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行 王安石 的解释 和译文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山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山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注释物外：世外。简析：这首诗所写的内容源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王维这首诗妙在毫无雕饰，更能引起人们的兴味，使桃花源更加有名。这是诗人十九岁时的作品。 这是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曾说：“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好的诗应当象醇酒，读后能令人陶醉。因此，要将散文的内容改用诗歌表现出来，决不仅仅是一个改变语言形式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艺术再创造。王维这首《桃源行》，正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艺术上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与散文《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桃源行》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开拓诗的意境；而这种诗的意境，又主要通过一幅幅形象的画面体现出来。 诗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渔舟逐水”的生动画面：远山近水，红树青溪，一叶渔舟，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诗人用艳丽的色调，绘出了一派大好春光，为渔人“坐看红树”、“行尽青溪”作了铺陈。这里，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的境界，而事件的开端也蕴含其中了。散文中所必不可少的交代：“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在诗中都成了酿“酒”的原材料，化为言外意、画外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了。在画面与画面之间，诗人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过渡性的描叙，来牵引连结，并提供线索，引导著读者的想象，循着情节的发展向前推进。“山口”、“山开”两句，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概括描叙，使读者想象到渔人弃舟登岸、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到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桃源的经过。这样，读者的想象便跟着进入了桃源，被自然地引向下一幅画面。这时，桃源的全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远处高大的树木象是攒聚在蓝天白云里，近处满眼则是遍生于千家的繁花、茂竹。这两句，由远及近，云、树、花、竹，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面中，透出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让你驰骋想象，去领悟、去意会，去思而得之，而所谓诗的韵致、“酒”的醇味，也就蕴含其中了。接着，我们又可以想象到，渔人一步步进入这幅图画，开始见到了其中的人物。“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写出了桃源中人发现外来客的惊奇和渔人乍见“居人”所感到服饰上的明显不同，隐括了散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 中间十二句，是全诗的主要部分。“居人共住武陵源”，承上而来，另起一层意思，然后点明这是“物外起田园”。接着，便连续展现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月光，松影，房栊沉寂，桃源之夜一片静谧；太阳，云彩，鸡鸣犬吠，桃源之晨一片喧闹。两幅画面，各具情趣。夜景全是静物，晨景全取动态，充满著诗情画意，表现出王维独特的艺术风格。渔人，这位不速之客的闯入，自然也使桃源中人感到意外。“惊闻”二句也是一幅形象的画面，不过画的不是景物而是人物。“惊”、“争”、“集”、“竞”、“问”等一连串动词，把人们的神色动态和感情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表现出桃源中人淳朴、热情的性格和对故土的关心。“平明”二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美好。“扫花开”、“乘水入”，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点。“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两句叙事，追述了桃源的来历；“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在叙事中夹入情韵悠长的咏叹，文势活跃多姿。 最后一层，诗的节奏加快。作者紧紧扣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渔人离开桃源、怀念桃源、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一口气抒写下来，情、景、事在这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不疑”六句，在叙述过程中，对渔人轻易离开“灵境”流露了惋惜之意，对云山路杳的“仙源”则充满了向往之情。然而，时过境迁，旧地难寻，桃源何处？这时，只剩下了一片迷惘。最后四句，作为全诗的尾声，与开头遥相照应。开头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结尾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令人感喟不已！“春来遍是桃花水”，诗笔飘忽，意境迷茫，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试将这首《桃源行》诗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作比较，可以说二者都很出色，各有特点。散文长于叙事，讲究文理文气，故事有头有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交代得具体清楚。而这些，在诗中都没有具体写到，却又使人可以从诗的意境中想象到。诗中展现的是一个个画面，造成诗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想象、玩味那画面以外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一种美的感受。这就是诗之所以为诗吧。 王维这诗中把桃源说成“灵境”、“仙源”，今人多有非议。其实，诗中的“灵境”，也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闾巷、田园，桃源中人也照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生活的气息。它反映了王维青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理想，其主题思想，与散文《桃花源记》应当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来开拓诗境，可以说，是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在早年作品中的反映。此外，全诗三十二句，四句或六句一换韵，平仄相间，转换有致。诗的笔力舒健，从容雅致，游刃有余，颇为后人称道。清人王士禛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维）、韩退之（愈）、王介甫（安石）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这“多少自在”四字，便是极高的评价。翁方纲也极口推崇道：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石洲诗话》）可谓定评。本文来自: 八斗诗词大库 poem8dou) 详文参考： :poem8doupoem/0/poem_941s

