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文《三槐堂铭》的全文翻译

一、全文翻译如下：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二、扩展知识：

1、作品简介：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2、作者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3、作品赏析：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2 三槐堂铭的原文和翻译

苏轼《三槐堂铭并叙》 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

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

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

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

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杆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

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筅盗窃案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们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

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志。

既相真守，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

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

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

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呜呼休哉！ 参考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包申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

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

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

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

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

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

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

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

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

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

啊，多么美好啊！”。

3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题目

11D 12C 小题3①我根据所见所闻事实考察，天理必然（一定）会彰显出来，这是明白无疑的。

（4分。 “以”、“考”、“必”、“审”，各1分。）

②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出任宰相，但是他最终由于性情正直而不为当世所容。（4分。

“望”、“卒”，“直道”、被动句式，各1分。） 10①（晋公）手植三槐于庭 ②魏公之业，与槐俱萌 ③（魏公）归视其家，槐阴满庭 ④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解析 11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实词理解，实词理解要结合句子，句子理解要结合上下文。

本题 D “王氏之福盖未艾也”结合文意理解大意是“王氏的福份大概还没有完结吧”。可见这里的“艾”不是“到达”，而是“停止”。

考点：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和用法。能力层级为理解B。

12 试题分析：C“作者比较了王祜的后人与李栖筠的后人，认为王李两家子孙的才能、气质、功名富贵和忠信仁厚等都不相上下”理解错误。原文理解是“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 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即“李栖筠之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差不多，但在忠信仁厚方面，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

可见“忠信仁厚等都不相上下”的说法错误。 考点：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C。 小题3 试题分析：文言翻译要联系上下文，要确定考点，本题的考点涉及到的是①“以”依据，“考”考证，“必”必然，“审”明白。

②“望”希望， “卒”最终，“直道”性情正直，“不容于时”被动句。解决了这些考点，再翻译其他的句中成分，最后串联成句即可。

考点：翻译文中的句子。能力层级为理解B。

小题4 试题分析：“三槐”与王家人的关联，从文章中摘原句即为“盖尝手植三槐于庭”“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归视其家，槐阴满庭”“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考点：筛选文中的信息。

能力层级为C。 文言翻译天理一定会彰显出来吗？但是贤能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却不一定长寿。

天理一定不会彰显出来吗？但是仁爱的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是正确的说法呢？ 我听说包申胥说过：“人的意志可以胜过天，天的意志也能胜过人为的努力。”

世上议论天理的人，都不等天的意志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它，因此认为天理是不可捉摸的。善良的人因此而倦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

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天理还没有彰显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中，开始时，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经过四季而长青，历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天的意志。

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到子孙后代才表现出来，天的意志可以说是由来久远的。我根据所见所闻的事实考察，天理必然会彰显出来，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必然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他们大量行善施德却没有得到善报，但此后他们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守祖宗法度的太平盛世的君主共同享受天下之福。已故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祜，在后汉后周期间就已名声显扬，先后侍奉过太祖、太宗两朝，能文能武，忠孝品德高尚，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出任宰相，但是他最终由于性情正直而不为当世所容。

他曾经亲手在庭院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将来一定有做三公的。”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果然在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当了宰相。

那时正值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于是享受了荣华富贵十八年。今天把东西存在别人家中，第二天去取，有可能取到，也有可能取不到。

而晋公自身修养德行，希望能从上天那里得到回报。几十年后他得到了上天的回报，就象手持契约，亲手交付一样。

我因此知道天理一定能彰显。 我没有赶上看到魏国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

他常常对仁宗皇帝直言进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是上天要使王氏重新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贤能之士呢？世人有将晋国公与李栖筠相比的，他们杰出的才能、正直的气质确实不相上下。

李栖筠之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差不多，但在忠信仁厚方面，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份大概还没有完结吧。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和我有交往，他崇尚道德而又善作文章，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记叙了这些事。铭文是： 啊，多么美好！魏国公的功业，和槐树一起萌生。

辛勤地培植，一定要经历世代才能长成。（魏国公）辅佐真宗，天下安宁。

回家一看，槐树掩映庭院。我辈小人，早晨不考虑晚上，只知 窥察时机，追求名利，哪里还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侥幸的运气，不种植就能收获。

如果没有那些君子，国家怎么成为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居住的地方，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

