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晏几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父亲晏殊官居相位，比起政治上的建树，其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文采和词作。晏几道出生时，晏殊已47岁，算是老来得子。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晏几道得到了父亲格外的宠爱。晏殊自幼聪颖过人，继承了父亲优良的文学细胞，7岁就能写文章，14岁就参加科举考试。拿了个进士的身份回来。晏几道生来就在绮罗脂粉堆中长大，珠围翠绕，锦衣玉食，“金鞍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他的六位兄长先后步入仕途，而晏几道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

家道中落

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晏殊去世，晏几道春风得意的生活也戛然而止，他立刻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霜刀雪剑。他和六哥祗德，八弟传正及姊妹四人都还年幼，后由二哥承裕的妻子张氏“养毓调护”，嫁娶成家。后来恩荫为太常寺太祝。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晏几道的朋友郑侠因进《流民图》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罗织罪名，交付御史台治罪。政敌们从郑侠的家中搜到晏几道的一首《与郑介夫》（郑侠字介夫），上面写着：“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些人如获至宝，以讽刺“新政”、反对改革为名，将晏几道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释放了晏几道。这件事虽然有惊无险，但经过这么一折腾，原本就坐吃山空的家底更加微薄，晏家的家境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晏几道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从一个书生意气的公子哥，沦落为潦倒落魄的贵族。

元丰过往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7年），他的好友王肱去世，晏几道受请为遗文作序。元丰二，三年间，黄庭坚赴吏部等侯改官，晏几道与他再次相聚，两人常在寂照房饮酒唱和，有时醉倒在酒家垆边，有时同榻夜话，纵论时势，畅谈抱负，“俱含万里情，雪梅开岭缴”（黄庭坚《次韵叔原会寂照房》，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七），意气纵横，期许不凡。当时晏几道正处壮年，笃于风义，气概豪迈，颇负声名。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监颖昌许田镇。此时颍昌官场上，知府韩维是晏殊的弟子，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再加上对自己才气的自信，晏几道上任伊始，就大胆给韩维献上了自己的词作。韩维很快给予回复，说你的那些词作我都看了，“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希望你能“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辜负我作为一个“门下老吏”的期望！全然没有昔日晏家门生的温情，而是一副道学面孔，家长作派。晏几道读罢，如同大冬天里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全身都冷透了。元丰七年（1084），黄庭坚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县），在汴京附近的成平、太康路上，写了十首小诗寄怀晏几道和王肱，但这时晏几道恰已遥涉江南，未能聚首。

晚年生活

宋哲宗元v初，晏几道词名盛传于京师，苏轼曾请黄庭坚转致期望结识之意，但他回答说。“今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陆友《砚北杂志》上，引邵泽民说）辞气颇为倨傲。在这期间，他编辑自己的词集，黄庭坚为之作序。徽宗崇宁初，因“更缘事为，积有闻誉”，由乾宁军通判调任开封府推官。崇宁四年（1105年），开封府两经狱空，晏几道转一官。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权势正盛，曾于重九，冬至日，遣客求写长短句，晏几道为作《鹧鸪天》两首，内容只限歌咏太平，而无一语言及蔡京。当时，他已是年迈的老人了。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年过古稀的晏几道安然辞世。他走了，而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小山词》却流传千年，历久而弥新。

个人作品 个人成就

著有《小山词》1卷，存词260首，其中长调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词在宋初发展到一个高峰，用清壮顿挫的艺术性，揉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既雅又俗的歌词合乐的典型音乐形象，使词这种艺术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取得扭转雅歌尽废的历史性作用。

文学特点

黄庭坚曾在《<小山词>序》中列举出晏几道的“生平四大痴绝处”——“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好像是贬，其实是赞许，更主要的是突出了晏几道性格的特点——痴，即痴情。一部《小山词》，把词人的纯情痴意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真挚、深婉、执着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小山词》最突出的特点，这个突出特点具体表现在下面几点：

1．纯情锐感的品性和痴情不移的特征

真与痴是晏几道的性格特点，这种特点贯穿了他的全部词作。他的词充满了忧愁和悲伤，冯煦说他是“古之伤心人”，黄庭坚说晏几道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与大晏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富于哲理完全两样。