桃源行王安石诗歌鉴赏答案

王安石的这首《桃源行》发挥了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故事，其中把造成秦末之乱的原因概括为赵高“指鹿为马”和秦始皇修长城。诗人也像陶渊明一样，通过对桃花源的描写，寄托了希望和平与安宁的社会理想。

此诗开头四句意在典出桃花源的来历。诗一赵高的指鹿为马说明秦时的朝政昏暗，大权旁落，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又以修筑长城而人民死者枕藉，表明了民不堪命。下面引出桃源避世的叙述。“此来”四句描写桃花源中与世隔绝、平静安逸、没有等级、没有压迫的社会生活。“渔郎”以下四句写渔人误入桃源及于桃源中人彼此感叹人世变幻的情景。最后四句借桃源中人之口，感叹天下纷扰不安，太平盛世一去不返。最后一句，不仅有感于改朝换代的沧桑之变，而且隐含历代的君主统治都与残酷短命的嬴秦相类似的意思，与开头二句遥相呼应，反映出作者致君尧舜的高远理想，故全诗的意义也就超出了歌咏桃花源的范围，而富有强烈的现实精神了。

自晋末陶渊明创作了一篇《桃花源记并诗》之后，历代文人歌咏桃花源之事的篇什便层出不穷。王安石的《桃源行》就是利用这个传统题材加以发挥，凭著自己的想象，作了一番再创造。全诗一反历来桃源诗以景象描写为主的传统，主要由议论出之。更洗削神仙氛围，而着眼于历史的兴亡。既表达了对乱世的不满，又道出了对淳朴平等社会的向往，反映出作者致君尧舜的理想，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诗作特点。

王安石被贬到了哪里？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被贬到扬州做了主座，他看到年纪轻轻的王安石，上班总是瞌睡 后来韩琦了解到王安石刻苦勤恳、见识高超，想收他做学生，王安石哪里肯。 检视原帖>>

求《王安石传》和《郑尚书诫子》的翻译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王安石传》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但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又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御史中丞吕诲论述王安石十大过失，皇上因此贬吕诲外出任官，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担任原职。韩琦的规谏上疏承到皇上那儿，皇上有所感觉醒悟，想听从他的意见，王安石自己请求离开。司马光代皇上答复他的辞官诏书，上面写有“天下士人大夫群情汹涌，黎民百姓纷纷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抗拒诏书自我申辩，皇帝谦恭的安慰辞谢他，命令吕惠卿颁布旨意，韩绛又劝皇上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答谢，因此借机向皇上进言说朝中内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拉帮结党的状况，并且说：“皇上想要靠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流习恶俗；因此与天下恶俗做个轻重权衡，如果流俗恶习占上风，那天下人就都从流习了；如果陛下您的权力大，那天下人将都会归顺陛下左右的。权力与东西互相为轻重权衡，即使千钧重的东西，增加损失的不过是写钱财罢了。现在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治世正道，来阻碍陛下的行动，于是皇上您与流俗恶习争权的时候，增加金钱开支，发挥的作用很小，而天下的权力将转移道流习恶俗一边了。这才是新法纷纷扰扰的原因。”皇上认为有道理。于是王安石急需负责政事，韩琦的进谏没有成功。 《郑尚书诫子》没找到 只找到诸葛亮的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译文：有道德修养的人，是这样进行修养锻炼的，他们以静思反省来使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不下苦工学习就 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燥不安就不能陶治性情使节操高尚。如果年华与岁月虚度，志愿时日消磨，最终就会像枯枝落叶般一天天衰老下去。这样的人不会为社会所用而有益于社会，只有悲伤地困守在自己的穷家破舍里，到那时再悔也来不及了。

王安石的桃源行最后两句表达了哪些情感

这首诗所写的内容源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王维这首诗妙在毫无雕饰，更能引起人们的兴味，使桃花源更加有名。这是诗人十九岁时的作品。

这是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曾说：“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好的诗应当象醇酒，读后能令人陶醉。因此，要将散文的内容改用诗歌表现出来，决不仅仅是一个改变语言形式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艺术再创造。王维这首《桃源行》，正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艺术上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与散文《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桃源行》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开拓诗的意境；而这种诗的意境，又主要通过一幅幅形象的画面体现出来。

