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他曾建议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黎元洪1898年首次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便向张之洞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很快答应他的建议，最初计划是湖南、湖北各派一百人，但由于经费不足，最后只派了20人，从此开了留学日本的新风。到1906年时，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因此，辛亥革命后仍有人说：“至今军界学界人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

其次，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这一点和张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彪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逢年过节，他经常勒令各营送礼，但他不直接收钱，而是要人送“字”。送字分为福、禄、寿三等，其中福字代表8两，禄字代表4两，寿字2两。每个人至少要送一个字，然后直接从军饷中扣去。

再有就是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1903年，刘静庵在黎元洪管带的护军马队当文书，秘密从事反满宣传。

后来，黄兴化名张守正写信给他，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便告诉了黎元洪。黎元洪完全可以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严肃处理刘静庵。但是黎元洪顾虑自己部队出现革命党人，上面知道肯定会来追究，最终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因为黎元洪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有这么高的职位不容易，他就有一种保位的思想，所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假称刘静庵生病，让刘辞差出营，没有进一步追究。1906年末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后，日知会密谋响应。由于内奸告密，湖北当局抓捕了包括季雨霖、刘静庵、张难先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党人。其中季雨霖的级别最高，相当于排长，关押了一年多后，由黎元洪、曾广大以季雨霖生病为由，让他保释出狱。革命党人这样的活动发生过多次，但黎元洪都没有从严处理。这也让革命党人对黎元洪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位仁厚长者，所以，辛亥革命后大家才推举他出来当都督。 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黎元洪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就这样见过一面，但并没有深入接触。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两个人也没有见面。直到孙中山辞掉大总统后，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最后到了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北京商谈国事，路过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里设灵堂供奉孙中山。应该说黎元洪从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去世，他对孙中山始终很尊重。

当时有外国记者明确问他，袁世凯想做皇帝，你怎么还跟着他走？黎元洪就说，我相信袁世凯不会做皇帝。假如袁世凯称帝，我也要起来打倒他。果然，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当时封王的就他一个人，但是黎元洪坚决抵制。袁世凯逼他接受武义亲王封号，黎元洪坚决地说，如果再逼他，他就一头撞死。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虽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具体来说，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说不行，要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张耀曾、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生病期间，所养的两只孔雀突然死了一只。

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65岁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只孔雀也在这时死了。次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北洋军阀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公里）段祺瑞也来到灵堂，“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左宗棠

左宗棠一生中遇到的知己，若论地位之高，非咸丰皇帝夫妇莫属。他的感恩之心，真是难以言喻。“忠君报国”四个字，在别人也许是口里说说而已，但是在左宗棠这个快言快语的汉子身上，却体现为报答知遇之恩的满腔热忱。慈禧看准了这一点，对他信任有加。

左宗棠素怀将相之才，可是在48岁以前，未曾得到施展身手的舞台。若非全国的造反武装风起云涌，逼得咸丰皇帝求才若渴，他的最佳出路，恐怕就是默默无闻地终老山野了。

左宗棠的名字引起咸丰的关注，是在1856年1月。御史会稽宗稷辰向朝廷荐举人才，把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

胡林翼是咸丰深为倚重的湘军大帅。湖南的书生带兵打仗，他是第二个成为封疆大吏的重臣，比曾国藩还早了几步。现在有人说左宗棠的才干不下于胡林翼，自然眼睛一亮。

不管提拔什么人材，都要履行组织程序。咸丰令湖南巡抚写出确切的评语，送给中央组织部门，引见这个人材。从此，凡是湖南籍和湖北籍的京官上朝，或者是两湖的地方官觐见皇上，咸丰都要问他们是否认识左宗棠。答曰“认识”，咸丰便要垂询一番：左宗棠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咸丰听到的反映，并非清一色的好话。左宗棠的确才高八斗，容易引起妒忌。偏生他又是个直肠子，不但不会巴结权贵，还难免得罪了皇亲贵戚。这样一来，官场上顶他的人少，拍砖的很多。夸左宗棠的人夸上了天，贬左宗棠的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咸丰不知应该相信哪种评价。多亏湖南巡抚骆秉章是左宗棠的雇主，上奏力挺。骆秉章惟恐皇帝听了不实之词，不愿接见左宗棠，还帮左宗棠捏造了一个心愿，说他很想上北京观光。于是皇上在同年的6月份再次颁发上谕，要求在会试之年引见左宗棠。

经骆秉章奏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

三年过去，到了西历1859年1月6日，咸丰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左宗棠的老乡郭嵩焘。

咸丰说话的语气温和，气氛很像随意聊天，可见天子心情不错。

皇帝问道：“你认识左宗棠吗？”

郭嵩焘连忙奏答：“从小就相识。”

皇帝又问：“自然有书信来往？”