鲁迅先生曾透辟地指出：“有至情之人，才能有至情之文。”《小山词》中的许多至情形象其实就是至情晏几道的真实写照，《小山词》的纯情中，是有“痴”的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追情往事，写对爱情欢愉的体验，还是感伤离别，抒发刻骨相思的情怀，都充溢着一股强烈的情感，这感情常常被渲染到十分浓烈的地步，近痴带狂，甚至“无理”，以至于被人称之为“鬼语”。

2．抒情的“向内转”与个人化

抒情小词到了晏几道，已明显地由晚唐五代不具个性的艳歌转为抒写一已之情的词篇。从总体上看，晏几道此类词作已脱离了歌舞欢场上逢场作戏的性质，就比较更带着个人的色彩了，而不是《花间集》的没有个性的艳词了。这是一点不同。晏几道的这些有专指的情词已从其他艳词中跳脱出来，重心向内转，向情深处转，不纠缠于艳事本身，着重于男女情爱中心灵的感应与共鸣。努力挖掘和表现的是心灵中的情绪，是更深、更细、更微妙的情的底蕴。

3．语言深婉细腻、情感曲折跌宕。

晏几道词往往用语较重，感 彩强烈。例如“拼”字的运用就是晏几道词的突出用语。佳人别后音尘悄，瘦尽难拼。 （《丑奴儿》）、就中懊恼难拼处（《风入松》） 、才听便拼衣袖湿（《浣溪沙》）。这些词句用“拼”，或表达感情的无法控制，或表达主人公为情不惜一切的决心，或表达情感的绝难割舍。这个“拼”字，成了《小山词》表达情感极致的一个非常形象的字眼，也是晏几道苦恋情结形象写照。词人的十分用情、为卿而狂的心态和情态在这一“拼”中和盘托出、栩栩如生。此外，诸如“乱”、“醉”、“破”、“恼”、矾限”等带有强烈感 彩的字眼，在《小山词》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以梦写情，是词人言情曲折跌宕的重要表现形式。晏几道可以说是一个以梦写情的高手。一部《小山词》，“梦”字随处可见。据统计，词集中有57首都写了梦境，占他全部词作约四分之一。梦境，成了词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抒写情感的方式。无论是以梦来追忆往事前尘，还是借以表达人生如梦之感，也无论以梦来抒写思相思怀人之情，或是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以梦托之，不外乎都是一种郁结之下的情感渲泄方式。

综上所述，以言情见长的纯情词人晏几道，其纯情锐感的资质和深挚、婉曲、沉郁的抒情风格合力造就了《小山词》纯情特色和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轶事典故

大观元年（1107年），权倾天下的奸相蔡京在重九、冬至日，几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无奈之下，写了两首《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竟然没有一句言及蔡京。一个绝佳的拍高官马屁以求升官的机会就这样流逝了。不识时务的晏几道终其一生，也仅做到通判这类小官。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等小吏。

名人点评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晏氏父子仍步温、韦，晏几道精力尤胜。

陈廷焯《词坛丛话》：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刘改之，一以韵胜，一以气胜，别于 、白石外，自成大家。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彼丹阳、归愚之相承，固琐琐不足数尔。

夏敬观《赦执势馈罚宏淌细缸樱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狎邪之大雅，豪上之鼓吹”，未足以尽之也。

又：殊父子词，语浅意深，有回肠荡气之妙；晏几道殆过其父。

王灼《碧鸡漫志》：叔原词，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毛晋 汲古阁本《小山词跋》：诸名胜词集，删选相半，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

刘熙载《艺概》：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陈匪石《声执》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晏几道莫属。

又：珠玉、小山、子野、屯田、东山、淮海、 ，其词皆神于炼。不似南宋 名家，针线之迹未灭尽也。

吴世昌《词林新话》：《小山词》比当时其它词集，令读者有出类拔萃之感。它的文体清丽宛转如转明珠于玉盘，而明白晓畅，使两宋作家无人能继。

又：静安以宋词比唐诗，曰：“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云。则静安于叔原词所知犹为皮相也。又日：“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以小山不足比淮海，静安非知小山者。

