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 岁月拾遗优选推文 #

到曲阜看孔庙，是我去年就有的愿望。

由于新冠病毒的原因，我和很多人一样，在去年的整整一年之内都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在的城市。目前，新冠病毒仍然未被完全消灭。山东省官方早已发布通告，要求大多数人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留在山东省之内。

于是，我准备抽出一段相对而言不太忙的时间，去看一看山东省之内的著名景点。

在此之前，除我生活的青岛之外，我只去过济南、淄博和烟台这三座省内的城市。而且，我去烟台还仅仅是为了参加卡牌游戏比赛。

既然我生长在齐鲁大地，就肯定要尽可能地了解它。尤其是要更多地了解几乎可以称为中华文化根源之一的曲阜。

出门之前，我才知道，曲阜是隶属于济宁的县城，就好像胶州是隶属于青岛的县城一样。

下火车之后，我实打实地见识到，什么是县城。整个曲阜东站看上去像是个还没完全盖好的半拉子工程一样，连通往出租车上客点的手扶梯都是还没完全修好的。满打满算，在从火车站到距离孔庙只有一公里左右的酒店的路程里，我看到的与我坐的出租车在同一条马路上行驶的轿车几乎不超过十辆。酒店门前的那一条只有两排车道的马路上连红绿灯都几乎看不见几架，平均每隔至少十几秒才可能会有一辆车开过。

不过，酒店的装修风格古色古香，还带有一定的文化气息，让我感到很满意。被酒店大楼围住的内部庭院也很幽雅，满是书卷气息。

在我走向孔庙正南门前方的售票处的过程之中，至少有三个骑着载客三轮车的大叔要拉我过去。一看到我，他们都像是好久都没捕到猎物的饿狼一样，一拥而上，像是恨不得直接把我吃进肚子里一般。当我穿过售票处前方的几排树林的时候，一位阿姨又跟到我身边，问我是否需要导游。在我明确表示自己不需要听她讲解之后，她仍然锲而不舍地紧跟着我一路走到售票处，还反复地说“现在游客太少，我们挣钱不容易啊，解说的原价是一百，你给三十就行啦”，以及“自己一个人看多没意思啊”之类的话。在我买完票并终于摆脱这位口才堪比外交部发言人的阿姨之后，我又看到，围在入口处的城墙前方的游客稀稀拉拉的，像是撒在整只烧鸡上面的椒盐粒一般。即使把所有拍照的游客都排成整齐的队伍，都很难完全填满入口处的城门洞。正式排队入场的过程也几乎没花费多少时间，因为，所有入场的游客全加起来都排不满迷宫一样的入场通道。被无数网友抱怨过无数次的“去哪儿都只能看人头”现象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算是亲眼见识到新冠病毒对旅游业的摧残有多么巨大。

最先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城墙之后的三座牌坊。三座牌坊之间的距离都不远，上面的题字也都是不同的字体。在穿过第一道牌坊“棂星门”时，我听到被一群男游客围住的一位女导游说：“棂星门”这三个字，是乾隆皇帝亲笔手书。由于古代帝王把祭祀孔子等同于祭天，所以要用“棂星”来指代孔子。不过，听到这一段介绍之后，我却想起有关于乾隆皇帝的另外一个故事。据说，这位特别爱题字的皇帝曾经为一座寺庙题字，却刚拿起笔便写错第一个字。但是，皇帝哪能随便承认自己写错字呢？于是，他就直接把自己本来要写的字改成“云林禅寺”，还胡扯出“天上有云，地上有林”这样的蹩脚借口。紧随其后的太和元气坊基本没有什么可说的，显得中规中矩。排第三的至圣庙坊则令人感到十分好奇。我记得，一旁的导游好像说过，至圣庙坊中的“至”字之所以没有顶端的那一横，是为了颂扬孔子的学问与智识没有尽头。在孔庙中，这种含有特殊寓意的字体变形比比皆是。无论是在牌坊上，还是在对联上。

