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学国学】义庄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4浏览：3收藏

【开心学国学】义庄,第1张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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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桂、国、重、愈、志、应、荣”

“永、时、元、良、克、承、祖、宗”

“孟、仲、继、贤、四、大、名、家”

“善、积、益、梦、垂、裕、孔、嘉”

“中、正、为、宪、屏、经、用、传”

“朝、有、硕、德、士、作、孚、先”

“存、仁、体、敬、以、后、其、基”

“庆、笃、万、年、生、恒、永、之”

文/范伟平

根据桐庐县瑶琳镇范家村范顺陆保存的《分阳范氏家谱》记载:“分阳范氏家族自明景泰元年（1450），从兰溪村迁居分水五管潘岭脚罗家畈。始祖：范荣，字式玉，行崇一。系春秋越国大夫范蠡（陶朱）、北宋名臣范仲淹后裔。第二世范澳迁卜善村（百岁里范家），范清迁安乐村（百岁外范家），第八世孙范有社赘居马雪塔，第十四世孙范荣贵迁桐邑大奇，荣富迁潘村（瑶琳镇），第十五世孙范生富迁潘畈（钟山乡），尚球迁何宋（瑶琳镇）。”又据浙江丽水青田县章村乡陈山头村《范氏家谱》记载，他们村范氏家族的祖先是明朝的时候从分水迁居青田县的，系范仲淹后裔。近代青田范仲淹后裔迁居建德，在建德也有了范仲淹后裔。

在古代分水县被称为分阳，明代范仲淹后裔分布在分水县管辖的瑶琳镇范家村以及分水镇的外范村、富源村的范家坞等地。目前从保存下来的《分阳范氏家谱》来看，桐庐境内的光祖堂、光裕堂，善庆堂等分支均为范仲淹后裔。

在分阳范家代代相传一个故事，相传范仲淹后裔范荣从兰溪定居分水五管潘岭脚罗家畈后，他的妻子一连生了六七个女儿，一直不见男丁，这可急坏了范荣。范荣于是到分水镇蠡湖村范家走范家宗亲，经过蠡湖村范家的同意，把范蠡后裔的男丁抱给了范荣做儿子，自从抱养了范蠡后裔的男丁以后，范荣的妻子终于生了一个男丁。这个从蠡湖村抱养的儿子就叫范澳，他就是范蠡的后裔，对于范荣来说，这个儿子是“大门外”的儿子，他后来迁居在百岁里范家定居，他的后裔堂名改成了光祖堂；这个范荣自己生的儿子名字叫范清，这个儿子是“大门内”的儿子，他后来迁居在百岁外范家，他的后裔堂名改成了光裕堂。所以说，范蠡后裔和范仲淹后裔在桐庐相互融合成了一家人，但堂名还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分阳范氏分两班人马：一班是光祖堂，这班人是范蠡的后裔，第二班的堂名是光裕堂，这班人是范仲淹的后裔。但无论是范蠡后裔还是范仲淹后裔，他们相互融合成自己人了。由于百岁范家在深山老林里，过去交通不便，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范家人躲过了一劫，所以直到今天，光裕堂和光祖堂后裔各半，人数不分上下。但对于分水镇外范村来说，这里以前也有光裕堂和光祖堂，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只剩光裕堂后裔，光祖堂后裔和其他堂名后裔已经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被“长毛”杀光了。我们这里也看到了范家在百岁也好还是在分水也好，均分成外范家与里范家两个自然村，在兰溪的范家村也是这样，一个外范家一个里范家，也许这就是范仲淹后裔取村名的共同特点吧！