郑骞《成府谈词》：小山词境，清新凄婉，高华绮丽之外表，不能掩其苍凉寂寞之内心，伤感文学，此为上品。《人间词话》云：“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是犹以寻常贵公子目小山矣。

又：小山词伤感中见豪迈，凄凉中有温暖，与少游之凄厉幽远异趣，小山多写高堂华烛、酒阑人散之空虚，淮海则多写登山临水、栖迟零落之苦闷。二人性情家世环境遭遇不同，故词境亦异，其为自写伤心则一也。

生卒年考

有关晏几道的材料，因为史书和地方志等都极少有有关他的记载流传下来，所以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主要根据郑侠的生卒年推断晏几道生于公元1041年（或推前几年），卒于公元1119年左右；夏承焘的《二晏年谱》则主要根据黄升的《花庵词选》所说庆历中晏几道奉召作词和王灼《碧鸡漫志》所载晏几道为蔡京填词两事推算晏几道生于公元1030年左右，卒于公元1106年左右；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大多采用了夏承焘的说法。

涂木水和晏立豪到二晏的故里江西省进贤县文港乡沙河村发现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江西晏氏所修的《东南晏氏重修家谱》，其中明确记载有晏几道的生卒年：“殊公八子几道，字叔原，行十五，号小山。”“宋大观庚寅（1110）九月殁，寿七十三岁。”’故晏几道应该是生于1038年，卒于1110年，享年73岁。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刘邦家谱：

