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满族男子喜穿青蓝色的长袍马褂，头顶后部留发梳辫留于脑后，戴圆顶帽，下穿套裤。妇女则喜欢穿旗袍，梳京头或“盘髻儿”，戴儿环，腰间挂手帕。满族入关后，其服装与汉族服装趋于一致，但旗袍却以其独特的魅力来，为中国妇女的传统服装。

早先，满族在入关以前和在入关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住房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民房”；一种叫做“官房”。民房，是满族中的平民百姓所住。一般来说，平民住两间正房，安置锅灶。屋内颇为讲究，设有三铺炕，西炕最为贵，是给贵客住的，北炕为大，是全家人长辈人住的，南炕为小，是家中小辈人住的。如小辈的姑娘、媳妇们，可住在南 炕上。可见满族人的大小辈是很讲究的。官房，满族的官人多住“官房”。官房也叫“营房”。例如：康熙设置“木兰围场”后，这里设有三品总管一员，笔帖式四员、委署骁骑校十六员、领催十六员，满州八旗兵四百五十人。木兰围场，共划分七十二围按八旗方位，每旗设“营房”一个，共设了八个“营房”。每个营房统管五个五个“卡伦”（满语汉译哨所），共有四十个“卡伦”。满族的官兵们，主要住在营房（即官房）。这种“官房”一般是四间一幢的房子，用大石条垒成高高的台阶。住这种“官房”的人 ，只有居住权，没处理权。满族人住的房子，多开南窗和西窗，这样能冬暖夏凉，生活得舒适些，满族人——尤其是女人，睡觉的姿势十分讲究，大都侧身躺睡，这样显得“体面”，睡觉时，也不能用手托腮而睡，用手托腮而睡是哭相，不吉利，如今，围场县一些年迈的满族人，多讲究睡觉姿式。

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在过去是很讲究的 。满族人喜欢吃小米，黄米干饭饽饽（即平时人们所说的粘豆包）。。每当忙完老秋的时候，便开始打扫庭院，各家各户备好米酒，淘米作糕（当然，多指生活较富裕的户，穷人做不起）。还要由本姓的“穆昆达”（族中的尊者）主持杀猪办家祭。祭祀祖先，共贺丰收，并祈祷全家安好，人畜兴旺。快到春节的时候，满族各家各户，互相邀请，帮忙包“哎吉格饽”（满族语，汉译饺子），他们帮完西家，忙东家，互相包饺子，表示欢乐和睦，热热闹闹，一直忙到腊月三十，包好饺子吃不完时，就随时冻好，随时储存，放在“哈什里”（满语，汉译仓库）中，以后现吃现煮。当然，蒸好的黄米饽饽也冻上，现吃现热。黄米饽饽，名堂很多，花样很多，有其诗情画意，如苏叶饽、荷叶饽、澄沙饽、蜜果饽等很多种类，有带馅的，也有不带馅的。其形状各异，如金山形、观音形、牡丹形等，还有做成鱼、虫、鸟、兽等各种动物形状的，形象逼真，令人赞叹。过春节时，各家各户多在除夕吃手抓肉，还做有满族独特风味的白煮猪肉，炙猪肉；在糕点中，喜欢做“萨其玛”。在除夕晚上，要进行迎财神活动，从夜间十二点开始，直到王码电脑 。春节这天，到处都是欢乐气氛。在家家户户大门口、庭院的影壁前，早已习惯地堆好了雪台，雪台上摆上亮晶晶、明晃晃的冰制灯笼（即冰灯）。冰灯的样子很奇巧，千姿百态。冰灯象征春回大地，生活充满光明和吉祥。过了春节至正月初五之前，满族姑娘和女婿可以向娘家父母和岳父母进行拜年，互相祝愿更美好的未来。

穿戴

早先，满族人的穿戴，有其自己民族的特点。男女的服饰和姑娘、媳妇的服饰均有不同。一般来说，男人穿长袍，外罩马褂，头戴小帽垫儿，脑后梳一条长辫子。脚穿双脸鞋，鞋面绣云子勾纹。而女人则是自头顶盘髻，佩戴耳环，身穿宽大的直筒旗袍，外罩小坎肩，脚穿木底绣花鞋。在绣花鞋底的中央，镶一块木底儿，形似马蹄，所以也叫“马蹄底”或“龙鱼底”、“四闪底”等。满族女人，在过去自幼不缠足。满族女人的发式，按其年龄和身份是有区别的。少女，多梳“抓揪”。已婚的妇女，头发往上梳，盘在头顶上，用银簪一别，叫做“大公头”。早先的满族青年男女，都爱把一种宝石镶在衣服上、帽子上、马鞍子上、刀柄上、荷包上等，象征着喜庆幸福。而宝贵人多穿麻布衣服。穷苦人则用狍皮、鹿皮为衣。这与长期过着半农半猎的生活方式有关。当满族人由东北入关之后，富人的衣服开始讲究起来，一般多穿绸缎，平民百姓则穿布衣。随着社会的发展，满族服饰和汉族人日趋一致。比如穿旗袍的习惯，已被全国妇女所采用。满族女人不缠足的习惯和优点，也多被其它兄弟民族妇女所采用。现在，在围场县一些偏僻山村的满族妇女——尤其是老年人的服饰，还保持着过去的装束和发式。满族人穿衣服很注意整洁。无论内外衣穿几件，都必须将衣扣扣整齐，很讲究风貌。这一优良传统，一直保存至今。满族的女式旗鞋，称为“寸子鞋”，亦称“马蹄底鞋”。鞋底中间即脚心部位嵌上3寸多厚的木头，用细白布包上，木跟不着地的地方，常用刺绣或穿珠加以装饰，因鞋底平面呈马蹄形，所以得名；还有一种鞋的底面呈花盆形状，称为“花盆底鞋”；老年妇女和劳动妇女所穿旗鞋以平木为底，称为平底绣花鞋，亦称“网云子鞋”。满族的女鞋，表面都有绣花，而袜子多为布质，袜底也纳有花纹。

