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读音作lù(ㄌㄨˋ)，繁体字仍为六，不可写作陆、陆]

一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后期周宣王时大夫姬方叔之后，属于避祸改姓为氏。

明朝初期，方氏一族因明臣大儒方孝孺拒礼燕王朱棣，而遭受一次空前劫难，燕王诛杀了方孝孺，同时灭其十族(九族加上学生)，受株连而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被入狱充军者几达万人。许多后裔族人被迫纷纷改姓，四散奔命。

方孝孺的一支后人改姓“六”，多居今江苏扬州江都一带。有改姓“旋”，逃至钧州(今河南禹州)，后发展成大族。

旋氏和六氏均为方孝孺的宗族后人，“旋”字是“方”字的增笔，“六”字则是“方”字的减笔。

得姓始祖：方孝孺。

明朝方孝儒，洪武初年为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他做世子的老师。明建文时期，入京做侍讲学士，名他的书轩叫“正学堂”，人们称他“正学先生”。燕王朱棣夺位，强迫方孝儒写即位诏，他坚决不写，结果被杀殉国。其后裔族人纷纷逃难，改姓氏为六氏、旋氏，皆以方孝孺为得姓始祖。

二郡望堂号：

1郡望：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

新安郡：晋太康元年(公元208年)改新都郡置郡，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其时辖地在今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等一带地区。隋朝时期的新安郡是由歙州改置，后移治休宁(今安徽休宁)，再后移治到歙县(今安徽歙县)。

2堂号：

正学堂：明朝方孝儒，洪武初为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他做世子的老师。建文时候，入京做侍讲学士，名他的书轩叫“正学堂”，人们称他“正学先生”。燕王朱棣夺位，强迫方孝儒写即位诏，他坚决不写，结果被杀殉国。

梁氏家谱

历史来源

「梁」源出;

一：出自赢姓，以国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所载，周平王时。秦仲讨伐西戎有功，其少子康，受封于夏阳梁山(在今陜西省韩城县南)。春秋时，梁国亡于秦国，其后有梁氏。

二：以邑为氏。春秋时，晋国有解梁城(在今山西省临猗西南)，高梁，曲梁之地，公元前645年，晋惠公以解梁等五城贿于秦国，居其地者以「梁」为氏。

三：古代鲜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代北三字姓「拔列兰」氏，随魏孝文帝移都洛阳，定居于中原，改为汉字为单姓梁氏。

家族名人

梁红玉： 宋代名将韩世忠妻，本为京口名妓。生卒年不详。高宗建炎四年，世忠与金兀术战于黄天荡，红玉亲自击鼓助战，兵将士气大振，金兵遂不得渡江侵宋。为女中豪杰。后封安国夫人，又改杨国夫人，世称梁夫人。

梁启超（1876～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政治家、文学家。康有为弟子。师生二人于清末同倡变法维新，人称康梁。曾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力宣传改革主义。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民国初年，曾任司法、财政总长等职。晚年不谈政治，专以著述讲学为务。着有饮冰室文集、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地望分布

甘肃省平凉，甘肃省天水，河南省洛阳

  泗阳与沭阳是临县，据两地胡氏族谱一致记载，两地胡氏是近支，泗阳胡氏族谱异县本宗页称“始祖二兄良友公居沭阳”。良友公是沭阳胡氏的始迁祖，良友公的侄儿绪公是沭阳另一支胡氏的始迁祖，明朝初年，良友公、刚公父子与良友公的侄儿绪公一同从外地迁来了沭阳。据本人2015年10月在胡氏宗亲网发表的《江苏沭阳胡氏源于浙江新昌梅溪胡氏》一文考证，沭阳的两支胡氏都是源于浙江新昌梅溪胡氏，于明朝初年因洪武赶散从新昌县来到了沭阳县，良友公的儿子胡刚，是明朝著名孝子，《明史》孝义列传有传。与很多明朝移民后裔修的族谱一样，沭阳胡氏族谱也是清朝初修，咸丰四年本序言详细记载了胡刚救父的事迹，族谱更载有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长洲王步青拜赞的胡刚画像，赞曰：“烈烈我公，诚孝格天，渡江代父，至性肫然，连翩蔚起，子孝孙贤，大德昌后，遗泽绵绵”。胡刚救父事迹与浙江新昌梅溪胡氏宗谱载的孝子胡刚事迹相同，也与《明史》孝义列传的胡刚传记吻合。沭阳胡氏良友公支族谱世表记载良友公来自新安，但据嘉庆五年本序言称“吾族相传系出新安，然不可考矣”，沭阳绪公谱记载绪公来自“福朐”，但绪公后裔到现在都不确定福朐究竟是哪个地方。这类问题，我发现很多族谱都有，问题产生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后人因修谱时间距始迁时间较长而误记，二是祖先刻意隐瞒祖籍。沭阳谱记载胡刚的父亲良友公字益三，新昌谱记载胡刚的父亲是胡玠孙，关于这点，本人已在之前考证过，“字益三”三个字连读就是“玠孙”的读音，把胡玠孙记成了良友公、字益三，良友公不一定是名字，也可以是号，这个因读音造成的谬误是由于后人口口相传失实而造成，这点，沭阳胡氏、新昌梅溪胡氏与泗阳胡氏的族谱编修者们都持赞同态度。

