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本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说 、佛教说 （一说藏传佛教）、道教说等等观点，学术界并无定论。伊斯兰教说以《故马公墓志铭》。《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等为基本材料，并结合对“三保”的考释和对郑和相关活动（出洋期间传播伊斯兰教、返乡、请求重修净觉寺并要求子孙世守之等等）的考察。

佛教说认为，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被姚道衍和尚收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郑和生前还曾施印《大藏经》并留下题记，并曾请名僧圆瀞用金粉抄写《妙法连华经》。死后火葬，也被认为是佛教信仰的一个例证。

道教说则强调郑和下西洋与天妃信仰之间的关联，也有学者从郑和德塔（弘觉寺塔）入手展开分析。

郑和年轻时从侍燕王朱棣，有智略，知兵习战。后在靖难之役中有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1405年（永乐三年）至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六次作为正使太监下西洋，1425年（洪熙元年）后任南京守备太监，1430年（宣德五年）受命第七次下西洋，一说在途中于1433年（宣德八年）卒于古里国，今南京牛首山南麓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郑和本人，也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展现出其外交才能、军事谋略以及精神品质，并赢得世人的尊重和纪念。 晚清以降，郑和研究获得迅速发展，但不少重要课题仍无定论。

家谱一般分两部分，悬挂中堂的谱幕，谱幕只记录去世的族人，按家族大小可分三年、五年、十年一续不等。

第二部分是谱书：

谱书同谱幕不同，所有家族成员，无论是生是死、尽具所知，当祥细入册，包括先人照片、先进业绩、妻子姓名，娘家住址、姑太太出嫁哪里，姑爷姓名、外甥姓名以及在世族人的祥细情况当全部入册！

扩展资料：

家谱作用：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相传它是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

家谱的作用主要有：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

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

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

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

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

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历史人物传记。

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民族史资料。

有的家谱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情况甚详，更有些少数民族家谱，它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清代蒲慎斋纂修的《泉州蒲氏族谱》是回族家谱，记述了当地回族的一些情况；而辽宁《庄河金氏家谱》则是满族家谱，金氏是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后裔。

8、地方史志资料。

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9、教育史资料。

家谱中一些重要的章节载录了许我教育史资料，如在族规、家法、仕宦录、科甲记、教育志、族墅、传记等就载有宗族教育、学校、科举、劝学措施、教育方法的内容。

10、民俗学资料。

家谱还是一个民俗学资料库，一些家谱在家礼和人物传记里记录了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在家礼中的婚礼、葬礼、祭礼等中，本地的风土人情、本族的礼仪风俗都有相当的体现。另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民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精神习俗等在各地家谱中都有记载。

11、宗教史资料。

有些家谱是信仰宗教者的家世记录。在这些家谱中，他们对本家族所信仰的宗教一般都给以说明，同时表达他们的宗教观。还有的对本族人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和习俗详细记述。

12、华侨史资料。

中国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家谱涉及族人出国谋生的历史，包括出走原因、人数、时间、侨居地区分布、职业、所在地生产、生活情况及与家乡、家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联系，这为我们进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13、重大历史事件资料。

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在家谱中，虽然这些记录并不完整系统，但却十分具体，也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一个途径。

除以上所述外，家谱还能提供有关古代妇女、古代伦理道德、遗传学、人才学等多方面的史料。由此可见，家谱作为史书之一，其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一个家族要发展壮大，除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足以“强宗固族”的精神条件，而良好的家风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条件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家谱中所保存的家规、家训以及治有格言等，从一开始就以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态度来讨论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建设。

-家谱

据说,他考试时,一时不好写开头,就乱写:"自二柳夹泉以来,"其实这是他在路上看到一眼泉两旁有两棵柳,考官不知道,以为他写的是典故,而自已不知道,就送了他"柳泉居士"这个称号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清朝文学家。世称聊斋先生。他的远祖曾为元代总管；明万历以来，蒲氏家族“科甲相继”，虽不显贵，也算是诗书门第。可是到了蒲松龄的父辈，已家势衰微，他的父亲蒲盘（pán）不得不弃读经商。蒲盘有子四人，“为寡食众，家以日落”，乃为儿子析居，每人授田二十亩。蒲松龄从此独立生活，“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狼嗥鼠鸣，境况萧然。(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以下引文不署主名者，均为蒲作。)薄产不足自给，蒲松龄一生，只能“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

蒲松龄自幼由父亲教读，“经史皆过目能了”。学习八股文之余，“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聊斋丈集·自序》)。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得到学使施闰章的赏识，说他下笔有神，文有异香。科举以时艺试士，视诗为魔道。蒲松龄少年意气，入泮之次年却与同邑友朋结“郢中诗社”，把盏吟诗，寄兴风雅。青年时代的蒲松龄，就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追求。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因乡试受挫，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协办文案，充当幕宾，远离家乡，出游江淮。当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在作幕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官府的黑暗、豪绅的贪残以及人民的苦难。“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磊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呈孙树百刘孔集》，见《聊斋偶存草》)蒲松龄往往把现实所激起的忧愤，倾注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淮南水乡虽与齐鲁山色异趣，但难以消除蒲松龄的内心惆怅：“独上长堤望翠微，十手心事计全非。”(《堤上作》)岁月蹉跎，坎坷潦倒，前途茫然，不如归去。康熙十年(1671)秋，蒲松龄毅然摆脱作幕生涯，回到了家乡。

南游归来，蒲松龄屡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才归老家居。毕际有是明代尚书毕自严之子，清代顺治乙酉(1645)拔贡，曾任扬州府通州(今南通市)知州，于康熙十八年归田。毕家有石隐固、绰然堂、效樊堂诸胜，更有一座藏书甚富的“万卷楼”，为蒲松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授徒之余，蒲松龄继续撰写《聊斋志异》，还曾编过《庄列选略》，“惟与弟子辈闭门叹赏，而又不敢出以示人”(《〈庄列选略〉小引》)。他对文学的追求似乎更加执着和勤奋。毕际有似乎也能够理解蒲松龄的坎坷遭遇和狂放不羁。他们两个诗酒论文，相处甚得。蒲松龄《哭毕刺史》诗有云：“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看来他是把毕际有当作穷途知己的。

康熙四十八年(1709)岁暮，蒲松龄撒帐回家，从此结束了塾师生活。虽然“聊斋有屋仅容膝”，不能与毕家的绰然、效樊诸堂相比，但毕竟是自己的故居，他垂老归来，“心境闲暇梦亦适”(《斗室》)，感到无比快慰。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七十一岁高龄，才补了个岁贡生，他不免啼笑皆非。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的夫人刘氏去世，蒲松龄悲痛欲绝，亲撰《述刘氏行实》，寄托哀思。自此，他格外孤寂，每每“对酒无欢只欲愁”(《哭毕刺史》)。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也辞世而去，享年七十六岁。

蒲松龄一生著作很多，诗、文、词、赋、戏曲、俚曲等均有佳作，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为其代表作，艺术成就达到古代文言小说的高峰。另有《聊斋诗集》《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