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国宰相房玄龄，是唐代初年著名良相、杰出谋臣，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终生“效父清白”的饱学之士，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是一位可歌可颂的英贤。那么房玄龄与唐太宗的第十七女高阳公主是什么关系呢

　　于唐武德九年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房玄龄为中书令，十一年封梁国公。房玄龄生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房遗直、房遗爱、房遗则、房遗义，而高阳公主嫁给了房玄龄的二儿子房遗爱，所以房玄龄是高阳公主的公公。

　　房玄龄生前一直告诫儿子们不要以地望凌人，切勿骄奢沉溺，并集汇古今圣贤家戒，亲书于屏风上，分给各房子嗣。长子房遗直嗣爵，高宗初年做到礼部尚书的大官;次子房遗爱在太宗活着的时候，由于老婆高阳公主特受宠爱。

　　高宗继位后，她想自己老公承袭房遗直的公爵爵位，就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高宗让舅舅长孙无忌鞠审此案，竟审出房遗爱和妻子高阳公主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一干人都被逮捕，公主赐自尽，房遗爱伏诛，诸子都作为刑徒流配岭南。

历史上的张士贵

凡是欣赏过电视连续剧《薛仁贵传奇》的，没有不知道“奸臣”张士贵的，张士贵嫉贤妒能，把少年英雄薛仁贵整得狼狈不堪，走投无路，而自己到最后却落得个满门抄斩，身败名裂。正所谓民间相传的谚语：薛仁贵征东，张士贵得功。

事实上，张士贵却是地地道道的李唐王朝的忠臣，他出身将门，本领出众，知人善任，爱护士卒，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更兼之能文善武，堪称唐初一代名将。《唐书·张士贵传》记载：“张士贵，虢州卢氏人，善骑射，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高祖移檄招之，士贵即降，拜右光禄大夫。从征伐有功，赐爵新野县公，又从平洛阳，授虢州刺史，晋封为虢国公，右屯卫大将军。贞观七年，为龚州道行军总管，破反獠还，太宗闻其冒矢石先登，劳之曰“尝闻以忠报国者不顾身，于公见之”，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张士贵在新旧《唐书》中都有专传，但每传均二三百言，《资治通鉴》对张士贵的记载更是只言片语，先后不过三五处，对张士贵的生平研究是不够的。1972年，陕西省文物考古队在陕西省礼泉县马寨村发掘了张士贵墓葬，出土了数百件珍贵文物以及由唐朝著名文学家上官仪撰文的张士贵墓志铭，其中墓志尤为珍贵，志文几近3000言，系统而又公正地对张士贵的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

作为张士贵的后世裔孙，家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张士贵的55世孙张洲以及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石山，一直致力于对先祖张士贵的文化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日，张洲先生在获知山东省滕州市至今存有其先祖的遗迹以及先祖的后裔这一消息后，不远千里，驱车来到滕州，并向当地文化部门展示了张士贵墓志铭拓片和完整保存了1400多年的古老家谱，这份珍贵的家谱脉络清晰，从未中断，其先祖就是唐朝开国元勋张士贵。经研究证实，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不仅不是奸臣，还是与秦琼、尉迟敬德、魏征、程咬金等人齐名的忠臣名将。

出身将门

张士贵，隋朝开皇五年（公元586年）出生在虢州卢氏县（今河南省卢氏县），曾祖张俊，官居后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祖父张和，官居齐开府车骑将军；父张国，仕隋，历任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和参军，历阳令，还以军功授过大都督的职务。张士贵青少年时期便“文武并举，喜结豪杰，重义轻命”，“善骑射”， “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这些都为他以后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乱世枭雄