婚嫁

满族人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

满族男女到结婚年龄时，平时较注意打扮。婚前的姑娘喜欢用“吉纳衣尔哈（满语，凤仙花）的液汁儿，调上白矾，染红指甲（说这样可以除瘟祛病，月月吉庆）。这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从中可以说明这个民族是向往吉庆的。男女青年定亲时，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中先提亲。先后提亲必须去三次。每次都托媒人带上一瓶酒。当第三次去时，才能知道女方是否愿意成亲。如果女方把第三次带去的酒留下，就表示女方同意成亲了。如果拒收，表明双方的亲事未成。所以，满族人有句俗语：“成不成，酒三瓶”。成亲后，男方送的彩礼，全部做为姑娘的财产。定婚之后，姑娘在出嫁之前，针线活儿多起来。她要绣枕头，绣烟荷包和钱褡裢一类的东西，作为结婚后使用。而烟荷包则是留给公婆使用的。满族旧时婚娶时，利用花轿（后改花车）。结婚前三天要杀猪，准备待客。在男方迎娶新娘时，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姑娘由家哥哥、姑舅大娘、叔伯大娘、婶子等人送亲。而姑娘的父母、姑姑、舅舅不去送亲。娘家和婆家各同时出发，一送一迎。双方在中途相遇时，要进行“换车”，即新娘由娘家送亲的车上，改坐在婆家迎亲的车上。这时，两家的车在中途辞别，各返回自己的家中。第二种形式，男方花轿（或花车）到女方家的大门前时，女方家把大门关上，怎么办呢？男方就用满族语作种种恳求之词，女方才将门打开，让迎娶的车将新娘接走。男方把新娘娶进门后，先要坐床。当揭开帐子时，参加婚礼的人要合唱满文“喜歌”。喜歌的大意是：

从南方来了一对凤凰，

飞翔着带来了吉祥。

凤凰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有苦同受有福同享……

但因年久，这支喜歌基本失传，一些满族老人已回忆不全了。

新娘子进婆家的第一天拜过堂后，要在炕上“坐帐”一天，也叫“坐福”。当天晚上，新房里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两个酒壶和两个酒盅儿。新郎和新娘手挽手地围桌绕三圈后，便进行饮酒。炕上点燃一对红蜡烛，通宵不息。外屋有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叫作“拉空家”。或也可有人用黑豆往新房里撒，热闹两个小时左右，人们自散去。（但结婚时，也不尽一样，例如北京的旧时满族人结婚时，在婚礼之时，新郎要拈弓搭箭，向未揭“盖头”的新娘虚射三次。这可能是氏族社会抢婚时的遗风）。

结婚后的第二天，新娘子由人领着去拜见邻里街坊的长辈人，行家礼，这叫做“分大小”。结婚三天后，新娘带上新郎回娘家。

满族人的家规很严。儿媳妇对公婆每天要做到“早请安”、“晚问好”。平时，新媳妇想回娘家时，必须先向公婆请假。公婆准许儿媳在娘家住几天，就住几天。新媳妇临走前，要向公婆行叩拜礼。她从娘家按时回来后，新媳妇要先到公婆面前请安、问好，然后才回自己房中。

平日里，如有亲朋邀请公婆前往时，如公婆不能去时，由儿子先问二老：“可否由儿子、儿媳代替去呢？”经二老同意后，方可去亲朋家中。待儿子、儿媳由亲朋家回来后，先向二老“道安”，说道：“偏二老的饭了！”。满族人结婚二年之后，家庭礼节渐少。

信奉萨满教

我国少数民族多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满族人是信奉萨满教的。

萨满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没有庙宇和神祠，没有专职的教徒，但有侍候“老佛爷”的人，叫察玛。

察玛有点类似佛教中的和尚和道教中的道士，但又不尽相同。因为察玛纯是兼职义务的娱神者。察玛可以结婚成家，还要参加生产劳动。成人察玛也没有什么特权，不得什么报酬，仅仅是受到族中人的尊敬。察玛有男有女。但姑娘不能当察玛。妇女要当察玛，在婚后可以。当察玛的人，都是自愿的，并由父母许可，出自一种许愿。例如，身体有病，可以许给“老佛爷”当察玛，侍候“老佛爷”，这样可以去病消灾。怎样去当察玛呢？是要经过“老佛爷”的考验的：每年的旧历七月七日这天，想当察玛的人，上山采回一种达子香叶来，晒干后，碾成细面，用箩筛出来。老察玛点燃后，将这种达子香放在想当察玛的人鼻子下，接受达子香烟的熏陶，等“三撇力”达子香燃尽时，如果被考验的人流出鼻涕和眼泪，这就意味着想当察玛者心诚。否则，就是心不诚，不能收当察玛。经过这种考验后，当上察玛的人，要向老察玛学习祭神。

祭神时，察玛进行一番打扮，穿上色彩鲜艳的神衣，腰间系上二十二颗形如锄裤的串铃，手拿抓鼓。抓鼓是用狍皮蒙的扁鼓，用鼓鞭很有节奏地敲打，并在老察玛的教导下，学习“绕炕沿”，走舞步，扭动起腰肢，进进退退地扭起来，用最虔诚的心，来表示对“老佛爷”的尊崇。新察玛最重要的是学习神歌。神歌是用满族语唱的，是用来歌颂先祖功德的，以祈求祖先保佑和降福的。当新察玛在祭神中边唱边舞学成之后，就可以随老察玛一起去祭神了。

当上察玛后，就是“老佛爷”的人了，察玛的父母去世时，察玛可以不在死者身边。据考察，围场早年的满族人，是有察玛祭神活动的。新中国诞生后，这种活动基本上不曾见到了。

嗑哑叭头

满族人的住房内有三铺炕，其中西炕为贵。西炕又叫“佛爷炕”，女人是不能坐的，一般的客人，也不能睡西炕。只有姑老爷才能睡西炕。狗皮帽子、有狗皮鞭梢儿的鞭子，也不能放在西炕上。