诗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渔舟逐水”的生动画面：远山近水，红树青溪，一叶渔舟，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诗人用艳丽的色调，绘出了一派大好春光，为渔人“坐看红树”、“行尽青溪”作了铺陈。这里，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的境界，而事件的开端也蕴含其中了。散文中所必不可少的交代：“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在诗中都成了酿“酒”的原材料，化为言外意、画外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了。在画面与画面之间，诗人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过渡性的描叙，来牵引连结，并提供线索，引导著读者的想象，循着情节的发展向前推进。“山口”、“山开”两句，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概括描叙，使读者想象到渔人弃舟登岸、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到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桃源的经过。这样，读者的想象便跟着进入了桃源，被自然地引向下一幅画面。这时，桃源的全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远处高大的树木象是攒聚在蓝天白云里，近处满眼则是遍生于千家的繁花、茂竹。这两句，由远及近，云、树、花、竹，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面中，透出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让你驰骋想象，去领悟、去意会，去思而得之，而所谓诗的韵致、“酒”的醇味，也就蕴含其中了。接着，我们又可以想象到，渔人一步步进入这幅图画，开始见到了其中的人物。“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写出了桃源中人发现外来客的惊奇和渔人乍见“居人”所感到服饰上的明显不同，隐括了散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

中间十二句，是全诗的主要部分。“居人共住武陵源”，承上而来，另起一层意思，然后点明这是“物外起田园”。接着，便连续展现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月光，松影，房栊沉寂，桃源之夜一片静谧；太阳，云彩，鸡鸣犬吠，桃源之晨一片喧闹。两幅画面，各具情趣。夜景全是静物，晨景全取动态，充满著诗情画意，表现出王维独特的艺术风格。渔人，这位不速之客的闯入，自然也使桃源中人感到意外。“惊闻”二句也是一幅形象的画面，不过画的不是景物而是人物。“惊”、“争”、“集”、“竞”、“问”等一连串动词，把人们的神色动态和感情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表现出桃源中人淳朴、热情的性格和对故土的关心。“平明”二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美好。“扫花开”、“乘水入”，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点。“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两句叙事，追述了桃源的来历；“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在叙事中夹入情韵悠长的咏叹，文势活跃多姿。

最后一层，诗的节奏加快。作者紧紧扣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渔人离开桃源、怀念桃源、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一口气抒写下来，情、景、事在这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不疑”六句，在叙述过程中，对渔人轻易离开“灵境”流露了惋惜之意，对云山路杳的“仙源”则充满了向往之情。然而，时过境迁，旧地难寻，桃源何处？这时，只剩下了一片迷惘。最后四句，作为全诗的尾声，与开头遥相照应。开头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结尾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令人感喟不已！“春来遍是桃花水”，诗笔飘忽，意境迷茫，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试将这首《桃源行》诗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作比较，可以说二者都很出色，各有特点。散文长于叙事，讲究文理文气，故事有头有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交代得具体清楚。而这些，在诗中都没有具体写到，却又使人可以从诗的意境中想象到。诗中展现的是一个个画面，造成诗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想象、玩味那画面以外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一种美的感受。这就是诗之所以为诗吧。

王维这诗中把桃源说成“灵境”、“仙源”，今人多有非议。其实，诗中的“灵境”，也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闾巷、田园，桃源中人也照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生活的气息。它反映了王维青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理想，其主题思想，与散文《桃花源记》应当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来开拓诗境，可以说，是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在早年作品中的反映。此外，全诗三十二句，四句或六句一换韵，平仄相间，转换有致。诗的笔力舒健，从容雅致，游刃有余，颇为后人称道。清人王士禛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维）、韩退之（愈）、王介甫（安石）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这“多少自在”四字，便是极高的评价。翁方纲也极口推崇道：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

