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李、朴、安、张、赵、崔、陈、韩、姜、柳和尹。

韩国的姓氏不到300个，但绝大部分人只采用少数几个。韩国常见姓金、李、朴、安、张、赵、崔、陈、韩、姜、柳和尹，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而且除了金、朴算是韩国本土姓氏外，李、张、赵、崔、陈、柳等姓氏都是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中国的大姓和贵姓。

扩展资料

韩国的姓氏和中国的关系

在唐朝时期朝鲜半岛高丽和百济联手加上日本的倭寇攻打韩国，大唐出兵灭了高丽等国，韩国君主要子孙依附大唐，太宗便赐了李姓。之后，宋金时期，朝鲜作为附属国要求赐姓“完颜”金国国君觉得他们就是个奴才，只赐他们姓金。

明朝倭国举国之力攻打朝鲜，明朝出兵灭倭寇，朝鲜趁机复国。为了感谢明朝的再造之恩，愿以世代为奴，将姓氏改为仆，后来明朝被灭将仆改一篇旁“朴”这就是朴姓的来历。

参考资料：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姓氏，就是遁入了空门都要姓「释」。不过向来所谓的「百家姓」，仅指北宋时代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后来者即使尊贵如康熙雍正的「爱新觉罗」或老佛爷的「叶赫那拉」，都要被摒诸门外。中国香港人一向活泼开明，不喜墨守僵化规条，所以「百家姓」对大多中国香港人来说，熟知顺口溜：「陈李张黄何，欧周胡马麦」，想必已心满意足。 今天的中国香港人，几可说都是「移民」。早在北宋年间已移民至新界的，以「五大族」：邓、文、廖、侯、彭等氏族，最为兴盛。历数个世纪，都在新界一带处于领导地位。 二十世纪以还，中国香港的重要姓氏，已不限于「五大族」。只因百家人士，都涌至这片九龙吐珠的福地。其中当然包括了「董」姓。原籍上海的特首 ，正是在1947年方随家人抵港定居。事实上 系出名门，其父为叱咤国际航运界的船王董浩云。中国人讲究门第，都冀盼得享如 般克绍箕裘的福气。更有的索性以家族姓氏作招牌。在中国香港，无人不晓的例子，包括了「邵氏兄弟影片公司」。这个由邵逸夫爵士与其兄创立的**王国，缔造了无数个星光熠熠的梦。同样，中国香港饮食界的台柱之一，有「深井陈记烧鹅」，以色香味为中国香港庞大的陈姓人士争光。 「陈」无疑是大姓。现在中国香港最举足轻重的女性——方安生女士，夫家都姓「陈」。尽管外地传媒唤她为「中国香港的良心」，中国香港人却总爱暱称她「陈太」或「陈四万」（广府话常以「笑到四万咁口」表达笑容灿烂），无意间忽略了她娘家的「方」姓。扬名中外的Jacky Chan陈港生，中国香港人也没多理会他的本姓，只管唤他「成龙」。幸而「影迷公主」陈宝珠，连名带姓的刻在中国香港人的集体记忆里。著名填词人陈蝶衣，或许对名声毫不介意，只让《情人的眼泪》、《春风吻上我的脸》等一阙阙风流歌韵，在华人社会口诵相传。 有道是「广东陈、天下李」，意谓广东省以「陈」姓人士居多，然而普天下却以「李」姓人士为众。中国香港「李」姓的也大不乏人，教人难忘的却一定少不了她——为中国香港摘下第一面奥运金牌的风帆选手李丽珊。当然，总有人会艳羡世界级富商李嘉诚父子的成就，也总有别人倾慕作家李碧华、摄影家李家升、大导演李翰祥的才华，还有那不灭的Bruce Lee李小龙神话。 虽说「李」姓者众，然而据说全中国华人以「张」姓最多，达一亿人。在中国香港，姓「张」的都很值得骄傲。且看演艺界，张曼玉是中国**史上获奖最多的女演员。连获中国香港杰青及世界杰青荣誉的张学友，单是《吻别》一碟的全球销量已高达三百万张。还有为新派武侠片奠下楷模的导演张彻，「中国**大王」张善琨，新进玉女张柏芝，原名张玉瑛的五、六十年代歌影巨星葛兰，华南影帝张瑛、张活游。张活游的公子，是纵横影圈数十年的导演楚原（原名张宝坚），共执导**超过120部，1973年的作品《爱奴》更曾被评为世界十大**之一。 广府话里「黄」跟「王」同音，容易混淆，所以中国香港人每爱声明是「三划王」或「大肚黄」以作识别（「黄」字里的「由」酷似一个大肚子）。也有人嫌不雅要另说成「江夏黄」，想必是源自廿四孝里的江夏黄香。「黄」与「王」俱是大姓，无分轩轾。黄金宝与黄德森两位运动员，分别在单车及风帆两项运动范畴，光耀中国香港门楣。王晶（原名王）与王家卫两位导演，更是中国香港影业的一时瑜亮，俨然中国香港大众主流**与小众主流**的代表符号。 「吴」姓的读音，也使它在中国香港的姓氏中，别具趣味。其一是与「伍」姓共享的。盖唯有中国香港人方会把这两个姓氏英译为没有元音的Ng，致使很多洋人张口结舌。其二则是它在广府话中「吴」与「唔」同音。「唔」有否定之意，于是「吴」姓人士取名时都不得不格外小心，且看1979年的中国香港**亚军，尽管明艳照人，芳名却唤作「吴美丽」。「吴」姓人士要是无意于这种美丽的幽默，或可参考中国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挤身荷里活大导之列的吴宇森等优秀例子。 中国香港集大江南北人才之盛，教人认识好些较为罕见的姓氏。万众瞩目的娱乐圈，在这方面就有不俗的贡献。例如新进小花丽明**姓「滕」，昔日小花黛音**姓「景」，昔日当家花旦骞人**姓「缪」、一代黄梅调歌后静婷**姓「席」。体坛也不甘示弱，有姓「齐」的羽毛球名将宝华**，有姓「湛」的攀山好手易佳先生。其他界别的代表，当然不能遗漏了红遍娱乐新闻媒体的商界人士「宝**」咏琴女士。 此外，不少旅港的外籍人士，比方说二十世纪的殖民地英籍官员，都爱入乡随俗，取个有中国人姓氏的中文名字，使不少姓氏平白多了一批「新丁」。且看位处北角的中文名校——金文泰中学，留名的正是第十七任港督Sir Cecil Clementi。不知就里的海外华人，还道是哪位「金」姓华籍商贾名人也说不定。末代港督Mr Chris Patten更全盘华化，自己取名彭定康，妻子唤林颖彤，三位漂亮千金四播的艳名，分别是姓彭名洁思、丽思、雅思。彭定康本人还始料不及地被中国香港人冠以浑号「肥彭」，亲切得有如港式茶餐厅里的富泰掌柜。 所以在中国香港别粗看名字就断定那是否中国人。就算是台湾出道中国香港起飞的中日混血艺人金城武，他承袭的姓氏也非中国单姓「金」，而是日本复姓「金城」。 唐代刘禹锡有名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慨叹往昔六朝王、谢高门的没落。今天的中国香港，幸而没有如斯森严的门第，有的是各人头上的一片自由晴空，谁都可飞上枝头。没有贵族，则每个人都可成为贵族，只看谁懂「同台食饭，各自修行」的道理。当然，那不是穿两件国际名牌服装就可以侥幸了事的。 以上系中国香港的姓氏

