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氏家谱辈份顺序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4浏览：4收藏

韩氏家谱辈份顺序,第1张

山东淄川：在修厥德长发其祥克己治人百世弥昌宗社崇怡国蕴玉堂贵正举直隆厚华光。

四川苍溪韩氏字辈，永大宗元先文章，山林玉秀仕泽祥，学到思建辉前续，中流登云家国昌。

四川南充韩氏字辈：成中定维长，家修必培光，慧怀忠接迟，从此远思良。

湖广填川韩氏族谱：三成志恒文，锡国克永定，齐家伦安邦，陈周复绍晋。

四川平昌韩氏字辈：永思光贤宗，维德良可首，山川有大禹，日月兴长久。

江苏邳州韩氏字辈：

“龄先光昭，鸿业立勋，忻然隆盛，家法承君，泽延后嗣，福绵乾坤，文武兆庆，万载如新"。公元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统一的字辈。

江苏省沛县地区韩氏字辈：（清乾隆十二年次叙）允怀（增志）维大德（有），方正兆宜传；民国八年又新启宗派十字：本培同兴立，启庆懋俊延。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地区（银坑）韩氏字辈：（雍正十三年谱已载入）尚应永启，维毓图兴；孝振克广，隆盛世承；士学守道，希贤献能；心法传衍，可大有恒。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口岸地区韩氏字辈：鹤鸣裕久高，万代永兴隆。

陶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六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六。

寻根溯源

陶姓来源有六：

1、出自唐尧。据《元和姓纂》和《姓苑》所载，尧担任部落首领之前，以制作陶器为业，其后子孙有以其职业技艺命氏，称陶姓。

2、亦出自唐尧。据《辞源》所载，相传尧帝初封于陶（故城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后徙封于唐（故城在今河北唐县），其后子孙以封地为氏。

3、出自虞舜。据《元和姓纂》所载，西周初年，舜之裔孙虞思，官至陶正（即管理陶质器物制作的官职），其子虞阏承袭父职，其后子孙以官为氏。

4、以职业为姓。据《风俗通》所载，商朝七族中有陶姓，都是以陶治（陶工和铸工）为职业，从事制陶的庶民也有以“陶”技为姓的。

5、避讳而改。据《宋史本传》所载，宋有陶谷，原姓唐，避晋祖讳，改姓陶。

6、出自他族改姓。满族陶佳氏、托和罗氏、达斡尔族吐钦氏、古隆氏，锡伯尔族托库尔氏汉姓均为陶；今白、傣、京、苗、瑶、彝、布朗、蒙古、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唐尧。上古圣帝。在其担任部落首领之前，曾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居住，以制作陶器为职业，其地世称为陶丘。另说尧帝少年智慧，十三岁时就助其兄挚帝治理天下，因功封在陶丘，十五岁时又改封在唐，所以史称陶唐氏。尧开创了禅让制，死后把帝位禅让给了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舜。尧贤明民主，为世所敬重。后世子孙或以技艺为氏，或以封地为氏，称陶姓。他们尊唐尧为陶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由上可知，陶姓最初是以山东定陶为发祥地。周以前，陶姓于史书不显。春秋时才出现了第一位名载史册的人物，即以节义传论千古的女性陶婴。春秋战国时期，陶姓逐渐南移到今河南兰考一带，后经繁衍发展，形成了陶姓历史上的第一大郡望——济阳郡。西汉时，有陶舍、陶青出仕长安，而陶青功封开封侯，子孙世袭其职并家于当地。两汉时期，陶姓人逐渐南迁于江苏、安徽一带，并在长江之南落籍，如东汉徐州州牧、溧阳侯陶谦即为丹阳（今安徽宣城）人。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士族大举南迁，河南、山东陶姓开始南迁江浙，而原居苏北、皖北之陶姓亦渡江入浙赣。此期在江南一带涌现出了不少陶姓名人，如东晋侍中太尉、鄱阳（今江西波阳）人陶侃，其后迁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著名诗人陶渊明即为其重孙。南朝宋孝昌相陶贞宝，晋安侯陶隆均为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后经不断繁衍，陶姓在上述地方形成了族大人众，子孙昌盛的局面，于是后世陶姓以丹阳、浔阳为其郡望堂号。宋代以前，陶姓发展依旧以上述两地为主源，在江南各地缓慢播迁，并有陶姓一支进入湖南。宋代时，陶姓在北方得以发展，陕、豫、鲁、晋、冀等地均有陶姓人。南宋末年，江南一带狼烟四起，陶姓有播迁于湘、鄂、闽、粤、桂之地者。明初，陶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而两湖之陶姓则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入居四川，进而播迁云贵高原。清时，陶姓已广布全国，并有渡海赴台，进而播迁海外者。如今，陶姓分布以江苏、上海、浙江三省为多，三省陶姓约占全国汉族陶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郡望堂号

