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家世，至今未见正史记载。但起始汉代的谱录著作，唐宋时代引入方士的家谱资料，却为徐福家世研究提供了可资参阅的史料。

现代学者研究徐福家世者颇多。如中国台湾徐氏宗亲会徐子明、徐悦堂纂写《徐氏大宗谱》，徐州师范大学罗其湘撰《江西<草坪·徐氏宗谱>初考》，皆是在古人谱牒史料的基础上，考证了大量近现代家谱资料，对徐福家世作出了系统阐述。

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1915年荣获美、德两国文学哲学博士。学成归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他从1900年起研究徐氏历代谱牒，与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卫挺生互相切磋，对徐氏源流进行深入考证）与徐悦堂（明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二十一世裔孙，清两广总督徐广缙玄孙。他从1958年起，追随徐子明教授研究史学和氏族学，独自筹款办《徐氏大宗谱》编纂馆）两代人前后考证80余年，编写3年，《徐氏大宗谱》才得以面世。

据徐悦堂先生考证，记载徐福家史的古代徐氏家谱、族谱有多部。如：

《南洲·徐谱》。三国（220—280）时徐庶（今河南禹县人）编《南洲·徐谱》曰：“南洲高士徐稚，字孺子，祖籍东海，于战国末年其祖先该公奉祖命隐南洲，永不仕，耕读传家，淡泊名利，自食其力……”又曰：“徐仲公，为徐偃王二十六裔孙。仲生二子，长讳长，次为延，延即尚也。长生猛，猛生咨与福（巿），福率祖人入东海祖洲（即今之日本），尚知福将反，遂令其曾孙隐居洪都（即南洲，今之南昌），该不及避，令其子坚隐居南洲，自此寄居南洲，八代至稚……。”《徐懋功家谱》。唐朝徐懋功编《徐懋功家谱》曰：“徐福者，又称徐巿或希，谱名徐议，字君房，其父讳猛，祖父讳长，从祖父讳延（即尚），曾祖父讳仲，高曾祖讳诜（即金文铣

）。福之长兄讳谱，福率振男女各三千人入东海祖洲。谘居琅邪，今山东徐氏者为徐偃王二十九裔孙徐谘之后。徐福一支入东海祖洲，不复返也。徐该与徐福同曾祖父，延（即尚）知福反，入东海祖洲止王（秦始皇）不来，为避秦始皇灭门之祸，随令其孙该潜居洪都（即今之南昌），自此世居南洲。

徐懋功为徐稚十七世裔孙，为徐偃王五十三世裔孙，播迁山东曹州，为唐开国元勋，封英国公，妣薛氏，生二子，另讳敬业，次讳敬猷，享寿九十三岁，葬于长安太白山麓，建有徐懋功祠。

《徐氏大宗谱》对徐氏源流记述详尽：“徐氏，子爵，赢姓，皋陶之后也。皋陶生伯益，伯益传禹有功，封其子若木徐，在徐城县三十里，泗州临淮有徐城（今安徽泗县北），自若木至偃王诞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周又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孙章禹（羽）鲁召公30年，为吴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又其族出于嬴氏十四姓之一也。”

《徐氏太宗谱》记述的徐国兴旺的历程，与卫挺生《日本神武开国新考》相吻合（前已述及）。据徐悦堂先生考证，徐氏总堂号之所以“东海堂”或东海郡。因为徐氏“来自东海，去之东海”。所谓“来自东海”，指天下（海内外）徐氏皆发源于东海之地，故曰“泽衍东海”（即今江苏东海、赣榆地方），所谓“去之东海”，意指徐诞失国后蹈浮舟沿泗水由黄河口（今江苏阜宁今称旧黄河口）出海东渡，至舟山群岛（古称翁州）隐居，自此徐国臣氏，每日思念徐王诞，故徐氏以东海为“堂号”。

罗其湘教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江西临川、南丰、南城、九江等地《草坪·徐氏宗谱》、《邱园·徐氏家谱》、《龙溪·徐氏宗谱》和《徐家垅·徐氏家谱》等进行考证，认为《草坪·徐氏宗谱》中，有两处有关徐福家世的记载尚属大陆首次发现。一是《徐氏历代源流》中记有“受姓祖，讳巿。因始皇游海上，上书。娶卞氏”；二是明初洪武戊辰年（1389年）魏敏洪撰写的《徐氏历代宗谱序》中，记有“自巿公受姓下传……”