4 写诸葛亮的名诗句从陆游的诸葛书台、文天祥的怀孔明中找

书愤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首《书愤》第二联的“楼船夜雪瓜洲渡”说的是虞允文长江破金兵的故事，后一句铁马秋风大散关也是一场少见的胜利的战役宋朝对外民族的战争中，胜利的战役简直是凤毛麟角，难得有几场，何况瓜州之役的领导者虞允文以一个文官督师而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自然更成了陆游的“偶像”了最后一联更举出诸葛亮的出师表相比陆游以这些儒将自许，希望能象孔明、虞允文那样为国做一番事业，可惜，“镜中衰鬓已先斑” 蜀 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首诗叙述了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另外也倾诉了诗人自己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 历代写诸葛亮的诗很多，选唐，宋，金诗敬献 唐诗： 1、陈子昂《岘山怀古》 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 2、杜甫《阁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 3、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 4、杜甫《遣兴五首》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垄底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 5、杜甫《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 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还 6、杜牧《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 治化轻诸葛，威声慑夜郎 7、杜牧《川守大夫刘公早岁寓居敦行里肆有题壁十韵…辄献此诗》 百年明素志，三顾起新恩 8、费冠卿《闲居即事》 子房仙去孔明死，更有何人解指踪 9、韩偓《雷公》 闲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怪松 必若有苏天下意，何如惊起武侯龙 10、何赞《书事》 阔步文翁坊里月，闲寻杜老宅边松 到头须卜林泉隐，自愧无能继卧龙 11、胡曾《草檄答南蛮有咏》 为报南蛮须屏迹，不同蜀将武侯功 12、李白《赠友人三首》 岁酒上逐风，霜鬓两边白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 13、李德裕《奉送相公十八丈镇扬州（一作和王播游故居感旧）》 千骑风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庐 14、李洞《送韦太尉自坤维除广陵》 全蜀拜扬州，征东辍武侯 15、李华《咏史十一首》 蜀主相诸葛，功高名亦尊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 16、李频《送友人游蜀》 鼓吹青林下，时闻祭武侯 17、李峤《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 宁知天子贵，尚忆武侯庐 18、李山甫《蜀中寓怀》 蛙似公孙虽不守，龙如诸葛亦须休 19、李商隐《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 得主劳三顾，惊人肯再鸣 20刘叉《入蜀》 孔明深有意，钟会亦何才 21、刘兼《中夏昼卧》 壮图奇策无人问，不及南阳一卧龙 22刘禹锡《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 王城晓入窥丹凤，蜀路晴来见碧鸡 早识卧龙应有分，不妨从此蹑丹梯 23、刘禹锡《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书情题郡斋八韵》 一吟梁甫曲，知是卧龙才 24、刘禹锡《江陵严司空见示与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 南荆西蜀大行台，幕府旌门相对开 名重三司平水土，威雄八阵役风雷 彩云朝望青城起，锦浪秋经白帝来 不是郢中清唱发，谁当丞相掞天才 25、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 孔明卧龙者，潜伏躬耕耨忽遭玄德云，遂起鳞角斗 26、罗邺《上东川顾尚书》 轻财重义真公子，长策沈机继武侯 27、罗隐《淮南送李司空朝觐》 宣父道高休叹凤，武侯才大本吟龙 28骆宾王《幽絷书情通简知己》 汉阳穷鸟客，梁甫卧龙才 29、骆宾王《畴昔篇》 诸葛才雄已号龙， 公孙跃马轻称帝 30、齐己《寄岘山道人》 辩鼎上人方话道，卧龙丞相忽追兵 31钱起《晚出青门望终南别业》 更怜归鸟去，宛到卧龙居 32、戎昱《上湖南崔中丞》 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33、唐彦谦《兴元沈氏庄》 江绕武侯筹笔地，雨昏张载勒铭山 34、王建《送裴相公上太原》 还携堂印向并州，将相兼权是武侯 35、韦庄《闻官军继至未睹凯旋》 已有孔明传将略，更闻王导得神机 36、韦庄《喻东军》 独把一樽和泪酒，隔云遥奠武侯祠 37、吴融《敷水有丐者云是马侍中诸孙，悯而有赠》 天地尘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师 38、徐夤《蜀》 虽倚关张敌万夫，岂胜恩信作良图 能均汉祚三分业，不负荆州六尺孤 绿水有鱼贤已得，青桑如盖瑞先符君王幸是中山后，建国如何号蜀都 39、许浑《南阳道中》 荒草连天风动地，不知谁学武侯耕 40、薛逢《题白马驿》 满壁存亡俱是梦，百年荣辱尽堪愁 胸中愤气文难遣，强指丰碑哭武侯 41、薛能《游嘉州后溪（开元观闲游，因及后溪，偶成二韵）》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42、杨衡。