奏答：“有信来往。”

皇帝交给郭嵩焘一桩差事，说：“你给左宗棠写信时，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应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不肯出山，究竟为了什么？我想，大概是淡泊功名吧。”

郭嵩焘连忙奏答：“左宗棠认为自己秉性刚直，与别人合不来。他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都不肯分开。”

皇帝把话题一转，问道：“左宗棠才干怎么样？”

郭嵩焘连忙抓住力挺好友的机会，奏答：“左宗棠才干极大，料事明白，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尤其难得的是，人品极为端正。”

皇帝又问：“左宗棠多少岁”

奏答：“四十七岁。”

咸丰不无惋惜地说：“再过两年，就五十岁了，精力就衰减啦。要趁现在精力还算旺盛，出来替我办事。不要糟蹋自己，你要好好劝劝他。”

郭嵩焘答道：“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情刚直，眼睛里掺不得沙子，所以不敢出山。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天天都在本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半是左宗棠在出力。”

皇帝说：“我听说他想参加会试？”

奏答：“有这个意思。”

咸丰倒也爽快，一语道破科举制度的无用，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呢？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哪一样收获更大？他有这么大的才干，一定要出来办事才好。”

郭嵩焘奏答：“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当说道天下事，感激奋发。如果皇上降下天恩，对他委以重任，他万万没有拒绝的道理。”

说到这里，咸丰对此事已有定见，才开始垂询其他国事。

咸丰想要左宗棠出来当大官，意思非常明显。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读书人求官，皇帝不给。到了左宗棠这里，关系似乎颠倒了。左宗棠不愿做官，皇帝反而一再叮嘱臣子劝他出来做官。咸丰为了对付造反武装，真是放下架子求人出来帮忙了。

郭嵩焘出宫之后，连忙把此事写信通知左宗棠和曾国藩。曾国藩写信向左宗棠道贺：从皇上与郭老弟的交谈来看，皇上对你很有好感。现在人材奇缺，你很快就有出头的日子了！

筠仙召对，圣意殷勤，垂询阁下，将来自不免一出。特世变相寻而日多，人材分布而日绌，终恐趋于不支。

这个消息传播得很快。胡林翼也写信报喜：我的幕僚都已知道天子看中了你。湖北人说，只有把你劫持到湖北，委以重任，将来我调走之后，湖北才能保住。

时间又过去一年多，西历1860年6月9日，咸丰下发谕旨，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这意味着，左宗棠不再是某位高官私人聘请的师爷。朝廷给了他四品京官的身份，委派他到湘军统帅部，协助大帅作战。

这就是左宗棠人生的第一个飞跃，也是他铁下心来忠君报国的开始。

　　井姓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关，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天文分野在陕北一带。所以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有所成就的井姓人物。又如井姓，即神农氏后裔。在古史上出现很早。最早的姜姓井族很可能建立国家在河北邢台一带；西周时井姓望族大都分布陕西周原；而事实上在米脂县就有井姓人家因为族灭分而为五jing。jin;姓的传说[京景荆金靳]，那里也有山上的古迹叫“五分路”。事实上在“京景荆金靳”这五姓活跃的历史时期，而其本源之姓井却很难发现。我们不了解这个姓分出五姓之后到底隐藏的多久，但是至少也有一个朝代的历史之久，怎么恢复起来的，应该也有传奇的故事吧。在近代，结束清政权的人就是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其胞兄井岳秀在20世纪30年代镇守陕西榆林号称"榆林王",是个一等一的“土皇帝”。现在的井姓多保留在陕西和辽宁,占井姓的五分之三。

　　井姓起源有：

　　一、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取吉利的意思作为姓氏。井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有取之不尽的意思。

　　二、出自姬姓,周公四子邢侯之后见杨宽《西周史》周朝有大夫叫井利，就是用“井”作为姓氏。见《穆天子传》。

　　三、始于春秋，是以封地名作为姓氏的。春秋时，虞国有个大夫被封到井邑（今地不详），称为井伯。他的后代就用封邑名“井”作为自己的姓氏。

　　四、井姓与百里姓同宗。周代时，姜子牙建立了齐国，而姜子牙的后代中，又有人到虞国当了大官，被虞国国君封为井邑的首领。又封为伯爵，被人们称为井伯，井伯的子孙，有的姓井。井伯又有个后代，叫井奚，后来到秦国去做了大官，被秦穆公封为百里邑的首领，被人改称为百里奚。百里奚的后代，也以封地为姓，世代姓百里。所以井姓和百里姓的老祖宗是一个。见《姓源》。