1、曾祖父：刘清，战国末期魏国大夫，出生并活动于魏都大梁，之后其子刘仁迁丰邑中阳里，现丰县汉皇祖陵保存刘清之墓。

2、祖父：刘仁，迁丰邑，丰邑本属宋国，宋灭后入齐，前284年五国伐齐后，原宋国国土尽入魏国，为魏国东陲，刘仁迁丰，当在此年之后。

3、父亲：刘煓，字执嘉，即刘太公，刘邦登基后尊为太上皇，崩于公元前197年。

4、生母：温氏，一说王含始，被追谥为昭灵夫人（昭灵后）。

5、庶母：李氏，太上皇庶妻，封太上皇后，逝于公元前197年；生楚元王刘交。

6、兄弟姐妹

（1）刘伯，刘邦大哥，汉五年正月，追尊为武哀侯，高后时，追尊为武哀王。长嫂封阴安侯。

（2）刘仲，名喜，刘邦二哥，被刘邦封为代王，[244] 统辖今河北、山西一带，后因抵抗匈奴战败被革为合阳侯，死后 追谥为代顷王。二嫂为顷王后。

（3）刘交，刘邦弟弟，排行第四，被刘邦封为楚王，[245] 死后谥元王。

（4）从父兄：荆王刘贾。

（5）从祖弟：燕王刘泽。（应该是远房兄弟，现已无稽可考）

（6）姊：宣夫人 昭哀后。

7、后妃：曹夫人、吕皇后、戚夫人、薄姬、赵姬、管夫人、赵子儿、石美人（石奋之姊）

子女。

8、共生八子：刘肥、刘盈、刘如意、刘恒、刘恢、刘友、刘长、刘建。

9、女儿：刘乐，即鲁元公主，下嫁张耳之子张敖，母吕后。刘邦女儿有史可查者只此一人。

10、原配吕雉，公元前187年临朝，称制八年，公元前180年而崩，寿62岁，葬于咸阳东陵。生一子一女：刘盈，即是汉孝惠帝；女即鲁元公主。

11、妣曹氏，生一子：刘肥（高祖六年立为齐王，[247] 卒谥齐悼惠王）。

12、妣戚氏，生一子：刘如意（汉高祖七年封代王，九年徙为赵王，十五岁被吕氏毒死，谥赵隐王）。

13、妣薄氏，公元前155年四月崩，葬于霸陵，生一子：刘恒（初封代王，后即帝位为孝文帝）。

14、妣赵氏，生一子：刘长（公元前196年封淮南王，文帝六年谋反，废徙蜀死，谥淮南厉王）。

15、诸姬所生之子：刘友（初封淮阳王，后改封赵王，被吕后幽禁而死，卒谥赵幽王）、刘恢（公元前196年高祖诛梁王彭越后立为梁王，16年后，因赵幽王刘友幽死，便被改封为赵王，被迫娶吕产的女儿，而刘恢的宠妃被迫自杀，因此闷闷不乐，公元前181年六月，刘恢殉情自杀。死后废其嗣，文帝时追谥为“赵恭王”）、刘建（公元前196年，燕王卢绾逃放匈奴，次年被立刘建为燕王，立十五年死，谥曰灵。刘建本有子，吕后使人杀之，绝嗣后，除其国）。

泊[泊，读音作bàn(ㄅㄢˋ)，不可读作bó(ㄅㄛ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的夏禹后裔楚国公族，属于以国名或封邑名称为氏。

著名的清朝史学家陈厚曜在《春秋世族谱》中论述，楚国除了王室熊氏以外，其士族的宗子世系有十三氏，为楚国大族，其中就有泊氏。其他十二氏为斗氏、成氏、屈氏、劳(蘧)氏、熊氏(非王族)、阳氏、申叔氏、申氏，伍氏、潘氏、沈氏，观氏。

本书列其源流为：

少典氏第十八代、黄帝轩辕氏第七代禹：姓姒。夏禹之支子有封于辛国者，分衍出辛氏、计氏、司空氏、宇文氏、普屯氏、崇氏。夏禹下传十七王，共四百五十二年(公元前二十五～十六世纪)，其后代中以封国为姓氏者有泊氏、弗氏、刜氏、鬻氏、阳氏、沛氏、冥氏、鄍氏、沈氏、寝氏、彤氏、弋氏、褒氏、纶氏、巢氏、男氏，鲍氏、包氏、夏氏、差氏、禹氏、夏后氏、有南氏、彤城氏。

少典氏第二十代、黄帝轩辕氏第九代季连：季连芈姓，季连氏。其后裔传至少典氏第六十七代、黄帝轩辕氏第五十六代楚顷王襄(公元前298～前263年在位)，名熊横，迁于陈邑。分衍出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鬻氏、粥氏、郢氏、逞氏、能氏、叙氏、序氏、祖氏。

到了春秋时期，芈姓熊氏楚国分衍出更多姓氏。

单姓有：泊氏、成氏、启氏、斵氏、囊氏、贲氏、善氏、逯氏、禄氏、县氏、逮氏、审氏、侧氏、庇氏、次氏、连氏、莫氏、仵氏、昭氏、由氏、景氏、到氏、声氏、晏氏、即氏、闱氏、尹氏、后氏、竟氏、秉氏、宜氏、绎氏、酒氏、枝氏、乘氏、保氏、春氏、钧氏、阳氏、甲氏、环氏、卯氏、武氏、庄氏、霜氏、蜎氏、皋氏、举氏、擧氏、雪氏、紃氏、穿氏、称氏、仆氏、贵氏、严氏、征氏、庾氏、奋氏、贺氏、列氏、监氏、减氏、韵氏、屈氏、卒氏、度氏、翠氏、班氏、陈氏、张氏、李氏。

