财政收入。如“薛时、薛风贤反于正平，薛惰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长孙)稚上表日：‘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

从长孙稚的表奏可以看出河东的盐税对于北魏经济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取得盐池之利，保证河东的安定就显得非常的突出了。而达到这一目的较好的办法就是朝廷必须要得到当地宗族势力强大的薛氏的合作，与此同时薛氏也取得了成为士族的一个条件——累世官宦。

河东薛氏的明显特征是属于由蜀入北的豪强家族，这与其他根基深厚的北方高门大姓迥然有别，汉魏以来，薛氏家族有文采，有骨鲠，负盛名，威武人物代有人才，这似乎成为后世河东薛氏的家传“门风”。

在对薛氏世系的考证中，正史中均详细介绍了薛安都、薛辫子孙直至北魏末一直为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河东薛氏分三著房：北祖房、南祖房和西祖房。通过上述对河东薛氏世系的考证，发现即使南祖系与西祖系都是累世官宦，但两系仍有一定的差异。以下比对两系之官职。

南祖系官职表：薛奂右光禄大夫；薛弘敞泰州刺史；薛安都平北将军、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薛真度荆豫华扬州刺史、征虏将军；薛硕明清河太守；薛道标平州刺史、相州刺史、泰州刺史、镇南将军；薛道次南中郎将、安远将军、泰州刺史；薛怀彻征虏将军、车骑将军；薛怀吉骠骑将军、恒农郡守、益州刺史、梁，14刺史、汾州刺史、并州刺史；薛怀直京兆内史、卫大将军；薛怀朴恒农太守；薛怀景征南将军、河东太守；薛怀倩抚军将军、征南将军、益州刺史；薛达车骑都尉、汉阳太守；薛保兴平州刺史、青州乐安郡守；薛峦抚军将军、开城大都督；薛湛儒司空水曹参军；薛橙伏波将军、镇远将军、仪同达将军；薛承华司徒从事中郎、河东邑中正、安南将军、光禄大夫；薛舒嗣官至礼部下大夫、仪同大将军

《魏书·薛安都传》校勘记云：此《传》载安都及其子孙生前曾任、或死后追赠秦州刺史共五人，此疑皆泰州之讹。

泰州乃治河东蒲坂，是薛氏本州，当时以本州刺史为荣，故祖孙多居此官。若是秦州和薛氏毫无关系，便不可解。

又，此州虽或先曾又秦州之称，但此时早己名泰州。据此中“秦州”皆改做“泰州”。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薛氏南祖系任职的一些特点：“南北朝时期的刺史经常加持节诸军事，属于武职。”。

南祖系任官多刺史，将军一类职位，如“泰州刺史、平州刺史、相州刺史、征虏将军、安远将军、抚军将军”等，因此南祖系可以称作武人的官僚世家。在二十人中有十三人出任过刺史或太守一类的官职，占总人数的65％，任官地点较为分散。虽然有多人曾任泰州(治所在河东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益州(治所在晋寿，在今汉中以南)、恒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等地的刺史或郡守，但也有任平州(治所在肥如城，在今河北卢龙)、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相州(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任官的。从总体看来还是相当的分散的。

西祖系官职：薛兴晋冀州刺史；薛陶梁州刺史；薛强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薛辩东雍州刺史、并州刺史。薛谨河东太守、秦州刺史；薛洪祚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西大将军；薛洪隆阳平王国常侍、河东太守；薛瑚河东太守、州治中别驾、仇池都将；薛昂河东别驾；薛庆中书博士；薛胤义阳道都将、立忠将军、河北太守、玄瓠镇将；薛崇业汝阴太守；薛麟驹中书博士；薛凤子太子詹事承、华州中正、治书侍御史；薛骥奴州主簿；薛聪治书侍御史、直阁将军、齐州刺史；薛道智尚书郎；薛仙智郡功曹；薛昙贤国子博士；薛和谏议大夫、通直散骑常侍、左将军、南青州刺史；薛芳奉朝请；薛敬贤巨鹿太守；薛隆宗太原太守；薛裔左军将军、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洛州刺史；薛孝绅前将军、太中大夫；薛修仁司空行参军；薛玄景陈留太守；薛庆集侍御史、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薛英集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薛景茂司州记室参军、猗氏令；薛孝通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常山太守；薛长瑜征东将军、洛州刺史；薛景渊尚书左民郎；薛元信中军将军、仪同开府长史；薛善河东郡守、隆州史、益州总管府、开府仪同三司；薛慎御伯中大夫、湖州I刺史；薛端丞相东阁祭酒、河东大中正、侍中、蔡州刺史、基州刺史；薛裕丞相参军事；薛温上黄郡守、燕郡太守；薛道衡内史侍郎、邛州刺史。

以上反映了西祖系任职有文职亦有武职，没有南祖系任武职的比例大。而其出任地方官的比例与南祖系基本一致，在有记录的四十个人中共有二十六个人出任过地方官，同样占总数的65％。但又非同南祖系仅出任地方官，在他们出任地方官的前后，还曾任职于中央政府。

另一个，与南祖系不同地方是西祖系有多人任奉朝请、中书博士、著作佐郎一类的文职清要官，此后升职也多为郎、丞、御史等，这是山东第一流高门的升职途径。

西祖与南祖的差异也由此开始显露。

北魏之前，河东乃至关中、中原地区向无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为标准；而铨定素有门第传统的汉人士族的标准，除了当朝官爵外，还多了一个传统与习惯的“魏晋旧籍”。那么，入魏官爵和“魏晋旧籍”双重标准问题的矛盾如何协调统一呢？不能不说，这是对当时汉人世家大族“定郡姓”的历史性难题，后来一千多年的事实证明，隋唐至宋明多依“魏晋旧籍”。