西炕为何如此神圣呢？因为在西炕上供奉着“佛爷匣子”。佛爷匣子是极为神圣的，一般人不能看。满族祭祀的神，不是虚构的上帝和佛祖。在佛爷匣子里，珍藏着本族的先祖和本民族功臣的王爷像。里面还有十八位尊神。除此外，还有宗谱。宗谱里记载着这一家族的历史，如这一家族的兴衰变化，祖先的功德和贡献。佛爷匣子里还放有香烛祭品、绫子架、桌帷子。满族人家到了龙虎之年时，要修谱。因为子孙不断增多，所以每隔一定年限，就要修谱一次。修谱，分为族谱和家谱。修谱的方法是：在祭祀时，由穆昆达准备三个册子：一个册子登记已经身故的人；一个册子登记出生的人；一个册了登记族中（或家中）新娶的媳妇之姓氏和旗分。修谱时，要杀猪祭祀，族中人都要到场。修谱完毕，也要珍藏好。满族人在祭祀中，有的人家还供奉“蛮耶”。蛮耶也是一种佛像。有用木制的，也有泥塑的，还有的是铜铸的。但供奉蛮耶的位置不在西炕，而是在连着厨房的“堂房炕”上。在蛮耶的旁边，一年要放两双猪皮靰鞡，意思是供蛮耶巡视和保护旗民时穿用。实际上，蛮耶也被尊为神。但是，满族人的祭祀活动中，尤其是“跳家神”时，耗费很大。有些穷苦满族人无力举办这么大的活动，怎么办呢？那就采取另一种祭祀仪式——嗑哑叭头。由此可见，满族人既不“跳家神”，又不“嗑哑叭头”，在旧时满人中是没有的。总是要采取一种仪式。如果连“嗑哑叭头”都不进行，就是对祖先的不敬。这样，祖先是不会答应的，是要生子孙的气的。

怎样进行“嗑哑叭头”呢？这种祭祀仪式很像北方汉族的还“愿心猪”。先要杀一口猪，杀猪人不许进屋，多冷的天，也要在院子里。杀完猪，不用热水煺毛，而是找三块大石头，支上架，燃起火来。杀死的猪，就放在火上燎毛。等把毛全燎干净时，便将猪头、猪尾割下来，放在供桌上祭祖。然后再把猪开膛，摘出猪肠子上挂的油，放在锅中，把小米淘好，也放锅中，一齐煮熟。再由长者开始从锅中盛饭吃。全家人由老到小，要这样盛饭吃。吃饭时，一律坐在外边，不许进屋。因为吃饭时间在星光满天的小半夜，所以这种饭叫做“小夜饭”，也叫“达子饭”。

吃罢“小夜饭”把收拾好的猪切成八大块，再合在一起，放在供桌上。这时才算对祖先的祭祀活动正式开始。首先，由穆昆达率领众族人，在供桌前叩头。然后按大小辈数排成长队，走到屋中，站到西炕前，向老佛爷和祖先叩头。尤其在叩头时，谁也不准说话，鸦雀无声。所以叫“嗑哑叭头”。嗑头必须嗑响头，越嗑得响，越表明对老佛爷和祖先的诚心。嗑完哑叭头，再把那头燎净毛、收拾好的猪，放在架于三块石头上的大锅中煮起来。煮熟后，请族中的众人来吃猪肉（也请亲朋好友来吃）。肉要吃尽，连汤也不许剩下。吃净肉、汤后，把那三块架锅石放在干净处，不许弄脏。满族人进行这种祭祀活动，意在敬佛祖，图吉利，向往着更美满幸福的生活。

　　满族禁吃狗肉和爱护鸦　：　满族风俗杀狗，禁止吃狗肉，认为乌鸦是神鸟，而且举行祭祀时，要在索拨竿子上放肉食，对它祭祀。外来的客人，不准把狗皮帽子和狗皮鞭稍放在西炕上。传说：“早年努尔哈赤在山海关给总兵李成梁门下当茶童时，被发现脚有七星痦子，正是朝廷要捉拿的“真龙天子”正当李总兵，准备好囚车要捉拿抻送进京时，被李总兵的侍女琼花得知（也有说李的小妾）助努尔哈赤逃走，骑上大青马和二青马由老马倌带路飞逃出城。在途中累死了大青马和老马倌。事情有败露后，李总兵活活打死了琼花。努尔哈赤被追的无处可藏身，只好躲在荒草里忽然飞来许多乌鸦落在身边，连跑带累的努尔哈赤躺下后便晕睡着了，追兵赶到，只见乌鸦围着一具死尸，没找到努尔哈赤，临走时，又放起了一把火把荒草烧着，努尔哈赤醒来一看吓了一跳，定睛一看身边没有火，地上湿润，原来是一只黄狗用尾吧沾水把火都浸灭狗也累死了。这次遇难，是大青马、乌鸦和黄狗救了他的命。后来努尔哈赤当了罕王，为了纪念大青马救主，让所有朝臣都穿马褂，袖口和裤角都带马蹄形。为纪念乌鸦救架，朝臣们帽子上配有红穗子和羽毛。为纪念老马倌，百姓门前都要立拴马桩子。为纪念大黄狗，八旗子弟不许吃狗肉，不许戴狗皮帽子。违者一律杀头。

