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6日 指墨轩的画家

从古到今，东大街都素以商业发达著称，街面上的商铺连成了一片。而下东大街上一家“指墨轩”的画室却成为商海中一处少有的文化亮点，门前悬挂的“四川西蜀艺术社”更让人瞩目。画室的主人，也是艺术社的社长周正元已届花甲之年，他十五岁便拜国画大师陈子庄为师，为陈老的开门弟子，工山水、人物等国画，更擅长于手指头书画艺术，故将自己的画室起名为“指墨轩”。

周老师谈吐爽朗，他说，是他父亲先来东大街落户，然后又接来祖辈，算起来四代人在此已居住了80多年。由于是文化人的缘故，他对东大街的历史和轶闻知之甚多。

周正元的祖籍是广东五华县的客家人，系周氏仁德公的后裔。据说韩素英原也姓周，于1916年的中秋节这天出生于东大街，故起名周月宾，也是广东客家人仁德公之后，算起来应该是周系甚至同辈。看来，东大街也是出文人的地方。

周正元的“指墨轩”在东大街上已有些年头了，专门冠以“指墨”的画室在全国各地恐怕也属凤毛麟角。随着东大街的拆迁，“指墨轩”又会移向何处？周正元一家正忙于整理，对此也无定见。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灵才能人杰。”看来，这位老画家想到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如何改变，他的着眼点是，为了绘画艺术的更高追求，应该有一方更好的水土。

当老面孔的东大街消失之后，人们不知道是否还会记得，在这里还曾经有过一家挺有名的画室：“指墨轩”。

（除署名外文图均为陈道洋）

2008年1月17号 “指画”回深寻根源 中国文化产业网 时间: 2008-01-17 来源：深圳商报 记者 胡云涌 字体：大中小

一口浓重的四川话，一双粗糙、沁满墨色的大手，昨日出现在记者眼前的“指画”家周正元说他是地道的广东人，原籍五华县，祖上在清朝时移民四川。如今他拿着爷爷留下来的家谱，寻到了深圳，寻到了在深圳的周姓后人。尽管已不会讲粤语，也不习惯快节奏的生活，可周正元还是决定留下来，留在深圳，除了归根，周正元还想寻找另一个根源——“指画”。 传统中国画讲究的是笔墨运用，在纸绢上绘出浓淡墨色，渲染各种色彩。“指画”是中国画的一种特殊画法，它是用指头、指甲和手掌蘸上水墨或颜料在纸绢上作画，是一种介于行为艺术与绘画艺术之间的边缘艺术。“指画”起源于唐代，真正开宗立派则是清代画家高其佩，近代画家潘天寿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指画”艺术。相传高其佩专事“指画”逾五十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高其佩“指画”数十幅。17岁时，高其佩随叔父游宦广东，跟一位广东籍画师习得“指画”，再加以传承，广东可以说是“指画”的发祥地。周正元说他回深圳定居就是想寻回“指画”的那一点根脉。 周正元是著名画家陈子庄先生的第一个学生，陈子庄先生擅画传统中国画，同时也精于“指画”，在陈子庄先生的众多学生中，只有周正元至今还一直坚持画“指画”。“十指连心，本于自然。”“指画”能更直接地展现一种心灵迹象。画“指画”难度大，首先笔墨要达到一定的造诣，而周正元的“指画”即有笔墨的味道，又有指头的感觉。 “指画”一般是在熟宣纸或绢上画，因为在熟宣纸和绢上画容易控制墨色，而周正元却喜欢在生宣纸上画，他觉得在生宣纸上画“指画”更能增添表现力，化不利为有利，化缺点为优点，化困难为简易。周正元画“指画”已有五十多年，至今保存下来的却只有五六十幅，因为只要稍有不满意，周正元就会把画撕毁。来到深圳后，周正元决定闭门数月，再新创作一批“指画”，然后在深圳办一个全国最大的“指画”展。小螳螂、大山水、墨菊……这些岭南景物在周正元的指尖栩栩如生。

2010年9月6日 指尖一点红梅生巨幅指画现蓉城

2010年09月06日05:09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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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元在家中展示作品师从陈子庄，用指作画，磨剑两年半，一幅高37米，长17米巨型指画在周正元手上创作完。

