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鹤湖风光

古今载籍，浩如烟海。其中有一部独树一帜的鸿篇巨著，牵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情怀。这部书，通古达今，谱写人生，编纂了几百上千年，依然续集长新。这部书的作者，即有古代的文人雅士，还有当代的乡彦族秀，家族精英。他们跨越了历史的距离，心怀虔诚，互相对话；笔著班美，共同传承。

这会是怎样的一部书籍呢？

这部典籍的名称，就叫家谱。

承上启下，家谱总是代代纂修。其中书写规则，就是家谱体例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家谱中的用词规范，所涉之面非常广泛，一代代族人，敬畏有加，续谱临文，相循相守，使家谱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典籍。

比如对人物的称呼等，就有大量的专用词语。尤其对男子的嫡庶、继嗣之分和妇女的家庭地位与婚姻状况，家谱的用词有着严格规定。

如旧时家谱中书写子嗣，原配所生为嫡出，侧室所生为庶出，绝对不能混淆。再如书“嗣子”表示以本宗之子为嗣，书“抚子”者表示所立之嗣为异姓之子，书“寄子”者表示为母氏带来的异姓子而未立嗣，各有各的含义。

宗谱中的“配”是男子结婚的专用词。当族谱中配和娶并用一谱时，“配”即元配，即对方为未婚，书“配某地某姓女”。“娶”则指对方为再婚女子，也称醮妇。书“娶某地某姓某公女”。在配和娶两字并用于一宗谱时，配和娶用词含义是有区别的，一字之差，意义不一样，所以不要随便把旧谱的配改为娶。少数宗谱只写娶或者只写配，这种情况另当别论，泛指男子婚况。个别家谱中配与娶还具有其他的引申含义，比如“配”为妻子过世，“娶”则妻子在世，这种现象一般会在凡例中注明。“继配”指前任妻子已死亡，与后任妻子结婚。“改配”指与前任妻子离异后，与后任妻子结婚。“聘”指男子定亲，双方夫妻关系已经确立，但未完婚。旧社会对定亲非常重视，一旦定亲，女方即为夫家人。故有“未婚卒，葬某地”之记载。现在修谱，一般不写聘，而以结婚为准，年近五十未结婚者，可写“未娶”。

书写族中女子也有一组专用词语，已嫁书“适”，许配书“字”，未许配书“待字”，而妻氏又有“配”、“续”、“侧室”等身份高低之别。

在墓葬和生死的表述上，同样也是如此。例如子孙从祖、父葬书“祔”，妻从夫葬书“合”，弟与兄同葬书“并”或“同”。族人中普通人去世书“卒”，忤逆不孝、寇乱盗贼、**兽行者，则书“死”以示惩戒。这些带有区别尊卑和寓意褒贬的专用词语，都有它的特定对象，书写时不能错用。

也有一些书法只是单纯地对同类情况加以区别。如对迁居在外的族人，在同省的书“迁”，异省的则书“徙”，以此区分远近。

与专用词语相应的是，家谱在表达人物的地位、辈分以及某种状况，则有特定的书写形式。

比如有些宗族规定“妇人改嫁不书”，即在其丈夫名下不书其人，以暗示不能“守节”。如生有子嗣，则在其子嗣下用小字注明“某氏出”，以示“子不可无母”。这种在子嗣下小字注“某氏出”的格式，仅限于有子嗣的改嫁妇人，是一种针对“妇人改嫁不书”的变通处理方法。这些表述，形式简单明了，易于掌握，便于遵行。

此外，纂修家谱还有一个重要的书写规则，就是记录内容的顺序有一定章法。如人物的名字，一般规定“名则首书，次书行，次书字”。清代学者纪昀纂修本族家谱时划分更细，书名书字的顺序，在不同的类目中有先后之别，世系图录中皆先书名，“佚名则字，佚字则次第（排行）”，但在述之文如序、传记等中，则“皆书字，佚字则名”。

传统家谱中，各种各样的书写规则，体现了宗法制约和道德伦理规范，需要我们认真阅读凡例，才能全面理解家谱内容，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