走过圣时门之后，便是又一条笔直向前的大道。这条大道通往明朝弘治年间初建的璧水桥，以及紧随其后的弘道门。大道两侧种满笔直冲天的柏树，两排树木整整齐齐地对仗而立。在阳光的照射下，茂盛的枝叶投射出重重叠叠的树影。无数道树影在大路表面来回交错。根据导游的介绍，栽种在孔庙之内的树木按照树龄分为三级。三级树木为一百年到三百年之间，二级树木为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一级树木为五百年以上。几乎每一片树林周围都竖立着“请勿随意触碰树木”之类的告示牌。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一本百科全书上面看到过：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生物中平均寿命最长的物种，便是树。包括人在内，大多数的动物的寿命都远远比不上寿命最长的树种。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代代人前往孔庙、祭拜先贤之时，与其说是我们在看它们，反而不如说它们在看我们。我们在不停地变化，它们却始终在这里。就连我们的先辈修建的大中门和弘道门，也像我们一代代人一样，其作用先后被后人所新修建的大门取代。

穿过大中门后，便是明朝历代皇帝所建立的碑。不过，最先映入我眼中的，反而不是石碑，而是位于石碑斜前方的一株几乎快要歪倒在地的大树。这一株大树与它周围的其他树木完全不同，树干歪斜到和地面呈接近四十五度角，最低端和枝叶几乎快要触碰到地面上。但是，这株大树却丝毫没有衰朽或者枯萎的迹象，仍显得生命力旺盛。绕过它之后，我便来到弘治皇帝所下令建立的弘治碑之前。早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当年明月所写的《明朝那些事儿》。书中对明孝宗弘治皇帝的评价极高：他既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讲述“弘治中兴”那一段时期的史料。石碑上的原文早已显得模糊不清，但竖立在一旁的告示牌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辨识出来的碑文。碑文中，弘治皇帝不仅尊孔子为“天纵之圣”，还说“虽金元入主中国，纲常扫地之时，亦未尝或废”。这一句话点明的道理十分简单，却又十分重要。即便是统治过中原的非汉族政权，也就是俗称的“胡人”、“蛮夷”掌握天下的时候，也没有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进行否定，甚至是摧毁。这是足以证明中华文化从未彻底断代、彻底变质过的一句话。与弘治碑相对的一座碑，则是弘治皇帝之父、明宪宗成化皇帝所下令建立的成化碑。在史书上，成化皇帝的口碑一向不好，历朝历代的大多数史官都斥他为昏君。不过，他在位初期同样下令修缮孔庙并立碑，且在碑文中提到“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再往后，便是最为高大雄伟的洪武碑，以及与其相对的永乐碑。或许是由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开国皇帝身份，从外表上看，他的子孙后代所下令建立的石碑都不如他下令建立的石碑高大。在距离洪武碑不远的地方，同样生长着一株尤为高大、挺拔笔直的柏树。它的树干笔直冲天，丝毫没有任何歪曲或者倾斜，和地面几乎形成标准的直角。它的树冠同样显得格外繁茂，也格外紧凑，从远方看上去，似乎有些像是皇冠的样子。包括我在内，好几位游客都忍不住为这一株柏树拍照。

位于明代石碑之后的，是用于藏书的奎文阁。分别建立于金代、元代等不同朝代的十三碑亭分布在它后方的大片空地之中。从表面上看，这十三座碑亭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别之处，样式和体积都大同小异。不过，我在它们之间发现一块造型十分奇特的、断掉的树根。这块树根不算太矮，也不算宽，虽然接近正圆形，却无法让一个成年人坐上去。它的顶端几乎没有多少毛刺，像是被电锯之类的工具干净利落地截断的。但是，它却没有被彻底清除。或许，这一代的管理者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够重生。毕竟，根据“先师手植桧”一处的记载，据说为孔子亲手栽种的那一株树木已经过多次枯荣。