隋朝末年，隋炀帝大兴土木，筑造宫室，开挖运河，穷兵黩武，民不聊生，天下豪雄并起。乱世中，张士贵在家乡聚集豪杰，揭竿而起，自称大总管，怀义公，当地穷苦百姓纷纷前来投奔。在不断的征战中，队伍逐渐发展成为各路农民起义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据守在洛阳的王世充掌握着隋军主力，盘踞在河南的瓦岗军也在首领李密的领导下，拥兵百万。王世充和李密在中原经过多次麈战，难分胜负。于是，王世充和李密都想把张士贵争取过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可是，张士贵认为王世充和李密都是平庸之辈，难成大事，便断然拒绝了这两个军事集团的邀请，他固守自己的地盘，坐观形势的发展，潜心观察天下大势，寻找英主，此举初步彰显了张士贵的深谋远虑和政治洞察力。

归顺李渊

在隋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之际，李渊、李世民父子经过多年的秘密准备，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04年）五月起兵反隋，起兵之后，李渊父子避开了王世充和李密正在激战的中原，从黄河以北，直接杀向长安。李渊父子起兵不久，张士贵便敏锐地意识到这对父子才是群雄之中最有政治前途的人。于是，张士贵便“遣使输款”，表示愿意归顺。李渊对张士贵的归顺“深相嘉叹”，立即封张士贵为右光禄大夫。张士贵从此开始了他为李唐江山鞠躬尽瘁，纵横疆场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不过，李渊并没有让张士贵的义军参加攻取长安的战斗，而是让他继续在原地作战，扩大地盘，以牵制王世充和李密。此后，张士贵先后率部多次击败王世充和李密的劲旅，不断打击隋朝的腐朽势力，扩大地盘。一方面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在战略上解除了李渊进攻长安的后顾之忧。墓志铭上盛赞这时的张士贵的功劳时说：“英谋雅算，喻伏波之转规；决胜推锋，体常山之结阵”。把他喻为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和三国时期的名将赵子龙。

纵横疆场

隋朝义宁二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后，李渊见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逼迫隋恭帝禅位，自立为王，建立唐朝。李渊称帝后，立即指名让张士贵进宫见驾，并封为通州刺史。随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拉开了序幕。

义宁二年五月，自称“西秦霸王”的薛举、薛仁杲父子组织力量纵兵掳掠幽州、岐州一带，兵锋直指长安。张士贵奉命随秦王李世民率师西征，战争中，张士贵冲锋陷阵，功列诸将之首。随着军事斗争的需要和军队的逐渐强大，唐朝建立了第一支专业化的骑兵部队，由于张士贵“善骑射，膂力过人”，被任命为“马军总管”。在其后的统一战争中，张士贵跟随李世民抵御刘武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东征刘黑闼，立下了卓著战功。李世民班师回朝后，李渊遍赏诸将，张士贵因“先后战功，为众军之最”，而被封为虢州刺史。不久后，李渊又召张士贵入朝，特为设宴，在宴席上对张士贵说：“欲卿衣锦昼游耳”。意思就是要使张士贵永保富贵，衣锦还乡上任。

玄武门之变

在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中，秦王李世民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从而也使得他与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之间的 矛盾日益加深。在攻克洛阳后，李世民不愿班师回朝，将钱财散发给诸将，以此来笼络人心，并将秦琼、程知节、尉迟敬德、张士贵等名将都留在了秦王府，不推荐他们到地方任职。太子李建成也联合齐王李元吉在李渊面前不断诋毁李世民，同时也笼络大将罗艺，宰相裴寂等一大批人到自己身边，于是双方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

武德九年五月，突厥数万骑兵入侵，依照惯例应当由李世民率军出战。可这次李建成却提议由齐王李元吉和大将罗艺出征。李元吉挂帅后，故意抽调秦王府的诸多将领随军出征，并密谋要在军中除掉李世民的这些爱将，李世民在觉察到太子和齐王的密谋后，随即策划在玄武门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事变”。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李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张士贵、屈突通等于玄武门诛之。玄武门事变后，李渊退居太上皇，李世民继位，是为太宗。唐太宗即位后，认识到玄武门的重要性，特封心腹张士贵为右骁卫将军并担任玄武门长上一职，以保卫皇宫安全。