不要看到百家姓就不看--

参考: blogyam/roffice/archives/970521

中国香港原居民姓氏族谱 姓氏 文氏 王氏 毛氏 方氏 朱氏 李氏 杜氏 吴氏 何氏 林氏 邱氏 胡氏 侯氏 翁氏 徐氏 袁氏 唐氏 梁氏 许氏 张氏 陈氏 陶氏 程氏 曾氏 冯氏 邹氏 温氏 彭氏 黄氏 叶氏 廖氏 郑氏 赖氏 蔡氏 邓氏 刘氏 黎氏 谢氏 钟氏 关氏 萧氏 罗氏 杂类 所有下述族谱的微缩胶卷

均收藏在大学图书馆地下之特藏图书库柜台。 libcuedu/electronic/genealogy 2006-10-30 21:49:42 补充： 文风俗通：「周文王子孙以谥为姓」。 路史：「太岳后有文氏

一云

当出卫将 军文子之后」。 续通志：「文彦博

本姓敬

其先以避后晋石敬塘讳

更姓文」

望出雁门。 宝安文氏族谱 UL HK Studies CS1169W45 P3 文氏族部下卷 [显微资料] UL Microform mic1216 文氏族谱 [显微资料] 蜀派钱市固塘开祖泰亨始祖 UL Microform mic1219 新界新田村文氏族谱 [显微资料] UL Microform mic1518 2006-10-30 21:50:53 补充： 王百粤姓氏考略：「姬姓

望出太原

周太子晋之后」。吴梅村宛平王氏家谱序：「吾闻王氏

有姬姓

有妫姓

有子姓

姬姓曰太原

琅琊

京兆

河间；妫姓曰北海

陈留；子姓曰天水

东平

新蔡

山阳

中山

章武

河东

汲郡

其他

共有四十余望

而唐室宰相表

五氏十三人

定着为琅邪

太原

京兆三族」。 2006-10-30 21:51:49 补充： 宋濂王府君墓版文：「惟王氏所出不一

有姬姓者二族

有妫姓

子姓者各一族

有虏姓者析四族

余未暇论述

然姬姓二族

皆出于周

其一

始于王子晋之子司徒宗恭

其后则太原

琅琊为尤盛

其一

始于毕公高之子毕万

其后则京兆

河间

为龙蕃

二者皆以王族

故氏之于王云

太原之族

自秦汉以至于唐

最多显著

与清河之崔

陇西之李

荣阳之郑

范阳之卢

天下号为五」。 2006-10-30 21:52:39 补充：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姓纂

王姓出太原

琅邪

周灵王太子晋之后

北海

陈齐王田和之后

东海出姬姓毕公高之后

高平

京兆

信陵君之后

天水

东平

新蔡

山阳

中山

章东武

河东者

殷王子比干孙号王氏

唐玉宗

隋末改王氏」。 姓氏考略：「姓派别甚多

通志

京兆

河间之王

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

此姬姓之王

出北海

陈留者

舜之后

此妫姓之王

出汲郡者

王子比干后

此子姓之王

出河南者

为可频氏；出冯翊者钳耳族

出营州者本高丽

出安东者本阿史布

此皆虏姓之王

大抵子孙以王者之后

2006-10-30 21:53:01 补充： 号曰王氏

广韵所载

有廿一望

太原

琅邪

北海

陈留

东海

高平

京兆

天水

东平

新蔡

新野

山阳

中山

章武

东莱

河东

金城

广汉

长沙

堂邑

河南

以太原

琅邪为尤著

其余

又有赐姓

冒姓者

如汉书燕 之玄孙嘉

王莽时献符令

赐姓王氏

又王世充

本西域胡支氏

冒姓王

又五代王保义

则刘去非

冒姓王」。金竹排村王斯福家族谱 UL Microform mic1215 2006-10-30 21:53:30 补充： 毛姓纂：「周文王第九子毛伯受封毛国

因以为氏

支孙为周卿士

毛伯过

毛伯得

并毛公之后也

赵有毛遂

汉有毛公

治诗

赵人也」； 姓源：「周文王第八子郑」

汉毛公

即毛亨

治诗

作训诂传以授从子苌

时称为大毛公

苌为小毛公

望出西河

荥阳。 姓氏考略：「又氐酋有毛氏

苻健将有毛贵

见前秦录

明有伏羌侯毛忠

为赐姓」。 历代族内总薄 (毛氏) [显微资料] UL Microform mic1219 2006-10-30 21:54:58 补充： 方明方正学族谱序：「方氏出于罔之裔方雷

比他姓为最先

黄帝时有曰明者

在七圣之列

其后有回

为帝舜友」。明宋濂方氏族谱序：「方雷者

西陵氏女

轩辗之正妃

是为嫘祖

或曰

罔之子曰雷

封于方山

后人因以方为氏

未详孰是」。姓纂：「周大夫方叔之后」；以字为氏。望出河南。 诗小雅：「方叔莅止」

传：「方叔

士也」。 东莞方氏族谱 UL CS1169F3F3 东莞方氏族谱 : 2006-10-30 21:55:20 补充： [第一卷] UL CS1169F3F3 1965a 东莞方氏族谱 UL CS1169F3F3 1965b方氏家乘UC Univ Archive CS1169F32 1989方氏族谱UC Univ Archive CS1169F32 1992东莞方氏族谱 [显微资料]UL Microform mic1232 2006-10-30 21:55:41 补充： 朱姓纂：「颛顼之后

