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家谱序言，多为自序、他序两种。宋代欧阳修、苏洵既自编家谱，又为自编家谱作序。他序的也很多，为了提高家谱的荣誉和地位，不少家谱往往请名人、政界要人作序。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张居正，清代的赵翼、张廷玉、丘逢甲，民国的汤寿潜、段祺瑞、徐世昌等就为他人家谱作序。现代新修家谱也有请名人作序的。如著名作家谢冰心就为其家乡《横岭谢氏族谱》作序。家谱序言数量，清、民国时期为最多，其次是明代，再次是元代。据估计有几百万篇。序言是家谱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好比家谱的窗口，通过序言，我们不仅了解家谱的编写背景、意图、经过，而且了解家谱的内容梗概、作用、价值等一些基础性的谱学理论知识。如明洪经《增进贤双乳洪氏族谱序》说：“夫族谱者，所以辨姓氏，明尊卑，分亲疏，重申联族也。”清胡廷臣《商水李氏族谱序》也说：“族之有谱也，所以详世系、志功德。上明崇孝敬，下以敦雍睦而劝戒之。”

序言开始，对编写家谱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简略表述，接着说明作谱的缘由、指导思想、目的、作用。古代编修家谱的序言，首先指出编修的指导思想、目的和作用，说明家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清王朝纲《续修刘文恪公支谱序》说：“公卿大夫之家有族谱，犯国之有史也。国有史，则君之仁暴，臣之贤不肖，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气化之盛衰．其兴亡治乱之迹，开卷无不了然。家有谱则支裔之亲疏，踪迹之聚散，品行之优劣，年寿之长短，家世之盛衰，按籍而稽．无不如诸指掌，使后世子孙知水源木本之思，尊祖教宗睦族之意，知有所劝，亦知有所诫。族谱之所系，重大如此。”序把家谱与正史对比说明修谱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修谱的目的在于教育子孙后人遵守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加强宗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文/王相刚

公元二千年，余父业已供销社退休、赋闲在家，常与族伯显富饮茶叙谈。时族兄相文初提续谱之议，父与族伯以此议甚好：“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中国素有“盛世修谱”之传统。“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家谱不仅是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且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个方面皆有研究价值，遂向本村王氏各支倡修谱之事、筹修谱之资。

时余而立之年，尚忙于事事，无暇及此。十六年后，偶与兄相虎谈及家谱之事、又垂询父亲，始知家谱始成三本：余父、显富、相文各执一本。

今阅家谱，感慨良多，始觉先辈修谱之切切，当为吾辈后世之楷模。揽十二世祖阶之《祖茔方向》与《祖茔地界》，始知先人陵寝之阔、守茔之责；读先祖幼新、君兴、淳撰《家谱序》，知家谱如江汉之有源、树木之有本，本立而道生之理。读先祖谨、信、庚龄之《家谱序》，知先祖续谱考究之严谨。读先祖居敬《家谱序》始知先祖“祖之名号失传、宗族之源莫遡”之忧和张公艺、陈冱洲九世同居之乐，先祖拳拳之心昭昭可鉴。读先祖德水《失谱序》始知家谱辗转流传之不易及先人负疚之心。读先祖宸阶之《修祖茔记》，始知祖茔乃世世发祥之地、祖宗之形魄所寄，修茔是为“礼”。以及谱牒不序，渐至少凌长、卑犯尊、视骨肉如途人之忧。先祖廷琛之《重修家谱序》引证考究、记述详尽，先祖之惮精竭虑修谱之责，跃然纸上。

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的发展史，沧海桑田、时世变迁可略见一斑；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发展的教育史，藉以了解文化礼仪、昭示后人遵照践行；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兴旺的文化史，可从中领略先祖之睿思哲语、精妙文笔、书法情趣。惜古时先祖之墨宝难以留存以供后世观瞻，此余观家谱之所憾事之一。加之古今语言差异、文字繁简演化不衔接、手工抄写有缪误和古今书写习惯差异，致使难以广泛流传。《新谱前言》由吾父廷极起草，采用白话文形式记修谱之事，策划人为二十一世孙显富、廷极；修谱组长显富、廷极；成员为相文、禄极、显昌、显其、元富、恭富六人。二十世孙允贵定居内蒙古，抗日战争期间立下不朽功勋，建国后任乌苏等三县县委书记、县长和第一副师长之职，闻修谱之事，率先捐寄三佰元；族伯显富捐壹佰五十元；吾父廷极捐壹佰元；相文捐伍拾元；显其捐拾伍元；元富捐拾元资金。吾父廷极草拟《新谱前言》后，吟于修谱小组成员，数次修改后定稿，由族兄相文书写。今日读来，仍感有不通顺之处及其中时间歧义，于是改为“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建国后”三种称乎，初文中所记人物以十六年前所载为准，未行增补，只是个别用词稍改。特此记之，此为记一。