征伐高丽

唐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发动了征伐高丽的战争，张士贵被封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全权负责指挥征东的战争。贞观十九年六月，唐太宗率领大军围困高丽所属的安市城，诸将久攻不下。此时，驻守在高丽北部的将领耨萨延寿和惠真得知安市吃紧，随即率领高丽、靺鞨兵十五万前来救援，张士贵率军迎敌，双方交战时，张士贵帐下士卒薛仁贵“自持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敌，贼尽披靡却去，大军乘之，贼乃大溃”。据《唐书·薛仁贵传》记载，薛仁贵是唐代绛州龙门人，家境贫寒，唐太宗征辽时募集士卒，他的妻子劝他应募，以通过立取战功改变地位，他便投军到张士贵帐下。安市会战中，薛仁贵的表现被山上指挥战斗的唐太宗看见。战后，唐太宗问张士贵：“先锋白衣者为谁？”，张士贵据以实告，唐太宗大喜，赐薛仁贵“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由此，薛仁贵踏上了仕途，可见话本小说中张士贵替婿冒领军功一事是无中生有。

为什么话本小说和戏剧里会有张士贵迫害薛仁贵的故事呢？据史料记载，安市会战后，唐太宗曾经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唐太宗说的也是事实，在安市会战中，张士贵已是六十岁的高龄，在战场上拼杀自然不及年富力强的薛仁贵威猛。唐太宗的这一即兴说法，给后世留下了贬低张士贵的口实。据历史学家考证，张士贵迫害薛仁贵的故事，出现在北宋后期，那时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非常紧张，面对外族入侵，朝廷里的老将们往往为保富贵，不仅妥协求和，还压制一些主张抗战的青年将领（如南宋高宗和秦桧压抑抗金名将岳飞）。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有正义感的话本作者就以历史故事为切口，针砭时弊，抨击权贵，以张士贵喻腐朽的老臣，以薛仁贵喻主张抗敌的青年将领的艺术创作就很自然地出现了，其实这种创作手法话本作者经常运用（如杨家将的故事里，就大肆贬低北宋名将潘美，事实上，潘美与杨业之间并无仇怨，将帅关系亦很正常）。

唐太宗征东班师时论功行赏，以张士贵“勋赏居多”，拜为冠军大将军，行左屯卫大将军实权，又令其率军殿后。《张士贵墓志铭》在记述张士贵征辽时说：“超海之力，气盖三军，横野之功，胆雄百战”，对他在征辽战争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陪葬昭陵

张士贵班师回朝后，先后出任茂州都督、兰州都督、幽州都督、扬州都督府长史等职。扬州都督府是唐代著名的上都督府，下辖若干州，都督一职不轻易受人，只授给王子或宰相，而王子或宰相，通常都是“实不之国”，遥领而已，都督府的军政要务，全由次官长吏负责，实际上，张士贵当时就是扬州都督府的最高军政长官。张士贵在扬州任职期间，积极疏通河流，造福民众，辖区内达到了“市狱宴而无扰，水火贱而盈储”。唐高宗永徽二年，拜张士贵为左领军大将军。显庆三年（公元653年），张士贵陪同唐高宗东巡洛阳，六月三日病逝，终年七十二岁。张士贵征战一生，为大唐江山出死入生，屡建奇功，生前被封为虢国公，死后赐东园秘器，被朝廷追授为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追加谥号为“襄”，丧事所需一切费用均由朝廷支付，陪葬唐太宗于昭陵。此外，唐高宗还下诏让唐朝宰相，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上官仪为张士贵撰写墓志，在墓志铭上，上官仪代表唐王朝对张士贵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据史料记载，唐太宗在世时，希望功臣们死后能够与他同葬一个陵园。于是，初唐的功臣名将皆以陪葬昭陵为荣，人们所熟知的魏征、秦琼、李勣（徐懋功）、程知节（程咬金）、尉迟敬德、房玄龄等均陪葬昭陵，使得昭陵成为有陪葬墓多达180多座，面积达60平方公里的庞大帝王陵园。