2012年2月16日 捐出幅4高难度指画 周正元父子同献爱心

□华西都市报记者陈黎摄影吕甲　　●著名指画大师周正元，将向本报捐赠指画作品《珠（朱）梅迎春》　　●其子周翔现场创作两幅指书作品，与父亲一起为留守儿童献爱心　　●本报继续征集“守望·爱”慈善晚宴拍卖品、爱心志愿者　　中国著名国画大师陈子庄先生的开门大弟子、著名指画大师周正元，也表示将捐赠4幅指画作品——《珠（朱）梅迎春》，与此同时，周正元的儿子周翔还现场创作两幅指书作品，与父亲一起为留守儿童献爱心。　　周正元父子捐书画 关爱留守儿童　　　　看到华西都市报“留守儿童”的报道，周正元立即把前年精心绘制而成的4幅《珠（朱）梅迎春》指画拿了出来，挂在了客厅。　　“这些孩子孤苦伶仃，我看到了心里难过，华西都市报做这个活动很好，做慈善，我们当仁不让。”周正元表示愿意将这一组指画全部捐赠出来。　　作为知名的指画大师，周正元创作的4幅《珠（朱）梅迎春》图，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个性和难度的一组。　　记者看到，这组指画所用纸张为透水性很强的撒金宣纸，每幅画各有各的姿态与韵味，每一朵梅花也都形　　态各异，颜色深浅相宜。由于用指头作画，画法独特，图中每一笔都印刻着周正元的指纹，无法复制。　　“我画了55年的梅花，很多都是以清雅为主，用朱砂画成的红梅不是很多。”周正元说，这4幅画朝气蓬勃，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除了周正元捐献出4幅指画，他的儿子周翔早上6点多就起来，专门为活动创作了2幅指书作品，“宁静致远”“福慧双修”8个大字，也将和周正元的指画一起，捐赠给“守望·爱”——2012“三八”节大型慈善晚宴活动。　　人物简介　　　　周正元，号雪生，中国著名指画大师，1942年生于中国成都。幼习书画，1957年（十五岁）拜中国著名国画大师陈子庄先生为师，系先生开门大弟子，主攻书画艺术，兼好多种艺术门类，尤长指头书画。作品曾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好评；被港、澳、台地区和英、美、日、马、新等海内外名流珍藏。　　2006年12月,中国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后，主编的首套首册画集《2006年中国画名家年鉴》周正元卷，于2007年2月正式出版。　　2010年1月应邀赴马来西亚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更以现场示范指画令马来西亚艺术界大开眼界。

2012年7月24日 》

陈子庄弟子周正元携指画巨作参加“川报60周年书画展”