目前瑶琳镇范家村还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呢！相传明朝时期范荣是一个地理风水先生，他落户分水五管潘岭脚罗家畈以后，他走到范家村发现范家是一个风水宝地，于是安排两个儿子分别占领外范家和里范家，在范家村有一个巨大的石笋，在石笋的平顶上竟然有一个棋盘，传说每天晚上两个“神仙”就会准时来这里走象棋，按照当时的说法，只要定居这两个地方，这里将来是出将相的地方。当时范荣和桐庐的姚天官(1414--1473)正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由于姚天官是桐庐人，父亲在他还是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姚天官七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改嫁给了江西人，随后他也随母亲去了江西。由于姚天官不是亲生儿子，当然受尽了后父的冷遇，包括江西那边的孩子也都欺负他。姚天官读书非常发奋，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最后当上了明代的宰相，所以姚天官对江西没有归属感。在姚天官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姚天官才抽出时间回江西一趟准备给母亲做寿。姚天官回家的时候竟然不按照常规出牌，穿了一件旧衣服回家，没想到在家门口被当地官员拦着不让进家门，姚天官于是拿出皇帝写的对联，当地官员一看上面的官印竟是当朝皇帝的官印，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姚天官，当地官员于是全部过来朝拜姚天官。给母亲做完八十大寿以后，姚天官回到了朝廷，皇帝想问问当地官员对姚天官的态度，结果姚天官一句话也不说，把头摇了一摇，结果皇帝认为江西官员是对他的不满，于是下命令把江西对朝廷有意见的官员抓了起来，后来竟造成了冤案，江西官员被冤杀掉一大半。如今现在还流传一句顺口溜：“姚天官把头摇一摇，江西杀掉大半朝。”这对江西的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于是大批的江西地理先生纷纷来浙江破坏浙江的风水。有一天一个江西地理先生来到百岁外范家，发现这山顶上的巨大石笋，他一看这里将会出一对将相，将来会对江西的官场构成威胁，于是想法破坏范家的风水。这石笋附近的山想种点庄家，什么都种不起来，今天劈山了，明天就杂草长绿了。当范家人把这件事告诉风水先生时，风水先生说：“杀一条狗，杀一只鸡，沿着石笋山脚拖狗和鸡，这里就能种庄家。”于是范家人请风水先生杀了一条狗和一只鸡，沿着石笋山脚一路拖，当天就乌云黑地下起了磅礴大雨，没多久一声巨雷就把石笋劈成两段，倒下的一段就插在后山中树立着。这时里范家有一个13岁的小孩，力大无比，他正在赶一只小牛过河，由于河水猛涨，他于是背起小牛过河，没想到一脚走滑，被大水冲走消失的无影无踪，据说范家的风水就这样被江西地理先生给破坏了。这当然是传说，当天也许真的发生了石笋被雷公所击倒，小孩背牛被大水冲走这一历史事实，但这一事件被后人传成了一段神话故事。

到了清朝，范家人崇尚武术，咸丰八年，分水县外范村里范家的范启煜成了清代分水县最后一位武举人。据范家人口头相传，他的两个儿子范少成与范少强均是武术大师。太平天国运动，分水县组织了以范启煜为首领的地方团练，分水县地方政府搬到了外范村金桥坞，他们父子兵保护分水县地方政府三年时间，最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手，整个分水县城存活的人只有六人，外范村只存活五人，合村乡存活7人。到目前为止，范家父子兵抗击长毛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到了1949年解放以后，瑶琳镇范家出了一个中国导弹专家，她就是范仲淹后裔范莘，家里小名叫范爱美。改革开发以后，分水镇外范村范华胜和范华勇两兄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螺钉厂和钢构以及房地产上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资产上亿元。

据清代光绪《分水县志》后记记载：“分水范家为清白家风。”范家的规矩是很严的，我们从小不要不拿别人的东西。家父范传贵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当了18年的生产队队长，不贪不拿集体的一分钱，上级组织要发给他个人奖品，他坚决不收，他常常公而忘私，严格要求自己，大公无私，为群众办事说道做到。范仲淹后裔的范家家风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在范家人后代得到传承。本人在2009年开始，为家乡老百姓卖青笋难问题出谋划策，自己出钱连续举办了六届“怡合青笋宴”活动，后来这一活动被分水镇政府接管，到今年第十届“怡合青笋宴”活动的成功举办，老百姓家里的青笋干不出家门就被销售一空。在我的努力之下，我的老家里范家，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敬老活动，过年的时候，全体村民吃一餐团圆饭，六十周岁的老人发一个红包，这一活动辐射到整个外范村，外范村各个自然村都先后开展了敬老活动。作为范仲淹后裔，我们要传承好范仲淹的精神文化，宣传好范仲淹精神，做范仲淹后裔的模范榜样，为社会贡献我们范家人的力量！