论程氏家谱

湖南省华容县程氏(义门堂)字辈 本家十四世以前没分派名。约于康熙五年前，由十四世本，十一世大宗等先辈组织族人商议，确定用: 国（15世）运（16世）庆（17世）其（18世）远（19世），

学（20世）正（21世）斯（22世）可（23世）传（24世）。

启（26世）家（26世）惟（27世）忠（28世）孝（29世），

祥（30世）发（31世）在（32世）咸（33世）贤（34世）。

以上是二十字为派名，周而复始。到了1993年程氏族谱第八次续修时，商议确定新增派名为：

盛（35世）世（36世）民（37世）康（38世）乐（39世），

清（40世）平（41世）祖（42世）德（43世）延（44世）。

育（45世）新（46世）重（47世）培（48世）本（49世），

腾（50世）达（51世）永（52世）向（53世）前（54世）。

从此，我程氏带循轮派，以郭一之宜，则蔗乎“义门”两字可永垂於世。

试述先祖陈克让改姓程氏之谜

陈程氏禹支二十一代孙正北

元朝末年，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战争频繁的中原地区、湖广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大量的田地荒芜。在湖南、受兵灾最深的地方，如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湘潭等地，至明初时，一片废墟，几无人烟。

明王朝建立后，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是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朱元璋采纳大臣苏琦、刘九泉、宋纳的建议，推行“移民屯田”，将“窄乡人口，迁往宽乡”。

朱元璋于洪武年初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等地，亦即“江西填湖广。”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迁令初颁，民怨即沸。”尽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如发移民路费，由官府提供牛具、种子，垦荒归己，三年免征等。人们还是不愿背井离乡，朝廷只好出动大批兵勇，强行搬迁。“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船只，陆路上拖家带口的移民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船上的还是陆上的都被反捆着双手，由官兵押送。途中内急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一直袭用至今。

明朝移民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得迁居一地。因“条款具备，律森严”，同宗同姓的兄弟，为了能在一地，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名换姓。如当时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义门陈鼎、陈鼐二兄弟，于洪武二年迁居河南唐河县，其弟便改郭姓，繁衍后代，建郭庄。后寻根问祖，称之为郭陈氏。还有很多家族分成多个姓氏的。如一些地区，魏姓改马姓、改刘姓的，陈姓改邵姓的，周姓改单姓的，金姓改余姓的……。都有史料记载。

据《陈程氏家谱》记载：我祖克让公于洪武年初携弟友谦、友信（友谦、友信估计当时未成年）迁居华容，“逐波为渔，芟苇而稼”。这很符合明初“移民屯田”的史实。是否还有其他族兄同路迁来，家谱上未明。但同时期迁来华容的有义门陈姓宗亲，却是不争的事实。克让公是否因此而改姓？不言而喻。

民国时期，华容城南还保存有陈、程两族祠堂（现华容人武部址），两祠门对门，均称义门。曾有合族合祠一说，不知因何故未成。我先祖克让公与义门“抱耳陈”先祖是何宗亲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明初时“移民屯田”，是在朝廷的强权高压下执行的。长达五十余年的移民政策，给众多的移民心灵上造成深深的伤害。他们往往把这一政策，归咎于政治原因，从而和陈友谅扯到一起。如传朱元璋“议诛陈姓九族”，对陈友谅及其旧部的后人，一律贬为“疍民”、“贱民”加以迫害。“九渔户”的故事更是传得家喻户晓，有声有色。他们以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

其实，朱元璋对陈友谅的家人是优待的。对陈友谅的儿子、父亲、兄长，均有公、侯封号。虽是些虚职，还是保全了他们的名位。对陈友谅旧部，也是怀柔政策，正史上从未有过加害之说。

还有编歌谣骂朱元璋的。被强迁于安徽凤阳的商人，就编有“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此贬低朱元璋。不过其曲子流传下来，成了有名的凤阳花鼓调。（见吴晗·朱元璋传）。

这里还提及一下陈友谅。现经本人反复考证：汉帝陈友谅系南北朝宜都王陈叔明之后，唐朝节度使陈伯万十九世孙。汉帝陈友谅不属义门派，世居祖地湖北沔阳，与江西祖籍无关。

据明代的《华容县志》记载：我二世祖陈安泰，是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孝义之门。元朝时任荆州路总管，携家带口迁居荆州（今湖北江陵）。三世祖克让，于明洪武年初，从荆州迁居华容。