复姓有：斗斵耆氏、斗斵乳氏、斗斵谷氏、斗斵强氏、斗斵缗氏、斗斵文氏、斗斵班氏、斗斵比氏、围龟氏、弥牟氏、若敖氏、叔敖氏、堵敖氏、郏敖氏、越椒氏、罢敌氏、上官氏、三闾氏、五相氏、五参氏、诸将氏、太宰氏、公建氏、良臣氏、左尹氏、右尹氏、申叔氏、申公氏、楚季氏、楚宗氏、巫臣氏、列宗氏、子南氏、子期氏、子庚氏、子西氏、子建氏、子午氏、子重氏、子季氏、子承氏、子千氏、子仪氏、子木氏、尹干氏、无钩氏、无圉氏、无宇氏、无庸氏、余推氏、涉其氏、庆父氏、襄老氏、王孙氏、成王氏、黑肱氏、舒坚氏、来缎氏、沉纤氏、邑由氏、利孙氏、白男氏、吉白氏、屈南氏、耆门氏、市南氏、伍参氏、婴齐氏、弃疾氏、枝如氏、伯比氏、师祁氏、熊率氏、熊相氏、倚相氏、辛廖氏、接舆氏、季融氏、仲雄氏、大心氏、蓝尹氏、厩尹氏、箴尹氏、乐尹氏、芋尹氏、陵尹氏、权尹氏、莠尹氏、清尹氏、郊尹氏、工尹氏、连尹氏、嚣尹氏。

“泊”，即为夏朝分封的诸侯国(今安徽泊州)，其泊侯的后裔以祖上受封国名为姓氏，称泊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古百越族，出自清朝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疍家人，属于以生活方式名称为氏。

在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岛青云山上有一丘荒芜已久的古墓，墓主姓“泊”，墓碑上还刻有“雍正壬子年重建”字迹。

该支“泊”氏族人原聚居于马岗乡一带，原甚兴盛，后渐中落而消亡了。从源流来看，泊氏是疍家人的一支，在清朝初期编户，侯弃舟上岸与他姓杂居。

疍家人是古百越族原住民族，在史籍《山海经》中称为“鱼旦”。广东潮汕地区历来是古代疍家人聚居之第，明朝学者林大春在《潮阳县志·隆庆版》中记述：“县西南江上有曰疍户者，岸无室庐，耕凿不事，男妇皆以舟楫为居，捕鱼为业，旧时生齿颇众，课棣河泊，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

据地理方位考察，林大春所记载的“县西南江上”，即当指现在的濠江。历年来达濠岛周围就有着为数不少的疍家人。疍家人依水而居，以船为室，捕鱼煮盐为业。大约在明朝时期，部分疍家人开始陆舟两栖，他们在靠近海滩的地方搭建草寮为屋，“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拥保者矣。”现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的“三寮村”，就是因为原疍家人在海边搭了三个“寮仔”而得名，当为疍语之遗存。

清朝初期，朝廷加强了对沿海地区丁户的管理，对疍民也不例外。史籍《揭阳志》中记载：“雍正八年许疍民村居编户”，疍家人正式上岸陆居，现在濠江区的“莘香里”，就是当年疍家人聚居的地方，称疍家乡。后来，疍家人的生活习俗也渐渐被地方同化了。比如葬俗，按疍俗为水葬，“棺沉海底”，自清朝雍正初年后，始改为土葬。

疍家“泊”氏之源，是疍人在舟楫漂泊之时原无姓氏，在编户之际，始用该姓。从“泊”字本义来看，“课棣河泊”，表述了疍家人原始的生存状态。

二迁徙分布：

今广东省汕头市、台湾省桃园县有泊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泊中泰：(公元1936～今)，广东潮阳人。著名广东潮阳市地方税务官员。

泊中泰是广东潮阳市地方税务局峡山分局原副局长，经济师。

1949年6月加入共青团，同时加入陈后围地下交通情报站，任实习交通员。1951年1月调人潮阳市税务局，一直在基层征收单位工作。1956年6月起任副所长，税务机构分设后任峡山分局副局长，1997年6月离休。

他从事税务工作四十七年，忠于职守，敬业奉献，严于律己，团结进取。每项工作部完成得很出色，1959年被潮阳县人民委员会评为三等先进工作者．1984年被汕头市 评为税务系统米进工作者。

1996年分别被三峡、潮阳市委、市府评为先进劳动者。1997年被广东省人事厅、省地方税务局评为先进工作者。

一）晏几道其人

1、云间晏公子--晏几道生平略说

鲁迅说过，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那么，这本家谱里自然找不到晏几道这样的畸人的传记。晏几道几身相门，生平事迹却扑朔迷离，生卒年居然都不可考，个中缘故，颇值深思。