王安石的儿子王雯怎么死的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通常的说法是没有儿子一说有一个儿子,叫王旁一说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王雱,一个叫王旁但缺乏考证 民间传说王安石有一个儿子,但体弱多病,早死儿媳年轻守寡,所以"扒灰"这个词和王安石有关,但可能是污蔑． 下面的材料可以一看： 王安石的后裔今何在 王安石（1021～1086） ，中国宋代改革家，思想家 ，文学家。字介甫 ，号半山。 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 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 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万 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 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 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 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 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援，不能 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 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有否在其出生地的江西留下直系后裔一事，近日通过电话与王安石纪念馆负责同志取得联络，始知在王安石故里已没有他的直系后裔，他的兄弟的后裔却非常繁盛。王安石的同乡晚学傅林辉先生花费近20年时间，完成了《王安石世系传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一书，对王安石的世系和生平作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傅林辉先生在该书的自序写到：“王安石研究会的熊焰先生又提供给我大量的王氏家谱，金溪柘岗的吴氏后裔，我的文友吴文丁和吴汉又为我提供了王安石岳家和外祖家的柘岗吴氏家谱，掌握了王安石上三代，下三代与王安石有关人物一百多人的资料。”其中王氏家谱就有《抚州市孝桥璜溪三修王氏宗谱》、《临川县展坪竹溪王氏十一修族谱》、《金溪县陈坊王氏四修宗谱》、《临川县展坪乡大阪三公王氏族谱》、《抚州市长岭九井王氏宗谱》、《金溪县陈坊城湖吴氏宗谱》。 据该书介绍，王安石兄弟姊妹十人。兄弟有安仁、安道、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姊妹三人。在江西临安的王氏宗谱记载可知，王安石没有直系后裔繁衍至今。唯有《抚州市孝桥璜溪三修王氏宗谱》在王安石的名下载有子王旁。清梁启超在所著《王荆公》第十九章《荆公之家庭》中说：“公子二：曰雱，曰旁。惟公集有题旁诗一首，亦可征其早慧。”《金陵新志王安石》对旁有一点记载：“雱弟旁，旁生桐，桐生瓙、珏 ”陆游《老学庵记》载：“荆公所玉带阔十四……真宗朝赵德明所贡，至绍兴末，王氏犹藏之，曾孙奉议郎瓙始复进入禁内。”可见王旁还有后代，这就证明王安石有直系后代。王安石长女鄞女早夭、次女婿为吴持节， 婿为蔡卞，蔡京之弟。王安石的两位女儿，想必也会有后裔流传至今，可惜未作详考。

谁有《核舟记》所有字的解释和译文？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一）基础知识 1﹒注意粗体字的音。 mǐn wǎng yí yòu jī shǔ ruò 器皿 罔贻有奇 高可二黍许 箬篷 sǎn rán zhě zhǔ qū 青糁 髯 各隐卷底衣褶中 不属 诎 shǔ jí céng jì 可历历 数楫 而计其长曾不盈寸 椎髻 2﹒通假字 诎右臂支船 （诎——“屈”，弯曲。） 左手椅一衡木 （衡——“横”，横著） 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简——“拣”挑选） 约八分有奇 （有——“又”，用在整数和零数之间） 为字共三十有四 （有——“又”，用在整数和零数之间） 3﹒古今词义不同 奇 今义：奇数，跟偶数相对。 古义：零数 比 今义：比 古义：挨着 注释 语音发音 洢（yī）皿（mǐn） 贻（yí）罔（wǎng） 黍（shǔ）髯（rán） 椎（zhuī）髻（jì） 神情与苏、黄不属（shǔ） 词类活用 1、诎右臂支船：“诎”通“屈”，弯曲。 2、左手倚一衡木：“衡”通“横”，横著。 3、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有”通“又”，用来连线整数和零数。 4、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简”通“拣”，挑选。 5、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甫”通“父”，男子的美称。 古今异义词 : 1、卧右膝：卧，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平放。 2、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峨冠，戴着高高的帽子。 3、居右者椎髻仰面：椎髻，梳着椎形发髻。 重点词语解释 1、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奇巧，特殊精湛的技艺。 2、能以径寸之木：径寸，直径一寸，用来形容圆形物的细小。 3、为宫室、器皿、人物：为，做。这里指雕刻。 4、罔不因势象形：罔，无、没有。因，根据、依据。这里指就著。象，模拟 。 5、尝贻余核舟一：贻，赠送。 6、盖大苏泛赤壁云：泛，乘船浮行。 7、舟首尾长约八分有(yòu)奇（jī）：奇，零数。 8、高可二黍许：可，大约。 9、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徐，缓缓地。 兴，起。 10、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髯，两腮的胡须。这里泛指胡须。 11、其两膝相比者：比，靠近。 12、佛印绝类弥勒：绝，极。 类，像。 13、舟尾横卧一楫：楫，船桨。 14、其人视端容寂：端，正。 15、其船背稍夷：背，脊背。这里指船底。夷，平。 16、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甫，古代加在男子名字后面的美称。 17、钩画了了：了了，清清楚楚。 18、其色墨：墨，黑。 19、其色丹：丹，朱红色。 20、为人五；为窗八：为，刻。 21、而计其长曾不盈寸：曾，尚、还。 盈，满。 22、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修狭，长而窄。 23、篛篷：用篛竹叶做成的船篷。篛，“箬”的异体字。 特殊句式 1、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 判断句 十、朗读节奏 1、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2、虞山/王毅/叔远甫/刻 重点语句翻译 1、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王叔远）（或“他”）曾经赠送给我一只用桃核雕刻成的小船，（原来）刻的是苏轼游赤壁。（关键词：贻泛） 2、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 开启窗看，雕刻着花纹的栏杆左右相对（或“雕刻着花纹的栏杆相对着”）。（关键词：启望） 3、嘻，技亦灵怪矣哉！ 啊，技艺真是太奇妙了！ 十三、课文内容理解 1、本文通过列数字的说明方法说明了核舟的精致（精细，精巧），赞美了雕刻家的奇巧技艺（或“古代艺人的技艺精湛”）