周封曹挟于邾

为楚所灭

子孙去邑以朱为氏

一云

舜臣朱彪之后

齐有朱毛

汉有中邑侯朱进

隐陵侯朱濞

吴郡

汉功臣

又都昌侯朱车

车至买臣

会稽太守」；望出沛国

义阳

吴郡

河南。 魏书官氏志：「渴浊氏

可朱浑氏

并改为朱氏」。 家乘 (朱氏族谱) [显微资料] 𪉃谷树村 UL Microform mic1220 2006-10-30 21:59:37 补充： 李姓纂：「帝颛顼高阳之裔

颛顼生大业

大业生女华

女华生咎繇

为尧理官

子孙因姓理氏

裔孙理征

得罪于纣

其子利贞

逃难伊侯之墟

食木子得全

因变姓李氏」。姓氏考略：「一云

理

李古字通

老子因祖为理官

以为姓

望出陇西」。北史李士谦传：「赵郡李氏

为赵将武安君之后

李左车其先也」。晋书后蜀载记：「李特

蜀宝人」。 魏书官氏志：「叱李氏改为李氏」。路史：「徐氏、 邴氏、 安氏、 杜氏、 胡氏、 弘氏、 郭氏、 麻氏、 鲜于氏、 张氏、 阿布氏、 阿跌氏、 舍利氏、 朱邪氏、 董氏、 罗氏、 并以立功从唐国姓为李氏」。 朱彝尊李氏族谱序 2006-10-30 22:00:05 补充： ：「李氏望陇西

其次赵郡

陇西之系兴唐

本支日蕃

定着房三十有九

而赵郡亦有南东西三祖之别

定着六房

族最大

出张王刘赵之上

李白诗云

我李百万叶

柯条中州

其言大而非夸者邪」。小滘村李祖茂家族谱 [显微资料] UL Microform mic1215 大滘村李茂桂家族谱 [显微资料] UL Microform mic1216李氏族谱 [显微资料] 沙螺洞UL Microform mic1225 李氏族谱 [显微资料] 乌蛟腾 2006-10-30 22:03:30 补充： ULMicroformmic1221 李氏族谱 [显微资料]涌尾UL Microform mic1221李氏族谱 [显微资料] 莲澳村三福堂[联澳村]UL Microform mic1225李氏族谱 [显微资料]新界西贡北约十四乡輋下 李奕升遗存 UL Microform mic1223李氏族谱 [显微资料]黄贝岭约禾坑村ULMicroform mic1225李如奎祖族谱 [显微资料]九担珠村UL Microform mic1222 泥塘角村李开魁祖家族谱 [显微资料] UL Microform mic1216涌尾李捷登家族谱