名讳中丰厚的文化气息，可为吾辈效仿。家谱所载二世祖名讳“思孔”，可见始祖对后人教育期盼之殷；三世祖兆鹏兆麟，其中一字为“好仁”，记载不详，吾以为为先祖兆鹏之字讳，《说文》解“鹏”，亦古文凤。“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见《庄子·逍遥游》。至五世为五祖，愚以为“天叙”为先祖“整”之字讳。先人名与字联系密不可分，“整”，有秩序，“敍”，次第也；清戴名世《恭纪睿赐慈额序》：“今东宫所赐，慈教二言，举凡天秩、天敍、人纲、人纪，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囊括其中”。由此可见，先人名讳中沉积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吾辈后人取名不可草率，要学先祖；且不可冒犯先祖之名讳，此亦为叙谱之意义之一也。至六世亦有五祖，其一祖名为“辶”+“丸”字，遍查古今字典无果。吾疑为“迅”字久传误写，应取自《论语》中的“迅雷风烈”。十四世祖“垲”，音“慨”，查之不易，应取自《左传》中山垲垲以“赤页”兮，日萧条而无色。其中“赤页”是一字，今无见也，亦不知其读音，只能揣摩其义而知一二也。

先祖名讳之雅令后辈唏嘘不已。遍观家谱，对所载不详也有疑惑之处，今记之，以期他人相机比对而后校之。例如：十九世祖青田嗣子柏年和蓝田子柏年是否为一人？二十世又现柽年更名修年，柽年何出？家谱无记，吾疑为祖蓝田子柏年与柽年为一人也。观吾家谱，吾父尚有一疑，为：吾曾祖父贵麟谱记为贵田，而先祖环生子三，二子贵麟，与吾曾祖可为一人？续谱时族兄相文也有疑问？吾遍查家谱嗣子之事，多为亲兄弟过继，情同手足、同气连枝，吾曾祖贵麟与彼贵麟为两支且在五服上，相去甚远，是为其一。其二，吾十八世祖玘配氏育有四子，贵田为老大，何必嗣子？其三，曾祖曾以“三义成”之名号开过酒铺做生意，曾名振一方，讳字贵麟乃做生意所需而更名，应是家谱未补记而已。其四，先祖环生贵麟并无出嗣记载，仅重名耳。写至此吾释然，父亦释然。重名者家谱中并不鲜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嗣子与出嗣之风渐无，王家人丁兴旺，老死不相往来者不在少数。二十一世后，重名者如：相德、军、伟、磊……重名者很多，鲜见出嗣和嗣子之说，如有重名之惑，如谨慎辨之无不解。此为记二。今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之吾辈，因国家计生的政策调控，生男生女已无异样。吾以为家谱之传以子居住地固定便于记载只记丁男而已。从现代遗传学而言，男女结合，子代体貌性格来自父方母方的各占半，女子亦可传家，诚望后世之人在续家谱时详细记载丁女去向，以全家谱，消除重男轻女思想。出嗣与嗣子已成为历史，谱记丁男亦记丁女。此为记三。

修谱可以：明辨世系，尊祖敬宗；教化子孙，传承文明；凝聚族人，和谐社会；血肉联情，承前启后。家谱序言，前人之述备矣；谨记斯言，以备后人考也。

公元二零一六年夏月二十二世孙   相刚   谨撰

罗贯中

[编辑本段]个人资料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太原) ，一说是东原(今山东东平）, 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但是，近年来由于在山西省祁县河湾村发现了罗贯中之家谱，以及个人使用的印章，故基本可以确定其籍贯为太原府祁县。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但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为什么说罗贯中是清徐人