2012年07月24日

　　四川日报创刊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川报60周年——我最喜爱的书画作品”中国现代川籍书画名家精品展，得到了川内诸多艺术大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中国著名指画大师、国画巨匠陈子庄的大弟子周正元刚刚完成了一幅长3米7，高2米6的巨画《六合同春》，他不光要拿此作参加展览，而且还将它赠予川报集团，以作其60周年的贺礼。　　华西都市报记者前往周正元家中，第一时间看到了这幅墨迹未干的恢弘巨作，画作上万 多 梅 花 怒 放 ，让 人 感 到 震撼。周正元很激动地说：“我和川报渊源极深，所以专门创作了这幅画。”此外，周老还写下对联“无冕担道义，光辉耀文明”祝福川报60周年。　　{创作}　　伏地两周完成巨画　　　周正元自幼喜欢画画，他主攻书画艺术，兼好多种艺术门类，尤长指头书画，其指画功夫独步中国艺坛，他的作品曾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好评，被海内外众多名流和艺术机构珍藏。　　记者在周老家中看到了刚刚创作完成的《六合同春》，只见三张竖幅八尺宣纸挂在客厅墙上，一株巨大的梅树仿佛破纸欲出，焦墨技法画就的枝干旁逸遒劲，密密麻麻的梅花娇艳盛开。　　周老的儿子周翔向记者介绍：“父亲两周前就开始创作这幅作品，由于尺寸太大，画案无法摆下，于是他就把画纸铺在地上，每日就伏在地上创作。”伏地绘画十分辛苦，一个壮年画家蹲在地上创作时间长了都会头昏眼花，他身体如何能吃得消？周正元笑着说：“我练过功夫的，这对我不算什么。”　　{画境}　　梅花寓意坚韧不拔　　　据周正元介绍，他光是用手指点绘画中上万朵梅花就用去了整整两天。　　这幅梅花图取名《六合同春》，周正元说，六合是指天地四方，有四方来贺之意。选择梅花作为画面主题，是因为它代表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高尚品质，而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具有梅花那样的品性。　　关于梅花，周老还讲了一段自己和恩师陈子庄的故事。“我1957年拜国画大师陈子庄为师，那年我15岁，而老师教我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梅花，老师画的梅花艳绝画坛，所以我以后也喜欢上了梅花，对它一直都有一种情结。”　　据了解，《六合同春》是周正元这两年来创作的尺寸最大的一件作品。　　{渊源}　　川报多次报道“指画”　　当代中国画坛的指画名家寥寥无几，因此周正元功力深厚的指画艺术频频见诸报端其中川报也多次报道过他的指画创作。聊到自己和川报的渊源时，他说，“早在1986年，四川日报就曾报道过我的书法，多年来，川报一直都很关注我的指画艺术。”记者在周正元家中还看到一份2002年4月26日出版的《四川日报》，上面有篇名为《指墨轩的画家》就对他的指画有详细记载。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帆摄影陈羽啸

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风俗习惯也是多种多样的，具体体现在服饰、饮食、住行等方面。

1、汉族服饰

在气候较寒冷的地区例如青海一带，汉族人穿皮革、毛制品的较多。

清代年间，富贵人家的男子身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女子身穿单、夹长衫，裹足穿小尖头布鞋。一般平民穿粗布短袄、褐褂(用羊毛织成的褂子)，羊皮或山羊皮做成长、短皮袄，穿布裤或褐裤，戴黑白毡帽，系腰带，打绑腿。

民国时期，男子着装与清代基本相同，但不留发辫，夏戴瓜皮帽、黑白毡帽，冬戴火车头帽、羊羔皮帽或狐皮帽。男足穿布鞋或自制的连帮带底的船形鞋，妇女穿绣花布鞋。老年妇女为高纂头发型，中青年妇女油花头、饰银簪等首饰，戴银、铜耳坠、戒指和手镯。

1949年后，男子穿中山装或列宁装，妇女留双辫或剪发，不戴首饰，衣着简单。20世纪80年代，服饰日趋时髦，男着西装、茄克衫等；妇女着装不断变化，金、银戒指、耳环、项链等倍受青年妇女的青睐。

2、汉族饮食

汉族食物结构接近回族。面食做法较特殊的有：用鏊烧制的炉馍馍；油炸的张嘴、油锞儿、翻跟头；青稞面烙干粮、锅盔。夏季，乡间喜食荨麻拌汤、韭合、烙饼等。秋粮半成熟后，用青稞麦粒做成麦素，烹油，佐以葱花、盐、香菜等，别有风味，也称“吃青”。

汉族食猪肉、牛肉、羊肉等。特别是“羊羔盖被儿”十分讲究，选肥羊羔一只，宰杀后切成小块，配以调料，用青油炒后，加少许水，上盖一大面饼，温火焖熟，面饼就汤、羊羔肉吃，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是款待贵客的佳肴。

汉族人爱喝奶茶、茯茶。每逢喜事要饮酒，请厨师做宴席，有肉八盘、海八盘、十大碗等。

3、汉族住行

汉族住土墙围起的独户四合院庄廓。以前多为土木结构的土屋，以座北向南的北房为主房。主房中间设中堂，放长条桌或面柜。院内砌花园，大门多向南开。室内靠窗做火炕，上铺毡毯供吃饭或歇息。