胡玠孙，即沭阳胡氏始迁祖良友公，据浙江新昌梅溪胡氏宗谱记载，他排行第二，这与泗阳胡氏族谱称的“始祖二兄良友公居沭阳”吻合，新昌谱记载胡玠孙的胞兄叫胡瑗孙，据记载胡瑗孙无后。记载无后就真的无后吗？不一定，新昌谱第二次修是1306年，第三次修是1503年，这时距洪武赶散已有100余年，新昌就算有知道胡瑗孙后代情况的人，这时也早就过世了，所以后人修谱直接记载胡瑗孙无后。

据1758年泗阳胡氏十世胡礼全作谱序称“曩本在高曾以前水没，莫可记忆。”就是说泗阳谱的初始版本被大水淹过，谱是后人根据模糊记忆修的。2017年6月4日，本人与沭阳胡义龙、胡玉华一行三人，受泗阳胡氏九修谱理事会胡建龙等人的邀请，来到了泗阳，与他们对照了一下族谱，我也把自己的考证文章提供于理事会，供其研究分析。本人考证认为泗阳始迁祖胡聪是胡瑗孙的曾孙，泗阳谱记载“安定公曾孙自如皋来泗阳县”，是把胡瑗孙称作安定公了，并与世称“安定先生”的胡瑗混淆了，于是聪的后人推测其来自如皋。泗阳胡氏族人后来称《泗阳县志》也记载聪来自如皋，这个问题，我后来考证发现，1926年版的《泗阳县志》始有氏族篇，县志编修者当时记录了泗阳县内一些姓氏的族谱简况，所以县志与族谱的信息重合是正常的。当天，在热烈、和谐又团圆的气氛中，我们两地胡氏宗亲们达成了初步意见，认为两地胡氏是近支、是明朝初年由一个始祖分开的，这是两地族谱一直记载的，是改变不了的。我回去后，又与沭阳胡氏绪公后裔胡玉和、胡志刚等人取得了联系，看到了他们的族谱，绪公谱记载了绪公生泰等七子，只有泰留在了沭阳，其他兄弟六人失考。我根据两地三支族谱记载，认真分析，考证出沭阳的绪公与泗阳的聪公是直系关系，浙江新昌胡瑗孙生绪，绪因洪武赶散来到了沭阳，绪生泰等七子，泰公的后裔居沭阳，即今沭阳绪公支后裔。在泗阳谱的异县本宗页，有一世系表，记载了淮公，把淮公记在了良友公的孙子一栏，但是沭阳谱良友公名下没有淮公这个人，所以，我考证认为淮公是胡瑗孙的孙子，是绪公失散的六子之一，淮生杲、京、聪、昂四人，聪排行第三，这与泗阳谱世表记载聪行三的信息吻合。在泗阳谱的异县本宗页，还记载了一句“始祖二兄良友公居沭阳，其嫡孙淮祖居河南夏邑汝阳光州，即现在（潢川）”，这里的始祖是指谁呢？有人认为是泗阳一世祖聪，本人分析并不是，而是指良友公（胡玠孙）的胞兄胡瑗孙。始祖一词，可以多用，可以指多个人，也就是说，聪的曾祖父胡瑗孙也可以称为泗阳胡氏的始祖。这样一考证，也与1996年版《沭阳胡氏族谱》一六四六页异县本家世序对照页记载的“聪公与四洁祖同班”信息吻合，四洁祖，是指沭阳胡氏第四世、良友公的曾孙洁公。那么“其嫡孙淮祖”中的“其”字又是指谁呢？有人认为是指良友公，其实不是，应还是指始祖胡瑗孙，即原文可翻译为：“始祖胡瑗孙的二兄良友公居沭阳，始祖胡瑗孙的嫡孙淮祖居河南夏邑汝阳光州，即现在（潢川）”。泗阳胡氏的一世祖聪公是从哪里迁来的呢？很明显，不是从如皋来的，而是从沭阳来的。

