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上门村之行，同《上门雷氏宗谱》的修编者三十四世嗣裔之外孙傅钦熊老师作了沟通，并在傅钦忠老师陪同下，拜访了上门雷邦俊老支书，也拜谒了清河郡傅氏十七世太公墓。

柯城区畲族3000多人，有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七里上门四个民族村。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三个村的畲族以蓝姓为主，还保存着浙江省最为完整的畲族宗祠，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上门以雷姓为主，从上门到少岭坞少伸还分布着蓝家自然村。

航埠镇北一、北二村，1958年才始有其名，之前都称北淤村，始名于元朝仁宗年间（1285-1320），因村庄位于常山江古道水面北面溪滩上，故名。北淤的蓝氏，历史上称为“北川蓝氏”。　据《北川蓝氏宗谱》载：“元朝仁宗末年，元茂之子蓝敏受业于太学，授会稽尉。上任未久而疾作，即解印归……舟至信安北川，视此风景灵秀，而心旷神怡，留连数月而疾愈，从而留之。”也就是说，北淤村畲族蓝姓系元末明初名门望族由福建罗源地区迁入，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了。

畲族是我国南方的游耕民族，二千多年来，畲民不畏艰辛险阻，从北方及广东凤凰山四散迁徙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台湾等省份。历史上畲族人民辗转迁徙，其聚居村寨大多都坐落于离县城很远的大山深处。“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聚族而居。因此，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民族村畲族在河谷平原区聚集与聚集规模有着在浙江省最高的特殊性。如，航埠镇北二村全村有1500余人，其中畲族人口占80%左右。

而七里山区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为“三藩之乱”后先后从福建迁入。从时点上说，少岭坞的蓝氏先于上门的雷氏。同北淤的蓝氏河谷平原区聚集特殊性相比，七里山区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的迁徙路径具有畲族往深山老林迁徙的普遍性。

据《上门雷氏宗谱》，上门雷氏源自陕西冯翊郡，其祖先为诸侯，方雷氏，是全国雷氏宗族中两大名望贵族之一，后移居闽鄞江、宁化（三明）。

鄞江，即汀江，在武夷山东侧、闽地西部，河从宁化木马山上发端，经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自北而南，蜿蜒285公里，流域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在江西省、福建省之间横亘着一条长550千米、海拔1000米，自东北向西南，北接仙霞岭南接九连山的武夷山脉，福建省因而与周边浙江、江西、广东等省相对独立成“闽地”。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的迁徙路径基本吻合当年黄巢起义军从石粱大岭背开赴江山，实现后来的开山劈路七百里直取福建的壮举的仙霞岭之路。

雷氏在福建祖地，一世存裔公，至梁时，富号十万，由宁化移清流（三明），清流为黄巢（唐末）所灰灭。九世从俭公为宋朝雅州知府。十四世续尽公为新罗（龙岩市）主薄，任终回清流（三明）至上杭（龙岩市）胜运里增坑20余年，15世在姻丈傅公引崇下落业。17世移居大洋坝，21世移居铭乡茶排村，28世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生景公、主贵公、生林公、生彩公四兄弟，在妹夫博公的引导下迁入上门村。

在七里山区从上门到少岭坞的雷氏与蓝氏的迁徙路径具有畲族往深山老林迁徙普遍性中蕴涵着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作文化因素。今人若到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作客，你会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半岭凹人上门人都是亲戚！”

徐映璞《浙江灵鹫山志》有云：“自太邱村（大头）东行，下半岭，出上门，过少伸蓝家二十里，西达岭根”。半岭凹以下上门、少伸蓝家、少岭坞以下坡路为主。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的村民旁山依水而居“坞”，地势都是周围高中间凹的地方。高度吻合着畲族游耕民族辗转迁徙“结庐山谷”的地理位置选择。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仍有鹫岭古道遗迹。