参考: libcuedu/electronic/genealogy

明末清初朱舜水带着明亡的遗恨东渡日本，开始他后半生中的讲学生涯，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外，以保持言说的自由和民族的精神。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和高尚严峻的人格曾一度感化日本知识界，激励并影响着后世进步青年从事反抗异族侵略、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爱国活动。他孤忠大节的人格正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时期下士大夫儒学精神的写照。 清兵入关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剧烈的变动，“易代”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使不少士大夫（他们或被称为明遗民）热血丹心，坚守志节。为了明耻慎节，他们或身处海滨，自甘穷寂，不仕新朝；或遁隐山林，自耕为食；或从事讲学，撰述学说；在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上保持着最大的距离。以遗民自居而从事哲学研究者如刘宗周、孙奇逢、李颙、陈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等，在哲学上，他们坚持夷夏之辨、正僭之说，视满清为外夷入侵，悼明亡为华夏陆沉，延续宋明以来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和深入研究，深刻反思明亡的历史教训，呼唤士人增强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学上他们抒表“遗民情结”——对昔日君主、朝廷以及故国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坚定执著、无时或释的怀恋之情。 这里我们提到的是一位在日本备受推崇的名儒，他就是带着明亡遗恨东渡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他断绝了归路，以保存民族正气。二十余年来他以积极传播儒学思想和中华文化为己任，广收门徒，被日本学者私谥文恭先生。 他的道德理想、爱国精神和人格风范塑造了中、晚明以来儒士的精神脊梁，他的渊博学识、务实学风对当时日本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论他：“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贯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 [1]当代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年)说过：“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朱舜水还将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医药、工程建筑、手工工艺、从图样到制法，传授给日本民众，亲自加以指导和实践。朱舜水还根据西湖和庐山的风景特色，替德川光国设计了为他祝寿的园林“后乐园”，还以他设计的《学宫图说》，建造了东京的“圣堂”。朱舜水以自己的崇高品格和渊博学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朱舜水孤忠大节的人格正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时期下士大夫儒学精神的写照，下面予以从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悲天悯人、责任承担的忧患意识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少时拜朱永佑、张肯堂和吴仲峦为师，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世谓“文武全才第一人”。然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天崩地解”的历史时期：世道日坏，国是日非。他虽然“有识者期以公辅”，却慨然绝仕进之路，先后十二次谢绝朝廷诏征和官员荐举，不与奸党相为朋比，为此一度被台省以“无人臣礼”论劾。为恐遭通缉，他被迫逃往舟山，辗转于日本、交趾等地。 朱舜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责任承担两层意义。 所谓悲天悯人即当现实的苦困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志士仁人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2]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责任承担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提升自我道德和谋求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意识。 朱舜水虽拒绝当官，但忠君爱国和“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自觉地投入到救亡复国的战斗中。他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3] 当清兵南下烧杀掳掠，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城血案，朱舜水毅然出山，投笔从戎，奔走在浙东沿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侵略的武装斗争中。他东往日本，南下越南，四处图谋借兵。顺治七年（1650）五十一岁的朱舜水在去日本途中被清兵发现，清兵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他谈笑自若、视死如归。刘文高等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此后他与浙江兵部侍郎王珝结为知己，共居四明山寨，以舟山为基地共谋反清大计。但1650年清兵攻陷了四明山寨，王珝被俘，朱舜水只得亡命辗转、乞师于日本、安南(今越南)、交趾(广西境内)、暹逻(泰国)等地，以图将满清逐出中原。 在路过安南国时，他被差官俘捕。在国王面前，他面无怯色，神态自若，不卑不亢，直立不跪。差官命他做诗写字，他慷慨陈词：“虏氛末灭，国难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同[3]第15页）。国王老羞成怒，喝令刀斧手把他押出西行，朱舜水大义凛然，挥手便走，挺身情刑。自此，安南人都知道朱舜水忠勇义烈，不可侵犯，于是把他释放，对他更为敬重。 顺治十五年（1658）应郑成功之招，朱舜水赴厦门与郑成功、张煌言会师北伐。次年他亲历行阵收复瓜洲，攻克镇江。但北伐壮举惨遭失败，张煌言被俘，郑成功败走台湾，朱舜水悲痛地说：“藩台(郑成功)似谓虏在目中，徒使英雄顿足耳！”[4] 当时清政府力行“留发不留头”，壮志未酬的朱舜水已经“饮泣十七载，鸡骨支离；十年呕血，形容毁瘠，面目枯黄。”（《朱舜水集》第13页），他誓死不剃法，不食清禄，不做顺民，毅然决然断绝归路，流寓日本做异域孤臣，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外保持言说的自由和民族的精神。 二、致力儒学、教育为本的启蒙思想 朱舜水初到日本时，正是德川幕府锁国时期。他以教学德行受到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的礼遇和尊敬，安东守约称他“远避胡尘来海东，凛然节出鲁连雄”， [5]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供朱舜水生活。感于安东守约的诚意，朱舜水在长崎住了七年，努力传播中国儒学，他的声誉很快传遍日本各州。 明遗民一旦变为亡国奴，他们就会对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作出深刻的反省，以儒学的忧患意识和主张变革现实的救世精神，解救社会。这类代表如前所言，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实学思潮”由此而起。梁启超称“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同[1]第14页）作为明遗民朱舜水仍有一种承担文明道统的责任感，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断。在他看来，应当承担起以学术更新文明的使命。“藩篱之蜿鷃之不足与量天地之高且大也。一则不知圣人之心，一则不谙天下国家之故。”（《朱舜水集》第315页） 朱舜水少即有学名，喜读史，也擅兵法。除了日讲程、朱之学外，诸凡天文、数理、历史、传记、文物、鸟兽花草等问题，他都能解答。1664年江户 (东京)首相德川光国专派使臣来到长崎，备厚礼聘请朱舜水为师。后半生中他以收徒讲学、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和最大乐趣，一面为学问而努力,一面为民族而奋斗，他成为了讲学东瀛、誉满扶桑的教育家。 对于历代儒学的传承学者，朱舜水作了精辟的阐释和总结。他在孔门弟子颜回和曾参《像赞》中称“颜渊躬上圣之资，裕不改之乐”，“孔门不可胜数，而曾氏子独得其宗。其传‘明德’、‘新民’、‘止至善’也，使尧、汤、文、武之道光于日月。”（《朱舜水集》第561页），并高度赞扬他们对儒学的贡献。他推崇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学说，指出统治者要“常怀一点爱民之心”，关心解决民众疾苦。“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是他人皆当爱，皆当敬也。”（《朱舜水集》第342页） 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反对"专在理学研究"；强调知识应从生活实践中求得；重视史学，认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则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其教育理论除一般儒者所谈"性"、"经世致用"外，具有爱国与睦邻相结合特点，朱舜水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立志反清复明、光图基业的政治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主张选贤举能、启民才智的教育要同光复大明、除弊兴利的社会改革相结合，认为国家的盛衰与教育的兴亡密切相关,认为教育作用在于培养人才，改变社会风气，为国家持久繁荣昌盛创造条件。其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朱舜水和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颜元一起，被人称为清初我国五大学者。他在日本抱着“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的精神，以中国的治学之方，简牍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通过讲学，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他在哲学上反对唯心史观的理学，提倡“知行合一”，针对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崇尚儒法、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反对“专在理学穷研”，说：“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他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有很大的 多响，听他讲学的都说：“前皆做昏梦，今日始知耳。”他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业；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舜水集》第501页）。对于学校教育的作用，他专门写了一篇《学校议》，系统地阐释了学校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学校是一个国家一日不可缺少的命脉，学校本体的存在并不举足轻重，关键在于有学校就有教育。大凡至衰世末俗，事事废驰，贤才湮没，民风偷薄，弱肉强食，多为不重教化；进而指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人才的培养，关系着政权的存绝，只有兴教劝学才能使人材辈出，民风淳茂，国运灵长。他说：“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弟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朱舜水集》第 74页）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儒）教未兴，存在问题。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对待学生和求教者，朱舜水始终是满腔热忱、诚心相传，并做到有问必答。他说，“独是诲人不倦之心，则于孔子无少问也。是故随事随物，则必惓惓恳恳，乐与言说，而学者漠然听受，过耳辄忘，介介独恶是耳。”（《朱舜水集》第272页）。他从诗书经史、典章制度、修身处世、山川风物、农田播种，到学问之方、简牍之式、器具之制、用字之法等事无大小，无不尽其全力给予耐心的讲解和详细的回答。就在他流寓日本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年老体衰，他常常手颤头昏，但仍抽暇或趁精神稍好的情况下，批阅文章，回复书信，答疑问难。他的风尚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崇敬，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赞誉。 三、躬行实践、知行合一的治学态度 在治学上朱舜水更是一个实践力行的典范。 他深刻地总结了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猛烈抨击明末的腐朽教育制度：八股文取土脱离现实，丧风败俗，亡国乱政。他尖锐地揭露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痛斥空谈性命、雕文刻镂、竞新斗奇脱离实际的学问，着力倡导以“实用”、“实功”、“实行”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朱舜水集》第369页），指出传统儒学的圣贤之道，其核心在于关注社会人生，切近人伦日用，贵在实行实用，重在有功于世。 日本的文化思想的传播主要来自于僧侣，自南宋时日本僧侣从中国带回融合于禅味的朱子学，所以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出现了崇尚脱离实际、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出于对明亡的切肤之痛，他对此空疏之风深感忧虑：“嘘佛之气，足以飘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朱舜水集》第268页）。他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批评宋儒虽于义理辨析毫厘却不曾做得一事。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要求那些巨儒鸿士应以康济时艰为己任。认为真正有用的鸿儒不是空谈性命义理、徒守章句训诂的儒者，而是能够解决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人才。 这种实学思想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讲究实用，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色彩，曾一度影响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学风，对于促进水户派学术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科学技术在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在一些只知读“圣贤”书，一心追求功名人的眼中，往往被视为“奇技*巧。”而朱舜水则不然，他对一些华而不实专供观赏玩好的工艺技术不感兴趣，他认为“昔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耳目口鼻苑然，毛发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朱舜水集》第160页）。但对有关国家经济，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无不关心，对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非常重视且颇有研究。他“格物穷理，志虑精纯，古今礼义而下，虽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利，审其法度，穷其精巧，识考服其多能。”（《朱舜水集》第624页）。并将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医药、工程建筑、手工工艺、从图样到制法，亲自加以指导和实践，传授给日本民众，给中日文化的交流增添了更多的内容。 四、注重操守、以身许国的人格理想 朱舜水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家境的破落，身世的曲折，使朱舜水自少养成了一种耿直抗争、傲骨铮铮的秉性。他37岁时，朱氏宗人修家谱，想要附会为朱文公(朱熹)的后代，朱舜水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他严肃指出：“一世不明，其不足据便在于此。且子孙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虽以尧、舜为父，只得丹朱、商均耳。”（《朱舜水集》第348页））足见他不肯依草附木的风骨。 对于他的操守：监国鲁王许之以“矫矫不折”之士，黄黎洲目之为“异人”（《两异人传》），日本学者安东守约则评：“质性刚毅，以诚为本，一生不伪。”（《朱舜水集》第724页）。 在文学上，明遗民的诗通常有三大基本主题：抒发故国之思、复国之志；击刺暴戾高压的政治；赞美高洁的操守和贞节的人格，这三方面主题交织在朱舜水的诗文中。 《漫兴》：“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表达国破家亡的不平与伤感。 《钱塘》：“天际银幡立，鸱夷怒未消；定知千载上，江水不生潮。”诉说对故国始终不谕的思念。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谁有先朝制？东海翻然认故园。”“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这两首《避地日本感赋》仿佛令人见到他站在东海岸，向西遥望、忠愤义烈的孤影，抒发内心茕茕孑立、郁郁寡欢的爱国悲情。 当他闻及王翊战败被擒不屈而死，于是终废中秋赏月，并前后写祭文三篇。他说：“天之所以生人，气为精而形为粗。臣之所以事君，忠为上而功为次。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异日者倘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端以此为恨也！”（《朱舜水集》祭王侍郎文三），并以正义浩气作精神的号召。至于平日他 “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雠未复为憾。”（《朱舜水集》第631页）。他自制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言称“我既老在异邦，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也。” 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抒发亡国痛楚，不忘故国故土之情。他参与设计的 “小石川后乐园”的命名也寄予了深广的忧患意识，取自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警世诲人。 鉴于山河易色，他寄信给家乡的子孙，告诫他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要为清朝的科举功名利禄所诱惑；倡导为了生活，可以为农为工，甚至为佣工，但不得应科举，做清朝官吏。 他说，“汝辈既贫窘，能闭户读书为上；农圃渔樵，孝养二亲，亦上也。百工技艺，自食其力者，次之；万不得已，佣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虏官不可为耳。”（《朱舜水集》第46页）。 在异域他从不因为身居他国而献媚于人，而是始终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批评日本人士“量窄意偏”，他说：“贵国习为骄贵，未知下贤之礼。……”（《朱舜水集》第220页）。虽然德川光国尽心供养，但他还是蔬食饮水，过着清苦的生活。德川光国想为他建造起居第，他再三推辞说：“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清史稿》朱之瑜列传）。德川光国三番几次地劝他纳妾以便于侍奉，他总是婉言拒绝。他淡泊宁静的气度，忠信笃敬的教诲，使得他周围的人无不敬仰。 在流亡日本的二十三年中，他抗清的意志至死不衰，复明的决心始终不变，直至1682年病逝。简要概括朱舜水的人生轨迹是：明末，拒绝征召，坚持做隐者；明亡，义无返顾地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中去；大势已去，东渡日本，传播文化；最后客死扶桑，做大明的遗民。他的八十三年漫长的年月，是一部国破、家亡、流离、病苦的痛史。我们今天甚至可以用“忠”与“孤”两个大字来概括他的生涯：“忠”是他一生的信仰与灵魂，“孤”是他终身的生活与遭遇