　　五、和尔钦氏Hercin Hala 本蒙古姓氏,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又作合答斤、哈塔斤、合底忻,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的第三个儿子不忽合答吉,组成的部落,世居扬什木(又作阳石木，蒙古游牧地，博古罗特氏、和尔钦氏、喀克锡哩氏、锡尔弼氏、锡喇德氏世居地，辽宁省彰武西),后冠汉字姓井。

　　井姓典故

　　源自炎帝；望出扶风。南阳曾拒五王远权势1；为官三科称贤能2。 注释：1东汉太学生井丹，字大春，郿人。博通五经，生性清高，不结交权豪，曾拒五王之邀，闭门隐居，读书自乐。2明代给事中井田，字九畴，邢台人。任户、兵、刑三科给事中，以贤能著称。 六郎赞襄，政令维亲感戴3；五经博洽，京师传说纷纶4。 注释：3宋代官吏井纲的事典。 4东汉太学生井丹，博通五经。时有“五经纷纶井大春”之谚。

　　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5。注释：5近代名人井勿幕自题联。井勿幕曾参加护国运动。 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

　　井勿幕，初名泉，字文渊，陕西蒲城县三合乡人，生于1888年2月12日，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奔走，以年轻的热血之躯奉献于祖国和人民，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幼时聪敏好学、志向远大。1903年冬，15岁的井勿幕远渡重洋赴日留学，1905年8月20日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同时，他很想陕西也尽快成立这个组织，遂向孙中山请求回国，孙中山被其年少志大所感动，便同意其回国的请求。回陕后，他便奔赴渭北各县，宣传同盟会纲领，秘密发展了30多名成员，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从此，反清的火种在三秦大地燃起！

　　辛亥革命前夕，陕西反清浪潮汹涌澎湃，这与井勿幕的精心策划、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 1906年夏秋之后的两三年间，他又曾两度赴日，除读书并筹建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外，他又于1907年2月回国并亲自去南方会见了黄兴和秋瑾，了解革命形式。后即赴日向同盟会东京总部负责人吴玉章做了汇报，这次在东京住了一年，一面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思潮，一面筹划陕西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他以“大无畏”、“侠魔”等笔名发表许多文章，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腐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声援国内反清斗争。1908年秋，“蒲案”爆发，井勿幕遂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一文，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封闭学堂，毒打师生，违法滥刑，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将李体仁革职查办。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井勿幕立即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只好释放了于右任。尤其在1908年发表的长篇政论文章《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盛赞社会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以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天之大浪来者，即此社会主义新思潮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省乃至全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最终被袁世夺了胜利果实。而此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倒向了袁世凯。但井勿幕始终坚持革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反袁怒潮席卷全国，蔡锷将军首举义旗讨袁。井勿幕在上海同熊志武等人商定反袁，随即赴云南参加反袁斗争。历任参谋和前敌总指挥，转战四川沪洲、叙府一带。后来他策应陕西的反袁护国斗争，乔装商贩徒步回陕。此时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中忧惧而死，但陕西仍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爪牙陈树藩控制。井勿幕十分气愤，旋既赴京联络革命志士，开展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革命派响应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成立靖国军，打响了护法战争。于右任被陕西的国民党人士从上海请回，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分兵六路进攻陈军。陈树藩惊慌失措，请井勿幕以调解人身份去三原，企图借井之声望分化瓦解靖国军。井勿幕素孚众望，加之靖国军多系井之旧部，所以他一到三原就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一时间士气大振，陈树藩更加恼火。 1918年10月，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部援陕，到达第一路军郭坚驻防的凤翔县。11月中旬，井勿幕一行前往凤翔慰劳叶部，当井勿幕返回三原途经兴平时，忽然接到郭坚来信，约井勿幕于21日赴兴平南仁堡参加军事会议。井勿幕明知赴会有险，但他认为“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的。”并如期赴约，结果他一到就被陈树藩勾结的靖国军内部败类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杀害，年仅31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歌从天落，壮志未酬身先死。井勿幕的被害，使辛亥革命失去了北方的一面大旗。于右任当时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唯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广州孙中山护法大元帅府特赠井勿幕陆军中将，明令嘉奖抚恤。辛亥革命著名革命家章炳麟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予以高度评价，井勿幕的一生从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井勿幕之死———民国初年的一桩公案

　　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陕西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于1918年11月在陕西兴平县南仁堡被人谋害。他的死，成为民国初年的一桩疑案。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欲恢复帝制。井勿幕奋起曰：“斯时不起，民国为无人”，协助孙中山、黄兴、蔡锷等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及反对段琪瑞的护法运动。井勿幕曾由越南潜入云南，参加反袁的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熊克武部前敌总指挥，转战川南。护法运动中，井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领导了陕西讨段反陈（陕督陈树藩）之役,从者数万。井并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西南靖国军联帅唐继尧及熊克武等联系，由是川滇黔各军叶荃、但懋辛、王安澜、吕超等率军援陕讨陈。陕西靖国军因之声势大震，关中西部除户县、兴平，悉数被靖国军占领。