在灵鹫山西北山区，分布着明末清初由福建辗转迁徙过来的汉姓的人口。如灵鹫山大坑的孟高寮的“寮”字，是福建深山老林村寨的特有地名词，相当于村或村庄的意思。在灵鹫山的坞口，还有高寮、外寮口自然村。由于深居山区，交通不便，当地又没有可烧煅贝灰的原料，所以古时灵鹫山西北山区的畲民汉民们物质生活尤为简朴，一般住茅草房和木结构瓦房。

古时的畲族建筑材料只能就地取材，用黄土做砖砌墙，茅草为屋顶。因为这样的房子承受不了大风的压力，所以，除了房子盖得很低之外，还在村寨四周栽种松树，枫树等，房前屋后种毛竹果树，村口有树能挡风，屋后种树能蓄水，空气也格外的新鲜。因此便有了“造成风水画成龙”的畲族谚语。山区畲族同胞传统建筑是茅寮，也称为“畲寮”。茅寮分为山棚与泥间两种，山棚，顾名思义就是山上的篷棚。“土寮”，通常用小竹或芦苇杆编成篱笆状，拐角处用木头固定，然后涂上泥巴，做成“墙”。

在建筑艺术上，畲族建筑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早先的茅草屋“畲寮”，到后来的土楼 “土墙厝”，到今天的砖瓦房 “瓦寮”。而今随着畲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修小楼房的人越来越多。

七里山区真正大范围开发在元至治元年（1321），早田村与横山路村祖先由芙蓉乡章舍王迁入以后，并伴随着衢徽古道路的开通而走向历史上的繁荣。明清以后，桃源七里就成为衢州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山区。

上门村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的畲汉大团结协作迁入，已有近300年的历史，生息繁衍至今，生产、岁时、信仰等风俗虽与汉族相近，但仍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和语言，保留着许多本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诚如《上门雷氏宗谱》所说，他们“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别是种竹技术同邱山王氏的毛竹造纸技术成为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开发史两大历史坐标点。七里山区适用于造纸的优良毛竹品种就是傅氏祖先从福建祖地带来的七根毛竹。从半岭凹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村的傅氏是同一宗亲。《傅氏家谱》记载：“及竹林盛，纸之原料仍大增，制纸之人工渐感不敷，于是赣之业制纸者先后来，余赣（今余干）籍人也。闽人来此用竹为制纸之原料获利倍多，于是各处相率仿效加以繁育，遂促进吾衢今日经济之繁荣，而使赣籍之人相继获利也。在明代衢州之业造纸者仅二户，迄于清末奚足千户。”

由于勤勤恳恳加上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历史上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落后于河谷平原区的汉族农民。因此，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已找不到早期的茅草屋“畲寮”，但仍有土楼“土墙厝”旧踪，比较普遍的是钢筋水泥结构的小楼房。他们住房质的跃迁也从心灵深处滋长出对党和政府的热血感情。

元至治元年（1321）以来，来自芙蓉乡章舍王、福建、江西、安徽以及本省的遂安（淳安）、建德等地的移民，汇聚到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太邱山下这片新垦地，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竹里畲村“世外桃源”的从上门到少岭坞的畲民，其眼界并不亚于衢州河谷平原地的纯粹的农民眼界，甚至于具有更为广阔的胸怀，在衢徽古道上与七里汉民一起谱写了历史上的衢州开拓进取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的篇章。

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最高等级的旅游资源有两项，即高山蔬菜基地与竹林竹海。从上门到少岭坞区域含治岭村的徐家、朱家、上金家坞、下金家坞4个自然村，既是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竹林竹海的主体区域，又是高山蔬菜的主要基地。流动山泉水养殖清水鱼也有资源潜力。竹林竹海配以治岭村6平方公里的山羊石林在江南也是少有的图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个地方是一片“净土”，是一个无工业化污染的环境，生产的是一流的入口产品。越往后，具有这种“净土”的环境要素会越重要。