王羲之(三○三-三六一)，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琅邪

国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承续钟繇、张芝，变

革古法，创立今体，并把今体书法推向文人书美的极致，被后世尊为一代‘书圣’。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父王旷，母亲姓氏不可考(据清康熙年间王国栋编《王氏

宗谱》(现藏北京图书馆)，羲之母亲系河东安邑卫氏，因系孤证，暂不从。)。琅邪

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览始成为‘士族’。

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八王之乱’甫定，元气

大伤，政局岌岌可危。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并

与羲之从伯王敦、王导(又《世说新语·赞誉》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

父兄子。’今从《晋书·王羲之传》。)辅佐司马睿渡江。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

下落不明。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

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

年昏聩，琅邪王氏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

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传》)。

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羲

之东床坦腹，满不在乎，郗鉴大为欣赏，以女妻之。

约于明帝太宁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

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临川太守、

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有晋一代，玄学兴

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于清谈，崇尚风流，不以政务为要。王羲之

从‘事君行道’出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书·谢安传》)，无论是在

朝中为官，还是出使外任，均亲理政务，勤求民隐，于种种弊政深切痛恨。在护军将

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力欲纠治营中弊端，发布《临护军教》，提出‘公役均平’。

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

在连年大旱、民生困顿之际，不等朝廷下令，果断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土的呼声

终朝不绝，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

选有着清醒的认识。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羲之

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羲之怅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率子