80至90年代，砖木结构的瓦房逐步代替土屋。1949年前后，室内用铁、铜火盆及牛、马粪做成的粪块或木柴取暖。

20世纪50年代以后，煤大量开采，泥火炉、铁火炉取代火盆。20世纪60年代逐渐以自行车、胶轮大车、卡车为运输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行车、汽车、托拉机、摩托车等成为普遍的运输工具。

4、汉族婚嫁

1949年前，汉族青年男女结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行包办婚姻。早婚、童养媳、近亲结婚较普遍。 1953年后，贯彻《婚姻法》，实行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婚姻、纳妾、童养媳等陋俗。提倡婚事简办，举行集体婚礼，婚礼简单，民风淳朴。

20世纪70年代，提倡计划生育、晚婚晚育。20世纪80年代，随着收入的提高，结婚彩礼逐步升级，迎亲要汽车，家具要组合，衣服要高档。互相攀比之风日盛，虽提倡婚事简办，但成效不大。汉族结婚仪式比较复杂，各个地方会有所不同。

5、汉族生育

汉族人不论生男生女，都会对头胎比较看重。婴儿出生第二天，女婿给岳父母及主要亲戚报喜。第三天用百草花、柏叶、红枣、钱币置水盆，给婴儿洗浴，称“洗三”。

第10天或30天由娘舅家带衣料食品等看望产妇叫“看月”。孩子至百天请长辈剃发，名“过百岁”或“过百禄”，祝贺孩子健康长寿。

6、汉族丧葬

汉族以土葬为主，间有火葬。丧事分“泪丧”和“喜丧”。父母中年去世为“泪丧”。年过花甲逝世称“喜丧”。

人去世后更换新衣，遗体停放正屋中堂3至7天。用白纸或布覆体，红、蓝布片罩面。灵前摆放“倒头献食”，在盆内焚化纸钱。同时，即给亲邻报丧，并请风水先生或长者去相墓破土挖坟穴。

送葬前亲邻吊唁，送挽帐、馒头、大米、花圈、金银斗、钱等。亡人家用丧宴招待亲朋。死者儿子戴麻冠，拄丧棒，称“孝子”，儿媳及晚辈妇女穿孝衫。有的请吹鼓手奏哀乐。

送葬前一天，宴请死者娘舅和亲邻长辈，“孝子”汇报病情治疗，丧事准备情况，让众亲邻评议平时孝敬好坏。若有忤逆不孝情况，当众批评或体罚，谓之“娘外家说话”。送葬日清晨入殓，子女有“望骨”规矩。

送葬时，“孝子”怀揣家谱，执领魂幡等物品。老人须在太阳未出，前掩埋。葬后3天亲属上坟祭奠，称“全三”。49天、100天和1周年时，亦上坟祭奠。未婚少男、少女，一般火葬后就地埋葬。

7、汉族节日

汉族主要有春节、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等。春节又称过年。节前杀猪宰羊，准备食品和年货，打扫室内外卫生。除夕贴春联，上坟祭祖。夜晚合家守岁，吃年夜饭，老人给小孩压岁钱。大年初一家族内给长辈拜年。初二开始，亲友互相拜年祝福。

元宵节，有舞龙舞狮，装扮八大光棍、灯官老爷、哑巴拉驴、胖婆娘、踩高跷、小唱等社火节目。

端阳节时，每家门口插杨柳枝，吃粽子、彩蛋、凉面，喝雄黄酒，小孩身佩各种式样的香包。许多家庭去野外会餐，名“踏青”或“踩青”。

中秋节，家家户户用小麦面粉做出有各种图案的月饼或烤制的点心。晚9至10时，在庭院桌子上摆放月饼、西瓜、鲜果等，谓“献月”。年轻人在巷道、场院打响鞭。夜晚还有偷月饼的习俗。

除此之外，还有“正二十”、“二月二”、“十月一”、“腊八”等节日。还有祭奠祖先和佛祖的传统，如“天社(春分日)“、“清明”、“四月八”、“六月六”、“七月十五”、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等活动。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妇孺皆知。如若追寻它的由来，还得从元朝末年说起。

　　元朝末年，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民族矛盾激化，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镇压，激战十余年，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百姓十亡七八，原本人丁兴旺之地变得道路阻塞、人烟断绝。明初“靖难之役”的拉锯战，更是雪上加霜，许多地方出现千里无人烟的局面。