陶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如下郡望：

1、济阳郡，治所在济阳，辖境相当今河南兰考东，山东东明南；

2、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3、浔阳郡，治所在浔阳（今江西九江）。

堂号：

“丹阳”、“爱菊”、“浔阳”、“五柳”、“寸阴”等。

宗族特征

1、陶姓南迁要早于其他姓氏。早在两汉时期，陶姓已有人渡过长江并繁衍发展。

2、陶姓多品性高洁之人。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山中宰相陶弘景，率众起义的陶峙岳，不同流合污的陶铸等。

名人精粹

陶侃：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东晋名臣，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性聪敏，笔翰入流，为政慎密。人称其书法肌骨相媚。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大诗人、文学家。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其诗更卓然高标，别树一帜，影响深远。代表作有诗歌《读山海经》、《咏荆柯》、《归园田居》，散文《桃花源记》，辞赋《归去来辞》等。有《陶渊明集》。陶弘景：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陶隆之孙，南朝梁道教思想家、画家、医学家、书法家。入梁不仕，武帝礼聘不出，但朝廷大事辄就谘询，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善琴棋，工草书，精图画，隶书不类常式，骨体遒媚。有《图象集要》。陶守立：池阳（今安徽贵池）人，五代时南唐画家。长于释像鬼神、庭园殿阁、子女奴隶、车马山水、靡不精妙。陶弼：永州祁阳（今属湖南）人，宋代诗人，以功授阳朔县主簿，后任邕州东上阁门使。有《陶邕州集》。陶裔：京兆户（今陕西户县）人，宋代画家。精于花竹翎毛，选翰林待诏，其笔法与黄荃相似。陶复亨：新昌（今属浙江）人，宋末元初诗人。元初充兴国军教授。以文行名，有《梅花百咏》。陶宗义：浙江黄岩人，元末明初书学理论家、文学家，号南村。能诗工书，工小篆，著有书学理论书《书史会要》。另有《南村辍耕录》、《南村诗集》。陶成：江苏宝应人，明代画家。多才艺，诗文古朴，书善四体，擅画花鸟人物，芙蓉称神品，为世所珍。陶澍：湖南安化人，清代大臣。嘉庆进士，道光时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兼管盐政。陶窳：湖南湘潭人，清代书画家。工诗文，精书法及篆刻，尤长画花卉。陶峙岳：湖南宁乡人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一九四九年在新疆起义，一九五五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一九八八年逝世。陶勇：安徽霍丘人，中共高级将领，作战勇猛，一九五五年授中将军衔，文革中含冤而死。陶铸：湖南祁阳人，中共高级***，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文革中为文革小组成员，因不愿与林江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被迫害致死。陶行知：安徽歙县人，近代教育家。最早注意到了乡村教育问题，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著有《中国教育改造》、《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翟姓，居于北方者读（Dí音狄），迁居南方者读（Zhái音宅）。

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292位。翟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河北、山东多此姓，上述两省之翟姓约占全国汉族翟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江苏省连云港市宿城乡是翟姓较多的聚集地。翟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八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五。

扩展资料：

姓氏源流：

源流一：

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周成王封次子于翟（故城在今河南省鲁山），其后以国为氏。

源流二：

出自隗姓，以国名为氏。隗本来是周代中原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赤狄人的姓。春秋时，赤狄人活动于晋、卫、齐、鲁、宋等国之间，称为翟姓。

源流三：

出自祁姓，是黄帝轩辕氏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所载，上古时候，北方有翟族（后称翟国）。

源流四：

出自张姓改翟而来。据《知足集斋集》所载，安徽泾县之翟姓，原姓张。

源流五：

出自他族改姓而来：（1）白族以海螺为图腾的氏族，有的记音为翟姓。（2）今瑶、满、蒙古、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有以下家谱文献：

天津静海翟氏世谱，（清）翟馨山纂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八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翟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六～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无为濡南翟氏支谱十卷，（清）翟琢之等纂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忠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天津静海翟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六～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宜兴翟氏宗谱十六卷，（民国）翟根盛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承绪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参考资料：