　　1918年11月20日，井勿幕西行凤翔慰劳云南叶荃援陕部队，归返三原途经兴平之际，接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专函，约井于次日同到附近南仁堡会商攻取西安计划。井勿幕乃带随从8人乘马前往践约。井抵南仁堡即被郭部营长李栋材迎入一厅房内，而井未见郭至，始觉有不测发生。井怒斥李并掷手中水烟袋击李，纷乱中忽有人自门外报告“郭司令到———”勿幕起身视门外，而在场的郭坚马弁任申娃、李新生从井身后开枪射击，井即仆地殒命，年仅31岁。

　　井被害后，随从除一人逃脱，均被射杀。李栋材用刀割下井勿幕首级，而后传令全营渡渭河南去西安。李部屯兵西关草阳村，献井首级给陕督陈树藩。井勿幕遽死，陕西护法运动局面“遂大坏”，西南援军亦因失去援手，不久退回四川去了。

　　井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议论主谋者何人。时人谓首嫌是郭坚，以井勿幕因靖国军各部扰民，军纪不整，曾大力进行整顿。而郭坚第一路军军纪最差，井对郭多次批评。郭则素怀野心，难以驾驭。井对其整训，郭多有怀恨，因此想杀井后，再借献头之机图陈，一箭双雕。只因陈树藩有所防范，栋材未能得手。杀井凶手任、李两位皆郭之弁目，但非但未予追究，日后皆将二人升任连长。郭坚之外，又有人谓杀井主谋是陕督陈树藩，李栋材只是为陈收买的枪手而已。当时于右任有挽联曰：“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宋教仁）；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

　　井勿幕夫人马氏居西安，闻噩耗携女多次去督府讨说法，陕军田玉洁、云南援军叶荃及井之胞兄井岳秀亦纠责勿幕死因并缉凶手甚急。陈树藩慑于各方压力，乃先遣资二万元驱李栋材逃匿汉口租界，然后将井首级交还井旧将田玉洁。陈树藩而后又将李栋材逃匿处告知井岳秀，一为开脱自己，二也恃李栋材在汉口租界里岳秀奈何他不得。

　　先是，井被杀时逃脱的一随从警弁，当夜又潜回南仁堡，冒险负无头井尸身回到靖国军防地。田玉洁为安全计，派人将井遗体运至泾阳。至此，井尸身首得以保全。

　　于右任在井遇害后立即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惟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并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呈请广州护法军政府以陆军中将阵亡例追恤。但是当时军阀割据，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根本不能顾及此事。不得已，井的遗体由田玉洁将军从泾阳移至蒲城井之故乡，草草葬于县城东十二里的紫荆原南麓。于右任有诗哭井勿幕云：“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话分两头，再说井岳秀知李栋材藏匿处后，誓欲手刃此獠以雪弟恨。他以重金买通湖北督军王占元，设计捕李。李在汉口觉察出有异，乃欲乘火车外逃。而乔装成商人的岳秀手枪队队长李福成等早有准备，于火车未发之际一举擒获李栋材。福成随即押解栋材乘火车抵太原，山西阎锡山与井岳秀关系密切，故全力相助。李栋材由太原起解后，施以双镣，阎派人节节护送，而井岳秀则令人每天给李栋材身上刺一大针，直至井之镇署榆林。

　　1919年中秋夜，井岳秀令将李栋材缚于镇署西花厅的葡萄架柱上，旁设勿幕灵堂，将李剖腹剜心致祭。李高声叫骂，声不绝口。岳秀杀李后，将其尸拖至校场，剥去其皮，蒙于马鞍上坐骑，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到底杀井的主凶是何人，仍无定论。此后世事推移，而天下局势无一日安宁，此一桩公案，无暇论及，逐渐为人淡忘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起了这位已历27载旷野荒城，未封正冢的井勿幕先贤。乃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同时决定择址长安南郊风光秀丽的少陵原清凉寺旁购地12亩，重建陵园。蒋介石为其墓题写了“追赠陆军上将井勿幕先生之墓”的巨型石牌坊。1945年井勿幕忌日这天，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来陕主持了井勿幕迁葬事宜。