综上所述，我祖克让公改姓程氏，不存在“政治避难”的因素。极可能是明初的“移民屯田”政策造成的结果。先人们为了同宗同姓的兄弟居于一地，以改姓的方式，对抗朝廷移民政策的高压，是一种无奈的抗争。

是不是这个呀 ？

《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产生于夏，盛于魏晋南北朝，普及完善于宋。

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中国原始社会逐步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确立了王位世袭制。随之产生了记述夏朝世系的家谱。至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家谱只是记述士大夫身份的一种特殊标志。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氏族宗法组织瓦解，抛弃了公侯子孙的贵族世统本系。至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族谱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崇尚的宗教文化。以后，随着封建门第制度法制化，官修世族大地主的合谱盛于魏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隋唐两朝（公元581年～907元），推行科举制度，士族势力日渐衰弱。至唐朝中期，族谱由以前的官修合谱逐步转向私家修谱而兴盛起来。宋朝（960年～1279年）受“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支配，私修族谱逐步普及和完善。明、清至民国，宗族活动盛行，私修族谱有增无减。

中国族谱随奴隶社会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产生于夏朝

中国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居住在一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氏族村落，形成氏族公社。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以维持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和区别于其他氏族。氏族内的重要事情，都按照一定的习惯和世系安排。

夏朝，中国原始社会瓦解，进入了奴隶社会，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为了明晰王族世系，子孙继位，产生了记述王族世系的“家谱”。《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

周朝，以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建立，使嫡长子成为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与之相应形成了“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从而巩固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家谱迅速发展。周朝家谱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贵族出于尊祖敬宗和炫耀祖先，在鼎彝礼器上铭刻自己的家系。这些鼎彝铭文，先叙述祖先名字及其美德、功勋庆尝，最后为铸器人的名字。这类铭文鼎彝按辈份作为祭器陈列于宗庙，这就是周代的私修“家谱”。

二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设立史官，记录、整理、保管各贵族的家谱。周王朝中央设有小史掌管王族家谱，负责定位王族世系，区分王族成员的辈份和血缘关系，遇有祭祀，则告诉君王其先祖的死日、名字等。周王朝中央还设有太史、内史，记录、整理、掌管诸侯卿大夫的谱系资料。各诸侯国也设工、史之类的官，记录、管理谱系资料。http://wwwdoc88com/p-1146349882708html

三是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这些著作中要数《世本》的成就最大。《世本》记录了自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时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流源、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事迹，集各代、各家分散和世系于一书，使之流传后世。

中国族谱随封建门第制度法律化，世族大地主修谱盛于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实施官僚制度。氏族宗法组织随之瓦解，但血缘宗法思想并没有削弱。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臣等级和血缘尊亲观念进一步得到增强。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及地主势力发展，他们往往几代宗族不分居，结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还与大官僚、大商人纠合，结成集团，在政治上垄断政权，把持仕途，占据中央和地方要职，形成门阀。东汉后期，三公九卿太守州牧，多数由这些高门弟子担任，门第制度已成为世家大族垄断统治政权的基础；阶级矛盾激化，世族大家以保卫乡土、宗族为名，笼络人心，组织宗族武装，维护自己的势力；世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大量劳动力，为其奴役。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使门第制度法律化。当时中正品第人以家世、才干、品德三项标准并列。到西晋，世族地主专政，把家世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上品高官全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中小地主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家谱自然成为九品中正选择官吏的主要依据。世族大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族思想，笼络族众，组织宗族武装遍布全国。族谱也自然成为其有力的工具。当时赋役苛重，大批族人农民只好投奔同宗大地主，转为“私属”，供其奴役剥削。族谱自然成为维护这种局面的工具。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魏晋南北朝官府设立“谱局”，诏令专职修家谱。家谱也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在各级官府中，出现世族地主家谱的鼎盛。当时修谱以贾弼最有名，他广搜世族大地主的百家谱记，在东晋政府的支持下，撰定《百家谱》，共100帙，712卷。包括18州，116郡大族。