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从此退出官场。但他在优游山林之余，仍关注朝臣进退，深

以国事为念。

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可谓勤谨务实、体察民情的良吏，但处于君昏政暗、‘虚

谈废务’的时代，他难以有所作为，故而政绩不显。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他为中国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从伯王敦、王导，叔

父王�ND447�等，都有书名。尤其是王�ND447�，多才多艺，‘画为晋明帝师，书

为右军法’(南朝王僧虔《论书》)。王羲之受家学熏陶，得自卫夫人、王�ND447�

等名家指点，一经启蒙便乐此不疲，勤习苦练，表现出极高的习书天赋。他苦苦临习

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为日后辉煌的艺术成就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

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

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

晋人的美》)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

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

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

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

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

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

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

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

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

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至此，

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

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

王羲之于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唐张怀�NF146�《书断》列其隶书(即楷书)、

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行书《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

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亦被尊为极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

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萧衍《古

今书人优劣评》)。唐太宗则赞叹‘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

(《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甚大。以临摹他的书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

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

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NFDA2�、鲜于枢、柯九思，

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

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帖抗衡于世。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

法书。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对日本的

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佚失、毁灭者甚多。

到唐初，由于太宗高价收购，共得二千余纸，其中不乏赝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

响拓高手冯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赠宠臣。后不少真迹殉葬昭陵，部分则由皇族自内府

窃出，终致散佚。五代温韬发昭陵，陵内法帖全遭毁弃。宋初，刻本丛帖出现，如

《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内中多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是以真迹亦或摹本为

底本刻木刻石，无法详考。由宋至清，丛帖更多。至今，书于绢上及纸上的摹本约有

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国内外(多在日本)博物馆、美术馆，部分为私人收藏，传世羲之

书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书圣教序、定武兰亭)及宋明清木刻丛帖中各

帖，因真伪交杂，总数难以确定。

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终年五十九岁，

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王羲之

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张溥、清严可均各有辑本，均不全。

第一辑琅邪名族

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以各郡大姓为基础的士族(或称世族)已经形成，并在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羲之属于琅邪王氏一族，西晋时，是琅邪国

(郡)的第一大族。东晋建立后，为侨姓(侨居江南的北方大族)之首。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

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从宗敬下传到十五世为王翦，

王翦与其子王贲、孙王离，三代为秦国大将。秦二世时，关东豪杰起兵反秦，王离与

章邯领兵镇压，在钜鹿被项羽打败，章邯投降，王离被俘。当时秦法苛刻，王离二子

只好逃亡避祸。长子王元迁于琅邪郡，他的后裔被称为琅邪王氏。次子王威迁于太原，

后裔为太原王氏。这两个王氏家族，从两晋直到唐代，是王姓中最显赫的家族。王元

下传四世，为王吉。王吉自琅邪皋虞迁居同郡的临沂都乡南仁里，其后代从此自称琅

邪临沂人。

王吉，字子阳，身历西汉昭帝、宣帝、元帝三朝，曾任益州刺史及博士谏大夫。

王吉下传四世至王仁。仁，字少玄，东汉大将军掾。《晋书·王祥传》称其曾任青州

刺史。生四子：谊、睿、典、融(此据《临沂王氏谱》。清光绪三十四年版《金庭王

氏谱》列王仁四子为：典、融、�NDE43�、谊。)。融生二子：祥、览。琅邪王氏作

为门阀‘士族’始于王祥、王览及同族兄弟王雄三人。王祥晚年拜太保，官至一品，

奠定了琅邪王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但入东晋后，子孙式微。王览官至宗正卿，三品，

其子孙显于东晋。至于王雄一系，与祥、览一系同显名于西晋，其中王浑、王戎、王

衍三人，一度官高权重，不久子孙式微，从政坛上消失(王雄的远祖及祖、父，已不

可考，只知道他应是王祥、王览的同族兄弟，曾任幽州刺史。生子戎，官至司徒。次

子�NFDB6�，平北将军。�NFDB6�子衍，善清谈，率西晋十几万军马从洛阳东逃，

途中被石勒围歼，全军覆没，他也被杀。衍弟澄，曾任荆州刺史，为王敦所杀。)。

祥、览的父亲王融，曾辟为公府掾，不就。王祥诞生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一八

五年)，母亲薛氏早逝，父续娶朱氏。王祥自小即受继母虐待，然而却笃孝。‘父母

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晋书·王祥传》)。在这方面，有很多传说。《晋

阳秋》中提到：朱氏患病欲吃鲜鱼，时值寒冬，‘祥解衣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

鱼出’。萧广济《孝子传》也记载：朱氏想吃黄雀炙，让王祥去捉黄雀，王祥正在为

难之际，黄雀纷至。

王祥成年后不久，父亲去世。(据《晋书》，王祥死于晋泰始五年(二六九年)，

享年八十五岁，逆推得知，他应当生于汉中平二年(一八五年)。�一�说王祥薨于泰

始四年，据此他当生于中平元年(一八四年)。王览卒于晋咸宁四年(二七八年)，享年

七十三岁，逆�推�得知，他应生于汉建安十一年(二○六年)。王祥应比王览大二十

一岁或二十二岁。即使王览生下不久，他父亲王�融�就死去，那时王祥也已成年。)

家乡战乱(汉末遭乱，王祥扶母携弟避地庐江。这场战乱，应该是指建安十一年至十

二年(二○六年-二○七年)曹操征�海�贼管承，承走入海的一次战役。)，王祥陪着

继母和怀抱中的弟弟王览到朱氏的家乡庐江，隐居耕田达二十年之久(《晋书·王祥

传》本作‘隐居三十余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的‘校勘记’据《考异》，认

为三十当为二十之�误。�应从之。)。其间，继母过世，他‘居丧毁瘁，杖而后起’，

尽孝如对生母。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二二○年-二二六年)，应徐州刺史吕虔之请出

任别驾(政务方面的主要幕僚)，当时他约四十余岁(吕虔为徐州刺史，在魏文帝曹丕

黄初年间。考黄初共七年(二二○年-二二六年)，倘若黄初五年(二二四年)王祥为徐

州别驾，亦只四十岁，本传说他‘年垂耳顺(六十岁)’才出为徐州别驾，误。)。

吕虔曾是曹操手下得力的地方官之一，曹丕调升他为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吕

虔用王祥为别驾，王祥率兵征讨境内反抗曹魏统治的‘寇盗’，全力施展治才，成效

显著。史传赞美在他治下‘教化大行’。还流传下来一首民谣：‘海沂之康，实赖王

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王祥一帆风顺，官运亨通。曹魏一朝，由温令、大司农、太常升到三司之一的司