5 《三槐堂铭》苏轼译文

参考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包申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6 三槐堂铭的作品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1），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2），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3），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4），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5）！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6）？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释：

(1)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

(2)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

(3)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4)李吉甫、李德裕：均唐代贤相。

(5)休：美。

(6)皇：通“遑”，闲暇。

(7)有：通“又”。

在陕西省段，嘉陵江主要水文特征是：

1、河流袭夺现象明显

嘉陵江河道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河流袭夺现象多。略阳以上的嘉陵江上游，原属于汉江水系，后被嘉陵江袭夺了。汉江在烈金坝以上干流成为峡谷，支流青泥沟却是宽谷，并由此沟头越过一低矮分水岭，岭上有河流冲积的卵石层，厚约05米，卵石大小均匀，一般直径在3～5厘米左右，底部为片岩。嘉陵江的二级支流响水沟到代家坝北流与巩家河相汇合后，再西流与嘉陵江成直角相交，这就是嘉陵江东岸的黑水。很显然，汉江的源流河水小、谷地大，且到嘉陵江边也没有较高的分水岭，很不相称。嘉陵江的西侧支流特别长，东侧支流短，而汉江的许多支流却伸到嘉陵江谷地。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的得名，也说明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家们已经有了嘉陵江袭夺汉江源头的看法。

2、产水能力最大

嘉陵江省内流域面积为9930万平方千米，占全省面积的48%，省内年径流总量为566亿立方米，占全省径流总量的127%，其单位面积内的产水量不仅具有长江流域水系的共同特点，即径流量所占比例远大于流域面积所占比例，而且是陕西产水能力最大的河流。除了与该流域降水较多有关外，也与该河流经不同省份有关，即出陕西后又进陕西，使省内流域面积与其流量的计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3、长江水系含沙量最大的支流

嘉陵江是长江水系含沙量最大的河流，略阳站的年平均含沙量为794千克/立方米，最大年含沙量（1959年）215千克/立方米，最小年含沙量（1965年）215千克/立方米，远大于汉江安康站的127、238、044千克/立方米。含沙量的季节变化显著，年内含沙量最大值出现于7月，最小值出现于1月，二者相差约1600倍，这与其流域内降水的季节变化、分布有深厚的黄土有关。

嘉陵江上游总的流向由北而南略向西弯曲，纵坡比降为701‰，西岸山地高出平均水位200～600米，坡度一般在40～70度，河床为砂、卵石，洪枯水位相差12米左右，水深一般为2～4米，最深可达12米以上。 陕西省内，嘉陵江水系流域面积9930平方千米，占陕西总面积的48%，省内年径流总量为566亿立方米，占陕西径流总量的127%，其流量远大于陕西黄河流域的任何水系，其产水能力在陕西各水系中居第一位。

从年径流深等值线图可看出，嘉陵江水系陕西境内地表径流的分布特征，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即河源地径流深可达600毫米，略阳以南其径流深也在400～600毫米之间，而中部地区径流深在300毫米以下，这与该地区降水量的分布有关，但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嘉陵江水系的径流量增加速度很慢，径流系数仅为278%（径流系数即年径流与年降水之比值，单位均为毫米），可能与该地区植被差、土质疏松有关。

嘉陵江径流量主要来自降水，但地下水补给量也占重要地位，东坡站地下水补给量633立方米/秒，地下水补给占年径流总量的271%，略阳站分别为383立方米/秒和306%。2变化特征嘉陵江陕西境内径流量的年内分配，东坡、略阳两测站具有不同的特点。从东坡站典型年（1967年）流量过程线看，具有双峰型特点，即4、5月份为高水位期，9、10月为第二个高水位期。

从略阳站观测资料看，以7、8、9、10月4个月为汛期，其流量占年径流总量的586%。径流量的年内分配（%）结果是：1月26%，2月25%，3月33%，4月60%，5月80%，6月86%，7月147%，8月142%，9月176%，10月125%，11月67%，12月37%。