河东薛氏因为累世官宦，跻身魏晋旧籍著姓，堪为千载一瞬的历史机遇，也是当时的特例，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薛氏并不能得到社会尊重，因为他们是凭借家族武力和河东地区的特殊地位而换取的著姓官宦。当时文化素养是一般世家大族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门阀世族异于寒族的主要特征。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业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第一流高门得到官爵就是凭借其本身良好的家学传承。因此薛氏家族要想成为全国性有影响力的家族，就要逐步从武力大族转到文化大族。而要具备累世学术，最基本要素就是产生良好的家学门风。

那么，河东薛氏是如何完成这一转变的呢

南祖系从北朝至唐基本上保持着武人官僚家族的特点，虽然有个别人物出任文官，如薛承华曾任河东邑中正，但总体来说变化不大。从其后裔薛楚玉、薛嵩等的任职与经历就能说明问题。

到南北朝后期，薛氏西祖系在任职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多人出任中书博士、国子博士、治书侍御史等职，主要原因就是西祖系由武人世家向文人世家转变，这说明薛氏在文化修养方面已经具备担任文职官员的能力。

《魏书》记载“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薛谨自太武帝始光中就注重文化。薛谨子薛瑚，“少有节操，笃志于薛，专精讲习，不干时务，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薛谨的孙辈薛麟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其从弟薛聪则“博览坟典，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词辩占对，尤是所长”。薛瞵驹长子薛庆集更是“颇以学业闻”，文章“词义可观”。。薛庆集之侄薛端和薛裕都是“励精笃学，不交人事”。薛端子薛胄则“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

从以上所征引的记载说明，西祖系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至南北朝末期和隋唐初期，薛氏家族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流的文人。如薛孝通，“博学有倩才”，并且留下“文集八十卷，行于时”。薛孝通子薛道衡，成为薛氏在北朝政治文化两方面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专精好学，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河东裴谳称赞他为“关西孔子”，已经成为经学大师。薛道衡不仅经学上很了不起，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陈使傅肄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缉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其后有“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的称誉，让素来轻视北朝文人的南方人士也对他赞叹不已，成为“一代文宗”的骄子。其子薛收、孙薛元超、曾孙薛稷同样以文学知名，并有多方面建树。

到隋朝末期，薛氏西祖系与南祖系的发展有了巨大的差异，即西祖系从武人家族逐渐转变为文化大族。西祖系的转变从北齐与北周时开始，随着薛道衡的出现而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从一定程度上讲，对薛氏西祖系进入唐代达到极盛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而南祖与之相反，逐渐式微。

从以上分析看，薛氏家族凭借其武力见长和河东地区的经济地位登上政治舞台，取得了跻身著姓的资本——累世官宦。薛氏家族的主体西祖系与南祖系却因为自身的改变和时代的变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南祖一支基本上还是凭借其善战的特质保持其武职官位，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他们就不能很好的转变和适应。而西祖则逐步由武力家族转化成文化士族，顺应了时代的改变，在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一批全国知名文人，并掌握了一些部门的清要官职，对后世西祖系取得极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综合史料，河东薛氏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勇武善战的上等士族，魏晋时期从巴蜀之地迁徙到河东地区。

本文中，笔者首先从《旧唐书》薛氏部分世系校正入手，充分利用传统的历史文献和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墓志，对世系进行考证，整理出一个较为清晰正确的世系。经过校补，发现薛氏部分错漏是相当多的，如姓名、辈分、官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失载。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河东薛氏家族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薛氏家族从西晋就已定居在河东地区，利用其自身善战的特点，抓住河东地区盛产食盐，对国家财政收入非常重要这一有利情况，服务于当时政权，获得累世官宦，从而由地方上的豪族成为士族。但薛氏在南北朝时期担任的官职主要还是以地方官居多，远不能和当时第一流的士族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容斋随笔》《宋书》《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晋书》《旧唐书》《金明馆丛稿二编》《宋书》《权载之文集》《宋史》《四部丛刊初编》《南齐书》《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册府元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魏书》《元和姓纂附四校记》。

薛氏之源流及其仕宦

薛氏与河东薛氏并非同义，河东一词的记载大概来源于《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当时的河东属于冀州的势力范围。自汉代以来，河东所辖的地区范围不断发生变化，但其疆界基本上以现代的山西西部为中心，有时也包括今河南北部、安徽北部的一小部分。这虽是一个弹丸之地，但由于它介于两大名都长安和洛阳之间，与其它州郡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形成了当时中原所在地的中心。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会成为当时各民族政权的必争之地，这对于经济、文化都相对发达的河东而言，必定是一场浩劫。作为当地的豪族势力，要想获得生存，必然会不断与各民族政权之间发生关系，这也是薛氏生存的政治大环境。

河东薛氏是蜀汉灭亡后从蜀地内迁至河东的一支豪强家族。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紊乱的政治局势，再加上它雄厚的地方实力，薛氏一直采取“凭河自固”的政策对抗各民族政权，具有很强的分裂性和割据性。国家的统一需要地方势力的支持，随着北魏统一黄河流域，薛氏也开始由地方性向中央性转变。尽管薛氏各分支的中央化程度是不同的，但到北朝末年，其主要房支基本整合到中央政权之中，成为促进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社会力量。

[1]《新唐书》欧阳修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2]《北史》李延寿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3]《魏书》魏收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4]《北齐书》李百药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5]《周书》令狐得棻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7]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注释：

[1]许蓉生、林成西：《河东薛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第11期。

[2]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三篇《中古家族之变动》，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95年版。

[4]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士族》，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4年。

[5]《北史》卷三十六《薛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