相传为孔子讲学之处的杏坛位于通往大成殿的大路中央。大路的两侧分别是西庑和东庑，其中供奉着许多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著名学者、文化大家的排位。西庑中的牌位有程颐、董仲舒、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陆九渊、陆秀夫、王守仁、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东庑中的牌位则有周敦颐、诸葛亮、韩愈、文天祥、方孝孺、黄宗羲等人。时至今日，这些伟大的先贤仍然在用他们创造出来、传承下去的东西影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他们带给我们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知识，有的是思想，还有的是精神和气节。正是以他们为优秀代表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构成从未彻底断代的中华文化，构成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穿过大路，绕过杏坛，便是孔庙中的核心——大成殿。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帝王加给孔子的尊号，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这大成殿，便是因此得名。整座大殿不仅比之前的所有建筑都要更加庞大，建筑外形及其所散发出的气势更是恢弘，几乎可以与故宫中的大殿相媲美。大殿门口的广场前方设有香案和跪拜的垫子，广场一侧还有悬挂祈福签的木栏。不过，由于游客太少，几乎没有几个人到香案前方去跪拜。正殿中的陈设更是金碧辉煌。整整四大块匾额的边缘同时发出金光，位于中央的“万世师表”和“斯文在兹”无比醒目。帝王般的黄龙帐隐约遮挡住塑像的头顶和脸庞，香案前方排成拱形的七件金属器皿更是闪闪发光。我记得，曾经有一部电视剧里好像有过这样一句台词：武只能安邦一时，文却可治国万世。至少，这句话对孔子而言，再合适不过。无论时间经过多少年，无论这片土地上更换过多少个朝代，他始终被无数人尊崇，他的思想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有一次，我去崔叔的诊所看病时，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国文化中的很多概念都是模糊的，比如说，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道”，都没有明确而清晰的定义，是这样吗？崔叔就对我说：这不是模糊。正是因为没有单一而固定的定义，“仁”、“义”、“道”等诸多概念才能够持续地自我丰富并发展下去。或许，这就是来自于两千多年前的源头的思想长河仍然能够汹涌奔流的原因。

对我而言，最后一个比较重要或者说给我一定启发的景点，是孔子家谱碑。和其他所有石碑一样，家谱碑表面的文字同样因为年代久远而难以直接辨认，只能通过一旁的告示牌来阅读。告示牌上清晰地标示出，孔氏家族前八代均为单传，直到第九代才有多个子孙。我记得，在介绍这件事的时候，一位年纪稍微有点大的导游用的是有些可惜的语气。不过，我注意到，在告示牌的下半部分里，第四十三代孙子被加上一个“中兴祖”的尊号。单从告示牌上面看，他获得这个尊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子孙繁盛。我想，一个家族是如此，一个国家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的国家，目前仅仅已经废除强制一胎政策，尚未完全开放生育。特定的特殊时期被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对我国的人口结构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更对好几代人当中大部分的思想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国家能够及时地调整人口政策，并实施和生育有关的相关福利配套设施，让多数天天喊着“生不起、养不起孩子”的人能够获得顺利地生养多个子女的条件，才能够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如果连人都没有，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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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靖地区的孔氏穆斯林，俗称"孔回回"，主要分布于今新寺、段岭、川城、王台、小岭几个乡镇，部分流寓到外省县。其中新寺是主要聚居区，其他乡镇的大部分是从新寺迁往。

　孔氏穆斯林与永靖孔氏汉族同宗同祖同源。虽然他们在宗教生活中恪守伊斯兰教义，但在家族内部生活中，如行辈取字，还保持着原有的传统和习惯。

　孔氏穆斯林为孔氏居大川始祖孔子第五十八世孙孔公佑第四子孔彦嵘（长子彦峥，次子彦魁，三子彦斌）的后裔。但皈依伊斯兰的具体年代和始祖名字已失记。据现保存在大庄孔子大成殿中的孔公佑次子孔彦魁的墓碑记载，孔彦魁为"明孔氏六世祖"，而孔彦嵘为孔彦魁的胞弟，可知孔彦嵘为明代人。另据民国22年（1933年）由曲阜孔府主持编修的《孔子世家谱》确切记载，孔公佑三子孔彦斌的后裔孔尚端（字孟贞）、孔尚宾（字孟吕）兄弟二人迁居小川是在明朝万历八年，即1580年。"尚"字辈为"彦"字辈的五世孙。如果按惯用的三十年为一世计算，期间约一百五十年。除去孔彦嵘行四，年龄相对较小，孔尚端、孔尚宾当时还年轻等因素，实际上只有一百年左右。由此可推知孔彦嵘生活的年代大约在1480年左右，是明宪宗成化年间。