　　 影壁和神竿：满庭院迎门有影壁，影壁前立一个神竿高六尺许，顶端是风磨铜顶包以红布，在竿顶约尺许横一短竿，神竿底部放有三块石头石，后背影壁用砖砌成墙头饰雨塔。这种院落装饰的来由，传说：三仙女佛库伦在长白山天花板池吃了灵鸟衔来朱鸟怀孕，所生之子布库里雍顺第十一代孙努尔哈赤，因受后母虐待，逃亡在外，与七星宝地挖“棒锤”（人参）的八个把头一起进山寻人参，努尔哈赤用索拨拉棍拨草，棍子下全是亮红朵子四叶“棒锤”，索拨拉棍到那就有“棒锤”，后来八个把头与努尔哈赤结拜成把兄弟，卖参换钱，招兵买马，几经征战统一建州各式各部成为罕王，努尔哈赤手中用的索拨拉棍成了满族人家门前的索拨竿子。在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中说“努尔哈赤出身建州革新家族，其祖觉昌安，交塔克世被内奸尼堪个兰所杀害，努尔哈赤本人亦曾为建州部守派所不容，流离四方，过着采参与往来马市的穷苦生活。”上山挖人参要用索拨拉棍，同时要在山上“搭轮子”野炊做饭，采到人参要用背夹子背参下山。这壁影是背夹子放大影，神竿是挖人参的索拨拉棍的修饰，神石就是野炊支锅的石头。这三件庭院装饰，是为了纪念努尔哈赤的物品，也是不忘满族祖先在长白山里的三件生产工具。

穆昆达：护围官兵集中居住的地方，族长官名叫穆昆达，其官不是世袭也不是由上边任命，是由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来担任，有权裁决族中一切重大事务，祭祀礼仪由他领祭，在婚丧嫁娶时，必须征求穆昆达的意见。族中也有各种规章、纪律，如偷盗、私奔、挑拨事非、打架斗殴、不孝父母等劣行，穆昆达按规章可以惩处。　　

佛爷匣子：佛爷匣子是极为神圣的，一般人不能动，匣中珍藏着本族祖先和民族功臣贝勒（王爷）像。里边还有十八位尊神，十三位是索里条子，五位是高丽纸。此外，还有宗谱，记载着家族的历史，兴衰变化，祖先功绩等。

吕姓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第四十三位姓氏，尤盛于山东和河南地区。当今吕姓人群大约占了全国人口的o．46％， 总人口大约在570多万 。

吕，本义的铜锭。甲骨文中，吕字像古铜饼状，金文的吕字干脆将两口填实，成为铜锭的直观图像。小隶的吕字将上下两口相连。吕，表示冶炼的技术和行业。吕人以此为原始图腾，并命氏族名和族徽，吕人所长期驻留的地方称吕，建立的城堡称为吕邑，最后发展为国，并出现吕姓。

吕姓起源于演变

吕姓的起源主要有两大支： 姜 姓、姬姓。

第一支出自 姜 姓。炎帝生于姜水而姓姜。炎帝裔孙伯夷，号太岳，虞夏之际辅佐禹洽水有功而封于吕，今河南南阳西。伯夷是吕国的开国始祖，侯爵，复赐姓姜，以奉炎帝之祀。吕国历经夏商周三朝，西周初，吕侯入朝为周穆王之司寇，至周宣王时改称吕国为甫国，分一支吕姓至今河南新蔡，史称东吕。春秋初东吕为宋国所灭，其地后来归蔡国，吕人东迁于江苏铜山东北。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灭吕(甫)国，两吕国灭亡后子孙均以国为氏，姜姓吕氏至多有4000多年的历史。姜姓吕氏的后裔吕尚，也称姜子牙、太公望，辅佐周文王灭商，周初封于弃，为周朝东部的重要诸侯国。

第二支出自姬姓。商末周文王占领隗姓魏国之地，封其亲属于魏国，这是姬姓魏国的始封之地。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毕公高于毕，在今陕西咸阳北，是为毕国。迁封魏国于山西芮城东北的魏城。春秋时，晋景公时大夫魏锜食采于吕，号吕锜，吕邑在今山西霍县西南．又食采于厨，故称厨武子，厨邑在今河南商丘北，其子吕相遂以吕为氏。姬姓吕氏的历史至少有2600年。

外族基因的融入

第三支出自外姓和外族的改姓。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北方战争纷乱，政权更迭频繁，中原百姓南逃．外族人居华北。外族基因流人北方汉民中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北方吕姓中融入外族的血液主要发生在西汉以后，最重要的事件有：东汉东越族有吕姓；略阳吕氏出自汉鞫武鄣郡白马氐人之后；秦州吕姓出自羌族；东晋上邦吕姓出自休官族；河南吕氏系出鲜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定居中原，改鲜卑族比丘氏、副吕氏、叱吕氏、俟吕陵氏、叱吕引氏等氏族均为吕姓，这些氏族全部成为汉族；清朝满洲人有吕姓，满族的吕姓原先来自汉民，入旗汉民满化，后又汉化，成为东北地区的吕姓汉族。

历史上吕姓的分布和迁移

先秦时期，吕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河南、湖北、安徽、山东、陕西、甘肃地区。秦汉时，吕姓分布在北方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三国和南北朝时，吕姓已经在江浙赣地区蔓延，同时西南的云南和南部广东也出现吕姓的足迹。唐朝时两次南下移民，吕姓进入福建地区，随后在清初进入台湾地区。

宋朝时期，吕姓大约有9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21％，为宋朝第十四大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江西、安徽，这四省吕姓大约占吕姓总人口的56％，其次分布于陕西、浙江、四川、福建、河北，这五省的吕姓又集中了32％。山东为吕姓第一大省，居住了吕姓总入口的16％。全国形成鲁豫、赣皖两大块吕姓人口聚集中心。

明朝时期，吕姓大约有5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6％，为明朝第三十二大姓。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吕姓人口增长是负值。面对战乱和屠杀，受害群体首先应是主体在北方的人群，吕姓是北方地区的姓氏，自然遭到严重的冲击。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甘肃，这三省吕姓大约占吕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山东、江苏、山西、陕西，这四省的吕姓又集中了28％。浙江省的吕姓人口约占吕姓总人口的18％，为吕姓第一大省。全国的吕姓人口流动从北向东南迁移，也向西北转移，吕姓中心由北向东南漂移，全国形成了浙苏、陇秦两大块吕姓人口聚集中心。http://haoshilaocom/xuexi/