在生产要素变迁，人口红利渐衰， 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将逐渐让位于创新、技术、文化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经济结构和文旅产业结构都将迎来巨变 ，疫情后城市目的地，短途、周边、自驾、微度假、轻休闲、跨界复合的产品将是未来的主流的今天，这个地方的一片“净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也是从上门到少岭坞区域民族村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上门到少岭坞，西连中国最美的杭新景高速公路柯城区七里进出口连接线，东连衢江区进出口。如果把大毛（大头村—毛坞村）连接线比作“天桥”，那么从上门到少岭坞的竹里畲村“世外桃源”就处在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云雾“天桥”之上。而处于自明清以后桃源七里成为衢州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山区的新文化发展模式的竹里畲村“世外桃源”，就成为灵鹫山名山开发建设最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盘蓝雷钟一路人，莫来相争欺祖亲；出朝祖歌唱过了，子孙万代记在心”。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一带深山老林有蕴涵着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的畲汉大团结协作迁入的特殊性，航埠北淤村一带的畲民具有在河谷平原区聚集与聚集规模有着在浙江省最高的特殊性。他们共同谱写了历史上的衢州开拓进取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的篇章。航埠北淤村一带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同姜家山的柴家一起，创下了全国最大的柑橘鲜果包装加工集散中心市场。柯城区畲族四个民族村

的乡村振兴战略，在衢州乃至浙江都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与战略意义。

“特殊”隐含着“人无我有”战略优势。实践证明，民族村的乡村振兴战略有无各级政府的支持，结果会大不相同。在民族乡村振兴这个“特殊”的战略时点上，柯城区四个民族村的乡村只要“山上”（灵鹫山西北部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山下”（河谷平原区的航埠镇北一、北二、殿前）联合互动互补发展，易于争取到省部级的战略支持。

具体到灵鹫山西北部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可紧扣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的畲汉大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按朴素的生态观，顺应自然和以最简便的手法进行景区布局与打造，向人们展示我国南方畲族的游耕民族不停的迁徙变迁历史宏幅图景；在组织上可走围绕“ 景美 、 业兴 、 民富 、 村强 ” 八个字的 合作社模式（村民集体核心村民入股、政策支持、银行资本支持） 的组织与自组织的路子，并利用 创新、技术、文化驱动 三驾马达驱动整合沿大毛线（大头村—毛坞村）公路以上门为中心的七里乡中部及东北部10公里范围的资源——就是以村集体为核心实践三个依靠;依靠好的发展思路,依靠村两委和村合作社;依靠当地畲汉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信，灵鹫山西北部七里从上门到少岭坞在市、区支持下，民族村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子会越越宽阔。

这里用诗人林敏苏《畲族情缘》结束本文

奇丽的文化异族的风情一处山青水远原始部落一个凤凰图腾谟拜传承盘瓠与高辛公主的联姻也已是五千年前的故事却如畲族的青山绿水渊源流传绵延至今同一片皇天穹顶同一块闽越大地语言与服饰可以不同起居与饮食也有相异却是同属华夏一个渊源同流着炎黄一样的血脉帝喾韶乐凤凰来朝盘瓠英勇畲族绵延几千年的星月轮转不改畲族崇凤爱女的习俗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用脚步丈量畲族每寸土地瞭望苍茫远古历史的天空仿佛看见昔日的凤凰依旧翩翩起舞畲山青翠畲水流远凤凰于飞永志其祥！