王安石的《贾生》表达了怎样的感情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这是一首著名的讽刺诗。诗的前两句，是欲抑故扬，汉文帝名为求贤，而无求贤之实。后两句以“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事实，鞭挞文帝不重视人才，感叹贾谊满腹才学却不被重用，只是为了满足文帝的好奇心。全诗显然寄寓著作者不能施展抱负的哀叹，感慨深沉。

王安石《桃源行》(1)诗歌的一,二句在全诗中有何作用？

此诗开头意在典出桃花源的来历。赵高的指鹿为马说明秦时的朝政昏暗，大权旁落，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又以修筑长城而人民死者枕藉，表明了民不堪命。引出下面桃源避世的叙述。

王安石的《黄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抒写英雄抱负的主题; 这首诗写在深秋之时，清晨，天上繁星点点，残月渐逝，周遭还有阵阵鸡鸣。因着战乱，朝廷不得不征兵。战马嘶鸣，仿佛是对离人的不舍。回看自己的亲人，泪流满面。在这黄河之上，河水滚滚不停歇，这湍流之水，被击打的飞溅，远看那云，却好似惹上的淡淡哀愁。出征在外的人又想起了在家的亲人，也不禁愁容满面。不觉走到了野外，地势低平开阔，却有一股寒意袭来，身冷，心更冷，这棠棣的叶子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作者通过对野外凄凉萧瑟环境的描写，对亲人被征做征夫而不能骨肉团聚，对征夫的心理，描写表达了对战乱的痛恨，对人民生活的深深担忧。登高 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 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表达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21岁进士及第，开始流转各地为官。王安石是王益与第二任妻子吴氏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任妻子早逝，留下两个儿子。吴氏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后面几年，王安石的四个弟弟三个妹妹相继问世。一大家子相处融洽，给了儿时的王安石很好的孝悌仁义的教育，因此父亲英年早逝后，王安石担负起家庭责任，人口众多，不便于去京城做官也是实情。母亲吴氏品行端正，知书达理，做事很有主意，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比较严格，父亲王益则和蔼可亲，经常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做游戏，说故事，寓教于乐。这样相对轻松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积极影响的。

妇孺皆知的一篇古文《伤仲永》，是王安石少年时有感而作，深刻认识到即使有天赋，后天也得努力学习才能发展天赋之后，他更加认真研读大量典籍，并不局限于儒家，而是博采众长，独立思考，形成了他最初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王益做了二十几年地方官，直至46岁死在任上，他是个有主见的官员，非常注重民生，也颇有政绩。王安石从小跟着奔波为官的父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体察到了各阶层百姓的生存实况，对他以后的思想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母一生相守，共处和谐，也给了王安石正面的影响，他23岁与表妹吴氏（母家亲戚）成婚，终生一夫一妻，妻子给他买来妾室也被他退了回去。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也如父亲当年那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女儿出嫁后，写信来诉说想家，他回诗安慰：

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

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

还曾写过古风长诗给两个女儿化解忧思，《寄吴氏女子》（大女儿嫁给了吴安持），《寄蔡氏女子》（二女儿嫁给了蔡卞），诗句充满慈爱深情。在外刚冷的变法宰相，内心竟是如此温情细致的父亲，可亲可敬。