当代吕姓的分布和图谱

当代吕姓的人口已达到570多万，为全国第四十三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46％。从明朝至今600年中吕姓人口由55余万增到了570万之多，增长了10多倍，吕姓人口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自宋朝至今l000年中吕姓人口呈下降的态势。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二省大约占吕姓总人口的26％。其次分布于河北、辽宁、江苏、四川、黑龙江、浙江，这六省的吕姓又集中了29％。全国形成了以鲁豫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西南三方向逐渐扩散的吕姓分布特征。在600年期间，吕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闻有很大的区别。由东南部向华中、华北、西部的回迂十分强劲，已经大于由北向南的迁移。

吕姓在人群中分布在豫鲁晋、京津、陕西北部、河北大部、黑吉辽大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南、苏浙、安徽大部、湖北东北、福建东南角、台湾、广西东南、云南大部，吕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56％以上，中心地区可达12％以上，以上地区覆盖面积占了总国土面积的277％，居住了大约72％的吕姓人群。在河北东北、内蒙古东部、辽宁西端、黑吉交界区、宁夏、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湖北中部、安徽西南、江西北部、福建大部、广西大部、广东东南、云南西北，吕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42％--056％之间，其覆盖面积大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5％，居住了大约14％的吕姓人群。

吕姓的传统文化

郡望和堂号 吕姓的郡望主要有河东、东平、东莱、阳翟、濮阳、洛阳等，吕姓的堂号除了与郡望同名外，还有渭滨等。渭滨堂号典出吕氏先祖吕尚。吕尚即姜子牙，相传曾垂钓于渭水之滨隐居，与周文王相遇，被尊为国师，辅佐周武王灭商，封于齐。

楹联 重要的吕姓楹联有以下五副；

立朝正色；夹袋储才。

岳阳仙客；渭水耆英。

耆英怀渭水；春花满瀛洲。

老弃钓竿荣佐帝；少交中伞喜多才。

夹袋储才，推圣功之雅量；立朝正色，懔晦叔之遗风。

家训格言

吕姓家训以明朝学者吕坤的家训最为实，也最易为人们接受。吕坤，河南宁陵人，万历年进士，累官至山西巡抚、刑部左右侍郎。吕坤的思想兼收并蓄，自称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坚持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的一元论观点，反对理学家的理在气先说法，也反对佛教的轮回说。提倡对之存亡，百姓之生死，人心之邪正充分关注之思想。在教育思想上，他反对生而知之，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新知。主张读书只要明大意，不必寻章摘句拘泥于诂家之言。提倡善于用心、有过认过、长善救失等修养品德。他非常看重子女的人品教育，认为如果没有良好品德，纵中三元、官一品，那值得一文钱？强调要存阴德之心，干公道之事，做老成之人，说实在之话，凡事必须把天理放在头顶上。

家谱 目前在上海图书馆中收藏吕姓族谱198部。

名人频率和宗族先贤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吕姓历代名人250名，占总名人数的055％，排在名人姓氏的第三十七位；吕姓的著名文学家占中国历代文学家总数的074％，排在第二十八位；吕姓的著名医学家占中国历代医学家总数的045％，排在第四十九位；吕姓的著名美术家占中国历代美术家总数的043％，排在第五十五位。

历史上吕姓的重要人物有：秦朝相国吕不韦；西汉高祖皇后吕雉；东汉名将吕布；三国东吴名将吕蒙；西晋文字学家吕忱，音韵学家吕静；东晋十六国后凉国君主吕光；唐朝哲学家吕才，宰相吕谨，名道士吕洞宾；北宋尚书左仆射吕大防，宰相吕蒙正、吕端、吕夷简、吕公著，学者兼金石学家吕大临；南宋诗人吕本中，哲学家兼文学家吕祖谦；明朝画家吕纪，学者吕坤、吕楠，戏曲理论家吕天成；明清之际思想家吕留良；民国民主革命者吕大森，建筑师吕彦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吕思勉、吕振羽，气象学家吕炯，书画家吕凤子，民族音乐家吕文成．佛教学者吕澄。

吕姓血型

吕姓人群的血型分布总的是：O型占338％，A型占286％，B型占288％，AB型占88％。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的核心是历史观。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大差异即在于此。不可否认，二者在历史观上是冲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批评旧史学为神学的、退化的历史观所支配。翦伯赞将传统的历史观归结为神学史观和玄学史观，认为这种神学史观构成了观念论者历史理论的根源，从这一根源上又形成了玄学史观。玄学史观与神学史观本质相同，根本出发点都是“以观念构成的历史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史”。在旧史观主导下撰著的史书以阐扬儒家伦理观念为指归。中国旧史学被称为“伦理学的史学”。一则传统历史学成为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注解，而非对实际历史的呈现；二则这种儒家式家族伦理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伦理格格不入。

传统历史观中还贯穿着帝王本位思想。郭沫若提到，中国历史学家“过去一向把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文化及科学的进步等等问题放在附属的地位，好像沙漠中的金砂一样，过去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难得遇到这些问题的资料”。曾参与范文澜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撰写的金灿然也指出，“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是“封建的历史学”的缺点之一。这种批判承袭了晚清“新史学”斥君史、倡民史的主张而有进一步的发挥。再者，大汉族主义也是中国旧史观的一大偏弊。吴玉章批评旧史普遍“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表示“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过，传统华夷之辨并未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笔下消失，而是转化为民族主义，主要是对民族气节的伸扬。范文澜在《大丈夫》中表彰民族英雄、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痛斥秦桧、范文程、洪承畴等的投降主义，即是一个典型。中国古代史家中也有少数人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接近于科学的历史观。司马迁、刘知几和王夫之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不过，这种不囿于旧观念的传统史家毕竟是凤毛麟角。