　对于孔彦嵘，有关史料记载较详细。在小川人孔庆廉于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编写的《古金城·孔子世家谱》中叙述是："行四，字文锦，系庙底下、大小沟一门，葬于村东红嘴。"再往下，他只叙述他本人所属的孔彦斌后裔的小川一支，对另三位的后裔，他留空未叙。而《孔子世家谱》中的记载是："因遭兵燹，谱牒失迷，下十代无从考查，至继字辈始昭穆详明，有五人，居大沟庄。"中间空了一段，约三百年。其实在同治乱世中遭兵燹的不只是孔氏一门，好多珍贵史料都遭到严重毁坏，以致于有些历史记载中断。但孔氏有注重谱系的传统，许多有关祖上的事迹，经声口相传，代代相沿。据《孔子世家谱》续修协会甘青办事处人员搜集查证，永靖孔氏穆斯林的始祖母，即孔彦嵘之妻，名叫甲尕，马氏，回族，为马家湾人（今永靖县盐锅峡镇抚河村），生了三个儿子。甲尕要求其中一个儿子立回教门户，就缝制了一顶白布号帽，老三年幼好奇，争戴号帽，于是顺母意皈从伊斯兰教。

　永靖与号称中国"小麦加"的河州邻接，河州境内回族分布较广，回汉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当时明朝政府鼓励回汉通婚。再加上与大川邻近的马家湾、小茨沟在当时是回族聚居区。当时回汉关系融洽、互相通婚很普遍。孔彦嵘娶回女，在当时应该是真实的。

　综上所述，孔氏穆斯林是从孔彦嵘的第三子开始的。始祖名字若按孔氏自五十六代至六十代的希、讷、公、彦、承的行辈顺序，应该是孔承某，为孔子第六十世孙，具体名与字待考。皈依伊斯兰的时间，大概就是孔彦嵘生活的年代，即15世纪80年代左右。

　孔氏穆斯林皈教后，后裔与其他宗亲手足情好，和睦相处，同居大川。他们大多按穆斯林的生活习俗，以商贩为业，资财日重，广置田产。同治二年（1863年），河州回族人民掀起反清斗争，发生回汉冲突。同治四年（1865年），反清斗争被镇压，大川回汉冲突平息。同治六年（1867年），孔氏回族共三十八户一百八十余人，迁出大川，先移居喇嘛川（原十大庄）住八年，接着移居青海民和县鞑子庄，又住三年；颠沛流离，最后定居新寺后坪，成为现在永靖孔氏穆斯林的主体。

　经过五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孔氏穆斯林现有人口两千多人。族大丁繁，分布较广，为永靖的发展，也为孔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永靖回汉孔氏还归一家，相互以"党家"称呼，行辈不紊，互相关心，互相尊重。特别是孔氏穆斯林，若有远道的"党家"上门，便热情招待，问清代数，论明行辈，按辈称呼，真正显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孔德龙）