　　井勿幕死后27年得享哀荣，不料井案则又起风波。忽一日，勿幕昔日参谋、同盟会员华孝康具状陕西高等法院，告发杀井主凶为该省府新增委员马凌甫。原来这华孝康多年来暗中搜集井案证据，集结为《井案纪实》一书，秘不示人。那马凌甫曾追随郭坚与祸陕的刘镇华，素为陕人所不齿，故数十年未尝回陕。井勿幕安葬后。华孝康于偶然中得知陕西省政府改组，而新委员中有马凌甫，遂有具状告马之举。诉状言当年郭坚本不同意在兴平召开军事会议，但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郭坚随身副官张拟郭坚字体和名义擅发公函，诱杀井勿幕。华并出具张与当年郭坚随从心腹冯绍芳往来信件，证验其字与郭酷似，以为证据。华极力要求惩办主凶马凌甫，为井申冤。华还将其所录《井案纪实》公之于世。后法院以井案已逾三十年不予受理，但马凌甫因此而声名狼藉，不久弃职而去。井案似因此应有个眉目了，谁料在1946年9月18日，华孝康由户县乘轿车赴西安途中遭人暗杀，又再度使此事更添诸多诡秘。井勿幕被害一案终成了一件难以搞清的历史悬疑。马凌甫解放后才死，他谈及井案总是闪烁其辞，一直坚称为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所为。但世传马凌甫杀井原因系当年留日学生中，分为咸长（咸宁、长安）和渭北两派。而张凤岁羽、井勿幕则隐然为首。马虽为渭北人却加入咸长派，曾因事为渭北派所殴。马一直认为系井指使，由是怀恨。加之郭坚、马凌甫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认为井训戒本部队是排除异己，从而起图井之心。

　　井墓在“文革”期间曾遭彻底毁坏。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井墓陵园得以重修。井勿幕蒙难60多年后历经三次安葬，终在地下得以安息了。

　　钟楼

　　位于榆林城内大街中心。民国10年(1921)榆林绅士白伯英、郭维藩等在为井岳秀祝寿时倡议建“井公祠”，即在榆林大街原被火焚牌楼的旧址动工，次年落成，取名“长春楼”，后改为钟楼。

　　莲花池公园

　　莲花池公园，位于榆林市新二街西侧(体育场北侧)。清代俗称青草湖，北与文庙拌池相连。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赵铨引普惠泉水流入，至此，湖池常满。民国7年(1918)春，井岳秀辟湖池从关中引进莲籽种植，并在湖池中建茅亭、架曲折木桥，四周种植柳树，置石桌、石鼓凳、备小船。每年6、7月间，莲花盛开满池，故人们称之为莲花池。

　　于右任题书"崧生公园"和"风归远挹陶长柳，遗爱常留召伯棠"楹联，分刻在大门额上及两侧，以褒奖井岳秀建园功绩。建国后，改称莲花池公园，增建喷泉、假山等。"文革"初，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玩乐场所，池中莲花被挖掉，改成养鱼池，园中设施尽遭破坏。1977年复种莲花。并增建门庭、画廊、花圃温室、八角楼亭、引种花草树木70余种，增加儿童乐园，配置游乐设备。现园占地93．3公顷，并成立莲花池管理所。1998年秋冬至1999春历时149天大旱，池中水干，莲花枯死。后用洒水车拉水屯池，有关方面着手再次引种莲花，恢复莲花胜景。

　　井岳秀

　　井岳秀（1871-1936）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字嵩生，排行十，人多称“井十”，原籍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结交江湖游侠，在关中颇有名,早年中过武秀才,是张作霖的拜把子。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同盟会创始人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一起创立同盟会陕西支部。他积极活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3年9月，首次北上榆林，妥善处理了“神团”反洋教、反产烟苗事件。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适逢陕北盗匪猖獗，他率部剿灭，沿途灭盗甚多，于同年再次到达榆林。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此后一直镇守榆林，几经变更，先后由刘镇华委以骑兵旅长，吴佩孚委以西北路联军总司令。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陕西军务帮办。1927年由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陕副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后缩编任命为十八师师长。1931年，蒋介石改任为八十六师师长。

　　井岳秀在陕北也办过一些实业，先后筹措创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榆林职业中学；扩建高等小学、创办《上郡日报》，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鼓励民众合股办工厂。他本人也私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神木官碱局”等。1936年农历1月20日，因手枪走火身亡。

　　井岳秀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属于西北军中“一字并肩王”的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多扩张势力，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候他曾经仗义收留，等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井却依然是一个八十六师师长，他也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檩之意。

　　外蒙宣布独立的时候，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井岳秀出兵河套，通过交友、赛马、拜把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上层人士，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功不可没。

　　井江——

　　引领昆明一二一数码城走出“差异化”市场

　　园西和赛博的各行其道，并不能证明园西和赛博在昆明电脑城竞争中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一二一数码城近期的出色’表现’也证明了其自身所具备的不凡实力。一二一数码城副总经理井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二一现如今的经营状况一直按照我们预期所制定的目标有序的进行着。目前我们就是采取一种’差异化’的经营路子，所谓的’差异化’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与其他电脑城的操作方式区别开，不走别的电脑城走过的路，我们所要作的就是建立一套适合一二一、属于一二一的经营模式。当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二一数码城也会考虑向3C或者4C的经营模式靠拢。目前一二一数码城整个经营都是以数码为主，力求成为昆明本土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电脑卖场。在管理方面，我们有着和赛博实力相当的企划管理队伍，而硬件设施上，一二一同样拥有本土数一数二的物业基础设施。拥有如此完善条件的电脑城如果再走出一条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差异化’经营道路，必将使一二一成为未来昆明IT界的一支生力军”。