总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和评判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标准之下，传统史观基本上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合理成分最少、最乏善可陈的部分，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少交集、最不兼容的。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被称为封建史学遭受猛烈批判，要害也在于其陈旧的历史观。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中，对传统历史观只能采取除旧布新、取而代之的态度。

02

重估传统史学方法

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为基本方法外，也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价值，力图加以吸收利用。1942年延安中央马列研究院制定计划时，即将“刘知机（几），郑樵，章学诚等中国古典方法之研究”作为工作内容之一。

在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中，历史编纂方法是一项主要内容。作为旧史主干的正史编纂普遍采用纪传体。翦伯赞认为，纪传体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方法，从许多个别历史人物的事迹中，显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翦伯赞还对近人将纪传体史书等同于家谱或墓志铭汇编的观点予以驳正，断定纪传体的生命力至今犹存，即使历史学已经进入科学阶段，纪传体的历史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的最好的方法。

吴玉章则批评一些新派史家的中国历史作品注重社会发展形式的叙述与辩论，将旧日编年纪事的传统完全抛弃，只成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历史课程“应当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历史的必须有年代，犹如地理的必须有经纬线一样”。吴玉章主张“必须根据中国旧史编年纪事的材料来叙述中国历史”。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编年纪事不是机械地按年月编排，而是与一定的历史分期方式相结合的。



考证方法是中国传统史学处理史料、辨别史实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家并不忽视考证学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周谷城认为，清代王鸣盛、钱大昕等考证学者“皆以考证经典之方法考证史书，从而整理史料者也，整理史料，为史学独立发展时期之特征，乃前此各期所无者”。翦伯赞赞扬乾嘉学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这表现于它一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而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乾嘉学派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工作，侯外庐主张“谨守”传统考据学的“一套法宝”，“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至少要“守其家法”。侯外庐对考据学的尊重，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仍然要以考据学为基本工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批评清代考据学未竟全功。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完全拘束在文献材料之中，以文献考证文献。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批评考证学自称为实学，“实际乃是一种支离破碎之学”。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只是史学方法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因此，华岗主张对旧考证学加以充实和改造，“注入科学历史观的新生命”，使之成为建设信史的一支生力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全副精力投注于以新观念重新解释历史，不免轻视了考证工作。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则表现出对史料学的关注，对改造提升传统的史料考证之法作了有价值的探索。搜集、整理、考订史料的方法本是实证派的长技，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努力借助新理论后来居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史料学和考证方法的探究，既接续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又吸收了实证派的新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统天下的抱负和雄心，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力图集以往各种范式之所长的理想。

03

传统文献史料的再发现

抖落传统史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仅以史料视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种通行做法。传统史学被转化为史料，进而成为建立新史学的一种有用的资源。翦伯赞区分了各类文献的史料价值高低等差。在翦伯赞看来，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因为正史都是官修史书，几乎都是在历代政府监督之下撰写，或通过政府审查的。翦伯赞将政治干预视为影响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范文澜也说：“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需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中时贯彻了这一认识，因而有学者评价范著“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尤其是，范文澜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多有承袭和借用。



早年在经学方面具有深厚功力的范文澜将经学作为研究历史的有价值的材料。其基本做法是批判经学的思想内涵、将经学材料化。通过这种化经为史的方式，经学遗产得到了继承，历史材料的范围得到了扩充。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上古材料特别是传说材料的可信性受到新派学者的强烈质疑，以致形成了“东周以上无史论”。但趋于释古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未完全否认上古材料的价值，而是将对传世文献的释读与地下实物和人类学理论相结合，开辟出古史研究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史料的认识基本接受了胡适、梁启超等的新观念而有进一步的扩充和引申。史料观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实证派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上最接近的一个方面，可谓大同小异。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史料观自有其高明之处。其高见不仅在于对史料的范围、种类和价值的认识，而且在于从完整意义上的史学观点出发来看待史料，对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功用和地位有更允当的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献的发掘利用与实证派学者呈现出明显差异，记载、反映社会经济和下层民众的史料文献被置于中心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取向高度吻合。

04

传统史学精神的提炼升华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除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史学方法和史料的批判总结之外，对传统史学精神的提炼和升华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这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传统史家的批判精神的发掘解读，二是对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精神的接续和转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一种阶级批判，是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批判统治阶级，这是传统史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富于批判精神的传统史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认同感。首先是司马迁的《史记》体现的批判性受到高度赞扬。在史学方法上最具批判性的首推刘知几。翦伯赞对其大加表彰：“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翦伯赞称刘知几为“一个客观主义的历史家”。在翦伯赞眼中，刘知几的怀疑精神和客观精神即是批判精神，与唯物思想是联为一体的。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认可的科学的历史学是属于或接近于唯物主义谱系的。



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训诫和资治功能。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史学与现实的关联，从而接续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侯外庐指出司马迁“并非仅为史学而史学，其‘成一家之言’的，多针对现实的黑暗无理，发抒他的怨诽批判，主张他对社会制度有所变革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史学的主观价值”。陈家康认为章学诚以来的“通史致用的思想是中国近代学术上的一个优秀传统”。不过，古代史家的致用多与维护既存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秩序相关联，由其历史观所决定，从而导致了史学的保守性，这一点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不取。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致用具有新的历史意识和时代内涵。吴玉章认识到，“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成为史学致用的现代典范。此文被中共中央作为整风文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效应。可见，较之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的宗旨、立场和内容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服务于上层统治集团转向服务于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特别是积极融入当前的革命实践之中，追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论是对古代史学精神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接续和回归。