江西各地徐氏宗谱对徐氏脉络亦有清晰的记载，“徐氏出于颛顼之后，嬴姓。唐虞时为伯益，其后封于徐。子孙遂居东海郡，因以徐为氏焉。（《草坪·徐氏历代宗谱序》）

“粤稽徐氏，始由颛顼，历五世至伯益。舜赐伯益赢姓。秦与赵皆其苗裔也。迨伯益生若木，夏封为徐候，其地即禹贡之徐州，子孙居此，遂以徐为姓焉”（《南丰邱园·徐氏续修家谱序》）。

罗氏考证了各种版本的“徐氏家族”之记载与卫挺生先生之考证对比分析，认为有诸多相吻合的共同之处：“一是徐氏出于颛顼之后；二是受赐赢姓；三是夏封于徐；四是子孙散居于‘东海郡’、‘禹贡徐州之城’或‘江、淮、泗、济’之间。”

中国谱牒记载徐福之事较早者，还有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谱官王僧儒（公元465—522年）撰《百家谱》。文曰：“议，字彦福，亦名巿。秦始皇使蓬莱，居东海。”王僧儒“东海郯人也”。郯在今山东郯城县北，是赣榆县近邻，东距徐福故里徐福村仅50多公里。（罗其湘《江西<草坪·徐氏宗谱>初考》）

卫挺生教授《徐福入日本建国考》，编入了根据清徐时栋《徐偃王志》、六朝唐宋以来的谱牒编制的《徐王诞以前世系表》和《徐王诞至徐福世系表》。 日本官撰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神皇正统记》等正史，对徐福家世未予记载。山梨县富士吉田市宫下义孝先生家藏《宫下富士古文书》（又名《徐福古问场》）却对徐福家世记之颇详。

2003年10月，笔者有幸于富士吉田市造访宫下义孝先生（74岁），并一览宫下族珍宝——《宫下富士古文书》。宫下义孝先生介绍：“传说《宫下富士古文书》是800年前完成的。原来的文章没有了，现存的为宫下祖先重写的。”该书20余万字，全以汉字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因为在日本是孤本，宫下家族视为珍宝，精心保管，秘不示人。笔者因是来自徐福故里的中国徐福会副会长，又是宫下会长的朋友，才得以一饱眼福。因没有时间细看（翻阅时要十分小心，不然书页会破碎），只拍摄了部分照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宫下义孝先生说，日本八店投入巨资，将《宫下富士古文书》复印出版300套，名曰《神传富士古文献》。每套7卷（每卷540页，大16K），定价14万日元（合人民币1万余元）。

这是一部记述包括“徐福渡来”在内的弥生时代历史的日本最古老的典籍。饭野孝宥据此考证了徐福在日本的家世。

据徐福七世裔孙秦福寿著文载，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之时，徐福渡来日本列岛，先后抵筑紫（九州）、南岛（四国）、不二山（富士山）。徐福把7个儿子改为日本姓氏，长子姓福冈，次子姓福岛，三子姓福山，四子姓福田，五子姓福畑，六子姓福海，七子姓福住，然后把他们分别派往7个地方。从此，徐福的子孙遍及日本各地，逐渐繁衍起来。徐福则自称秦之徐福。

后代秦姓或者带有福、羽田、波田、波多、畑、畠等字的姓氏和地名，皆与徐福的子孙或与徐福一起东渡的秦人子孙有关。

饭野先生称，上述资料为徐福的直系第七代嫡孙秦福寿所书并遗传于世。建久3年3月，为山宫二所大神宫司宫下源大夫义仁所抄写（《宫下富士古文书》的《人皇七代孝灵天皇证》）。

