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毛泽东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周恩来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

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

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扩展资料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

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四无是党而不私

只有***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

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

中国***新闻-周恩来为何赢得世人的尊敬

一、姓氏来源 一是远古黄帝时代，有个音乐家叫荣援，为黄帝铸造了12铜钟，荣援就是荣姓的始祖； 二是上古周成王有个卿士受封于荣邑（在今河南巩县一带），称为荣伯，子孙以邑为姓，相传姓荣。 二、郡望堂号 秦置上谷郡，现在河北省保定市。风俗通》记载：周成王卿士荣伯之后，以邑为氏。望出乐安、上谷。 三、历代名人 荣启期——春秋时期的学者。孔子游泰山，见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便上前问他：“为何而乐？”，他回答说：“我乐最多。天生万物，人为贵，我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我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我行年九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孔子听后表示佩服。 荣瑄——明朝琼州人。荣琇弟，早孤，与兄荣琇事母以孝闻。 荣德生——名宗铨。江苏无锡人。早年与其兄宗敬经营钱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保兴、福新、茂新面粉厂和振新、申新纺织厂。至民国11年（1922年），有面粉厂12个，纱厂4个，后申新增至9个厂，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民国7年至民国10年先后当过江苏省议员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党政府时期，历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荣氏企业是旧中国资力最雄厚、规模最宏大的民族企业集团，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极令人注目的家族。因其当时在面粉业和棉纺业雄届首位，而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 荣氏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兴旺发达起来，关键在于他们善于“育己育人”。 在荣氏家族中，每个人的个人修养与素质几乎各有千秋，但又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爱国，有气魄，有能力的民族实业家，都走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 荣宗敬，荣氏企业缔造者之一，他与弟弟荣德生共同把荣氏企业发展成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的民族企业。荣宗敬(1873—1938)，7岁进私塾。14岁到上海当学徒，后因病回乡，15岁到钱庄习业，19岁师满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跑街，承担包揽生意，联系客户业务。他求知心切，专心研究业务，勤奋诚恳，且办事认真细心，并掌握了不少资金的调拨运用和棉麦产销方面的知识，为日后自办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他是家中长子，胆略大，善于冒险，有魄力，为以后控制荣氏企业总系统做了坚实的铺垫。荣宗敬领导时期的荣氏企业中，他的地位是任何荣氏家族之中的人不能相比的。他办事认真，精通业务，从经营第一个面粉厂到荣居荣氏企业总经理的近20年中，他的企业经营能力、经营策略、经营思想，使企业获得巨大发展。 他有胆有识，1917年他竟以40万元冒险买下旧机较多的恒昌源纱厂，后来盈利颇丰。他的领导能力极强，使全系统的管理极为统一，在人才的管理、利用、培养方面他也做了明智的决定。 荣德生(1875一1952)，荣氏企业缔造者之一。因4岁才学话，邻人称他“二木头”。他9岁入私塾，15岁由兄荐到上海钱庄学艺。而父笃信书中“四十五岁有子入拌池”之说，一心望他苦读学优做官。可荣德生认为“回去读不成，被人窃笑，不如学商，当留心，亦可上进”。于是，他刻苦学徒，钻研业务，深得老板器重。18岁时到父所在厘金局任帮账房，他得此美差更孜孜工作，发奋自学，为后来经营企业做了充分积存。荣德生经营才能出众，有远见。他专心致志地把毕生精力投入自己的事业。荣德生精心经营企业的同时，又进行灵活的改革，尤其在利用企业人才、培养人才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虽然身为资本家，但他却能“对于工人已有相当之谅解”。荣德生的“大量生产”的经营战略，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一生中，总是将企业的资本积累用于扩建新厂、购买新机器之用，用“滚雪球”的方式挣取大量金银。他和哥哥成功地运用“粉纱互补互济”的经营策略，把荣氏企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荣德生憎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愤恨国民党的统治，与民众一起参加反帝、反封、反官僚运动。解放前夕，荣德生坚决反对企业迁厂外逃，决心留在祖国继续经营企业，和工人们一起护厂迎解放。他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工业史上最优秀的工业企业家之一。 李国伟，是荣氏企业中杰出的实业家。他毕业于唐山路矿学院，起初是普通绘图员，但其工作认真勤奋，诚实好学，被荣氏兄弟看中，荣德生把自己女儿荣慕蕴配与他为妻，使其超人的才智、丰富的经营管理策略得以充分发挥。1938年，他不顾丈人荣德生反对，把“申四福五”迁入内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申四福五”系统。内迁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证明了内迁是成功的。同时，李国伟在内地设分厂解决空袭和电力不足问题。他自制机器，开办建成面粉厂，创办煤矿，用于工业供应；利用纺织废料，开办宏文造纸厂；充分利用设备技术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策略，形成荣氏企业实力重大的派系——申四福五系统。他积极配合荣德生参与企业改革，取得一系列明显成效。此外，李国伟很爱国，又积极支持新中国建设，1951年后他多次向政府提出申请，把一大批外地荣氏企业迁回变成公私合营，实现了他一生中认为最快乐的大愿望。李国伟是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年轻有为、爱国开明、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 荣鸿元，“大房系统”的***，他继承父亲百折不挠、顽强创业的经营品质，克服重重困难，领导着举世瞩目的企业，成为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主持者。 荣尔仁，是荣德生二子，经过专业学习后到公司任领导职务，管理“申二、五”时，改进了企业的技术管理和经营方针。抗战后他经营的“申二”和“申九”高额盈余，还清了战前申新总公司所有债务，在荣氏企业地位日益显要。1946年，他积极在内地筹备企业的恢复工作，拟订了一个一揽子大规模的“大申新”计划，使企业曾出现了一时的战后景气。荣尔仁继承了父辈的经营传统，成了一名优秀的实业家。 荣氏企业以其庞大的规模、雄厚的资金而雄居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史上。它颇具民族代表性，有着与其他民族企业所共有的特点，更有着与其他民族企业所不同的特色，他们正是利用这些经营特点和特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的。50多年风风雨雨，荣氏企业始终百折不挠、竭尽全力去发展民族企业。荣氏企业发展史是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史的典型，荣氏企业的每一位***都是民族企业家的典范。 解放后的荣氏企业，在中国***的领导下，迈开大步走向新生，得到了企业发展的合理保障，抛掉了企业的旧枷锁，从此面目焕然一新。荣氏企业在祖国建设方面给予了更大的支持，企业经过调整改组，相继成为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其中荣毅仁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荣氏家族不仅注重自身的修养，同时也十分注重培养人才。 人才，是每个企业成功及发展的要素。没有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以人才为重，没有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以人才为本。滚滚金银缔造者最终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荣氏企业系统的实业家，正是以重视企业人才在企业中的地位为经营宗旨而使企业成功发展的。在企业人才利用和发展方面的经营思想，从荣氏兄弟到他们的于婿都是积极的、先进的。荣德生曾把人才看作企业成功的根本、基石，足见其程度非同一般。企业初建，荣氏兄弟深受人才桎梏和刺激，萌发了合理使用人才、开发人才、培养人才的信心与坚定决心。对人才的管理、重视方面，荣宗敬、荣德生、荣鸿元、李国伟等都有远见卓识。

　把栏杆拍遍

　　梁衡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 兵。 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唯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它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像。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永遇乐》）

　　你看“艰辛”、“酸辛”、“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谐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

　　（《水调歌头》）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作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

　　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