05

余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初期，以革命姿态致力于批判终结以往一切旧思想、旧学术，建立一种全新的历史学，对于在被打倒之列的传统史学、“封建史学”尚无暇认真理会。成长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有着独一无二的亲缘关系，几乎成为欧洲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版。此时的中国学者以引进、传播和套用形形色色、外来的模式和概念为能事。直到30年代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不能再以简单的批判否定了事，而是必须正视并加以清理改造。随着30年代末“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传统史学作为实现“中国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料工作的重视，除与实证派的互动之外，更有汲取传统史学之长的意味。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史学的选择性认同，流露出的几许“温情与敬意”，使得他们与其他民国学术流派产生了更大的交集，从而扩张了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对待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以往学术的理性包容态度，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走向成熟，为日后占居主流打下了基础。

但同时，传统史学资源在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中毕竟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重视传统史学，旨在将其整合熔铸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以服务于当时的革命实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术革命化色彩和非历史主义倾向。到40年代中后期，作为一种范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初步构建起来，但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总结尚俟诸来日。

楚国乃是正宗的华夏后裔，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后裔，其家族从重黎和吴回开始，世代沿袭火正祝融的称号，在商朝时期离开中原来到荆山一带，直到鬻熊投靠周文王，熊绎被周成王封为子爵开始，楚国才算真正建立了诸侯国。

但是，楚国能被周王室分封为子爵，也是一波三折的事，楚国先祖之一的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同时又是周文王的火正，火正是官职，为周王室保存火种并且在各种需要火的仪式上点燃火，周文王去世后，鬻熊又开始侍奉周武王，周武王灭亡商纣王之后，分封天下，封了71个诸侯，但并没有楚国。

在当时，没有得到周王室的分封，就不算诸侯，只能算部落，鬻熊去世后，他的儿子熊丽成为部落首领，熊丽去世后，他的儿子熊狂成为部落首领，这个时候的楚人还是生活在荆山与睢山之间，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湖北省襄阳市下辖的南漳县李庙镇，这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楚国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周公不知何故到楚国避难一段时间，在楚地周公受到了楚人的热烈款待，周公回国后对周成王诉说楚人的恩德，周成王为了感激楚人，于是封熊狂的儿子熊绎为子爵，把他分封在南方蛮荒之地，并赐给他五十里的封地，熊绎的封地在丹阳，这里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淅川县，于是楚人就从荆山迁到了丹阳，熊绎就是第一任受封的楚君。

熊绎时期的楚国非常穷，穷到什么地步呢？穷到整个部落连一头用来祭祀的牛都没有，没有牛楚人就想办法到邻国鄀国去偷了一头小牛用来祭祀，由于是这牛是偷来的，不太光彩，所以楚人把祭祀的时间选在了晚上，并一直流传了下去。

当时的楚国就穷到这种地步，另外，作为诸侯国，楚君熊绎还参与了周天子举行的会盟，根据《国语》的记载，熊绎参与会盟主要做了三件事：

熊绎

《国语 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

1、置包茅。

摆放一种用于祭祀是用来过滤用的包茅，这种包茅是楚国出产的，在周天子举行的祭祀典礼上，需要有人提前摆放好这种包茅，后来管仲与齐桓公讨伐楚国时，楚人问管仲楚国有何罪过？管仲说楚国没有向周天子进贡祭祀中用来滤酒的包茅，以此为借口讨伐楚国，说的就是这种包茅。

2、设望表。

望表是一种座次席位，跟今天开会时用来摆放姓名牌的工作有些类似，在会盟前需要有人提前摆好，这个就是楚君熊绎当时的工作。

3、守燎。

守燎就是看守火种，熊绎的家族世代为火正，他们家族就是用火的高手，所以熊绎就来看守火种，但是熊绎却是与鲜卑首领一起看守火种的，鲜卑是什么人啊？当时的鲜卑是东夷的一支，也就是夷人，而周成王让熊绎参与会盟，其实并没有把熊绎当成中原诸侯，而是把他当成跟鲜卑东夷陵身份类似的荆蛮。

楚国最早的封地

熊绎参与诸侯会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会盟，他所做的都是一些服务类的工作，并且没有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我甚至认为当周天子与其他诸侯在室内会盟把酒言欢时，熊绎就在室外火边听着他们欢声笑语与鲜卑首领面面相觑，连门都不能进，周天子依然把楚人归于荆蛮一类，至少在周人的眼中，楚人就是荆蛮，再加上楚国当时确实非常穷，连祭祀的牛也没有，而且连为祖先祭祀的祖庙也是刚刚修建的。

这就是建国之初的楚国，贫穷落后，国力弱小，国君在所有诸侯国之中地位低下，被周人视为荆蛮，所以后来的楚君熊渠说：我在蛮夷地区，不必和中原各国的名称谥号一样。

《史记 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同时，熊渠还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封为王，在当时，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诸侯是不敢也不能称王的，一旦这么做，就会违背周礼，会引发周天子的征伐。熊渠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从熊绎到熊渠不过只有五代人，也不过两百年的历史，楚君从事奉周天子之初的毕恭毕敬变成了离经叛道，这是为了什么呢？

楚国五十里封地

也许后来的楚武王熊通能告诉我们答案，熊通在位期间，准备攻打随国，这事记载在史记之中：

《史记 楚世家》：三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公元前706年，楚国讨伐随国，随国国君说：我没有罪过。

楚王熊通说：我处在蛮夷地区，今天诸侯们都背叛王室互相侵伐，互相攻杀。我有军队，想凭此参与中原的政事，请求周王室尊奉我的名号。

在周朝，一个诸侯国是不能随意攻打另一个诸侯国的，除非对方有罪过，当时有周礼的约束，如果有诸侯国不遵守周礼，周天子会率领诸侯一起攻打，当楚国攻打随国时，随国并没有罪过，但是楚王熊通攻打随国的理由是想让周王室尊奉楚国的名号。

楚国的奋斗史

这实际上就是让周天子正式承认楚国诸侯国的地位，自从熊绎在诸侯会盟上被周天子当成荆蛮，楚人就一直铭刻在心，楚人原本就是华夏后裔，来到了南方的荆山及丹阳，这里是南蛮生活的地方，在古代华夏，诸夏（华夏中原的统治者及成员称为诸夏）一直对周边的蛮夷有心理上、文化上、制度上的优势，诸夏在当时是看不起蛮夷的。