晏几道约生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是年其父晏殊四十岁。欧阳修为晏殊撰写碑文时，述殊子八人，谓："几道、传正，皆太常寺太祝。"（《晏殊神道碑》）以人数次序推算，晏几道当是第七子，与黄庭坚所说的"临淄公暮子"（《小山词序》）相合。其太常寺太祝一官，则系承父荫而得，是内廷供奉的闲曹。

既贵为相门公子，且才华奕奕，少年时代的晏几道自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当时情景，如其自己所述quot;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晏几道《小山词自序》）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作《鹧鸪天·碧藕花开》。黄升《花庵词选》在该词之后有如下注文："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乐，宣晏叔原作此，大称上意。"由此可见晏氏早年就颇负时声。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晏殊去世。是年晏几道约二十六岁。父亲的死，是晏几道一生的转折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生涯戛然而止，这位不谱人情事故的青年立刻感受到外部世界的霜刀雪剑quot;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黄庭坚《小山词序》）

熙宋七年（公元1074年），晏几道以郑侠事下狱。"熙宋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往还厚善者。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裕陵称之，即令释出"。虽然有惊无险，却也颇尝牢狱之苦，想必对其精神是一次沉重打击，加速了他朝'畸'的方向发展。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晏氏出任"监颍昌许田镇"的低级官职。时韩维知许州，时韩维知许州，晏作新词献之。《邵氏闻见录》载："晏叔原为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群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群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这量则很有意思材料，它展示了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一是晏氏的价值观，把文学创作当作高尚的事业来看待，并不是把鄙视为"小道"，正如黄庭坚所评论的"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小山词序》）。所以，他不顾身份的低微，敢于向权高位重的韩维献词。在晏氏的心目中，天平只称得出文学价值的高低，而称不出世俗地位的高低。另一种则是韩维的价值观，他批评晏"才有余而德不足。"为什么"才有余"，因为"才"突破了一般的社会规范，并以其独特性向既成世界提出挑战；为什么"德不足"？因为晏词缺乏"温柔敦厚"之美，晏氏为人也缺乏宋儒"心平气和"的处世原则。在韩维这样的高级官员的心目中。邵氏心底里也许更欣赏"甚豪"，可形诸笔端之际，却又不由自主地偏向韩的"甚德"，可见时代观念对个人的压抑和改写。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小山词》结集。《小山词自序》对云quot;钱月已，为高平公缀辑成篇"。高平公当指范仲淹之中范纯仁。宛书城曰："纯仁元佑四年知颍昌府，见宰辅表。盖代韩缜任。是年七月，适有已日。"可以推测，范与晏关系良好，范给予晏以诸多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晏几道才在序文中特别提及。正如夏承焘先生所说："词序谓'为高平公缀辑成编'，殆谓由范敦促，非以此献范。叔原不肯见政事堂中人，此时已高年，或不至以小山词求贵人顾盼耳。"（《二晏年谱》）

《砚北杂志》记载："元佑，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黄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斗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其时，苏轼已名满天下，而晏氏的回答，足见其"畸人"性情。此时夏谱记载为元佑三年。其时小山已年近六旬。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晏几道任开封府推官。任职不到一年，即乞食退居京师赐第，不践诸贵之门。据著名笔记《碧鸡漫志》记载："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官求长短句，欣然为鹧鸪天'九日悲欢不到心云云，'晓日迎长岁岁同'云云，竟无一语及蔡者。"此时，晏氏已七十余岁，而耿介不阿的人格依然不变。《小山词》中有不少描写晚年情怀的句子，如"东野亡来无丽句，于君去后少交亲，追思旧事好沾巾。白头王建在，犹见咏诗人"（《临江侧》），"吴霜发华，自悲清晓"（《泛清波》），"霜发知他从此去，几度春风"（《浪淘沙》）。这些都看作晏氏老寿的明证。

2、先天与后天

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称晏氏有"四痴"，即"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而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这"四痴"将晏氏的性格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