中国族谱随科举制度的推行，私修族谱盛于唐

隋唐两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再以族谱为依据。族谱的作用下降，但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唐太宗命修《氏族志》，收集全国的氏族家谱，考证其世系，定为9等。并提出“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把皇族列为第一等武则天时，又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均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官以上者，皆升为士族。唐代中央政权编修的谱牒，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变化。

由于唐皇朝的倡导，并编修大量官谱，社会上私修族谱之风甚盛。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就是那些百代无闻之族，一朝暴贵，也无不追求本系，妄承先哲。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士族势力的衰退，逐步改变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官修百家姓氏渊源的合谱状况，私修家谱逐渐兴盛起来。可惜唐末乱世，世家大族家谱大都散失无存。

随“三纲五常”宗族伦理思想的奉行，“家自为说”私修族谱普及完善于宋

宋代以後，中国社会奉行“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宗法家长制的统治思想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机体。以族谱选官和婚配的作用逐步消失，修谱的目的主要是敬宗收族。朝廷不再设“图谱局”，官府再不修谱牒。世族之家的修谱逐步减少，并转向一般官僚地主之家以至普及到百姓之家。私家修谱一般是本族人自己修，而且是挑选受过一定教育在本族有一定威望的人撰修。宋初，文学家欧阳修、苏洵主持修本族族谱，开创了宋代族谱的先河。其後，许多士大夫纷纷为自己的家族修谱。从此，族谱从过去的“奉敕修定”，转向“家自为说”私修，形成了私修族谱的盛行。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中国族谱随宗族活动的盛行，明清修谱卷帙浩繁

明代，朝廷置宗人府，编修皇族谱牒，称玉牒。清代自顺治始，开设玉牒馆，由大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主持修牒。时，玉牒为皇族成员发放俸禄、赐官封爵、指婚定名的基本依据。

明清两代，私修族谱更是卷帙浩繁。家谱、宗谱、族谱、支谱、世谱等名目繁多，并产生专记人物生平事绩的“年谱”。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世家谱》，改变了唐及以前只收录直系长子长孙的做法。北宋至明清民国，合族修谱，支庶兼收，续修不断。明中期，规定每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谱例规定严明，内容丰富。且随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南方宗族聚居之风盛于北方，特别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很多商人借助宗族活动开展商业活动。海外华侨成立宗亲会，集合同姓人士，不论亲疏，不分派别，建立宗祠，共祀其受姓的始祖，以此联络感情，弘扬祖德，团结互助，发扬民族精神。这些宗亲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增无减。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记录了家族的起源、发展、传承等方面的信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并非所有的家族都有家谱，也不是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会关注家谱。在古代，家谱是上层社会贵族和士绅才有能力和权力编修的，普通人则很少有能力编修家谱。另外，由于战乱、灾难等原因，一些家族的家谱可能已经失传或遗失。这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听大人提起过家谱的原因之一。

在现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家族开始重视家谱的编修和传承。一些家族通过编修家谱，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和传承，也可以通过家谱加强家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但是，也有一些家族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编修家谱的传统或能力。

总之，是否有家谱，以及是否会关注家族历史和传承，与个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因素有关。如果你对家族历史感兴趣，可以尝试与家族的长辈交流，了解家族的历史和传承，或者通过互联网和书籍等途径寻找相关的历史资料。

我们中国人，每一姓氏在祠堂中都有一本家谱，又名家乘。家谱中记载着祖宗的来源，有许多追溯到周代，因为周代的子孙分封各国，以地方为姓；有的还远溯到轩辕，以证明自己的确是黄帝的子孙。

后世各宗族修家谱，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姓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

说到字辈，是修家谱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每三十年修一次家谱，即使衰落的家族，最多不能超过六十年。在修谱的时候，就要决定排出新的字辈。以蔡家的字辈为例是“世泰家声启，运隆教泽长”十个字。在1944年修谱的时候，就另外决定了新的十个字，作为后十代命名用的，假如本人名“世”信，儿子则名“泰”来，孙子名“家”珍，曾孙名“声”传，玄孙名“启”伟。由名字上一看，就辈分分明，尊卑有序。在同辈中，也有不同字用同一部首的。如启字辈的同胞兄弟姊妹，兄弟名启伟、启仕、启优、启侠、妹妹用启侬、启仪、启仙等等。这种表明血统的方式，后来更扩而充之，作为表明文化系统、社会关系的方式。