空，又转太尉，加侍中。封爵从关内侯、万岁亭侯晋升到睢陵侯，实封一千六百户。

并曾享受到一次特殊礼遇：魏废帝高贵乡公在位时，曾去太学视察，王祥为三老，面

向南持杖凭几而坐，天子面向北，向他请教。魏晋易代之际，王祥明哲保身，由曹魏

重臣转而成为晋朝的开国元勋，擢升太保，封睢陵公。王祥死于晋武帝泰始五年(二

六九年)，享年八十五岁(《晋书·王祥传》作‘泰始五年薨’。而《晋书·武帝纪》

系其死于泰始四年四月。《三国志·吕虔传》斐注引王隐�《晋�书》云：‘泰始四

年薨’。今暂从本传。)。死前曾立下遗嘱：‘夫言行可复，信之至也；推美引过，

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

此五者，立身之本。’(《晋书·王祥传》)他以信、德、孝、悌、让五条教导子孙，

惟独不提封建王朝最重视的‘忠’。他的子孙和王览的子孙，按此遗嘱行事，历晋、

宋、齐、梁、陈而总有人能适应形势，仕于新朝，保持士族地位达三百年之久。祥五

子，其中王夏、王烈、王芬早死，王肇仕至始平太守，王馥仕至上洛太守。

王览声名不及王祥。王祥任徐州别驾后，他应本郡之召为吏，但升迁不快。曾任

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光禄大夫。死于咸宁四年(二七八年)。览有六子：

裁、基、会、正、彦、琛。王裁，字士初，仕至抚军长史，一说仕至镇军司马，袭封

父爵即丘子。王基，字士先，仕至治书侍御史。王会字士和，仕至侍御史。王正字士

则，即王羲之祖父，仕至尚书郎，系四百石小官。五子王彦居官最高。惠帝时，赵王

司马伦篡位，齐王司马�NB545�等起兵讨伐，彦时为兖州刺史，隶属成都王司马颖

部下，为先锋，大胜于温县，与卢志等人俱封为开国公侯(事见《晋书·成都王颖传》。

依同封五人的次序，王彦应是封侯，封地及食邑户数不可考。据《王览传》，王彦的

�最�后官职为中护军。)。据《王氏谱》(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后所附二十六

家谱中的琅邪王氏谱。后文言及王棱、王侃时提到的《王氏谱》，亦指�此�谱。)，

他没有后代。王览第六子琛，字士玮，仕至国子祭酒，早卒。琛长子王棱(王棱，

《晋书》中有时写作王�NB179�，应以作棱为是。)，东晋元帝时为豫章太守，被堂

兄王敦杀害。次子王侃，仕至吴国内史。《王氏谱》中，亦未记二人的子孙。王裁、

王基、王会、王正的后代，在东晋王朝的开创与巩固中立有大功，从而冠盖不绝。

第二辑兴于江左

在王羲之降生前以及他的幼年时代，王氏家族中有三个人决定了全族的命运，即

王旷(王正长子)、王导(王裁长子)和王敦(王基次子)。

王旷，王羲之父亲，生年不详。《全晋文》王旷小传记他‘惠帝时侍中，出为丹

阳太守’。侍中直接服务于皇帝，‘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皇帝出宫，正员侍中

负玺陪乘，次直侍中(其他三员)护驾。侍中又是表示荣誉的加官，王旷应该几经升迁，

才获此职。

但惠帝司马衷是白痴。其妻贾南风(史称贾后)*虐，大臣贾模、裴�NFDB7�、

张华商议废后，立谢淑妃。贾后用计废谢淑妃所生太子，又派人杀了他。赵王司马伦

以此为借口废贾后，专擅朝政，引起诸多同姓王的不满，从此开始了有名的‘八王之

乱’。

永康二年(三○一年)正月，司马伦废惠帝自立为帝，改元‘建始’。尊司马衷为

太上皇。四月，司马伦兵败，被齐王司马�NB545�、成都王司马颖等所杀。司马衷

被迎回宫中再做皇帝，并且改元‘永宁’。

王旷久在皇帝身边，深感方兴未艾的朝廷权力之争的险恶，于是积极谋求外任。

永宁元年十二月，朝政大权在握的齐王司马�NB545�的三个儿子封王：冰为安

乐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按往例，王国由内史全权治理，王旷被任命为济阳

内史(王旷为济阳内史，他书不载，只《隋书·经籍志》于《晋平北将军牵秀集四卷》

下有长注，附其他各家，最后一句为‘济阳内史王旷集五卷，录一卷，亡’。考以济

阳为封国者，只有司马�NB545�的儿子司马英，他封王只有一年，故王旷为�济�

阳内史的时间可以考出。但是，这一记载有可疑之点二：�依《隋书·经籍志》体例，

凡有诗文集著录的，都写作者�最�后一任官职。如王旷，应写淮南内史而不应写济

阳内史。故此处疑济阳二字有误。�司马�NB545�三子中，冰为乐安�王，�超为

淮南王，乐安、淮南都是郡名，故他们是郡王。而济阳却是县，不应司马英独封县王。

既为孤证，又有疑点，�权�用此资料，而作说明如上。)。

司马�NB545�掌政后，骄奢专权，任用亲信，大修府第，引起朝野的不满。远

驻长安的河间王司马�，以自己和司马颖的名义上表声讨司马�NB545�，并且要求

在洛阳任骠骑大将军的长沙王司马�NFDB6�就地捉拿司马�NB545�。司马�NFDB6

�借此发兵攻占皇宫，拥皇帝攻打司马�NB545�。交战三天，司马�NB545�战败，

被斩于阊阖门外。三个儿子司马英、司马冰、司马超被革去王位，幽禁于金墉。王旷

济阳内史一职自然被罢免。

以后这一段，史料对王旷的记载是一小片空白。永兴二年(三○五年)他已经在扬

州丹阳太守任上了。

据《晋书·惠帝纪》，永兴二年(三○五年)八月，‘扬州刺史曹武杀丹阳太守朱

建’。又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

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旷’。可知王旷大约在这一年(三○五年)的八月或稍后就

任丹阳太守，四个月后被陈敏逐走(《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怀帝永嘉二年二月‘敏自