秦福寿还有其他宝贵资料遗传于世，后人将其整理成《徐福世系表》。徐福第七世之后，尚未发现有关记载。

宗圣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先祖，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即使多元化文化共存的今天，“祭祀尽其敬”的社会风气依然不能改变。铭记过去，传承历史，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今天从昨天走来，今天就是昨天的延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先祖就没有后昆，忘记先祖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尊崇、缅怀、祭祀先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也是激励中华儿女富民强国、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与荒诞不经之封建迷信迥然不同，当明察焉。

因此，今天，海内外华夏徐氏宗亲云集郯城，祭祀圣祖是“慎终追远”的善事善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承前启后，世代相传，继而发扬之、光大之。

中华徐氏始祖陵，俗称豹公墩，位于郯城县城北7华里处。为什么说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呢？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理由予以确认，以就教诸位方家、学者和广大宗亲。 按徐国建立时间及其活动范围确认，具有合理性

大家知道，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逐渐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完全的血缘关系得以确立。抵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进入以城池为标志的“古国时代”。这时家庭、宗教成为古国、方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姓与氏出现，随之产生了“姓氏文化”。这就是费、徐等大批古国、方国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

那么，徐国建于何时，前期活动范围又在哪些地方呢？

《史记·夏本记》载：“禹，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褒氏、费氏、杞氏、缯氏……”由此可知，费国建于夏代，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国家。

《史记·秦本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

《史记正义》认定，大费就是伯益。伯益是禹的接班人，《孟子·万章章句上》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府志》载：“箕山，费县东南四十五里。自方山而东南起此山，顶平长数里，石灰紫色，可作砚（即金星砚，笔者注）。山前有古寺，山西有隐真洞。”

《黄志》载：“岩壑幽杳，泉流石壁下。”益避箕山，当即此山也。

《竹书纪年》载：“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然而启不服，公开提出“儿继父业理所当然”的主张，废止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形成“夏传子，家天下”的格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记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而立启。”

《战国策·燕策》有同样记载：“启与友攻益而夺天下。”伯益失败后，只好退居原封地即费国。夏启六年伯益惨遭杀害，费国被灭。因为伯益是东夷人的领袖，他被杀害引起东夷人的强烈不满，启不得不于夏启九年，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于是，若木继承父亲之封爵，在原地盘上即“以山东费县为中心”、“伯益多年经营的兴旺发达地区建立徐国”。（李浙江《秦人起源东方考》）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等地。尤其郯城，沂沭两条大河纵穿南北，东部马陵山，又是平原大地与浩瀚大海的天然分界，且为东西南北文化、交通的交汇点，是徐国的战略大后方，地理位置极端重要。

有资料显示，徐国自夏启九年建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失国，共存在1600多年。其中，自建国至公元前1100年前后，因战争徐国败于鲁国，而被迫南迁，其间近千年，传位30世，计夏袭国君12世，商袭国君16世，周袭国君2世，徐国一直游动在以郯城为大后方的广阔地带，从时空概念上判断，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恕本文不论述徐国南迁后的疆域）。 遵众多徐氏族谱记载确认，具有唯一性

对豹公墩，即中华徐氏始祖陵，从现存之众多的《徐氏族谱》的记载，都可得到印证。我们可以断定，从若木始祖至五代国君豹，死后均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北七里。除此之外，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安徽新安《徐氏宗谱》、福建南城龙溪《徐氏宗谱》、贵州铜仁《徐氏宗谱》、山东《东鲁徐氏族谱》等均有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迄今无二说，唯一成必然。相比之下，黄帝陵尚不止“桥山”一说，曹操墓多达72座，而徐氏始祖陵在郯城历时4000多年尚无二说，真可谓“根扎郯城，枝繁华夏，远播海外”，一脉相承，不紊不乱，“天下徐氏一家人”。幸哉，大矣哉！

谱牒学，源远流长。早在商代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就有氏姓世系的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谱牒旧闻。”可见太史公司马迁对谱牒的重视和信赖。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有徐令意、徐行坚等撰修的《东海徐氏老谱》。唐太宗李世民，曾修订《氏族志》。宋、明、清撰修姓氏家谱，渐进鼎盛时期。《家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史、方志形成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谱者，记也，谱乃信史。自然，族谱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信程度很高。故对上述族谱记载的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均葬于郯城是肯定无疑的，确认中华徐氏始祖陵是天经地义的。 以郯城徐氏为望族确认，具有渊源性