在家谱中，可以看到祖宗的来源，我是河南人，我们傅姓怎么由平陆一带到南阳来的？然后历代祖先，有谁到那里去了，都有记录。

宗法社会的组织，就有这样严密，对于个人的名、字、号、谥法、事业、行状，等于一篇小传，在家谱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在家谱族系表的线都是红的，如果中间看见一条蓝线，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因为红线是代表血统；如果是蓝线，就是表示没有生孩子，而是由兄弟的孩子，即侄子过继来承宗祧的；如果没有兄弟侄子，由外甥(姊妹的孩子)过继来延接香烟的，则加双姓，一般是本姓血统最近的过继(也叫承祧)。其中也有一子双祧的，如兄弟两人，哥哥无子，弟弟也只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独子，就同时是伯父的孩子。而且除了生父给他娶一个太太外，伯父也给他娶一个太太，称为长房媳妇。(当然，弟兄排第几，就是几房)。那么长房媳妇生的孩子，就是伯父的孙子，本房媳妇生的孩子，为生父的孙子。如果没有叔伯兄弟，就从叔伯祖的后代同辈中承祧，一直追溯到五代上去。如果外甥过继承祧，要经过族长的同意才可以，而且过继来的第一代要加双姓。如张家由李家外甥过继而来，在家谱中的蓝线下就写张李某某。

在人类学的立场看起来，好像红线或蓝线没有多大关系，“民胞物与”的精神，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谁的儿子都是一样；可是站在宗族血统的立场，就绝不敢以开放的思想来做。还有的人声明不是外甥，是“路边妻”生的孩子。所谓“路边妻”是有的地方有租妻的风俗，租一个妇人来，生下孩子以后，将孩子交给男方，各走各的路，没有夫妻关系。可是怎样去证明呢？“路边妻”等于西藏的多夫制。在西藏有一夫一妻制，有一夫多妻制，也有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有的是兄弟同妻，也有的是一个妇人同时是张、王、刘、李几家的太太，女权很高。所以“路边妻”的孩子，碰到几家修谱时就发生问题了，因为无法证明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丈夫的。但无论是红线或蓝线，有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对于没有后代的，一定想办法把他的宗祧继承下去，香火延续起来，这是中国民族思想的精神。

每一宗族的家谱，依照老规矩，仅有两部。正本放在祠堂里，副本放在族长的家里。如果为了法律问题或者宗族上其它什么问题，要查家谱的时候可不容易，非要全祠堂的董事、负责人到齐了，才可以打开这个藏家谱的箱子。我当年在家里修家谱，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回去修家谱，有所变革，不像以前那样有半张书桌宽大的正副两本，而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四开本，同时印了一百多套，凡是出了钱的，或一家送一套，或三五家送一套，以资流传。所捐的钱，绝对超过预订的价格，甚至有的超过十倍以上，以表示对祖先的孝道，为宗族尽力。领家谱时，非常隆重恭敬，视为一种光荣，除了用古典鼓乐，到祠堂中恭领，如迎神一样，而且当天还要设宴，邀请诸亲友，因为这也是一件喜事，宗族、亲戚、朋友、邻居都会来道贺。领回的家谱放在“谱箱”里面，供奉在祖先牌位的旁边，是不能轻易打开的。如果是几家合领的家谱，就由合领的几家轮流供奉保管，一家以一年为期，对这件事是非常严肃庄重的。

家谱不但是为个人，而是为一家一族的宗法社会观念而存在；它更高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尤其在历史这方面，寻查个人的史料，像岳飞、文天祥这些人的传记，就是从他家乡中的家谱里，找出很多真实的资料与记载，这些资料在历史上很重要。换言之，家谱家乘，就是它这个宗法社会的一个小的历史。我们常说，大家都是黄帝子孙，就是各家循家谱研究，追溯到最后，黄帝是每一家族的根源。发展下来，就表现了“兴灭国，继绝世”的民族观念。

更新于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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