千百年来，由于话本小说和戏剧的虚构、诋毁和污蔑，张士贵的“奸臣”形象已深入人心，正是这三千多言的墓志铭揭开了笼罩在张氏家族头上的迷雾，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

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志》记载，官桥镇域东依十里龙山，温薛二水在望河汇流，西有玉水缠绕丰山，润滋沃野，中括“蓬莱岛”，风光秀丽，实属一大自然景观。唐朝李世民征东时，行军总管张士贵在此驻军，认定蓬莱有“龙脉”，遂在今前来村南，堪舆定位，封土建茔，置石人、石羊，修墓立石。至今立石仍在，此石厚50厘米，宽140厘米，高度断残无法度量，石质细腻无文字，俗称“滑石碑”。经专家鉴定，此滑石碑原有字迹，后经人工打磨才成现在这样，好像故意隐瞒史实。张士贵陪葬昭陵，这里的墓葬应该是衣冠冢，以前村民在挖地窖时，曾经挖到过墓室。村民相传，清朝末年张士贵的衣冠冢还有占地十几亩高出地面两三米的封土堆，衣冠冢前方是墓道，墓道两边置石人、石羊，在墓道的右前方有一座祠堂，明清时期改称为三圣堂，三圣堂于文革初期被破坏，至今大殿地基尚存，从建筑风格来看，应为唐代所建。在三圣堂的右前方，有一个占地几十亩，深达十几米的大坑，相传此坑是张士贵衣冠冢添坟取土挖出的坑。

又据《官桥镇志》记载，前来村村中有一大井，俗称“官井”，据传张士贵在此修建寝陵时开挖，水深盈丈，砖砌井壁，口镶方石，常年不干，方圆数里村民皆来此汲水，日久井口三层井台周围皆被井绳磨出数十道三公分深的石沟，据说井下泉眼之大能钻进牛犊，若堵塞泉眼需两三床被套，2009年11月，滕州市文物部门经过论证，认为此井确系唐代古井。

在距张士贵衣冠冢东北方向500多米的地方便是张士贵的将军府，将军府占地面积达二十多亩，如今村民在其旧址上已盖起了楼房，一些古稀老人还时常谈起，用将军府上的老土磕坯盖屋，下雨时顺着坯墙流下的雨水是清水，而用其它地方的土磕坯垒墙流下的雨水却是泥水。解放后，村民在张士贵的旧址上取土时，曾经挖到过部分唐宋时期的生活用具和大量的唐朝开元通宝钱，在将军府的旧址上也有一眼古井，据说是张士贵后花园里的井，如今也被村民填死。

在张士贵衣冠冢左前方500米的地方，有一个被村民俗称为“大墓”的封土高台，1957年7月，封土堆被雨水冲开，下面出现一方古墓，墓室由方石扣成，左边的方石上有一个盗洞。村民打开后，发现墓内已被淤泥填死，经清理发现为一座夫妻合葬墓，墓内尸骨排列无序，只有男墓主所戴纱帽依稀可辨，另外出土宝剑一把，护心镜一面，唐代开元通宝钱数枚，后经文物部门鉴定为唐代墓葬。1996年，又在此墓的右前方发现一座带石门的石椁，规模很大，石椁的四壁雕刻着唐代人物和花鸟，石椁内仅剩七枚开元通宝钱和一堆凌乱的尸骨，石椁周围是殉葬的动物尸骨，如鹿角，羊头等。至今，在这两座唐代墓葬周围方圆500米的范围内，已经发现多座唐宋年间的墓葬，但是都已经被盗掘过，而且都没有文字记载。