翟姓

狄姓的来源

一、来源有三。

1、源于有娀氏，出自商王朝始祖契（阏伯）之母狄，属于以先祖母名字为氏。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殷契母曰狄。狄，亦称娀，是传说中商王朝始祖契（火神阏伯）之母，一作娀简、简狄、女修、简易、简逷，是颛顼之裔有娀氏（山西永济）之女。史书记载，有一次她偶出行浴，吞鳦卵而生契。鳦，是燕字的古写。其实，在氏族图腾分类学上，商族为东夷的一个分支，以鳦为图腾，所以有玄鸟生商之说，当由夷族鸟图腾推衍而来。在契的时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其后裔子孙中，很早即有以先祖母之名字为部族称谓者，称狄氏族，后以为姓氏，称狄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远早于周王朝时期形成的狄氏。

2、源于姮姓，出自尚末周初北方民族狄族，属于以部族名称为氏。

狄，在唐虞时期封黄帝之后姮姓氏族为狄氏、翟氏，始有狄族，世居北地，后在商王朝时期迁徙西河地区。周王朝时期的狄族，主要活动于齐、鲁、晋、卫各诸侯国之间，后世的子孙中有取族名的谐音汉字为姓氏者，称狄氏，世代相传。公元前的一千年间，狄族一直活跃于今陕、甘、宁、内蒙鄂尔多斯以及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西部一带，东汉末期至魏、晋期间，大部分融合于汉族之中，少部分成为后来蒙古民族的先民，狄的称谓在历史上消声匿迹了。在历史上狄族的后裔子孙中，有以部族汉称为姓氏者，称狄氏，历经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在隋、唐时期已经是蔚然大族，世代相传至今。

4、源于官位，出自两周时期官吏狄者，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5、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工匠狄虒弥，属于以先族名字为氏。

6、源于匈奴族，出自唐朝时期西北回鹘族，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唐朝时期，西北部有一著名的回鹘民族，是秦、汉时期古匈奴民族的一个别支。回鹘民族中有一个庞大的分支，被汉史北称高车族，南称丁零族，当时族人中就有以部族称谓为汉化姓氏，称高车氏、丁零氏者。在唐朝中、后期至五代时期，该部分族人逐渐改称为单字汉姓，北方多称为狄氏、南方多称为翟氏，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世代相传至今。而回鹘民族的主体部族，则大多留居新疆、青海地区，逐渐演化为的维吾尔民族。

7、源于契丹族，出自五代时期辽国大将耶律赫邈，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8、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阿鲁科尔沁蒙古的蒙古族毕德兀德氏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爱音狄氏，在明朝后期多冠汉姓为狄氏。

二、迁徙分布，聚集地

狄氏是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省均未进入前三百大姓。狄氏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主要分布在江苏溧阳、山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由于狄氏是中国姓氏当中比较罕见的姓氏，所以相关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见，说法也是不尽统一。狄，在古代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商朝时狄族活动于今甘肃、陕西、宁夏内蒙一带。周朝的祖先在古公坛父为首领时，在陕西豳地（中国陕西旬邑）发展农耕，经常受到周围戌族、狄族侵扰，于是沿渭水而下迁居周原（中国陕西歧山），后发展成周国，儿子季历即位后，打败了戌族、狄族的侵扰，周国逐渐强大起来。当时狄族部落众多，以赤狄、白狄、长狄最著。赤狄，隗姓，在殷及西周的西北部，当时也称鬼方（鬼方为殷周部族名），各种史书都有殷周攻伐鬼方的记载。春秋初，赤狄东出秦、晋之地而入于晋，并据太行而建群国，其势力大盛，后又东向灭掉刑国（中国河北邢台）、卫国（中国河南淇县）。是后狄人西扰周、晋，并与周王子带勾结，将周襄王逐出王都。晋文公出兵勤王，大败狄师，杀叔带。狄乃东渡黄河，进入河南山东，侵扰宋、卫、齐、鲁。后赤狄内部发生分裂而衰落，被周边侵占驱逐。白狄原同秦同住雍州一带，在晋国西，后亦渐徙晋东、鲁西，建立多个小国，其中以河北中部的肥、鼓、鲜虞三国最大。春秋末鲜虞改称中山，战国时成为与燕、赵、韩同时称王的千乘之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北平山县出土中山王墓及中山国都遗址的文物，说明当时狄族融于华夏文化之中。汉朝，置狄道（道即县也，少数民族居住的称道）属陇西郡。以地居狄族而名。晋朝改为武始县。隋复为狄道，属兰州。