2004年，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成立，拉开了望族文化研究的序幕。研究会确定，苍山肖氏、郯城徐氏、费县颜氏、兰山王氏、沂南诸葛氏等为临沂市望族，分别编纂《望族志》和开展望族文化研究，以期为现实服务。把郯城徐氏列为望族不难理解，以余之愚见，至少有三条依据。

其一、郯城徐姓人口多。全县867个行政村，有徐姓人居住的即有200多个，其中徐姓居民占80%以上的行政村超过40个。全县近百万人，徐姓就有九万多，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过去有民谚：“郯城县，徐一半”。虽有夸张，但可理解。

其二，郯城以徐姓命名的村庄多。诸如：徐庄、徐集、徐圩子、徐出口、徐蒲坦、徐大墙、徐海子、徐林等，多达十几个。其三，郯城徐姓名人多。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郯城籍的著名人物，从正史、地方志、家谱中能够查到的即有：徐宁、徐湛之、徐羡之、徐孝嗣、徐凭道、徐勉、徐摛、徐陵、徐俭、徐伯阳、徐有功等。他们当中，有千古名相，有一代重臣，有文学巨匠，有皇亲国戚。据上所述，郯城徐氏确实无愧为一方之望族。探其究竟，盖因徐氏发祥于斯，幸赖先祖荫佑。先祖为源，后裔为流，源远而流长，此乃必然也。 从民间祭祀相沿成习确认，具有渊源性

“落叶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习俗。一般来说，人死了要葬于祖籍。徐氏既然发脉于“东海郯城”，先祖们仙逝后葬于郯城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推理，作直言判断，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再从民间的相传习俗看，据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郑城后村年逾八旬的徐祗法老人说：他小时，爷爷每逢年过节，即带他到豹公墩扫墓祭祖。还有许多徐姓族人相沿成习，经常到豹公墩烧纸、磕头、凭吊、祭祀。试想，不是时代相传，视豹公墩为徐氏始祖陵，徐氏后裔能这样虔诚祭祀吗！事实上，不仅郯城徐姓族人不忘先祖，而且在历史上远道而来郯城寻根问组的徐氏宗亲也不乏其例。清乾隆三年撰修的《新安徐氏族谱》中，有徐禋写的《新安徐氏开族始祖昶公考》其文中大意说，徐昶任歙州刺史，是新安徐氏始祖，但他的祖籍是哪里，众说纷纭，考察无据，历访无踪，难成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唐懿宗宰相相徐商的五世孙、唐昭宗宰相徐彦若的四世孙，而徐商、徐彦若都是徐有功的苗裔，先世家东海郯城，而《唐书》却把徐商、徐彦若记成河南新郑人。究竟如何对呢？为此，新安徐氏族人结伴，于乾隆元年赴郯城考察。文中曰：“……

不惮往还四千余里，泛舟钱塘，涉扬子，渡淮而航东海，越海州，历赣榆，抵山左之郯城，遍访徐之故家巨族，茫然不识先代渊源，未有能出其典故者，则亦灾于兵焚水溢也，不得不废然返而还……。”这些记述，一方面说明他们未能如愿，另方面也衬托出他们身居千里之外，尚知道祖籍是郯城。因为徐有功是郯人，他们都是相隔几代的后人，自然也是郯人。由此更说明天下徐氏“根扎”郯城，中华徐氏始祖陵也在郯城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近几年来，海内外徐氏宗亲纷至沓来，寻根问祖，此乃人心之所向，众望所归。我们应该敞开大门，优化环境，铺平绿道，热烈欢迎五洲四海的徐氏宗亲都能畅通无阻地回归老家探亲访友，祭祀先祖，并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凭徐子氽鼎等出土文物确认，具有可信性 1965年，在费县上冶镇台子沟古墓中出土的徐子氽鼎，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周初青铜器，其下面有阴铸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9个字，系徐子氽的随葬品，属国家一级物。