时过10年，一些人把“十三代罗本”这个有用的内核抽出，而隐去其他。这些好事者这样做是否为了使这个十三代罗本挣脱86考察谱序言中第10代正处康熙年间这个时间座标点的制约与羁绊，可以在时间长河中任意上溯下滑从而获得充当《三国演义》作者资格的可能性呢？这岂不和卖商品丢掉包装，不让人知道商品的产地和出厂日期的用意一样吗？

第二问：万历古谱莫非夏姬得道？

96披露谱最重要的一件是所谓“万历罗应宿书”的那份家谱，这件万历罗谱，可称是此次河湾村争当罗贯中故里的一张王牌，它使河湾一役全胜，一锤定音而成为罗贯中出生地、埋葬地、著书发言地，它是新闻界产生轰动效应的一颗核炸弹。但我却认为它是学术界的一个怪胎。你说怪不怪？其他家谱，如86发现谱以及报上披露的罗瑞禄家藏谱均风蚀潮解鼠啮虫蛀，残破不堪，而这部注明时代为最古的家谱却“保存完好，封皮甚至有“现代感”，这就不仅是个半老徐娘简直就是鸡皮三少、得道的夏姬了。你说怪也不怪？

第三问：为何养在深闺人未识？

而且，这部所谓万历谱自从会善村的新科举人罗应宿独自编排又书写一手泡制后，随即藏之名山非其人不传，以至河湾村清代历次修谱的那些族长、经理、耆宿、庠生们都全然不知，一直称康熙为创修。直至三百九十年后的1996年5月才在族外人杨立仁手中一展风采，令新闻记者职业通讯员们为之倾倒，而除去记者等三五人外，其他人想求见，包括省社科院的领导和专家，均遭杨先生拒绝。杨先生独占花魁。如此诡秘，岂不耐人寻味？

第四问：为何我花开后百花杀？

而且，自1996年此谱出世，其他谱———除十三世罗本这个“有用内核”尚被抽出利用外，其他与证实罗贯中是河湾人唱反调的谱便全被打入冷宫，或自惭形秽称“‘文革’前后散落失踪”而退隐了。现在你去河湾，再也见不到86发现的那一系列古谱了，一花独放百花杀，怪不怪？

第五问：为何旧肚里头换新胎？

夏姬的器官果然不老，她的肚子里还孕育了个大大的胎儿呢。

我的意思是说，96披露的万历罗谱的那篇序言是一则应当疑义相与析，好好共欣赏的奇文。

这篇序言开头60字与结尾140字与86考察谱的康熙创修序言完全相同。而中间部分大异其趣。86考察谱仅59字，要义说乃祖“生于清源，迁于祁土”简述迁祁后前三代的情况；96披露谱则没有这59字，而另有一个360字的大肚子，其中心是围绕罗贯中。先叙述他产生的历史铺垫，人文环境；再状写孕育他的地理条件，“水贯中而畅流，地毓秀而灵气”；用“灵气”？文字功似带点稚气）再排除使他难以立脚的障碍：颠倒清源罗姓与河湾罗姓的源流关系，上下游关系；第四步，急急风奏完，跑龙套的站好，主角罗贯中出场，一出场与众不同：交待他的名，他的字，他的生平与著作；最后回头说到修家谱事宜时，还不忘引用罗贯中的话，表明此次修家谱也是遵照二百年前罗贯中的遗言而进行的。

从会善村请来的这位新科举人为何对罗贯中如此多情，如此尊崇呢？万历时期罗贯中有可能受到如此出格的隆重礼遇吗？元明尚无录音器材，罗贯中修家谱的指示语，不知凭何载体流传二百年之久？是形诸文字的语录本，还是代代相传的口碑？

第六问：是否割补露痕迹？

万历谱序言开头60字、结尾140字与中间360字连接不自然，人工割补粘合的痕迹十分明显。上接点“据……所载”这个长状语，与上下文不连贯，下面的两个无主句也显得突兀。