楚人不是蛮夷，他们是华夏后裔，只因为生活在蛮夷之地，便被周天子当成了荆蛮，所以蛮夷有地理上的范畴，但更多的是文化认同上的范畴，楚人从中原迁到荆山，本来是对楚地周边的蛮夷有心理上的优势的，但是却不想自己被华夏认定为蛮夷，于是从熊绎开始后的历代楚君，都想向华夏证明自己并非蛮夷。

那如何证明呢？有两个办法：

一是让楚国强大，强大到周天子必须重视。

二是楚国学习中原礼仪和文化，向中原看齐。

但在当时楚国国力赢弱的情况下，学习中原礼仪与文化，并不能让周天子与诸侯国尊重，楚人意识到只有自己强大，才能让中原刮目相看，楚国有记载开始扩张就是从熊渠开始的，他是第一个说“我蛮夷也”的楚君，同时他也是第一个为楚国开疆拓土的楚君，熊渠在位期间，向西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县），向南攻打了扬越（今湖北中部），向东攻打了鄂国（今湖北鄂州、武汉一带），可以看到楚国是四面出击，同时第一次将楚国的势力推进到江汉平原一带。

楚君熊渠

楚国最初五十里的封地在丹阳（河南淅川），200多年后，国土就扩张到了江汉平原，这个时候的楚国已经是方圆一千里了，而且都不把周天子放在眼中，熊渠封自己三个儿子为王，分别管理征服的土地，这就是楚人建国以来的抗争，是对周天子当初把楚人先祖熊绎当成荆蛮的回应，同时这也是楚人骄傲。

楚王为什么要自称蛮夷？

因为楚王要向周天子证明自己的能力，你不是叫我蛮夷吗，那我就当蛮夷也要跟你抗衡，哪怕我现在弱小，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强大，楚王自称蛮夷，实际上就是楚国不断开疆拓土的动力所在，也是楚君代代相传的耻辱，楚君将这种周天子对自己的耻辱深深地印在楚人的血液中，让楚人时时警惕，以此为戒，努力向前，永远不肯服输，只是为了有一天，能让周天子折服。

读懂了楚王自称蛮夷的意思，才真正读懂了楚国，楚国是一个不断激励、不断进步、永远不服周的诸侯国，这也是后来楚国崛起的原因所在。

爱新觉罗•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起始时间，据他自己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准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初稿，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所（即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

1960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群众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的铅印本（俗称“灰皮本”）。之后，群众出版社又与溥仪磋商，确定了重新搜索材料、重新构思、梳爬剔抉、提炼成文的思路。于是有了1962年6月“另起炉灶”的一稿本，约50万字。一稿本成稿后，作者征求并吸取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并补充了“五十三年大事记”等有关内容材料，于1962年10月印出二稿本。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及当时历史界、文学界去许多专家学者、著名人士，如于桑、王宗一、申伯纯、刘大年、刘复之、老舍、吕振羽、张治中、李侃、邵循正等，审阅书稿后，对二稿本给予评价或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作者根据这些意见，对书稿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对后半部奋进行了较多剪裁或改动，最终形成了1964年3月正式出版的《我的前半生》。

书摘

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九O六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清朝的醇亲王府。我的祖父奕寰，是道光皇帝文宁的第七子，清朝的第一代醇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活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年号光绪)。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他是第二代也是末一代的醇亲王。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光绪，兼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活的姨兄弟)。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二月初二，我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才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寰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的地方。这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活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的地方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起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改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养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赏给了醇王，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螳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更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由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即南海)的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引起了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也就和清朝历史一起告终。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慈禧太后给醇王府造成了荣华富贵，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的亲生母是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寰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咸丰登极被封为醇郡王之外，就没有得到什么可说的“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问，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这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这是由于摊上了一个好亲戚，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陈士美被包龙图的铡刀压得鲜血淋漓的时候，年幼的六叔载洵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21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的事业的真正起点。

事情发生在距今整一百年前。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告以结束之后，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已经卧病不起，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名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祺祥，同时也就把朝政抓在手里，发号施令起来。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五个军机大臣。掌握了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和灵魂。肃顺在咸丰朝中很受器重，据说他很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朝出力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原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了汉人，受他排挤的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他是取得朝廷实权的这个集团的主宰，而这个集团正对当时新形成的一个势力采取排斥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认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打交道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恭亲于奕新，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很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新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新造成了机遇。奕新代表朝廷和英法联军办了议和，接受了空前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信任。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岂肯甘居在肃顺这班人之下。再加上素来忌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当时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给咸丰生了儿子，后来提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又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出面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但是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来说，倒无所谓，但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就像她当妃子时要取宠咸丰一样，既有了欲望，不达目的是誓不甘休的。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让慈安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了联系，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太后们的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没堵住他，他已跑到热河来了，肃顺忙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但是在慈禧的第二步安排下，这次阻拦又告失败。这又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恭亲王化装成“萨满”(经常进宫祭神的满族巫婆)进去的。一种说法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守着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却藏着一张纸条，这就是慈禧给奕新的阴谋计策。总之，什么奇怪的传说都有，但是人们却都没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便是我的祖父祖母当时也在热河，慈禧做了太后，和自己妹妹见面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个通讯员比什么太监、饭碗等等自然更加靠得住。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这个商议的内幕虽然无案可查，但是从后来的事件发展上看，一切也就很明白：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新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逮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同时，载淳的年号改为“同治”，意思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也开始有了“洋枪队”去打太平军，有了洋务派，有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一套政策)。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为慈禧建立的功勋是捉拿了肃顺——那时他奉命护送“梓宫”(咸丰的棺材)正走到半壁店。“半壁店拿肃顺”这出戏，给我祖父带来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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