从径流量的年际变化看，东坡站年径流变差系数（Cv）值为045，略阳站为040，均大于汉江安康站的035，但小于丹江丹凤站的060。 陕西省内，嘉陵江径流量的季节、年际变化大，因此洪水灾害时有发生。根据《略阳县志》的记载，嘉陵江略阳地区，1448～1981年的433年间，发生大水36次，其中25次造成水患，严重的水患有6次。大水进入略阳城15次，其中清咸丰7年（1857年6月）最大，有“蛙生灶中，浪起千层，舟行屋上”的记载。1981年8月的“81·8”暴雨洪水，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嘉陵江干流茨坝站（甘肃两当）8月21日出现洪峰流量4670立方米/秒，重现期是500年一遇。略阳站从8月19日～9月日，出现洪峰5次，最后一次是8月22日4时的8630立方米/秒，大于1964年实测最大流量5930立方米/秒，小于清光绪24年（1898年）调查洪峰流量10300立方米/秒，为250年一遇，洪水总量1973亿立方米。8月21日下午，凤县洪峰流量高达3500立方米/秒，而有资料记录的最大流量仅为1400立方米/秒，遭受了空前的损失，由于泥石流、滑坡，所有公路、铁路、通讯、电力线路全部中断，全县有24个自然村庄被毁，全县受灾6517户、33918人，其中死亡96人，失踪9人。

1990年7月5～6日，汉中、宝鸡地区连降160～200毫米大到特大暴雨，略阳站最大雨量达196毫米，其中6日凌晨4小时降雨量达133毫米。由于雨量大，致使嘉陵江河水暴张，出现超过保证流量的洪峰。略阳水文站及时作出洪水将达6000立方米/秒的预报，为略阳赢得了宝贵的35小时撤离时间。6月15时，嘉陵江洪水流量达5700立方米/秒，略阳县城二次被淹，中心广场水深3米，低洼处水深6米，三层楼房进水，对外交通、电话全部中断，经济损失巨大，但无人员伤亡。

四川省境内，根据宜昌水文站50余个洪峰的分析，其中以嘉陵江洪水为主要来源的占43%。由于嘉陵江流域形状略似扇形，洪水向心汇流，加剧涨势，常常产生严重洪灾。据四川省气象局统计，自1485年至1949年近五百年内，嘉陵江洪水共发生133次，其中干流在773年～1949年的1177年中出现大洪水62次。嘉陵江干流和涪江出现的历史较大洪水共36次，其中南宋、清代和现代是三个洪水高峰期。在这三个高峰其中，不但洪水发生次数较多，而且发生特大的洪水也较多，又常与长江上游干流的特大洪水相迭置，如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宝庆三年（1227）、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同治九年（1870）及1945年、1981年等皆是。从1470年至1948年的480年间，本流域盆地区中有33座县城遭受洪灾。（其中嘉陵江干流12座、涪江13座、渠江8座）。 嘉陵江是长江水系含沙最大的支流，略阳站多年平均含沙量794千克/立方米，其中最大年含沙量215千克/立方米（1959年），最小年含沙量215千克/立方米（1965年），最大年与最小年之比为10，汛期（6～9月）含沙量占全年的813%，最大月（7月）含沙量占全年的307%，最小月（1月）含沙量占全年0001%，最大日含沙量538千克/立方米（1972年8月29日）。

嘉陵江陕西省内内多年平均输沙量522万吨，输沙模数526吨/平方千米·年。从输沙量的年内变化看，略阳站最大一月（7月）占全年输沙量的369%，最大两月（7～8月）占全年输沙量的622%，最大四月（6～9月）占全年输沙量的874%。