据了解，现在居住在前来村俗称西头张的张氏族人，便是张士贵的后裔，由于张士贵被丑化和诬蔑，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是张士贵的后裔。据说张氏家族在明代以前非常显赫，到清朝初年还有墓地二十多块，占地几百亩，仅村前一块墓地就有一百多亩，每座墓都很大，但奇怪的是，许多墓前都只有碑座而无碑，实在是一大奇观。经请教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海赢教授得知，由于张士贵形象被丑化、诋毁，故意隐瞒家史是正常的，像山东省滕州市张士贵衣冠冢前的无字碑，后世子孙墓前有碑座而无碑，都是在故意隐瞒家史，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奸臣”的后代，1957年发现的唐代墓葬主人按照当时的墓葬规格来看，应为张士贵的儿子，因为唐朝对石质葬具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得到皇帝的特许或恩典后，才能以石椁下葬。张士贵征伐高丽后，随李世民回朝，留下儿子替代其屯兵山东，以震慑高丽。据史料记载，唐太宗第一次征辽战争结束后，对自己没有最终臣服高丽很不满意，一心想再征高丽，所以班师回朝后，仍在高丽周围大量屯兵，一面震慑，一面侵扰，希望通过不断的侵扰，以疲高丽之师，最终使高丽臣服。如今，在距前来村南八公里的薛城区南石乡石沟营的寨山上，还有当年张士贵屯兵修建的寨墙遗迹。

山西省盂县《张氏族谱》记载，唐朝时，张士贵后人一直以军功世袭爵位，唐朝灭亡后，张士贵后裔又以文学出仕而闻名，张士贵的八世孙张崇嗣，在北宋年间被授为德军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司马、上柱国等官位。在宋、金、元三朝，仅张士贵在山西省沂州一支后人就中进士三十多人；明清两朝，张士贵后裔逐渐退出官场。目前。张士贵后裔人丁兴旺，仅山东省就有1000多人，全国大约有60000多人。

在博弈中形成的规则，大部分时间里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即使是参与者是一强一弱仍是如此，因为规则并不意味着优势一方想占什么便宜都能占到，它总能满足弱势一方的某些利益。博弈双方在博弈之初，都不知道对于这次博弈，自己的期望值应该定在何处，自己的利益满足到何种程度自己才会觉得满足和能够接受，他们往往是在博弈过程中，摸清对方的意图之后，明白了他们各自能获得的利益份额究竟是多少。在这个均衡点上双方达成了妥协，取得纳什均衡。

这时，如果劣势一方中有人想对这个点作出有利于己方的位置改变，他一定会遭到优势一方的还击。博弈的规则大部分是优势一方制定的，但处于劣势的一方并非没有改变规则的可能，只是看他如何来打碎它，取得新的均衡。玄武门事变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事例。

唐太宗的即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事后虽然采取了不少的补救措施，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存芥蒂。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战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历史上，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即位之后，对内在较长的时间里可谓是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强盛的顶峰奠定了基础；对外，他解决了从北朝以来，长期威胁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势力，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夷夏之分，对每个民族都一视同仁，有利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后代子孙及史学家抱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态度，将玄武门事变演绎成太子为了保住自己继承人的地位，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陷害李世民，被逼上绝路的李世民没有办法，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才出现了玄武门事变。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吗如果按照现代博弈论来分析，可能在这场皇权的争夺战中，采取阴谋，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更多的是李世民。

李建成并非像小说中那样描绘的平庸无能，如果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位置换一换，李建成并不一定干得比李世民差劲，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从两次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李渊太原起兵后，兵分两路，由建成和世民各率一路，直指关中，目的是一举夺取隋朝的心脏地带，震慑群雄，李建成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完成任务。