一，从藁城董氏辈分排列说起文士守敬，武尉秉成，祖肇中山，荣发元廷，风云际会，景胤繁隆，职列将相，位及公卿，台各垂勋，青史标名，流芳百代，华表可宗。这是藁城元代董俊后裔的辈分排字。董俊（1184 - 1232）家族正象排字辈中说的一样，文治武功，从中山（藁城古称中山）肇起，荣耀于元朝，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后裔繁衍兴隆，为将为相，一门万石，四门五公遍布全国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这48个字是董俊后人于上世纪50年代才挖掘整理出来的，距离他们的始祖已经遥遥700多年，使人感慨万端。河南安阳城西董家有一份家谱是这样写的：禄思德自仲舒万，元朝进和新文延，良玉加生茂，天人策大贤，洛阳连西昭，孝心得先缘。这份家谱排辈比藁城更为完美，它告诉人们，本支始迁祖是董禄，他的儿子与孙子辈是思字与德字辈。他们先祖是董仲舒，元朝当官的是“新（昕）文延（彦）”，追溯其家族来源于洛阳 - 西昭（嫡）。这份排辈图向人们明明白白交代从燕山（北京）来的董俊后裔董禄，元末明初家族与迁徙轨迹。良玉是董俊三子董文用（彦才）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敬“字辈与”武“字辈后裔，生（升）则是第五代“尉”字辈。这些排字在藁城家谱上显示非常清楚从以上两份家谱可看出，先人们在排字辈时是十分严谨和非常巧妙的。后人阅后立刻就明白自己的家族的来龙去脉识得自己先祖的渊源。二，家谱排序中的摹仿现象 公元1744年乾隆皇帝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希言公彦成，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1920年孔令昭又在这三十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道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这种由皇帝钦赐的家族派衍排字，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独此一家。由于名出皇门，因此模仿之风覆盖九州大地。首起追随的就是孔子的儒家弟子，孟氏家族甚至一字不差的将孔子家谱排字照本宣科近代和现代,凡我董氏续谱排字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去摹仿孔孟家族的字迹。其实，对我董姓来说这是一种恩德互惠现象。董仲舒在曲阜有着重要地位，许多石碑和县志地方志，乃至文献书刊均有记载董仲舒的事迹资料。如孔子51代孙孔元措所著《孙氏祖庭广记》记载，汉代在孔子故宅讲堂遗址发掘出夫子瓮有丹书（用朱砂写的字）：“后世修吾书董仲舒”。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孔书凡绝。自董仲舒献策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复活已经灭绝了的孔书。孔子后人把董仲舒尊为恩人，在孔府“报德祠”中摆上董仲舒的牌位，进行祭祀。而董仲舒的后裔也以尊儒学为大任，不仅在人文理论上提倡儒道，而在自己的家谱中也有意识地融入儒家一脉文风。如“存维宪秉祥”（睢宁董氏排字），“庆毓继广”（贾旺董氏排字）不一而足。三，儒家名句覆盖万姓董仲舒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大学》提出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乃至儒家主张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行易经”等等，构成了中华民族万家姓的名字渊源。我董氏家族亦步亦趋，甚至走在全国各姓排列之巅。通览我董氏各地族谱，无论在久远的古代，还是在科技发展的今日，无处不显示着中华儒家的身影。本文仅就个别字样为例剖析简述如下。“彦”古代指有才德的英俊人物。这个字无论在孔孟家谱还是在我董氏家谱均被广泛应用，如董俊家谱文字辈的字均为“彦”，象彦才，彦诚等等。而最近发现的洛南竹木简家谱中甚至将“彦”字罗列十数人之多。从它们排列时间上看，似乎出于同一时代，如排列在198世的彦淳，彦吉，彦贵，彦喜，彦裔等大系列一族，他们的在世年代恰恰与藁城董氏“彦”字辈的年代如同一辙。两个谱系是如何不约而同使用统一字辈？还有象董一元的”一“字辈，竹木简家谱上竟然有20余人之众。同样，类似于”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更是无处不在比比皆是。阴阳五行是董仲舒对儒学的发展，各地家谱以五行为序的排辈更是层出不穷。如”水木土火金“，各家谱大致是按其顺序，先水字旁，后木字旁排列。”土“字甚为重要，被尊为”中土“，它可以扩展为王字旁和玉字旁。这些带有五行的字根屡屡出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家族的族谱上。甚至也有不约而同的同一年代同字旁名字出现在各地家谱上，如带金字旁的字同时出现在浙江，江西，河北等地。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一种莫名其妙地联想，难道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家族的同宗们也象现代一样，曾通过什么会议统一了这种同一规模的名字命名？ 四，时代变迁与名谓隐匿现代，当我们从事家谱联宗时会自然地遇到一个十分尴尬困难局面。同是一个家族，甚至已经知道自己的先祖名字，但是在对照每份家谱时就是对不上号。如董文忠后代的董士珍次子，尽管知道先祖是董文忠，可家谱上显示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这叫“隐伏”。为何这样？下面让我们作一个小剖析：睢宁董文忠后裔有一个庞大族群，他们的家谱非常完整，但文忠以下只列出士珍 - 善权。显然，这一名字排列不是其家谱真实的次序。关键在于士珍的儿子为何叫“善权”？经过三年的调研探讨，笔者始明白过来，这是在那个动荡不安时代，这支族群为保护自己后裔不受政治（军事）风暴的迫害，从而采取隐伏行为，将名字隐匿。现在知道，士珍的六个儿子中的次子叫董守庸，此人在元朝英宗时期有过不平凡的遭遇。据元史本纪："泰定帝辛亥御史中丞董守庸坐党铁免官"。元英宗被铁失弑，后派人到大都封府库收压官印，有人急报当时御史中丞董守庸，董守庸借口“宫禁事”而不予配合，被免除官职，后来情况不明。又查史料始知，善权是上古尧时代的一名学者名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后代脱离政界而隐居他乡。尧曾数次寻访不出董守庸免官后极有可能借用善权名谓隐居他乡（实为景州）。其长子扬（敬鍚）就居住在景州。又如赣榆董氏一族，从家族发展脉络分析毫无疑义是董俊后代。但族谱只记载了其始迁祖董雄而将其渊源隐伏五,寻根问祖要讲究方法虽然派衍辈分排字在各地家谱上均有记载，但它并不能为我们寻根问祖提供可靠信息，这是因为这些排字是后代人拟定的。笔者从互联网上广泛的进行了统计，发现七成到八成的排字只反映该家族的四代到五代（100余年）。明代早期大致有序言阐述，但始迁祖写的很含糊。更为蹊跷的是大多数家谱均将自己的祖源写成“从山西洪洞来”寻祖最重要的是从家谱中找到自己的开山祖（始前祖），再找出序言中对先祖的历史踪迹,经过分析,在落籍地先定点周边同姓人的概况,然后从历史记载中寻觅相应的名人或历史事件,这样就比较好找的多。派衍字虽然很重要，但还是应当这样分析：1，如果辈分是两三辈或三四辈的话就不好找，因为时间太短，排的字大都是后人研究制订的。2，如果代数较长，首先计算出大致年代（每代25 - 30年）。再从谱序中对照本家族发生的事件，联系历史人物，就好找多了。3，要多多与本家族老年人谈论家族历史，从他们尚能记得的家族传说，荣辱事件中寻找新线索当然还有许多较为细致的分析方法,这就要靠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努力来完成,本文不赘。