　　那么，拥有如此实力的一二一数码城又会如何应对将来的发展呢？井江称：“一二一数码城目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只要我们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使出更为丰富的炒作方式，保持产品线的齐全，合理的整合产品资源，并对产品消费起到引导作用，提供互动性较强的买卖空间，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必定能使一二一数码城在将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井在

　　〔清〕(约公元一六六二年前后在世)字存士，顺天文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初前后在世。登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进士。初任平阳司李，精敏独特，决狱多平反。令永安时，除李唐宗与刘尽忠之谋逆。再迁兴县，因事罢归。归后，日以诗文自娱。在著有铁潭诗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诗集一卷，簏潭集四卷，天文纂要八卷，讲约六谕解一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井玉树

　　〔清〕雍正时（一七二三―一七三五）直隶（河北）文安人。字丹木，号柏亭。工八法，精篆、隶。善山水、法沈周，巨幅尤佳。每饮酒半酣，挥洒淋漓，若有神助。有柏亭铁戏印谱。《墨香居画识、广印人传、墨林今话》

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为什么却选择黎元洪当领袖？黎元洪不是立宪派，而应该视为与立宪派、前清官僚合流，对内逐步掌控湖北实权，对外跪舔袁世凯的整个湖北反动势力代表。

日武昌起义第二天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虽然尊黎元洪为都督，然而黎元洪此时只是革命党枪顶着脑袋的一个傀儡而已。然而到了1913年底黎元洪被袁世凯招入北京软禁以段祺瑞取而代之之前，黎元洪附和袁世凯反对孙、肆意镇压屠杀湖北革命党人，已经俨然是湖北的实际掌控者了。

这之后更是利用自己在民初的资源，从一个清末协统一跃为民国大总统试图与北洋的实力人物段祺瑞分庭抗礼。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辛亥革命被反动派篡夺的一个缩影，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革命果实被耍弄权术的旧官僚黎元洪篡夺了。因而常有人把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失败，归结为当时推举***时任用了黎元洪。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南北战和后，双方建立了北洋主导的南北联合政府，这之后北洋逐渐专权独裁，逼迫南方二次革命，然而北洋却将其击败从而彻底建立起北洋实际统治的反动政府。湖北革命党人的情况正是这一过程中反动势力对革命派篡夺在湖北省的体现，因为涉及民初各方之关系，这里面的道道比较复杂，绝不是一个用不用黎元洪能讲明白的。

首先，武昌革命党人临时推举黎元洪是不是完全的失策？并不是的，因为第一，这时的黎元洪确实是没有实权的傀儡，李翊东等革命党人威胁黎元洪在告示上签字，不签就“开枪打死”。军政府会议时，黎元洪常常“瑟缩不语”，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不仅不是他起草，甚至连签名都直接由革命党代笔。

谁要是说这个时候的黎元洪会大肆屠杀湖北革命党，那是不现实的。黎元洪毫无疑问是被革命党拿捏在手里的傀儡，而不是什么革命党只知道造反不敢任事的原因。

第二，把黎元洪挟制为傀儡有没有好处呢？有的，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部原因是武昌起义前的偶然因素导致***集体被清廷斩首（蒋翊武出逃、孙武炸伤、刘公藏匿汉口、刘尧澄就义），而起义的重要人物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并非文学社共进会高级***。

另一方面，同盟会一系宋教仁黄兴或听信错误情报，或低估武昌起义的急迫姗姗来迟，新军只好临时拥立了在湖北新军中较有威望地位仅次统制张彪的协统黎元洪。外部原因是因为起义伊始，形势极不稳定，许多士兵官员立场摇摆不定，还没确定是加入革命还是忠于清朝。

要知道占领全城的10月11日，依然有旗兵反扑攻打谘议局，黎元洪逃至蛇山的事情。这个时候选一个士兵和旧官吏都熟悉的人物，就有利于迅速稳定人心拉拢中立派。而借助黎元洪旧官僚的名声和身份以及汤化龙谘议局对各省发电报的线路，就能迅速把武昌起义的消息电告全国使各省响应武昌不至于迅速被镇压。

张謇武昌起义晚离开汉口在轮船上看到起义火光，在经过安庆安徽巡抚朱家宝处就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这无疑有利于各省迅速响应避免武昌独木难支失败。因而从内从外，推举黎元洪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此时黎元洪确实被革命党抓在手里。