核心提示：朱说自己不姓朱。他是谁？他就是范仲淹。在果断走下去的路上，没有任何阻碍。范母派人去追已经是“范跑跑”的儿子。范留言：“妈妈，请给我10年时间，我带你回范的家。”范仲淹的“鸭梨”发源于此。对世界的焦虑始于对家庭的焦虑。

名人必须有“历史牌”，也就是说，每个历史名人都有自己的招牌，比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的“精忠报国”，而范仲淹的招牌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老师的“鸭梨”那么大，他应该在全世界担忧之前担忧。当时宋朝的人口大概是一亿左右，他要在一亿人口中抓第一。真的是宰相。但是，人的思想并不从人间堕落。范仲淹的大“梨”是怎么长出来的？这跟他的教养和他的母亲有关。

人的理想和境界，大多和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

种“梨”的人：范仲淹的母亲

宋真宗祥符第四年，1011年，贾珠上院，巡抚山东单县。一群叫朱的孩子正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成本。一个脸比较软的年轻人，朱硕，23岁。他深感忧虑地对兄弟们说：我们的父亲攒下这点家产不容易，不要浪费了。这样的话不止一次从他嘴里说出来。谎言重复一百遍成为真理，真理重复一百遍成为散漫。这时，一个叫朱的弟子憋不住了，说：“哎说，走开。朱的钱我们自己用，你何苦呢？”朱本能地反驳，“我也是朱的家人。怎么不关我的事？”回答朱这番话的是一阵笑声和冷笑，一阵憋了多年的笑声和冷笑。笑声背后，是一种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样眼神。

范仲淹曾经是个“范跑跑”

这时，一位老家属可能会把朱的袖子拉到一边，小声说：“孩子，你这么大了，应该知道你不姓朱，姓范。你不是山东人，是苏州人。你两岁的时候，爸爸不在了，妈妈带着你改嫁了。”

真相大白后，贾珠四合院从暖春变成了冷秋，从繁华变成了洪水，一砖一瓦，曾经是那么的温暖和亲切，现在细看却是不堪回首。于是，一架琴，一把剑，一种志在必得的心情，朱说他的同学去了南方。

往南去哪里？到睢阳。

朱不姓朱，但他是谁？他就是范仲淹。在果断走下去的路上，没有任何阻碍。范母派人去追已经是“范跑跑”的儿子。范留言：“妈妈，请给我10年时间，我带你回范的家。”范仲淹的“鸭梨”发源于此。对世界的焦虑始于对家庭的焦虑。

“鸭梨”太大：寒窗苦读养母

范来到河南睢阳，他的周密计划要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的应天府书院开始。当然，在书院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名利，从而公开解决自己的宗族归属问题。

网络图

得益于当时的大宋政府，应天府书院藏书数千册，名师众多。当时是全国一流的综合类院校，而且居然是免费的！范仲淹冲了免费读书的好政策，留在了书院。获得功名不仅仅是功名的问题，更是独立生存的经济问题，是尊重祖先的荣誉问题。这么多问题的粉丝同学，看书也不容易。他得速战速决，把别人的十年学分缩短到五年，把持久战变成闪电战。这就叫密度换长度，换来最后的胜利赚名声。

接下来，范进入了魔鬼读书计划阶段。

范仲淹的“魔鬼训练计划”

人为地延长一天的时间。是时间海绵里的水，总有挤压的时候。范同学在哪里挤？简直就是压榨！“没日没夜好好学习，五年不脱衣服睡觉”。基本上就是穿着衣服睡觉。

认真学过的都知道，冬天起床穿衣是需要时间的。首先在床上取暖，然后不穿一层。这段时间花在读书上有多好？多读一页，就早一天接妈妈回家。想到这，你还有心思睡被子吗？

当时估计范仲淹睡觉的姿势是半坐半躺，就像一个士兵拿着枪在战壕里短暂休息一样。

降低对品味的要求，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阅读上。范的刻苦学习引起了第二代学生的同情和钦佩，于是他把好吃的打包送上门。结果范不领情，任其腐烂。