徐子氽鼎出土，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填补了山东省境内没有徐国文物出土的空白，证明蒙山前怀费县、平邑等一大片土地，确实曾是徐国的活动疆域。其二，徐氽就是徐渰，系徐国第28代国君。湖北学者徐显之《徐国纪略》称：“……

二十八代君氽，即后人所称之徐渰，建都与山东蒙山南麓之费县、平邑一带。”四川学者徐建维《古徐国始末简述》：“再封徐国。建国第28代君徐渰建都费，有1965年在山东费县出土的徐子氽（渰）之鼎百岁用之可作证。”他分析：“氽、渰字形、字音、字义与费县的环境气候和徐渰在44代国君的座次排列是吻合的。”我赞成上述说法。其三，费城一带是古徐国的遗址。费县上冶镇境内的东西两个毕成村，原写为鄪城村，因为“鄪”字生僻难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编纂地名志才改为“毕”字的。古费国都遗址就在这两个村附近。城成长方形，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出土文物有瓦当、陶罐、铁枷、铜镞等。而出土徐子氽鼎的台子沟，距城遗址仅有3公里。有国就有都。城市、文字、冶金术，是判断国家起源的三要素。此处上有古城遗址，下有铜鼎出土，而铜鼎既能显示精湛的冶金术，又有工整秀丽的阴铸文字，三要素齐备，完全符合地上资料和地下资料“二重证据法”，可谓徐国商末周初地理位置是明据铁证。再与《尚书·费誓》相印证，更说明费县、平邑是徐国的前沿阵地，而郯城则是极其稳定的大后方。由此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徐国自建立至周初近千年的势力范围，就是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一带；二是郯城既然是徐国的发祥地、大后方，把祖陵建在这里，无疑是最稳定、最安全、最适当的。

据风水学要素确认，具有吉祥性 人所共知，大千世界，无处不学问。在万事万物中，已知的是有限的，未知的是无限的；已破译的是科学，未被解释的是神秘；神秘是科学的胚胎，科学是神秘的归宿。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我们应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敢立潮头勇探索，正确对待和参与研究未知世界。 中国风水学，是在自然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由古代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践、思考和感悟而建立起来的，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由理论实践、实用方法、实践案例组成的庞大的体系，其中虽然包含着某些非科学的成份，但是以“天地人合一”为出发点的追求和认识，却闪烁着中国先哲们大量的真知灼见。可惜在“五四”运动后，一度当作“封建糟粕”而摈弃，已相对滞后于外国。当今欣逢昌明盛世，言路渐开，人们打消了顾虑，敢于涉足边缘学科，使几乎濒临消失的风水学，又逐渐得以复苏。据说，武汉、天津等大学，已开设了“建筑风水学专业”，预示着正朝科学风水的道路前进。

《黄帝宅经》认为：“阳者生化物之父也，阴者生化物之母也。”“阴阳之理，顺之则亨，逆之则否。”现代科学证明：“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环境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说白了，风水学就是环境条件学，环境影响一切，甚至决定一切。殊不知，现代人在享用现代科技所带来“文明”的同时，无不感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可怕前景。“人定胜天”的理念，当然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其本身所造成的破坏，又何尝不令人担忧。我国西南五省市所发生的特大干旱，不正印证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吗？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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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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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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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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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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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恩恩！！中国历史上十大清官：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

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3 黄霸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人。

4 徐有功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

5 狄仁杰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

7 包拯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

8 况钟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

9 海瑞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

10 汤斌 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断案严明的清官是非常多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唐朝的狄仁杰、徐有功、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清朝的于成龙。由于历史太过悠久，能够被大家记住的清官可能并没有多少，我们就讲讲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清官吧。

狄仁杰当时的官位是当时大理寺丞侍御史，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法官。翻阅唐朝的史书资料会发现一个结论，当时狄仁杰审过很多件案子，但是没有一件案喊冤的，可见他是一个公正廉明的官员，从不徇私枉法，另外狄仁杰不仅断案如神，而且是一名非常清廉的官员，他虽然位高权重，但从不收受贿赂，当地百姓都十分爱戴他。徐有功是和狄仁杰一个时期的，他主要是管理司法的，武则天当政时期实行酷吏，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徐有功他在任上从未杖责过一个人，足见徐有功对民众有仁爱之心，并且凡是他审讯案件时都仔细调查，在他的秉公执法下，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一个坏人。司法部门是一个非常容易收受贿赂的地方，可是徐有功上任期间，从不接受贿赂，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清廉的好官。