小山的"痴"，首先是一种天生的性格，是谓"真痴"而非"佯痴"也。因此，他的"痴"显得格外可爱可亲。《墨庄漫录》记载："晏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人搬漆碗。叔原戏作诗云：'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颜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籍残糟。幸免皤间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诸为袍。傥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徒自计，呼尔未应饕。世人轻原宪，人方逐于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这是小山不多的五言诗之一，极能体现其性情。小山的价值观是畸人的价值观，妻子的价值观是欲的价值观，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学的价值并不是能够让人更好地生活，相反，它将文学家逼入一种西风瘦马的生存方式之中。这便是小山的选择，他深知：当文学外化为饭碗的时候，文学就丧失了它坚硬的质地。这首诗中，既有浓郁的孤苦；既有悲凉的自嘲，又有坚持的自傲。晏几道的边缘地位是他自觉自觉选择的，他本有许多机会和条件融入主流社会，但他都未加以利用。这是他的天性使然。

小山的天性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狂，一是真。因其真，便显其狂；因其狂，便显其真。出身高门，使其能深味权力的秘密：那些由权力所支撑的道貌岸然、威风凛凛的外表，在他看来，都不过是一具纸糊的老虎而已。叶嘉莹分析晏诗《观画目送飞雁手提白鱼》时，这样写到："从他诗中所写的'知几避缯缴'，'贪饵失江湖'以及'慕冥伤涸'的一些话来看，都可见到他对官场中得失争逐之营谋的恐惧和轻鄙。"叶嘉莹的论述颇为精到，但我认为，在"恐惧"与"轻鄙"两者上，晏氏更多的是"轻鄙"而非"恐惧"。晏几道并非寒门出身，官场的黑幕，自小就耳熏目染。他眼中的官场是："官身几日闲，世事何时足。君貌不长红，我鬓无重绿。"（《生查子》）他之所以退出官场，是出自本能的一种厌恶。

晏几道的"痴"同时也是诸多后天的因素所催生的，必须放置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作立体的观照和考察。法国艺术家丹纳认为，如同某种植物只能在适当的天时地利中生长一样，艺术家也只能在特殊的种族、环境、时代氛围中产生。"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看看晏几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受的文化熏陶。

北宋初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气侯相对宽松。士丈夫阶层既获得政权的优厚待遇，又保持着一定的人格尊严。他们的生活是舒适的而非困顿的，他们的思想是宽容的而非刻板的，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而非枯涩的。他们既有大的政治理想，又有小的生活情趣。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署都没有官妓，达官贵人之家则蓄有家妓。有一则关于晏殊的逸事说："晏元献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待儿，公甚属意，先能为诗词，公雅党之。每张来，令待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之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浸不能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此词，令营妓歌之，至末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如何也。"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宋初文人及时行乐、通达从容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对小山的影响无疑是极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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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商朝高辛氏王族纣王之叔比干，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比干是(太丁)之子，是第三十代商王帝乙的弟弟，第三十一代(末代)商王纣的叔叔。

二个渊源：源于古癸比部落，出自舜帝之妻癸比氏(癸北氏)

在史籍《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注：应为癸比氏(癸北氏)。就是说，帝舜的元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一个叫义均，一个叫季厘；三妃癸比氏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宵明，一个叫烛光，生活在黄河溢漫的大泽边上，那两个女儿身有神光，灵照百里，可以照亮方圆百里之内，是为湘神。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的莒国国民，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姓纂》记载：春秋时期的莒国有犁比氏。

少典氏第十四代、黄帝轩辕氏第三代为少昊。西周初期，纣武王封少昊之后于祁邑，而置莒其后，兹舆徙于计，二世兹丕复归莒，至纪公乃复纪姓，传三十世而灭于楚国。其分衍姓氏有莒氏、万氏、莒子氏、舆期氏、兹丕氏、展舆氏、庶其氏、郊氏、捷氏、裂氏、犁比氏、林闾氏、渠丘氏、着丘氏、安丘氏、且于氏、务娄氏、无娄氏、菀羊氏，其以邑者有，林氏、挐氏。

其中的犁比氏族人中，有人省文简化为比氏、犁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楚顷王襄(熊横)，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