（部分来自柯城发布及网络）

3月5日

由来: 源于古诸候名的姓方雷是炎帝神农姓的九世孙，因为战功被黄帝封在方山（现在的河南是北部的嵩山一带），建立诸侯国。他的子孙用国作为姓，就是复姓方雷姓，后来又分为两支，一支姓方，一支姓雷。并非只在汉族中有雷姓，在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雷姓，这是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其中，居住在青海、甘肃一带的雷姓，有许多是羌族人。唐代，山越首领、潮州人雷万兴，与同族人蓝奉高等先后领导闽南、粤东山越人民反抗唐朝的残暴统治，斗争持续了40多年。唐代还有制琴能手雷威，四川人，世称他所制的琴为雷琴，曾参与北京太和殿等工程的重建，他的后代继承他的事业，主持宫廷的营造工作达两百余年，北京圆明园和颐和园中大部分建筑均为雷氏设计。清代咸丰时刑部侍郎雷以咸，曾创办厘金（一种商业税），后来成为清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近现代，雷姓更是人才济济，既有科学家、文人、学者，又有军政界的高级官员和英模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11559湖南雷氏家谱□□卷， （清）雷惠霖等纂修。 清咸丰十年（1860）敦睦堂活字本。 南京博。 注：书口作《雷氏续修宗谱》。该族散居祁阳、常 宁等地

朱启钤先生撰《样式雷考》言雷金玉“投充内务府包衣旗”。此说未见于雷氏所遗家谱、笔记，可能是雷献瑞、雷献华兄弟向朱氏口述的。包衣是旗籍的名称，原是满洲话“家”的意思。清未入关前，凡所获各部落俘虏，都编为“包衣”，分属八旗。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的，隶内务府；属其余下五旗的，隶各王府。朱氏所说的“投充”即投靠，是包衣的又一来源。投充人既有贫困无依或被勒索逼迫者，也有带地投充者。前者为谋生，后者则为得到政治上的庇护，但法定身份都是奴婢。按此说，雷氏既然隶内务府包衣旗，显然是上三旗之一。至于是哪一旗，《样式雷考》也没有明确。雷氏家族自康熙朝至咸丰十年（1860年），主要聚居在宛平县海淀村槐树街。咸丰十一年（1861年）迁居城内。雷景修一支住西直门内迤南东观音寺路北；另有一支住新街口以东水车胡同，始自雷家瑞子懿修于道光廿一年分居；雷思起笔记云雷氏族祠在东直门北新仓。而雷克修撰《雷氏支谱》，跋亦云其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自海甸（淀）槐树街祖宅迁出，别居东直门北新仓。查东观音寺属正红旗地，水车胡同属正黄旗地，北新仓属正白旗地，各不相同。后二者倒是属于上三旗，但不知何故样式雷的正宗传人却择地于下五旗之正红旗地居住。作者认为，虽然雷氏长期居住在海淀，但从族祠所在地分析，应属正白旗人。

雷氏《城内外各处雷宅置房产图五十处》显示雷景修置办的50处房产位于北京西城地区和西直门、阜成门内外，其中有30处集中在宣武门至新街口这条南北大街的两侧，地跨均为下五旗的正红、镶红、镶蓝三旗，足见到清末，旗民管理涣散，住地的划分不再像清初那样严格了。

但雷氏为包衣旗人之说也有可疑之处。众所周知，八旗制度规定，旗人按期领取“钱粮”，包括“月饷”和“季米”，并禁止旗人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就现存雷氏账目来看，尚未发现其以旗人身份定期领取钱粮的记载；同时至迟从雷景修开始，雷氏在样式房工作之余，还兼作多种经营，也与八旗制度相悖。这或许从侧面说明，此时雷氏家族已经不在旗籍了。查乾隆七年（1742年），高宗旨在缓和“八旗生计”的压力，曾谕令在京八旗汉军出旗为民。随后，内务府和下五旗王公所属的汉族血统包衣人，也多被出旗为民。倘若朱启钤云雷金玉“投充内务府包衣旗”事不假，雷氏也肯定是在乾隆年间已脱离旗籍了。有鉴于此，因为无法考证雷氏北新仓族祠的创建年代，所以由此来推断雷氏所在旗籍的依据也就有可能不够充分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一日的《堂谕司谕档》记载了内务府向样子匠放给津贴和添给饭食银两的特谕。其中写到发放的三条原则：一是“开工放，止工停”；二是“著掌案头目人雷思起自行秉公酌量添给当差勤奋之人”；三是“经此次定准后，尔等如有差使迟误，或另有私事滑懒之人，一经查出即行撤去工食”。可见，内务府与样子匠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而不是包衣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作者认为，从职业角度来看，样子匠在宫廷中既无编制又无名份，都是临时被派当差，由熟悉设计业务的工匠充任。样子匠的身份与普通匠役无二，是凭特殊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在相关档案中亦被称为“烫画样人”。在《翁同龢日记》中是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的“画工”。 光绪十九年（1893年）雷廷昌在一张纸片上写过这样一段话：“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按）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上奉旨议（意），下遵堂司谕，其拟活计，自案（按）法办以成，更改由上意。而今办法，上意传出，官役并无定准办法，下忍（任）意拟办，三心八意，以至用有办法之人，又忍（“任”？原字被删去）听回禀，例制直言，不顺耳也。”尽管这段牢骚话的后半段读起来不够通顺，但还是表述了很多关于样子匠在清代皇家建筑设计中的作用等极富研究价值的宝贵信息。