其次，既然黎元洪一开始是个傀儡，那他是怎么篡夺湖北革命果实的呢？黎元洪的掌权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权谋逐步进行的，不是一朝一夕之果。黎元洪能翻身上位和革命党的内部分歧以及黎元洪的权谋有关，其中根本原因是革命党的内部分歧。

湖北革命党自起义前就有渊源不同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之分，由于文学社较多的四十二标调至汉阳汉口，共进会同人在武昌军政府中职位相较文学社较多，而文学社詹大悲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分庭抗礼。共进会文学社逐渐由当初携手的战友变为争权夺利的对手，这是一对矛盾。

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团体组成的湖北革命党人，虽然尊孙中山为共主，但是却并不视孙中山为令出必行的权威。因为湖北革命党的活动长江革命本身就是违背孙中山两广革命战略的产物，共进会更是孙中山第三次起义高潮失败后分立的产物，他们的经营都是自力更生，并不依赖孙中山以及海外华侨的经费。

而他们的起义也是自力更生并不是孙中山指挥的结果。故湖北革命党与同盟会革命党又有分歧。这种分歧在黄兴错认居正为湖北革命党负责人（事实上武昌起义后方才到武昌），以及黄兴指挥阳夏战争失败，并且转赴南京指导光复后彻底显现。

湖北革命党对孙黄一系的同盟会越来越不满。这是第二对矛盾。武昌起义后原定中央政府为湖北军政府，各省均派代表赴鄂。然而随着冯国璋部北洋军在阳夏战争中挫败湘鄂民军，汉阳汉口丢失，武昌朝不保夕，加之12月2日南京光复，东南半壁易帜，各方为在假设武昌丢失的情况下继续革命，遂于南京组建临时政府。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选并没有照顾到湖北革命党人，选用的几个湖北人还不是首义功勋。彻底引发了湖北革命党的不满，于是湖北军政府势力与南京临时政府势力又是一对矛盾。

这几种矛盾主导下，湖北革命党人拥立黎元洪与南京孙中山、北京袁世凯分庭抗礼，而其中共进会孙武和黎元洪代表的旧势力联手排挤文学社。

如果湖北革命党人乃至全国资产阶级革命党铁板一块，有自己的基本盘，坚实的党支部，能做到如臂使指，而不因为实力不济而要和立宪派、北洋军阀、前清势力妥协，那么黎元洪再有权谋又能奈何呢？革命党直接消灭阻碍资产阶级共和的势力，又需要纠结什么和袁世凯和谈不和谈呢？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出于内外原因，1894年以来的努力没能建立起这样的势力，导致辛亥革命时陷入妥协和谈的被动，于南北和谈后又在各省被逐渐排挤篡夺，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到湖北而言，在革命派和北洋军阀决裂发动二次革命的1913年以前，湖北作为新旧势力矛盾表现尖锐的一个表现，在1912就已经出现新旧斗争的“二次革命”了。1912年2月黄申芗领导的群英会和文学社同志等势力发动起义反对共进会孙武，黎元洪借此机会罢免孙武的军务部长之职掌握军权，并在之后以“叛乱”名义清洗文学社。7月文学社祝制六等不堪黎元洪专制镇压，发动起义，孙武明里支持，暗中却告密，导致起义失败被血洗。

而共进会中与孙武意见相左的张振武，也对黎元洪极为不满，指出“革命非数次不成”。黎元洪为除掉他骗至北京，再发电报上陈所谓张振武罪证，和袁世凯互通声气，以袁世凯之手在北京处决张振武。

1912年底，即将首义纪念日时，革命党又发动南湖马队暴动，然而黎元洪此时已经势力深厚，而革命党准备却仓促无力，被黎元洪迅速镇压格杀勿论，“死者当在千人以上”。至此，黎元洪确立其在湖北实质统治。这之后的革命党计划起义、运动，均被黎元洪以特务独裁手段镇压。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不顾国会擅自通过善后大借款。南北彻底决裂。革命党二次革命，黎元洪跪舔袁世凯屠杀党人，派军攻江西。

再到1915洪宪帝制，袁世凯授“首义元勋”孙武新朝爵禄，孙武欣然拥护，文学社胡瑛成为鼓吹洪宪帝制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文学社领袖蒋翊武讨袁被杀害，蔡济民起义失败后出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最后牺牲。当初掌握实权的革命党人要么变成点缀反动派势力的挂饰，要么被驱赶出湖北继续斗争从而牺牲。湖北革命的果实彻底被黎元洪篡夺。