下接点“先祖贯中曾云”下二句尤其别扭，“族谱年久”，下接“恐延久图坏”连用二“久”字，重复累赘，是否粘接处发生了重叠？

头尾200字措词构句风格与中间猪肚子迥异，如头尾多四言句，无三言；中间360字则有10处三言断句，似非出一人之手？

第七问：为何古今人暗合？

序言360字大肚子是旧瓶装新酒。他体现了当代人评价罗贯中的观点，他直接抄用了近年出版的《姓氏辞典》，《姓氏起源》中不少原文。古人怎能与今人如此默契？

《三国演义》第60回有个故事，曹操在知道张松揭了他文抄公的底细后，说了句：“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的遮羞语，便令“扯碎其书烧之”。我们是否也应学习曹公这种发现做错，自我否定的精神呢？

第二方面 关于“扶梁功德签”

第一问：经考察，河湾村罗氏祠堂系清代建筑，祠堂门及正堂门匾均为新制。那么，清朝的祠堂，新制的匾，怎么配上了元末明初的扶梁功德签？

第二问：罗贯中仅施银五钱，祠堂里就独用一签，记上他一家四代男女人众七八名。设建祠堂共集资银100两，照此办理，就得随梁上功德签200，录人名千余。功德主比神簿上的祖先牌位还多，这如何写得上。

祠堂不知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功德签？若仅有此一签，则无论解释成六百年前大殿将成却仅独签支撑，或解释为其他签损坏而此签硕果仅存，都难以服人。

第三问：签上其他人直记姓名，独贯中是写了社交场尊重对方才称的“字”。而且不是捐银，而是“施银”。这是否有点傲慢了乃父乃母，亵渎了列宗列祖？

第四问：窃以为，此功德签的功不在600年前施舍五钱银子支持了建造罗氏祠堂，而在1996年以“故迹”实物支持了“争夺罗贯中故里”这个系统工程。且看那篇专为罗贯中而写的所谓《万历家谱序言》，序言生怕别人不知“此地有银三百两”，提示说罗氏名人（当然意在贯中），是“墓志载之，故迹存之，古谱录之”；功德签，这不是“故迹存之”吗？设使没人打扰，那块失落的墓志不久也会找到，是不是？

第三方面 墓穴门匾及其他

第一问：罗金生小时候认不得字，可是偏知他家门头板上的三个字是罗贯中写的，这木牌历经600年，解放初还在，却又被鲁莽灭裂、亵渎斯文的他婶婶做了柜子。

有胡涂的“婶婶”还有精细的“有人”：“有人”清楚地记得墓碑“罗本之墓”是四个小碗口大的字，两边还刻有“天历”“永乐”等小字。这个“有人”不但记性良好，恐怕还是半个元明史的专家呢！不然，一般农民脑子里怎么会把“天历”“永乐”这些陌生的词儿储存近六十年（1937—1996）至今言之凿凿？

第二问：据调查，日本人在河湾村并没打什么战役，那刻有“罗本之墓”的石碑，怎么会独遭不幸而“被日本人炸弹所毁”？

第三问：墓志是埋在墓坑中不见天日的，能见到的只有明朝下葬的人与以后挖开墓子的人，“据说曾有墓志”（《山西日报》）是据哪种人说？

第四问：“流他乡”，还是“归居河湾”葬入“罗本之墓”？

新出现的明万历《罗氏族谱原序》说罗贯中“流他乡”。在本人死后二百年做出“流他乡”的结论，应当是指一种其人流落在外，客死他乡，故乡已无棺可盖的情况。这一点与学术界的结论是一致的。可是河湾村又提供了不少与此抵牾的资料：如记载他有老婆，还效法登徙子，和老婆生了五个儿子（或许还有二个女儿——笔者胡猜），还率儿子为建祠堂捐了五钱银子，还留下了16岁时手刻“湖海”二字的砚台，还给罗金生的婶婶家大门的门头板上写了匾额木牌，等等，尔后才抛妻别子，于1364年匆匆忙忙赶到杭州与《续录鬼簿》的作者复会。晚年又“归居老家河湾”。归居老家后，住在“河湾北街”“他的故居”，又排出“供人游艺的迷宫”“九曲黄河阵”；又制了“八仙转桌”的“玄术”“绝技”；又留下了“族谱年久，恐延久图坏，或沦于罔”的续修家谱的原则性指示；最后躺进八卦形的“罗本之墓”中。这能说是“流他乡”吗？编的故事越多，漏洞会越多，是不是？