　　与中原邻省不同，元政府统治的中心腹地山西却幸免天灾战乱的祸害，风调雨顺，经济繁荣，使得这里人丁兴旺，加之大批难民落足，山西尤其晋南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明初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明政府一共组织实施了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这里原有一座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寺院——广济寺，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不绝。寺旁植有一颗“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十分壮观。树下，车马大道横穿而过，四方行人络绎不绝，是个交通要地。由于洪洞地处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带，又地势开阔，四通八达，便于集中驻扎移民，因而明政府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专办移民事务，大槐树下成了移民的聚散之地。 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北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少部分迁往晋北、陕西、甘肃、宁夏，这些移民后来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大规模地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当年，移民们就是在这里领取“凭照川资”后上路的。临行之时，移民纷纷折槐为记，频频回首，最后看到的只有大槐树和老鸹窝，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故土的标志。随着岁月的流逝，后人们已记不清到底迁自何县何村，惟有大槐树深深刻在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心里。

　　据说当年移民时，为防止逃跑，官兵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在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因而直到今天，凡是槐乡移民后裔的脚上小趾甲都是两瓣。 “莫道源渊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指果如何”各位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验一下。

　　迁徙时，官兵为防止百姓途中逃跑，往往采用反绑形式，然后用一根长绳连接起来，押解上路。由于路途遥远，时间长了，背手成为习惯，以后迁民仍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厂这个习惯。

　　还有现今常用的“解手”一词来源于迁民。据说在长途跋涉中，人们需要方便时，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语言就简略了，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双方就都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此后，解手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名词。 移民迁到新居后，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恋，多在新居前栽种槐树以志纪念。还有些移民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蒲州营、长子营、红铜(洪洞)营等，说明了他们当年的迁徙地。许多流传至今的族谱碑文，也记载了迁徙的过程。这些都是当年移民背井离乡的历史见证。 碑亭建于1911年，是由村民景大启集资修建的。碑亭所在地，就是古大槐树的生长地。这座亭虽不长，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石碑一座，高3．5米，宽80多厘米，碑额盘龙间篆书“纪念”二字，碑上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书大字，碑阴刻着叙述迁民事略的碑文。碑亭后的石经幢，古朴典雅，为金代作品，是原广济寺的遗物，也是当年迁民情景的目击者和见证者。 据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卢永祥等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劫，惟独到洪洞后，军士经古大槐树处，全部下马罗拜，徘徊不肯离去，而洪洞百姓生灵财物得以保全。这一段传奇，也使洪洞人引以为自豪，从而留文记载。 碑亭右侧的3间建筑，是供寻根游人歇憩品茗的茶室，楣上匾题“饮水思源”四个大字。诸位不妨在此略坐饮茶，以发思古之幽情。 这座四柱三门，古色古香的牌坊，与碑亭、茶室同时修建。它的两面横额分别刻着“誉延嘉树”和“荫庇群生”，横额两面的对联为“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思。”是啊，600年来，古大槐树下的移民后裔已遍及全国，甚至远播海外。如今，万里迢迢到此寻根祭祖的槐乡后裔源源不断，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表上共有搜集整理出来的姓氏450个，以供寻根者查询。 当年，大槐树下伤心泪洒。今天，古槐之前欢聚一堂。回首往事，展望未来，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脉相连，心心相印。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一、 明朝大槐树移民在河南地区的分布

　　河南省简称豫，地处黄河中下游、华中地区，向有“中原”、“中州”之称，元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明置河南布政使司，辖8个府，1个直隶州，11个属州，96个县。

　　河南的移民分布情况看，主要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主，这和两河流域的水灾及元末农民起义的战场相吻合。经笔者对河南地区家乘、地方志及所收集的信函资料不完全统计，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璧、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盂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盂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二、明朝大槐树移民在山东地区的分布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最初主要分布在鲁西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元末明初山东的战乱和黄河泛滥都在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但经过明初的再迁移，移民就分布到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据笔者对山东地区的家谱、碑文、地方志和收集的信函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山东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市）：济南、历城、章丘、长清、青岛、胶南、胶县、即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郯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芜、新汶、肥城、平阴、宁阳、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莘县、金乡、微山、阳谷、冠县、高唐、邹平、无棣、威海。