宋朝的包拯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大家都把他叫做包青天，可见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在老百姓眼里，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名臣，在皇帝眼里，他是一个断案如神的判官， 是一个人人称赞的清正廉洁的清官。

说到海瑞，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做海瑞罢官。海瑞在明朝为官时是一个十足的清官，由于他从来不接受贿赂，而且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贫苦的老百姓，导致他的手下都没有工资发。于是海瑞就让手下回家，自己一个人处理衙门中的事宜。海瑞最后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是他的好友们一起凑钱给他买了一副棺材。

于成龙是清朝非常有名的一位清官，连康熙皇帝都夸赞于成龙是清官第一。值得一提的是于成龙不仅为官清廉，而且断案十分严明，就算遇到权贵也从不徇私枉法。

对徐文远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我带来了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这个教出5个弟子，5个全都造了大隋的反的老师叫做徐文远，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出身，他出身东海徐氏，东海徐氏十分能搞事，从南朝宋一直搞事到隋末。

宋武帝去世不久，顾命大臣司空徐羡之就废黜少帝刘义符，立文帝刘义隆。虽然徐羡之被文帝杀了，但他的侄孙徐湛之还在。徐湛之是宋武帝唯一嫡女的长子，和舅舅宋文帝商议废太子刘劭，被刘劭团灭，儿子徐聿之也被杀。徐聿之遗孀堕胎不成，儿子徐孝嗣出生，后来娶了宋孝武帝的嫡女刘修明。

南朝齐年间，徐孝嗣受命辅佐萧昭业，却投靠萧鸾助其篡位，女儿嫁给萧鸾嫡次子萧宝玄，两个儿子娶公主，本人也成为萧鸾继承人萧宝卷的托孤大臣。后来他又图谋废昏立明，被赐喝了一斗毒酒，两个驸马儿子徐演、徐况也同死了。萧宝卷强令徐家姑爷萧宝玄离婚，萧宝玄很不满，后来也造反被杀了。

但徐孝嗣还有一个儿子徐绲。徐绲的女儿徐昭佩是梁武帝儿子湘东王萧绎的正妃，也是"半面妆"的主角。侯景之乱，萧绎浑水摸鱼弄了个皇帝做，史称梁元帝，徐昭佩已经被他赐死了没做皇后，但她的孙子萧庄短暂地做过皇帝，徐家终于把自家血脉融到了皇帝身上。

萧庄的皇位持续不久，但当梁元帝没有了可考的男系子孙后，徐昭佩的侄孙徐文远作为梁元帝的外孙还能继续战斗。虽然他只是一介文人，但是他却却利用身为博士的职务之便收了5个弟子，这5个弟子一个接一个地造反，终于把大隋给倒掉了。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

徐文远在长安很穷，但是他有学问，是个文化人，精通经史子集，但凡有点本事的人身上总会有傲气。有一次一位大儒在讲学，徐文远慕名而来听讲，可是听了几句就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听了徐文远说了一堆理由，这里不再多说，总结起来就是那个人不如他。

这也使得徐文远的名声传了出去，毕竟他本人确实满肚子的墨水，身为皇帝的杨坚也认为这是个人才，就让他入宫给汉王杨谅当老师。

隋文帝杨坚去世之后，隋炀帝杨广上位，然后杨谅就造反了，不过杨谅这个人虽然有造反的心，却没有造反的能力，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杨素带领着平叛大军来到之后，几乎没有废很大的力气就把杨谅给擒拿了，因为这件事情，徐文远自然受到了牵连，虽然没有被处死，但官是当不成了，又重新成为了一名无业游民。

人总是要恰饭的嘛，于是他重新找了份教师的工作，给杨玄感当老师。

说到杨玄感，他父亲杨素因为功劳大，所以被杨广猜忌，杨素生病的时候，杨广总是盼着杨素早点去世，这么的无情无义自然被杨玄感看在眼中，他觉得杨广这么做无异于是他的仇人，所以在杨玄感的心中，一直想要报复杨广。