　　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唐朝杰出将领。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初以武举补左卫长史，唐天宝八载(749)，任横塞军使，后以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十四载，在唐平安史之乱中，任朔方节度使，由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东征，出单于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攻取静边军(今山西右玉)，进围云中(今大同)，攻克马邑(今朔州)，开东陉关(今代县东北)。十五载，率兵应援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李光弼，由井陉(今属河北)进入河北，至常山(今正定)与光弼合兵十余万，连败安禄山同党史思明于九门(今藁城西北)、沙河(今大沙河流经新乐、行唐附近河段)等地。进至恒阳(今曲阳)，采取深沟高垒，敌来则守、敌去则追，昼扬兵、夜袭营的战法，使史军疲惫后出战恒阳东嘉山，大败史思明及其援军，俘斩4万余人，收复河北十余郡，切断安军后方交通，牵制其西进，使河北战局出现转机。拟将进兵范阳，获悉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失守，唐玄宗西逃，遂与李光弼引兵入井陉。旋奉命率兵5万至灵武，护卫新即位的太子李亨(是为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八月，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朔方节度使。十一月，讨平进逼灵武的叛将阿史那从礼和河曲九姓府、六胡州诸部落数万众，解除了朔方后顾之忧。二载二月，郭子仪率兵收复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冯翊(今陕西大荔)，一度攻破潼关，大败安将崔乾佑。四月，授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奉诏引兵赴凤翔(今属陕西)，于途中在白渠留运桥(今三原东南)设伏击败安将李归仁铁骑5000。五月，与安守忠、李归仁战于清渠(今西安西)失利，退保武功(今武功西北)。九月，随元帅广平王李俶率唐与回纥兵15万，再与安守忠、李归仁战于香积寺(今长安县西南)北，大败之，斩其6万人，收复京都长安(今西安)。十月，随李俶乘胜东进，在回纥军配合下，大败安将严庄、张通儒等15万兵于新店(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迫安庆绪弃洛阳退守邺城(今安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受命经营河北。乾元元年(758)，进位中书令，奉命与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各率所部共数十万大军联合讨安庆绪。十月，领兵渡黄河，至获嘉(今属河南)大破安将安太清，进围卫州(今卫辉)。时鲁炅等四节度使亦会于卫州，安庆绪倾邺城兵7万来援。子仪选3000弓弩手设伏于营垒，先战后退诱安军至垒下，伏兵万箭齐发，安军败走。子仪引兵追击，俘安庆绪之弟安庆和，拔卫州。再战愁思冈(今安阳西南)，前后斩杀3万人，遂与诸军连营，进围邺城。二年三月，诸军与援救安庆绪的史思明5万精兵于安阳河(今安阳北)北列阵接战，杀伤相半；时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唐军因无统一指挥，诸节6仁垢骼9楸菊颍�右且嘁��耸睾友今孟县南)，以保东都。旋任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都留守。后为宦官鱼朝恩谗毁，被解除兵权。宝应元年(762)，太原(今太原西南)、绛州(今山西新绛)兵相继叛乱，朝廷恐其联络安军，乃封子仪为汾阳王，任朔方、河中、北庭、泽潞行营节度，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出镇绛州。子仪至绛州斩乱首及同谋者40人，太原亦效仿处置。从此河东诸镇皆奉守法纪。不久，子仪又遭宦官程元振离间，再度被解除兵权。广德元年(763)，吐蕃乘唐平安史之乱无暇西顾之机，攻占河、陇广大地区。程元振隐情不报，至是年十月，吐蕃攻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骇，代宗再以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今咸阳东北)抵御。未及集兵，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等20万众已渡渭水逼近长安。代宗弃长安东奔陕州，京都失守。子仪至商州(今属陕西)，收集散卒及武关(今丹凤东南)守兵合计4000人，以雪国耻激励将士；又以昼击鼓张旗、夜燃火等疑兵之计，吓退吐蕃，收复长安。二年，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反唐。子仪任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朔方节度大使，出镇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西南)。不久，怀恩反谋败露，其部众归附子仪。怀恩奔灵武，又引回纥、吐蕃十万众攻关中，长安震骇。子仪奉诏出镇奉天，旋充任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东通和吐蕃使。当怀恩等部进逼奉天时，子仪布阵于乾陵(今陕西乾县西北)之南。回纥、吐蕃知有备，不战而退。永泰元年(765)，回纥、吐蕃大军进围泾阳(今属陕西)，闻仆固怀恩暴死，遂不睦而分营，子仪即利用其矛盾，领数骑赴回纥营地，说服其大帅药葛罗，并与之结盟，大破吐蕃军，稳住了关中局势。大历元年(766)，屯军河中，为解决军粮，垦田自耕。是年河中野无旷土，军粮充裕。二年，奉命讨伐叛唐的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智光部众闻子仪发兵，遂斩智光以降。八年，吐蕃10万余众攻泾、邠(今彬县)，子仪遣兵马使浑瑊出战宜禄(今长武)失利，遂召诸将议事，不究战败之过，只议再战之谋，兵分三路，相互配合，于百城(今甘肃灵台西南)、潘原(平凉东)等地连连取胜，杀获甚众，吐蕃败逃。此后数年，多次遣兵击退吐蕃的侵扰。子仪曾为削减冗官、选贤任能、轻徭薄赋、安民兴国而上书。九年，年事已高，又为边陲不宁而入朝陈谏，提出：吐蕃、党项、吐谷浑为主要威胁，应从内地各道调精兵屯朔方各重镇，以作防守边疆的长远计划。十四年，唐德宗继位，被尊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余官皆免。郭子仪精于谋略，用兵持重，治军宽严得当，深得部下敬服。以身许国，临危不惧，勤于职守，一身系国家安危20余年，对巩固唐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马文升