　　三、明朝大槐树移民在京、津、冀地区的分布

　　北京市简称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央直辖市，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为东北和华北等地区枢纽。金时正式建都。

　　京、津、冀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29个县（市），主要为：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州、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无及、赞皇、元氏、栾城、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滦平、隆化、丰宁、万全、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秦皇岛、安乎、交河、肃宁、文安、永清、保定、涞水、阜平、唐县、徐水、高阳、沧州、青县、海兴、任丘、武邑、故城、冀县、丘县、鸡泽、临西、任县、涿县、定兴、安新、蠡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饶阳、阜城、景县、枣强、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新河、清河、广宗、内丘、威县、南和、南皮、盂村回族自治县。

　　四、明朝大槐树移民在皖、苏、鄂、湘地区的分布

　　根据笔者收集的家乘、碑文、信函资料进行：全统计，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五、明朝大槐树移民在陕、甘、宁地区的分布

　　陕西、甘肃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根据对地方志、家谱、碑文及信函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向陕、甘、宁地区移民51个县（市）。其主要分布为：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六、明朝大槐树移民在晋北、晋中及内蒙古、东三省地区的分布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西有34个县（市）、内蒙古8个县（市）、辽宁11个县（市）、吉林3个县（市）、黑龙江3个县（市）、广西1个县。其分布为：太原、五台、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阳城、灵石、平遥、清徐、忻州、大同、浑源、应县、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阳曲、阳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鲁、阳高、盂县、汾阳、孝义、运城、静乐、长治、潞城、晋城、呼和浩特、包头、固阳、凉城、丰镇、清水河、商都、兴和、沈阳、大连、清原、抚顺、丹东、鞍山、辽阳、海城、凌原、锦州、建平、长舂、四平、洮安、哈尔滨、鹤岗、嫩江、北流县。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新探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传统说法是五千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现，表明北方和南方的一些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1997年8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会后，作者与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寿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国古代史应写在一万年前。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内外100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签名和认可，并公开发表。现将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总结发表，以飨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五年制理论探源

近百年来，提到自己的历史，我们会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500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是传统说法，沿袭了司马迁《史记》年的一句老话，黄帝是古史之始，没有其他出处。因为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始，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一些西方学者

黄帝生活在五千年前。这话是司马迁说的吗？没有，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黄三列出来，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的最上面，把黄帝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这很好。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说。公元《史记。三代世表》年，他说：“黄帝在位已经几年了。但是，没有记录《五帝本纪》年。大概是他认为那些年的数字不靠谱，所以不采纳，说明他学术研究严谨，对没有根据的史料不轻言。在这种情况下，后人所用的黄帝时代的年份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年表，包括黄帝在位的年数。根据《辞海》所附的《辛亥革命所用黄帝时代对照表》的解释，这个年限的来源如下：

“在每个日历年，《民报》年被大多数革命者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采用了这一理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黄帝四六九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民报》这个年龄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根据古籍中的相关数字推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过程是：

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姚元年称为年，然后鲁确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邵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精通象数研究的哲学家。又是一本“舒舒”的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而且所谓的“审查认定”缺乏可靠的数据。

第二，已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根据晋代皇甫谧《皇极经世》年的推算，认为尧之上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石在位84年，颛顼列文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知止在位9年。照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个皇甫谧不是历史学家，是晋代的医生，精通针灸。他的书《帝王世纪》是业余作品。是否可信，要看五帝在位的年份，我们不难推测。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让人相信

所谓“黄帝时代”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可信的依据。从公元前2698年到今年，有4697年，不到5000年，将近5000年，这才是“5000年”理论的真正来源。年，采用黄帝时代，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出于“驱逐鞑靼，恢复中国”的宣传需要而提出的。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所以肯定不可信。