第四方面 关于那台刻有“湖海”的石砚

第一问：那方石砚历经六百多年，流传二十多代不知多少人之手，“至今还被用着”放在乱人杂手的小铺子里。但考查者看到它并无磨损宛如新置，这岂不怪哉？

第二问：二十多代人视砚台为无价之宝，“可以卖房子，讨吃要饭也不能卖掉这个砚台！”珍爱祖上遗物一至于此，却仅知是“罗家一个大文豪用过的”，而不知大文豪之名之字之号，贯中后代竟愚孝盲从到这个地步，岂不可叹？

第三问：若是在封建时代，有所顾忌，内外有别，秘而不宣，那试问：明万历家谱都堂而皇之，记下了名、记下了字、记下了言论和巨著，生恐突出不够，不昭不彰，你怕什么？想隐瞒，瞒得了吗？

而到现代、当代，人们尊罗翁为文学史上明星。你嫡系子孙，却不早早公布于众，过过大文豪子孙受人青睐的瘾，而近50年中一直抱的琵琶遮着脸，这又何苦呢？

第四问：直到1996年夏天，正值祁县河湾村抢夺罗贯中的工作还有点歉然不足之时——即当清朝的家谱仅有罗本其名，而突然出现的明万历家谱序言中也只亮出了贯中其字的时候，这方石砚忽然戏剧般地亮了像：开启了木盒子，露出“湖海”来。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名、字、号于是应有尽有，完美无缺。试问，有这样凑巧的事吗？

第五问：16岁起了号，刻在石砚上，外面包上木盒子。这一切似乎专为1996年祁县的好事者预留埋伏。民间流传有诸葛亮碑中套碑，故意让千年后的刘伯温折服的故事；《太原府志》、《徐沟县志》与《祁县志》记载有唐朝的李淳风墓中埋碣，指令后人将其墓从清徐县的同戈站移葬到祁县白圭村的故事。那是神话。罗贯中是否也成了神仙，故意留下砚台，指令后人将他的籍贯从清徐县城关移到祁县的河湾呢？

（王保玉在1997年1月19日罗贯中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原题：《祁县河湾村罗贯中资料20问》。）

2001年5月22日重印时作者附言：学术论争应有绅士风度，而辟谣打假则是另一回事。

2002年8月再印后附诗作结：

夺贯（中）祁清未肯降，志人动笔费评章。

清言有故缺物证，祁证虽全实假诳。

本文附录三：

祁县河湾村罗氏家谱摘要

一、1987年山西省社科院考察所见谱

（一）祁县河湾村《罗氏家谱》

创修原序

粤稽家谱之设，祖宗之来历，后嗣之蕃衍，皆于乎是载之矣。故王者以瓜瓞志；缙绅以布衣志；士庶以农家志，皆不没其所自始，令后人知其所由以生之初也。我祖罗翁讳世者，生于清源，迁于祁土。所生四子，其名失传。是以神图之上有像无名。至三世祖罗翁讳节者，次祖讳元者，三祖失名，所生子息，各各显盛。但恐延久图坏，或沦于罔，不几一失于前，再失于后乎！幸蒙嫡支慈孙等不忍复辙，相寻聚户众，纂修家谱，循其长幼，序其昭穆，令世远人湮，无虞失坠；位置一定，神遐者永无怨恫，后生者以次不紊。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螽斯之祥，愈衍愈繁；斯庆男之庆，弥久弥昌。抚兹子姓，不胜幸甚之至。故不惜一隙之明，聊竭俚才，纂修此录，永垂于无穷矣。