　　孔子后代 台湾有3000人

　　经过十年编修，“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已近尾声，目前已完成全部调查工作，全世界将收录一百八十万名孔子后裔，台湾部分有三千人，二○○九年完稿付印。

　　“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会长、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墉告诉记者，“孔子世家谱”第五次续修工作在一九九六年启动，孔子后裔最近一代已繁衍到第八十三代，是一名“念”字辈的辽宁省十多岁小女孩。

　　联合报报道，孔德墉说，台湾部分，台湾孔氏后裔的调查工作进行很顺利，共有三千名孔子后代被收录；台湾最近的一代是孔子第八十代孙的孔佑仁（今年一岁），孔佑仁也是前考试院长孔德成的曾孙。

　　孔德墉指出，“孔子世家谱”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距上次大修已七十年，那次就是由孔德成主持编修，始于一九三○年，成于一九三七年，当时收录五十六万人，称为“民国谱”。根据现有资料估计，目前健在的孔子后裔至少有三百多万人，大陆最多，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余分布较多的地区有香港、台湾、南韩、美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

　　“孔子世家谱”因为繁衍时间之长、族系复杂、编辑之广、核查严谨与保存完备，二○○五年被列为金氏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家谱”。孔德墉表示，“孔子世家谱”目前已排至一百零五代，各代都遵循着既定辈分，从辈分就可知道自己的一支繁衍到哪一代。目前发现重名者以“孔宪明”最多，共有一千一百九十二人。

　　孔德墉说，“孔子世家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家族史与正史、地方史志一样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透过“孔子世家谱”能与同时期的文化相辅相成，发现更多的历史人文价值，也提供研究儒家学说及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是新闻``应该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