除了传统的老故事，千年故事还有什么新意？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只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也说，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但这些新理论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五千年”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所以传统古语是五千年古语的唯一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罚于，辛辛苦苦写书，成家立业，开创了一种沿用千年的文体。树立榜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以整个《帝王世纪》来说的。但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则颇有欠缺。我们真诚地不想批判古人，但为了探究古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不讨论它的不足。

司马迁无视黄帝之前起源于南方的伏羲、神农，尊起源于西北相对较晚的黄帝为人文始祖，为古史之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黄帝是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相，给后人留下了至少两个后遗症。

一是中国文明和历史的一元论。创造了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发源地——中原的历史观。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且不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开始，老一辈学者还在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孟在《民报》一书中指出，汉民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许老师在《史记》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族群融合而成的。此后，林老师的《古史甄微》将汉族的起源确定为四位一体——华夏、东夷、百越民族的融合。不管是三合一还是四合一，都不是一块钱。

建立了一元史观的司马迁，却要为人类始祖黄帝编造家谱，让原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古代圣贤君王都被定位为黄帝后裔，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确实是失败的。《中国民族史》年，他已经承认“百家谈黄帝，散文不羁，士族教师难言”。他想起了黄帝的事迹，只好“选字特别雅的那一个”。他怎么能为这样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编造家谱呢！为传奇人物编家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史记》和《五帝本纪》编造的黄帝家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尧、禹是黄帝的第四孙，舜是第八孙。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舜把尧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曾祖母，舜让位于他的第四个祖父母。很难把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民族的著名人物全部排列成一个人的后代，做一个滴水不漏的谱系表。就算能做到，也和史实无关，只是玩文字游戏。

二是设置限制，割断历史。如果你写历史，你应该从头开始。写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从出生开始，而不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会被记载在自己民族的史书里。只有《史记》不一样，既没有神话，也没有传说。开头第一句就是“黄帝，少典之子”。“这个‘黄帝’就是‘抚众’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一个‘抚众’的天子。这样的话，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也就被切断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多彩的传说，在《大戴礼记。帝系篇》里是找不到的。以前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讨论，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神和史诗。与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我们的短篇小说《龚宇移山》、《精卫填海》就逊色了。A《史记》只是一本世界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是赶不上别人唱了几个月的壮丽史诗。就我们的历史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民，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寻找，我们会惊讶地感到，有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过去不为人知，是因为“正史”不被接受和认可。这本该是宠儿的杰作，结果却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就是自己设置限制，割断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自从我们的历史书是黄帝写的，文明史和民族形成史就被切断了。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母系社会历史。我们的史书已经从进入父系社会的黄帝开始写了，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已经断绝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主角黄帝被描绘成一个垂手拱衣，统治天下的大帝。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文化和治国的武功都记载在他的账上。是不是太突然了？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实际上，现实历史中并非如此。黄帝之前一定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现在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持续了几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把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之前的几千年压缩到黄帝存在的百年之内。这怎么能让人吃惊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逐步还原被人为压缩的历史，就应该让古代史实事求是地往前走，而不是以黄帝为古代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说

自从西方人获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航行以来，西方学者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不能说这些学者都是带着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在做研究，但总会有一些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所以，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的论点时，我们真的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轻信。伦敦大学教授TerriendeLacouperie于1894年编撰的《史记》》一书就是一例。他把巴比伦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古代史作了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巴比伦来的。它的结论近乎武断，引用的论据相当勉强，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据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中国八卦和文字的源头，中国小麦就是从巴比伦传入的。所有的季节，闰月，12年周期，60年周期都来自巴比伦。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酋长纳昆特率领比克族东移。这个首领就是黄帝；巴克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这种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是外来的，与本土没有渊源，完全抹杀了黄帝之前的伏羲、神农等历史事件。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连章太炎等人都信以为真。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西说”逐渐消失，直到我国考古工作启动，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何炳松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努力向西方表达中国的文化渊源，以表明西方人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拉克斯伯里主动“来西方”是否有这个动机暂且不论，但他对研究中国文明的态度是很不慎重的，所以不可否认。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时间排名第一，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巴比伦来说，超过五千年；再次是印度，五千年；最后，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四千多年。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有4000多年的历史，反而认为只有3000年。文明史的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这就要看“文明”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了，而解释的权力早已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进入了“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是：