当杨广集结大军进行第二次东征的时候，杨玄感被任命为粮草官，负责征辽的粮草押送，眼看杨广要灭掉高句丽，完成他的大业，杨玄感断了杨广的粮草造反了，这差点把杨广气的吐血，当即命令征辽的大将们回去，把杨玄感给灭了。

徐文远这次没有成为无业游民，因为，在杨玄感的部队当中，还有一个人担任参谋，这个人就是李密。没错，李密就是徐文远的另外一名弟子。

李密跟着杨玄感兵败后，落魄了一段时间，可是李密有才华，所以后来辗转来到了瓦岗寨，瓦岗寨的老大翟让很器重李密，毕竟李密这人会点兵法和谋略，曾祖还是柱国级别的大臣，出身好。

他来到之后就帮助翟让把心腹大患张须陀灭了。张须陀是隋朝的镇压叛军的将领，翟让见他一次跑一次，在李密的谋略下，隋朝的"不败神话"被打败，而李密更是得到了翟让的重任，结局就是李密把翟让干掉了。

李密虽然当上了老大，却丢掉了瓦岗寨的人心，表面看着团结的瓦岗寨，慢慢的走向崩溃的边缘。后来的李密带人和宇文化及死磕，最终两败俱伤，被王世充给收拾了。

徐文远又到了王世充那里，没错，徐文远又把王世充收为了弟子。

李密战败后跑到了李渊那里，还想坑李渊一把，结果被李渊发现，李密的人生到此终止，徐文远不一样，在王世充那里虽然没有在李密那里过的自在，但也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王世充造反的更加彻底，洛阳城是杨广的孙子杨侗在镇守，杨广去世后，杨侗被众大臣拥立为皇帝，而王世充则除掉了那些大臣们，挟天子以令诸侯。

可惜的是王世充令不动，因为在李渊手中也有一位皇帝，宇文化及手中也有一位皇帝。三人发现小皇帝没什么用之后，都自立为帝了。在徐文远的5位弟子中，王世充也是当过皇帝的人了。

在洛阳生活的徐文远有一天外出，被李世民的手下罗士信给擒走了，因为这个人是王世充的老师，所以就被送到了李渊那里，在李渊这里，徐文远见到了最后一位弟子—窦威。

本来，窦威是个老实人，没有想过造反，可惜身为徐文远的徒弟，上天允许他做老实人么于是，他有了一个叫李渊的侄女婿

徐文远以一己之力，教出了杨谅、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窦威等人，堪称灭隋的最大黑手啊!

唐朝建立后，徐文远终于老老实实上班做学问不搞事了。

后来，他有了个孙子叫徐有功。没错，就是那个在武则天时期，勇肛酷吏的徐有功。

徐大理：徐有功(641—702)，名宏敏， 宇有功，曾任大理寺卿——当时的最高法官。

色：神情，态度。

据：依据

尝：曾经

犹：还是。

顾：看。

至：到达。

市：刑场。

拽（yè ）：拖，拉。

挫折：屈服。

刘墉到底贪财不贪财，这个在下不知道（毕竟现在提倡的是尊清贬明，纪晓岚这个卖友、好色的都变成正面人物，那……）

清官的定义是：

清廉：生活清苦朴素，不贪图享受，不贪污、不受贿、不损公肥私。

清介：为人耿直、有骨气、不阿谀奉承、不随波逐流，对恶不敷衍，不屈服。

清明：居官勤于政务，办事有法度、有条理、爱民如子，奉公守法，不草菅人命，不枉屈是非。

清正：为人处世，气度宽宏，严于律已，宽于待人，不以一已之私而忘国家之忧。

大致上是

汉朝：刘宠、杨震、苏章、赵广汉、黄霸

南北朝：苏琼、顾协、陈孔奂、姚察、袁聿修、裴侠

唐朝：徐有功、狄仁杰

宋朝：包公、陈希亮、刘温叟

明朝：况钟、海瑞、周新、王溥、张伯行

清朝：于成龙、吕璜、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