泗阳胡氏九修谱理事会胡建龙他们之前也认为自己是梅溪胡氏后裔，并且提出要到新昌看族谱，后来未去。他们先去了南通如皋、无锡胡家渡等地，查看了胡瑗后裔的族谱，到了2017年9月，他们高兴的宣布，如皋谱与泗阳谱无缝对接，他们说找到根了！我当时也有点惊讶，他们把自己考证的世系表发出来给我看，说胡瑗的十六世孙有聪、明两个兄弟，并且说该聪即泗阳胡氏第一世聪。但是这里有可疑之处，如皋谱记载明迁乌程守墓，却没有记聪迁泗阳，而该谱对人丁迁徙的情况记载非常详细，迁徙晋陵的、婺源的、淮安等地的，该谱都有记载。如果说该聪即彼聪，那么为何如皋谱不记载聪迁泗阳呢？还有泗阳谱记载聪行三，但是如皋谱却是行一，而且如皋谱中的聪在其堂兄弟排行中也不一定是行三，泗阳胡氏族人也说不确定，而据我的考证，淮公生杲、京、聪、昂四人，泗阳聪公的确行三。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如皋谱中找不到“始祖二兄良友公”，这已经与泗阳谱异县本宗页的记载相矛盾了，且与胡礼全序言中的“并沭邑珙祖，追所自出同一始祖”相矛盾了。沭邑珙祖，是指沭阳胡氏良友公的孙子胡珙，即二世刚公之子、四世洁公之父，据沭阳胡氏族谱记载，珙公生于1411年，后出任河南省夏邑县知县，并与其三子清、四子溪寄籍夏邑，卒葬永城县。其长子濯、二子洁居沭阳县。

总结：之前与泗阳胡氏九修谱理事会几位宗亲交流时，我对他们说，我们都是怀着赤诚之心寻根的，他们也表示赞同。寻根，就是为了实现祖先的夙愿，让后人不再面临同样的问题。修谱，也主要是为了辨别宗族成员的血缘亲疏。泗阳、沭阳两地胡氏是近支，明朝初年由同一个始祖分开，这是两地族谱共同记载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既然本人之前已经考证出江苏沭阳胡氏源于浙江新昌梅溪胡氏，那么，可以明白的说，泗阳胡氏作为沭阳胡氏的近支，也是源于浙江新昌梅溪胡氏，是沭阳胡氏始迁祖良友公（即胡玠孙）的胞兄胡瑗孙的后裔，胡瑗孙生绪（新昌梅溪谱1503年第三修，记其无后，漏记了绪公），绪生泰、淮等七子，淮生杲、京、聪、昂四兄弟，排行第三的聪，就是迁泗阳的始祖聪公。

          沭阳    胡宸

鲍姓——姓氏起源（聚集地、家谱、历史名人）

姓氏起源

古代春秋时，远古大禹的后裔叔牙，受封为鲍邑（在今山东丙城县）的首领，其子孙便以封邑为姓，世代相传姓鲍。

聚集地:暂无

堂号

《姓苑》记载：“系出姒姓。夏禹后。春秋时妃公子有仕齐者，食采于鲍，因以命氏”。望出上党、泰山、东海、河南。

历史名人

鲍叔牙——即鲍叔，春秋时齐人。与管仲交，知管仲贤。鲍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射小白中钩，及小白立，为桓公，鲍叔牙遂

进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而成霸业管仲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故后世言人之相知，必称管鲍。

鲍廷博一一字以文。清朝安徽款县人。家中藏书极富。乾隆时茧访遗书，廷博进家藏书600余种。又校刊《知不足斋丛书》30集，每集8册，收书200余种，在清代丛书中，以精善见称。著有《花永轩泳物诗存》。嘉庆十九年（1814年）逝世。终年86岁。

姓氏百科·郡望的由来和演变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个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内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中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亦制造舆论，说王氏出于帝舜，他也是天生注定要当皇帝的，并用法律手段公开宣称他们的王姓，是天下最高的望族大姓。

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他们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声望累代延续，各以门第自诩，互相标榜，组合成一种具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权利的社会集团。魏晋南北朝时，这些世家大族被称为“大姓”、“高门”、“士族”、“著姓”、“冠族”、“右姓”。高门望族的子孙即便迁徙外地，习惯上仍举原籍或始祖发祥地的郡名作为标志，后世称之为“郡望”。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样、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如赵姓有天水、南阳、金城、下邳四望，以天水赵最为尊荣。李氏有陇西、赵郡两望，以陇西李为显贵。而王姓由于姓源支脉繁多，分布广泛，郡望多达二十一望，其中以太原王、琅琊王最为著称。这样郡望成为区别宗支派系、亲疏、尊卑的一种重要标志，后世有关姓氏研究的著述，均把郡望列为主要内容，详加考辨。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德。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在编修姓氏书时，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到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榜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在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争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致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之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攽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攽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题郡望曰“吴兴”。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族游观先，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