康熙（二十九年）岁次庚午） 庠生 宾；

弟 贤 同纂修，

子 世卿 书

秦

艮 禄 脾

经理人：轩 世芸

尚 论 衣

获

雍正四年正月朔日 重修 经理人： 麻 迁 五福

翥 念 国论

灏 名海 国安

颉 五玉

五英

（二）重修家谱序

自古宗庙明其长幼，序其昭穆，绘像祭享，所以令百世之支脉、后人可一览而知矣。我祖生于清源，迁于祁土，由来久矣。於康熙年间，九世祖生员讳宾，创修家谱。自始祖以至玄、曾，尊卑长幼，循循有序，使后人展簿自明，可谓尽善而尽美矣。不料树大分枝，流长派别，於乾隆三十三年分尽神图，各立家簿，伯、叔祖竟有不录名者！幸赖九世祖创修之功，按家簿犹可阅历稽考。倘世远年湮，不无紊乱，因会阖族，按序重修。叔、伯祖之名有未录者，今已录之。在异乡者，注明其所；以防于考证也。无嗣者以既婚、未婚；改氏者，分别之祥于母氏也。序其昭穆，明其长幼，亡者必有所安也。洁其粢姓，以享以祀，生者所以尽其职也。自今而后，赖祖宗之垂佑，更瓜瓞之绵绵，族姓光大，门庭昌盛，继述者因此而扩充之，虽传之万世而不紊乱云尔。

时道光壬辰（十二）年 孟春月 阖股拜序

忠斌 玉昌 佩旺

经理人： 忠凰 俊广 秉义 语

俊彩

忠瑞 俊儒 书

以上两谱是1987年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孟繁仁在祁县河湾村考察时发现，并拍照片，现抄录于此，以供研究者参考。

二、 1996年河湾村披露的“新发现”谱

1996年报月5日，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正明副院长、研究员孟繁仁根据《太原晚报》报道，通过祁县县委统战部袁钟晋同志的帮助安排，到祁县对新发现的河湾村罗贯中家谱问题进行了调查。在祁县县委统战部部长办公室，观看了祁县通讯组老陈同志拍摄的家谱照片，询问了解了有关发现情况。下午到河湾村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观看了由罗悦琴先生保存的“湖海”置石砚，以及由村民罗悦贤先生提供的《罗氏家谱》残页。以下是考察抄录到的“新发现”的祁县河湾村《罗氏族谱原序》：

粤稽家谱之设，祖宗之来历，后嗣之蕃衍，皆于乎是载之矣。故王者以瓜瓞志；缙绅以布衣志；士庶以农家志，皆不没其所自始，令后人知其所由以生之初也。

据前朝先祖罗翁讳孝祖古谱所载，明源流，寻根本，追原罗氏先祖，夏祝融氏之后也，初封宣城罗国，以国为姓，始有罗族一脉；后迁枝江，为楚所灭。我罗氏先祖周，居长沙，徒房州。汉时晋中山司马选罗女为妃，罗氏一枝，后迁祁土，居河湾，为食邑也。河湾傍昌源河，依麓台山，水贯中而流畅，地毓秀而灵气，祁地罗氏自此始。传凡三代而十二世，分二十二门，有隆、耀、贵、宝、溢、淡、运、亿、祥、云、周、明、福、德、常、训、诲、论、信、满、予、优也。满门寄居会善村也。予孙繁衍，各各显盛。

汉时吾祖罗翁讳襄，徒居四川成都县，奇贷巨贾，其后即后唐时仲祥，青州为仆射，延传一枝，为梗阳祥门也。吾祖罗翁讳宪，讳汉者，镇巴东，后为武陵太守；隋末名将罗艺即此后也；后魏祖罗翁讳节，任太武初侍中，从结弟也，逃代州而不归。本朝初，吾祖讳本，字贯中，徒他乡，有钜著；罗翁讳义精远卫戍居他乡。我朝以来，罗族人才济济，遍布各地，墓志载之，故迹存之。古谱录之。始祖讳熊，名也；二世祖四位，名皆失也，神厨绘有像而无名；三世祖罗翁讳节，次讳元，所生予息，兴哉旺哉。

先祖贯中曾云：族谱年久，恐延久图坏，或沦于罔，不几一失于前，再失于后乎？幸蒙嫡支慈孙等不忍复辙，相寻聚户，纂修家谱，循其长幼，序其昭穆。令其世远人湮，无虑失坠，位置一定。神遐者永无怨恫；后生者以次不紊。神之德之，终故不异惜一隙之明，聊竭俚才，纂修此谱，永垂于无穷矣！

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新科举人罗应宿书

（原序文不分段。为便于对照分析，抄录者予以分段、分笔体打印处理）

家谱保存人：河湾村村民罗巨才；

发现人：祁县磷肥厂杨立仁；拍照人：祁县县委通讯组组长陈××

抄录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孟繁仁根据陈组长照片抄录。

抄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