唐天宝三年置狄道郡。故城在今甘肃临洮县。公元前的一千年，狄族一直活跃于今陕、甘、宁、内蒙鄂尔多斯以及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西部一带。公元后才消声匿迹。狄族和狄氏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周成王封狄城肯定同当时强盛的狄族有关。据明嘉靖甲午（公元1534年）修的狄氏家谱记载：梁公（狄仁杰）出于太原，吾郡之狄，则由太原而迁闽，由闽而迁太。

三、郡望堂号

郡望

天水郡：西汉朝元鼎三年（丁卯，公元前441年）置郡，治所在平襄（甘肃通渭），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通渭县、秦安县、定西县、清水县、庄浪县、甘谷县、张家川县及天水市西北部、陇西东部、榆中东北部地一带地区。东汉朝永平十七年（甲戌，公元74年）改为汉阳郡。三国时期曹魏仍改为天水郡。西晋时期移治到上邽(今甘肃天水)，北魏时期仍改回为天水郡，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甘谷县等市县一带地区。

太原府：亦称太原郡。战国时期秦国庄襄王四年（乙卯，公元前246年）置郡，治所在晋阳（山西太原），其时辖地在山西省五台山和管涔山南部一带、霍山北部一带地区。北魏时期辖地在今山西省阳曲县、交城市、平遥市、和顺县之间的晋中一带地区。隋朝时期改晋阳为太原，又另设晋阳，与太原同城。唐太原府洽亦在此地。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中年，改并州为太原府，移治阳曲（山西太原）。以后宋朝、金国的河东路、河东北路，明、清两朝以来皆为府。民国时期为市，山西省会所在。

东海郡：亦称郯郡、海州。东海郡在历史上有三处：（1）治所在郯邑（山东郯城），后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为县、郡、刺史部治，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已有人群定居，时境为东夷之地，太嗥氏为东夷一著名酋长，少嗥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朝时期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国附鲁，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即出于此，战国时期为越国所灭。秦朝时期始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秦、汉之际曾称郯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郑城一带，治所在郯城县北部；西汉时期下辖三十七县，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州以东和宿迁、灌南以北一带地区。（2）东晋时期置于海虞县（江苏常熟）的东海郡，后移治所到京口（江苏镇江），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费县、临沂县、江苏省赣榆县南部、山东省枣庄市、江苏省江苏省邳县东部和江苏省宿迁县、灌南县北部一带地区；唐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撤县入下邳，唐元和中期复置，始有郯城县之名，不久又省入临沂；元朝末期复置郯城县，明、清两朝之后县域有变，但县名未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其地隶属山东临沂地区。（3）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及后来的隋、唐诸朝时期，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所在朐山（江苏连云港海州镇），其时辖地在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一带地区。

堂号

天水堂：以望立堂。

太原堂：以望立堂。

东海堂：以望立堂。

梁公堂：狄仁杰两度为唐朝宰相，逝世后被武则天追封为梁国公，始有此堂号。

可以。我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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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碑文的意思是说：墓里埋的是两位清国人，其中男性墓主人姓“王”自“愚庵”，曾被清朝政府追封为“荣禄大夫”（从一品的文职官衔），女性墓主人“翟氏”，曾被清朝政府追封为“一品夫人”（正一品荣衔）。

“皇清”是墓碑上常见的写法，意味着死者（或立碑者）是清国的臣子。

“暨”是连词，有“和”，“及”的意思，用来连接两个平等身份的事物。也就是说，两位墓主人的关系可能是夫妇。

按照清朝的礼法，够级别的官员死后朝廷都要追授个封号，逝世前拥有的最高官衔都要写在墓碑上，也就是说，碑上如果有多个官衔，说明墓主人是实授官员，而这位王先生只有一个官衔在碑上，提示他可能不是实授官员，而真实身份则可能是地方士绅商贾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

由于荣禄大夫不是什么大官，而且不是实授官衔，清朝王姓士绅又有很多，因此只能通过地方县志和家谱的方式查找这位王先生和王崔氏的生前经历了。

另外，我在网上顺手搜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医学典籍记录着一位清朝的王愚庵先生的事迹。

冷庐医话·慎疾卷：“余在台州时，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余，患时感症，坚守不服药为中医之戒，迁延数日，邪热内闭神昏，家人延医延医，无及而卒。”

冷庐医话的作者姓陆以湉是1802-1865年的人，道光十六年的进士，后以父命改从教职，并选授浙江台州教授。因此陆先生说的“同官王愚庵”先生，大抵也是县学教师一类的人物。不过南人好服补药，这样讳医忌疾的穷教师似乎不象是捐得起功名的人物。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就有待对照史籍查考一番了。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