另一件事是在击败并俘获深得人心的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后，李渊不该将其在长安斩首，窦的部将刘黑闼两次起兵反唐，第一次被李世民镇压下去，但由于残酷迫害，刘黑闼不久又卷土重来，打得唐军不敢开关迎敌。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主动领兵，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安抚为辅，使河北的叛乱彻底平息。

这些事实表明，李建成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上，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他是大唐王朝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由于名正言顺，在中央和地方得到的支持都较世民多；在人才方面，李建成拥有魏征、王圭等人；作为太子，他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也不比秦王少。但为什么李建成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却以失败而告终呢如果按照规则进行博弈，李建成的势力，再加上齐王李元吉的支持，秦王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我们知道，决定博弈结果最终还是靠综合实力，而事实上太子府加上齐王府的实力比秦王府要雄厚得多。但史料记载的大部分是李建成兄弟如何谋害李世民的事情。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历史记载，626年（武德九年），有一天，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

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男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回了。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

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但李渊也同意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以免后患。

博弈的规则大部分是优势一方制定的，但处于劣势的一方并非没有改变规则的可能，只是看他如何来打碎他，取得新的均衡。

历史上记载的这些事实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这是令人怀疑的，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正史都是皇帝身边的史官写的，在取得胜利之后，将光环套在自己头上，将对手抹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这些事情都是不大可信的。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建成的实力至始至终都比李世民要强。在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杀了建成和元吉两人，东宫闻此凶讯，卫队首领带领东宫卫队联合齐王府亲兵就来攻打玄武门，李世民的部下根本抵挡不住，最后靠抛出建成兄弟的头颅，要尉迟敬德逼迫李渊宣布太子谋反才渡过这一难关。因此，如果建成兄弟真的对李世民采取谋杀的手段，李世民有九条命也早就没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在谋杀与不杀之间进行博弈：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采取谋杀的手段来争夺帝位，建成的实力强，肯定成功的概率比李世民要大；如果建成采用谋杀，而李世民不采取谋杀，建成的胜算几乎是百分之百；建成不采取谋杀而李世民采取谋杀手段，世民成功的机会自然就会增加；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不采取谋杀手段，建成的胜算则明显大于世民。所以对李世民来说，采用谋杀是他惟一成功的手段。

李建成正因为胜券在握，所以他更本没想到用同室操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帝位。至于建成贿赂李世民的部下，将李世民的谋臣武将调离秦王府，都是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希望李世民知难而退，主动放弃与他争夺帝位的想法。李建成在这场博弈中的失败，败就败在他既想获得帝位，又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手足相残的骂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这不仅使他失去了帝位，还丧失了性命。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建成博弈中的底线是在不用流血的基础上，双方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斗；而李世民各方面的实力不如建成，因此，他的底线就是只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从玄武门事变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它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建成、元吉*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同时部署了行动计划。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没想到会出意外。

六月六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李建成没有收买成李世民的将领，李世民却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便是被收买的李建成的属将。正因为李建成认为有自己的人在，才敢于上朝去，结果走进了死路。

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便想回头。但此时李世民骑马赶来，双方发生了激战，李元吉射了三箭没有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却一箭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领骑兵将李元吉射死。然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披甲戴盔，手持兵刃向李渊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

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在这场博弈中的关键人物李渊的态度是暧昧的，可以说，他的犹豫不决直接导致了兄弟的火并。624年（武德七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乎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如果李渊果断地把帝位继承人彻底定下来，建成、世民兄弟的博弈就会由于父亲的偏向和决定而结束。正是由于李渊的摇摆不定，使李世民对这种黑箱操作感到绝望，才采敢打破暗箱操作，改变游戏规则，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线机会的方法。他成功了，所以阴谋诡计都落到对手头上，英名神武的唐太宗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正当防卫”，由于兄弟都死光了，所以不得不挑起皇帝这副重担了。把事情做得这么完美，真是难为他了。从下图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处于弱势的唐太宗不遵守规则才成为最大的赢家。

克服暗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