王安石家族从他叔祖父（王贯之）开始便成为诗书官宦之家，到神宗时王氏家族达到鼎盛时期，到宋徽宗年间仍有安石后代举进士为官，王氏家族与北宋王朝一起经历了盛衰巨变。到了父亲王益这一代，家境并不丰实，属于中小地主，代表着中下层阶级，因此决定了王安石的平民立场，也使他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993-1038）举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6）进士，但一生“蹭蹬不达”，做过主簿、判官、知县，知州、通判中下级地方官职，尚不得视为“名门宦族”。45 岁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益做地方官吏时，“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甚至居家也同样“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而且清正廉明，政绩可嘉。

后来王安石在任鄞县知县时作有《先大夫述》，详细记述了父亲王益生平事迹，如记载其父知韶州时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政绩，受到当地人们的尊崇与敬爱。王益家无田园，本身又为人孝友，在外地为官，“举家老小皆随之宦游”，故王安石不但可以熟知其父之政绩，还可以耳读目染其父为政之善，熏陶了吏才。随父韶州的三年里，王父为官思想与作风对少年安石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安石曰：“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试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

王母吴氏出自江西临川乌石岗的望族吴氏，吴氏为馥郁文化氛围的诗书衣冠之家，这样的姻亲对象，使当时文化积淀尚薄的临川王氏受益匪浅。后辈追忆吴氏“好学强记，老而不卷。其取余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问自下，于事未尝有所专也。其平生养舅姑甚孝。”安石外祖母黄氏喜阴阳数术学，故吴氏“亦通于其说”。母亲吴氏的见识、学识、修为、德行，不但为王安石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提供了一种自然强健的学习处世风格，阴阳术数的学习，对王安石合理认识自然天象，不为附会天象变化所动即为一例。

王氏

历史来源 「王」源出有许多，帝王的后裔称王子，王孙，遂为氏。

一 ; 出于「妫」姓，相传为古帝虞舜之后，子孙在陈国，齐王田和为其后人。

二 ; 出于「子」姓。商纣时王子比干之后。

三 ; 出于「」姓。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 ; 又周灵王太子晋，因直谏被废为庶民，迁居于琅邪 ( 今山东胶南 ) ，世人称其为「王」家，其后亦为「王」氏。

四 ; 秦灭六国后，各国王族避难散居，至汉朝初年纷纷易姓为「王」氏。

五 ; 南北朝时，西魏鲜卑族复姓可颇氏。亦改为王氏。

六 ; 古高丽国君有王氏。

七 ; 西�钳耳族有王氏。

八 ; 赐姓，如燕王丹的玄孙嘉，在西汉末年王莽当朝时被赐姓「王氏」。

九 ; 冒姓，如隋末王世充本姓支氏。

家族名人 王子乔

神话传说中的仙人。汉˙刘向˙列仙传˙卷上˙王子乔：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称为王乔、王子晋。

王翦 (生卒年不详)

战国时秦的名将，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五十里）人。事秦始皇，曾定赵、燕、蓟诸地，后为李信所谗，谢病归里，后信战败，始皇遂用翦策以平荆。

王昭君 ( 王嫱 ) (生卒年不详)

汉秭归人。元帝时选入掖庭，呼韩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帝以嫱赐之，号宁胡阏氏。晋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妃。

王莽

王羲之 （321～379）

字逸少，东晋临沂（今属山东）人，后南迁为会稽人。尝为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善书法，所写草隶，冠绝古今，以兰亭集序、乐毅论等为最，后人称为书圣。

王安石 (1021～1086）

字介甫，号半山老人，宋临川人。博览强记，工书画，尤善诗，而文词简练。神宗时为相，改革政治，锐行新法，因反对者众多，没有成功。封荆国公，卒谥文。着有周官新义、临川集、唐百家诗选等。

王阳明 (1472～1528）

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大儒，弘治进士。正德时巡抚南赣，定宸濠之乱。嘉靖时封新建伯，总督两广，破断藤峡贼，卒谥文成。其学以知行合一为主，发挥致良知之教，反对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讲心学渊源于宋之陆九渊，世称姚江学派。尝筑室于阳明洞，学者称「阳明先生」，有王文成公全书。

地望分布 山西太原郡，山东琅邪郡，山东北海郡，河南陈留郡，山东东海郡，山东高平郡，陕西京兆郡，甘肃天水郡，山东东平郡，河南新蔡郡，河南新野郡，江苏山阳郡，河北中山郡，河北章武郡，山东东莱郡，山西河东郡，甘肃金城郡，四川广汉郡，江苏堂邑郡，河南河南郡，河北河间郡，河南汲郡，陕西冯翊郡，辽宁营州。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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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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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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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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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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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