　　回族 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1426）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①。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②。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146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146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③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1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①。

　　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②

　　弘治二年（1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Ren，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①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1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①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回族弘治十七年（1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②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①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1510），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②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③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高谷

　　邑人于明朝入阁拜相者凡三，先后为高谷、李春芳、吴生生。俗称“三阁老”。最早为高谷，因他历官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代宗（景泰）五朝，故被尊为“五朝元老”，悬匾邑中四牌楼上。

　　高谷（1391－1460），字世用，号育斋。永乐三年（1405）15岁中举，十三年（1415）25岁成进士。历任中书舍人、春坊司直郎、翰林侍讲、侍经、侍读学士、工部右侍郎等职，掌管过顺天乡试，修纂过《宣宗实录》，正统十年（1445）入阁参与机务。景泰年间，进入辉煌阶段。元年（1450），升工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阁务。二年赠少保、东阁大学士，后加封太子太傅，享双俸。此间曾代表皇帝祭祀过泗洲、凤阳、明孝三陵。七年（1456）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

　　明朝自洪武十三年废置丞相，设内阁。洪熙以后，内阁大学士便成为实际上的丞相。高谷以大学士加“三孤”（少保）衔，官居次辅，位高权重。然而，他所处的正统、景泰两朝，却是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年代，这个时期发生了一桩大变故。

　　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朱祁镇轻信宦官王振，率50万大军亲自迎战蒙古瓦刺部，结果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朱祁镇被瓦刺生擒，史称“土木之变”。国中惶惶，不可一日无君，遂由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为代宗，年号景泰。第二年，蒙古瓦刺出于内部争斗，愿意赎放英宗。代宗十分尴尬，更十分恋栈，于是朝中主张不定。此时高谷十分清醒，坚定地主张恭迎上皇，并力主“礼宜从厚”。代宗不悦，但英宗还是被迎回，尊为“太上皇”，被架空在后宫。代宗迫不及待地上演“易储”闹剧，废置英宗的儿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并加封高谷为“太子太傅”，使高谷险陷泥淖。

　　景泰七年（1456），代宗病重不能临朝。忽一日，“太上皇”朱祁镇突然升殿，被一群拥戴者举上龙椅，宣诏天下，改国号为“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后，对忠于代宗景泰的大臣一一进行了清算。斩杀了于谦，诛灭和流放了首辅陈循、阁臣王文等人。身为阁相次辅的高谷自知不可恋位，即刻上书乞归。英宗对左右大臣说：高谷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内阁持议公正，特别在迎驾一事上态度还不错。于是旨准归休，并赐敕奖谕，锡金帑袭衣，给驿车。

　　高谷归里，居县桥南之“元老府”（今新生小学东大门对面）。杜门谢客，闭口不谈景泰、天顺间事。故居虽称“元老府”，但很不显赫。清朝咸丰县志上已称其“湫隘特甚”。高谷俭素，“位至司台，敝庐瘠田而已”。天顺四年（1460）卒于兴化，年七十。赠太保，谥文义，葬兴化平望铺河东，大学士李贤撰志。故居门悬“忠结主知”额，府稍南，跨街建“益恭坊”，隔县桥与四牌楼南北遥对。解放后曾修缮，曾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毁于文革。“元老府”亦于近年“拆迁”。

　　着《育斋文集》10集，入明史艺文志。

　　参考资料:、回族在线论坛、中国兴化网

陈家沟村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下辖的行政村，城乡分类代码为220，为村庄。区划代码为611022110205，居民身份证号码前6位为611022。邮政编码为711400，长途电话区号为0914 ，车牌号码为陕H。陈家沟村与巩家河村、茶房社区、许家塬村、万湾社区、中坪村、两岭社区、棣花社区相邻。

陈家沟村附近有丹凤二郎庙、丹江漂流、商於古道棣花文化旅游景区、凤冠山自然风景区、丹凤桃花谷风景区等旅游景点，有丹凤葡萄、丹凤核桃、商洛丹参、万湾李梅、商洛大理石等特产。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歌舞、美国**《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