黎元洪的权谋方面来看，革命党既然以黎元洪拉拢中立势力与旧势力，那就不可避免的使前清官僚、立宪派与黎元洪沆瀣一气。起义初他们和黎元洪秘密联络打算里应外合“反正”镇压革命，被李翊东发觉并扼杀。起义后黎元洪招贤纳士为名，在军政府中任用自己的势力与立宪派人员，虽遭革命党反对并改组，然而黎元洪挑拨离间，利用革命党人的分歧拉一派打一派，再从中代之自己的势力，逐渐从傀儡成为拥有实权。

黎元洪借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在湖北军政内部拉拢孙武反文学社，又借文学社之手驱逐孙武并清洗文学社。通过实力不足时地挑拨离间阴奉阳违左右逢源，到逐渐得势后的血腥镇压暴力专制，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内部不和成功取而代之，并利用湖北革命党数代牺牲的成果作为政治资源跻身近代史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实属湖北革命党之不争与不幸。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国北洋军阀时期，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无兵无权，也不是北洋军阀出身，却曾三次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两次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没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没有忠于自己的军队，更非出身北洋军阀或革命党，黎元洪却始终活跃于北洋政府，更多次担任总统。

黎元洪

为什么黎元洪能够始终屹立不倒呢？

第一，运气无敌。有时候，现实比小说更离奇，或者说，天上有时候真的会掉馅饼，而显然，黎元洪就是那个被馅饼砸到的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也许连起义军本身都没有想到，仓促爆发的武昌起义，却最终取得了胜利，光复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

突然成功的起义，出乎了包括起义军在内几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因此，由于起义的突发性，革命军一时群龙无首。起义的革命党人认为，参与起义的士兵和领袖都资历威望不足，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而有足够资历和威望的***，如孙中山、黄兴等人，距离又十分遥远，这就给了黎元洪以可乘之机。

显然，起义前担任混成协协统，是清廷高官大员的黎元洪，自然有足够的资历。由于革命党人的自卑、软弱和幼稚性，不但不是革命党，甚至还就在起义前反仍对革命的黎元洪却一举成为了湖北都督。

担任都督的黎元洪在阳夏保卫战中查看地图

其实，此时成为湖北都督，按以前起义的成功率，未必是好事，反而有极大的概率是个坏事儿。因为，按照之前数场起义的经验，起义失败的概率远高于成功。一旦武昌起义被清廷扑灭，哪怕是被强迫，黎元洪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是，偏偏在武昌起义后，革命火焰席卷全国，清政府在短短数月间就灰飞烟灭，黎元洪彻底坐实了武昌首义领袖的身份。

黎元洪的“活菩萨“也可以说是无用，没有杀伐决断的本事，没有统兵带队的能力，自然也只有一味地卖弄所谓的怀柔，慈悲，所以得一个“活菩萨“的名声而已，实际上就是无能的表现，再者一说，能在清末民初的时代，黎元洪能够两度出任副总统和总统，自然不会是无能之辈，这样的人如果仅仅依靠一个活菩萨就能混到中华民国总统。未免也小看天下豪杰了，黎元洪可是和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并驾齐驱的人物。 

黎元洪是清末民初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原名秉经，字宋卿，有黎黄陂之说。武昌起义的时候在武昌担任协统。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总统孙中山）1913年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副总统。

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元洪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但实权在段祺瑞手里，“府院之争”的时候被迫下台，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 1923年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1928年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参加过甲午海战的黎元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主官出生，但他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可以说无论是眼界和能力还是有的，但纵其一生都是被人推着走，被人强行推是上了政治中心舞台，但本人又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魄力也只有随波逐流。比如他原本不愿意去张之洞的武昌任职，被人连哄带骗来到武昌，执掌湖广舰队。

可这个守土有责的舰队司令却成为革命的的最高首脑（无实权。）应该说，出任革命党首任都督是他一生的最大转折点。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本。就依靠这一点，袁世凯也不得不让他当副总统。

应该说黎元洪是被迫进京，进入北京就成为袁世凯的傀儡了，他的地盘武昌为他人夺走，仅有的一点嫡系部队就此丧失。黎元洪也缺少威望和领袖资历，就此一蹶不振，民国人戏称为“黎菩萨”，实际上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意思。

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的原因如下：

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系武汉黄陂人。黎元洪曾有一个“床下都督”之别号，其实暗喻着其一段不光彩的曝料。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首义惊天一爆，举国响应。10月17日，湖北军政府门前祭坛高筑，坛上黄帝轩辕氏灵位庄严肃穆。灵前摆设香案，陈玄酒，旗立两侧，鼓乐喧天，黎元洪跪读祝文，三军鸣枪，全体跪拜，三呼万岁。黎元洪在祭黄帝仪盛典中就职湖北军政府都督。

首义成功后，亟待举荐一位众望所归的革命中坚人物担任新政权首领。但奇怪的是湖北革命党人却推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