第一，已经有了系统的写法。

第二，已经有青铜器了。

第三，已经有一个城市。

4已经有一座寺庙。

不考虑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反正是一刀切。符合我规则的就录取，否则都被关在“文明”的门外。正如何林先生在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起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古文明来说，势必要吃大亏。四大文明古国有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总是落后。这就是为什么。看来要争取公平待遇，就要有话语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要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西方学者说：

一是在20世纪初，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全长4000多年。

第二，20世纪中叶，他们以进入“文明”时代为条件限制我们。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总长度只有3400年。

第三，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考古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努力，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迫使西方学者一次次改变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说：暂时不说话。

请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文版《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财经镜报曝光的总拍贷编者序》，就能明白他们“暂时不说话”的原因。这本书由英国的d崔瑞德和美国的费正清共同主编，其代表性毋庸置疑。

《主编序》说：十几年前规划《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的编制时，当然是打算从中国历史最早时期开始。然而，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系列的几年中，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史前中国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些大量的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些新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录之间做出公认的综合。尽管我们一再努力，试图策划并撰写一卷或几卷能够概括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著作，但事实证明，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来综合所有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新发现。所以，出于无奈，我们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时候，是从秦、汉两个最早的帝国政权开始的。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的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社会形态、思想信仰都是牢牢植根于过去的，不了解这更早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做不可，不可。”他们从秦汉开始写作，“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的自信，有的霸气；有时候坦白很可爱，“出于无奈”说实话很可贵。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你应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疑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写一本新的历史书并不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外，新的历史书籍的框架已经提出。请参阅《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教授》一文中的一段话，1991年第1期，《剑桥中国史》。苏教授对采访者说：

“今天，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条件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概念和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中国古代史的框架和脉络可以概括为：“百万年以上的文化之根，数万年的文明之始，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国统一实体。这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的史书中，除了对“百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作了简要的记述，介绍了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的自然环境和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外，进入了一万年前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范围。一万年前、五千年前、两千年前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从渔猎采集走向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粮食有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在农闲时发明、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5000年前到10000年前，南北都挖掘出了很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北方的水稻和小米。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不需要别人替我们鉴定。

大约5000年前，一些方形国家——城邦相继出现。因为对耕地和牧场的争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社会让位于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相继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结盟的夏商周三朝。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很多国家互相吞并，从多到少，最后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从两千年前开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赘述。

因为我们习惯了“五千年”或者“五千年古文明”的说法，当我们突然说“一万年中华文明”或者“一万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共存的。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一部民族史，是许多国家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过去，包括大陆、台湾省和海外，至少有一百多年；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呢？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发掘出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万年的证据。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报告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距今仅5年。如果证据不足就急着写万年历史，岂不是自吹自擂？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世纪之交即将到来，在新世纪写新的史书，是一件大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千年”的时候，总以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原。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文明，有封闭保守的弊端，所以羡慕别人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拓精神。但通过对7000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百越民族，吃米饭，汤鱼，纹身发，当时已经乘独木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民族。百越民族以逐岛漂流的方式活跃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迁徙到东南亚和诸岛

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起步，很多发明都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指手画脚，以为都是外来的。比如水稻种植，据说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印度的考古发现发现7000年前就有栽培水稻了。不久前，湖南澧县蓬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用事实说明了问题。五千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在一万年的历史中被一一解决。因为很多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出来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方传播。虽然有少数学者，如年长的历史学家卫聚贤，曾说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但证据不足并没有太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凡是能代表中国文明的东西，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都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却很少想到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限制。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黄土高原的孩子，安分守己，不求上进，所以事事落后于别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如果你读了新的历史书，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在江汉平原开辟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据知，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沿着东南沿海陆续在太平洋上航行；要知道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200项发明创造，有一半以上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领先，而我们只落后别人4%，每一个中国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震耳欲聋；这些历史事件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我们将永远愧对祖先和子孙后代。从过去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可以从一部史无前例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族谱，是记载一个姓氏家族或家族某一分支的宗族氏系和历代祖先的名号谱籍。在有些地方，族谱也称家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是炎黄子孙根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