首先，“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说明样式房及其匠人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处于主导专业地位，与现代建筑专业及建筑师的作用基本无异。

其次，设计方法是“案（按）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即根据清代建筑工程模数化、标准化的生产与设计特点进行建筑设计，完成图纸和模型。

再次，“上奉旨议（意），下遵堂司谕……更改由上意”，说明业主（皇帝、太后、董工王大臣）的意见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占统治地位。《园冶》论造园有 “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之说。但计成所说的“主人”，“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即所谓“主人”不是建筑物的“主人”，而是主持建筑计划的人（即今日之建筑师）。建筑师必须善于秉承园主人的意图，并把它转化为规划的主导思想，从而具体地贯彻于造园的全部实践之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是一座园林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在清代皇家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中，皇帝往往对建筑工程直接发出指令，甚至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此时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建筑物的主人；而应该作为“能主之人”的建筑师的作用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除了雷廷昌的笔录外，各种文献、档案中记载的皇帝、太后直接干预皇家建筑设计、施工的实例不胜枚举。对于 “主人”的意图，样子匠只有和盘接受，即便是朝令夕改，也只能在所不辞。所以，清代皇家建筑设计的优劣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皇帝、太后或董工官员的修养和学识的，不是样子匠能够左右的。加之工程进行过程中，了无专业背景的中下级官吏的阿谀奉承和中饱私囊，制造了重重困难，无怪乎雷廷昌会发出那样无奈的感叹了。 样式雷与帝、后之间的对话，就目前材料看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前述《雷金玉墓碑》中记载的“恭遇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庭工程，我曾祖考（雷金玉）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皇恩召见奏对。”第二次是“（雷）思起自记，同治十三年因园庭工程进呈图样与子廷昌蒙召见五次”。实际上，这两次召见都是特例，第一次是在上梁仪式上，第二次则是因为圆明园重修工程不便完全公开。

结合前文关于雷氏家族通过捐输取得散阶职衔的论述可知，所谓样式雷世家“时常得到皇上和太后的肯定和奖赏，有时皇帝要亲自召见奖赏，还要加官进爵”的说法明显有臆断的成分。 样式房不仅专职从事建筑设计事务，还要与算房合作编制相关《工程做法》，并和各承包厂商及工头联系，指导施工。雷廷昌幼子雷献华与高氏联姻，其后人自云高氏即为“算房高”（高芸）家。雷氏家族与其他木厂也素有业务往来，如朱启钤辑《雷氏年谱》记载：咸丰元年，雷思起上天合局看活后赴昌西陵三义局作柜三年。但转年思起辞退三义局，奉吉堂谕随赴昌西陵工去。咸丰九年，思起赴陵工，其弟思振随赴广源厂写账。

上述记载说明样式雷世家除了自己对后人进行业务训练外，还要派他们到木厂实习，以增加实践机会。在雷氏账目中经常记载从某某木厂领回银钱数十两乃至上百两，却从未说明这些款项的名目。作者认为可能是接受木厂的“指导费”或“回扣”。

以上所述足见样子匠与算手和木厂之间也保持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