率万余人讨卓’条，在‘正以顾丹阳、周安丰尔’一句下，胡三省注：‘敏以顾荣为

丹阳太守。’知王旷让出丹阳太守后，陈敏令顾荣接替他。)。

在朝廷纷争中，司马�把皇帝劫持到长安。在关东的东海王司马越起兵反对司马

�，琅邪王司马睿被司马越任命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曾任司马越

参军的王导，投奔司马睿，任平东司马。司马越打败司马�，派人把皇帝从长安迎回

洛阳，后又将其毒死，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永嘉元年(三�七年)，以太傅司马越辅

政。‘八王之乱’到此进入尾声，它的后遗症是北方出现了几处称兵割据的动乱中心，

留下西晋王朝灭亡的隐患。

永兴元年(三○四年)，匈奴族首领刘渊自称汉王，年号‘元熙’，攻下并州的太

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与西晋的并州刺史刘琨屡次争夺各郡县。永嘉元年，

东莱人王弥起兵反晋，活跃于青、徐二州，太傅司马越征青州刺史王敦为中书监。王

敦竟然委弃公主而逃(《晋书·王舒传》：‘及敦为青州，舒往依焉。时敦被征为秘

书监，以寇难路险，轻骑归洛阳，委弃公主。’《王敦传》作：‘永嘉初，征为中书

监。于时天下大乱，敦悉以公主时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散之于众，单车还

洛。’按永嘉初为三○七年，天下虽乱，从青州经琅邪至徐州，再去洛阳，道路尚通。

王敦委弃公主，单车而走，其原因不明，嗣后未再提公主事，似已死去。)，回到家

乡。

在一片混乱中，琅邪王司马睿决策南迁，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

事，假节、镇建邺。从睿渡江者达百族之众。后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使晋朝已

断的国祚又延续了一百余年。在司马睿决策南迁的过程中，王旷起了重要作用。《晋

书·王羲之传》载：‘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晋人裴启《语林》(据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考证，裴启于三六二年撰《语林》，正值王羲之逝世的第二年，时

羲之子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俱在，夫人郗璇及内弟郗�NC924�，王导的几个儿

子亦健在，此资料应属实。又，在有关王旷的资料中，惟有此条记王旷字世宏(�

ND447�字世将，彬字世儒)，亦可见资料之珍贵。裴启《语林》后不传，此条录自

《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对此事有极具体的记载：‘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

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

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这里，大将军指王

敦，他晚年任大将军，虽然后来因造反而开棺戮尸，文献(尤其在小说中)资料习惯称

他为大将军，同时，称王导为丞相。

永嘉元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及追随他渡江的各大家族到达建邺，并开始重组安

东将军府。军府中，容纳了一些江南名族，如以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司马，纪瞻

为军祭酒，周�NFDB8�为仓曹属等，但也容纳了一些北方南来的名族子弟，如河东

裴�(裴�，《晋书·裴楷传》作裴邵。因此文引自《三国志》，故从《三国志》作

裴�。)。《三国志·裴潜传》裴松之注引《晋诸公赞》：‘(裴)康子纯……次质…

…次�，有器望。晋元帝为安东将军，�为长史。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在

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由王旷向司马越介绍安东军府

中新进人士，可知他参加了军府组织工作。大约在永嘉二年(三○八年)初，王旷任淮

南内史。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年)以后，扬州十一郡，九郡在江南，只有淮南、庐江

两郡在江北。司马睿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还想掌握江北的要冲以屏障江南，便要表自

己的亲信王旷掌握淮南郡的兵马，以分驻淮南的镇东将军周馥的兵权。

永嘉三年(三○九年)，汉刘渊部下王弥和刘聪攻壶关。壶关是并州尚掌握在东晋

手中的有限地区之一，依汉、晋兵力对比而言，势难守住。但是掌握朝政的司马越却

派兵去救壶关。他放下离壶关较近的兖州、徐州兵马不调，偏派王旷率兵前往。

四月，王旷率将军施融、曹超，领兵三万渡河，准备长驱直入。将军施融有作战

经验，他劝王旷：胡兵围壶关，这里到壶关山高道险，能到得壶关，也只利于一战而

胜，否则无法退回；万一胡兵路上设伏，我们道路不明，又是孤军深入，怕要吃亏。

不如退回河南，凭借大河防守，看清形势，再作打算。王旷不听，反而斥责施融胆怯，

阻挡兵马前进。结果，大军在壶关南面的长平遭遇刘聪伏兵包围。这是战国时秦将白

起包围赵括四十万兵马的地方，王旷仓促迎敌，结果是全军大败，施融、曹超战死，

王旷下落不明(以今日所见资料，除为伪托羊欣的《笔阵图》外，没有记载王旷北援

上党失败后事迹的任何公私史料。依理推断，《晋书》只记施、曹二将战死，显然是

王旷未战死，也未逃回。倘若如今人之所谓失踪，当时不封赠，以后知其死，�也�

当有赠官，而文献资料都只记其最后的官职淮南内史。《晋书》不为他立传，似乎由

于司马睿有意隐讳其事，或《王氏谱》中消去了有关素材，甚至羲之《誓墓文》中也

未说父亲因何而死，死于何时，因此成为疑案。)。从此，东晋王朝一切大事件中，

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年，淮南内史已经换上裴硕。

此后，王导、王敦一文一武，帮助司马睿先在扬州，后陆续在荆州及江州站稳脚

跟。永嘉五年(三一一年)匈奴族刘曜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六年，司马邺被立

为太子，建行台于长安。又次年(三一三年)四月，司马邺被拥立为皇帝，改元‘建兴’。

因为兵少力弱，无力控制长江以南，便以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

建兴三年(三一五年)，又加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这年九月，刘曜

攻长安，司马邺投降。西阳王司马�NC62C�、王导等劝司马睿即皇帝位，司马睿因

司马邺尚在，不便称帝，只称晋王，然而却大赦，改元，封拜百官，俨然是一朝皇帝

登基。王导被任命为骠骑将军，都督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