这件事可以用现代的观点来解释：生活就是“味道”，“味道”的指标在生活中是有限的，而且分布不均。当你的“口味”集中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时候，就分不清做饭和吃饭了。

所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往往就是吃几个包子，一份外卖，解决三餐。我真的没心思做饭。味道不在其中！

减少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把好奇心集中在阅读上。“两耳不闻窗外事”是贬义言论。其实真的需要学习，需要做大事。人生中确实有一段时间，你闻不到窗外的东西。范同学想到自己的遭遇，想改变命运。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谁也不能打断他们，就算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能打扰。

有一年，皇帝确实来了。1014年，宋真宗路过离书院不远的商丘。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国家***的真容也是稀罕物，大家都去看，还带着范的同学去看。范很平静，说：“以后再看也不迟。”几天后，27岁的范仲淹扬名立万，接受宋真宗的单独采访，为时未晚。

梨遍布世界各地。

做慈善拯救家庭。

庆祝新政，拯救世界

经济独立问题解决了，是时候解决家庭问题了。29岁，范回归本名，正式上任时接回母亲。从此天下再无朱，范仲淹成了他的新壳。

范仲淹对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自负。他写了一首诗说：“乡亲之间不互相羡慕，要多教孩子读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范仲淹无非是一个狭隘的自我韩。他之所以名满天下，是因为他善于把这个家族“雅礼”扩展到整个家族和整个世界。

范仲淹的母亲当年带着儿子改嫁，主要是经济原因，想找人维持他们母子的生存。如果她不能在经济上独立，她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姓氏独立。范仲淹想到自己可能是异性家庭的一员，可能已经出了一身冷汗。他在《续家谱序》年说，“忆先人已失前谱，恐后赵穆仍未可知。”一个“怕”字就能说出“梨”。“雅礼”产生焦虑，焦虑产生责任感，于是他为范家创办了一个慈善机构，即益田。他自己说“是为了造义田，统计族群人口而给”。生活费按人头发。

范老师成了西部军区的军政要员。他工资高的时候，买了一千亩良田。在农业社会，耕地是最具保本功能的资金，可以赚取稳定的利息，因此成为慈善的首选。宋代钱公富的《义田记》详细记录了农田的分布情况。

难能可贵的是，范老师的“鸭梨”不仅仅局限于范家。他以母亲再婚为耻，没有忘记继父的养育之恩。清五年，也就是他写《岳阳楼记》的那一年，范仲淹提出申请，要求把他的高级职称转到他已故的继父朱名下。他深情地说，他的继父“不仅养育他，还定期给他指导”

更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并没有停留在读书求名利，孝顺父母，孝敬祖先的层面。他的“雅礼”与他的野心成正比，他家生长的“雅礼”的香味传遍了全世界。这个孩子要拯救世界，于是发动了“庆祝新政”，整顿吏治，淘汰冗员，节约开支，减少徭役，勤俭修军器。

来自家庭的“雅礼”被解释为一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伟大变革。

了解了以上关于范仲淹的成长心路历程，我们就不难理解《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和“卑微，谁归我们？”一个“忧”，一个“乐”，是“雅礼”的具体表现。当时，是李青的第五年，李青的改革开始失败。范仲淹的焦虑可想而知。

结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其实就是范仲淹心目中的“梨”，是一种焦虑。他的焦虑从自己发展到家人，发展到全世界，一路“梨”越来越大，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

适度的焦虑其实是一种奉献和责任的表现。所谓的“正常”，对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安慰。没有“梨”和焦虑，人是无法成就的。这种心情可以激发潜能和智慧。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你必须吃一些“梨”。当然，这个“梨”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苦。

起源演变

范，在汉族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中是一种草，产范草的地方也称为范。

小篆中范的字型是从草、从水。范姓是蛇图腾，以蛇为氏族族徽，由表木、水、蛇组成。是巳，为蛇图腾，丫”是表木，“十”是“四方”，代表四时。汜人居范邑，也以地为姓。

范氏部分起源于河南范县东南高码头乡老范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