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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众多知识匮乏无心读史的现代人可谓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经过明以后无数次黑化的同时，很难以令后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元朝黑暗专制野蛮皇帝残暴大臣贪污腐败人分四等仿佛这个朝代不灭亡没天理，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让我们通过元朝的六个 历史 真相，管中窥豹式了解一下真实的大元朝。

一、宽刑慎法，历代难及

元朝时代刑法的最大特点是宽刑慎法。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开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并著重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与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宽了许多，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进步，对犯罪处罚手段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

《元史》对此评价是“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也评价说：“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于酷刑，元朝中央政府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刑部二有《禁止惨刻酷刑》的专门条目，规定：“鞫狱之具，自有定制，比年以来，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于瓷芒碎瓦之上，不胜楚痛，人不能堪。罪之有无，何求不得!其余法外惨刻，又不止比。今后似此鞫问之惨，自内而外，通行禁断。如有违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体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余风，天下幸甚。”从这一条文中，值得后人细细思索的是，在元朝时代，下级州府官员一些过分的拷问手段都受到元政府的大力禁止，而以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不胜楚痛，人不能堪”这样的质问，这跟明朝时代政府公开提倡重法酷刑，以此恐吓天下人行径的差距是何等之大。

二、 科技 先进，举世无匹

元朝不但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而且还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完全代表着宋元数学的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在他的名着《科学史导论》中认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在评论朱世杰的数学成就时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九韶)、李仁卿(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意思是说朱世杰数学成就博采众长千古难得尤其超越了宋朝数学家秦九韶和金末元初的数学家李冶。

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元世祖至元时代修撰《授时历》、制作简仪、大明殿灯漏等辉煌成果远远领先西方数百年。明人徐光启对元代郭守敬在天文学历法上的巨大成就赞叹说：“乃守敬之法，三百年来，世共推归，以为度越前代。” 同时徐光启也认识到明朝数学衰落的可悲现实，因此对这种情形批判道:“算术之学特废以近代数百年间耳。”而徐光启好友李之藻对于明朝天文官员们的评价是：“在台监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真是可悲啊!

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也反映了徐光启和李之藻的评价——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在南京看到明初从元大都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制造出的天文仪器，不禁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 但是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经过调整不适合在南京使用。利玛窦因此非常犀利地嘲笑明人说：“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三、生活小康，养济有院

在如今诸多史书上，都说元朝黑暗民不聊生，所以百姓揭竿而起。的确，元末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灾导致流民四起，所以白莲教趁机煽动他们造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元朝大部分时间里百姓基本过着幸福快乐的小康生活。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

明朝人李开先则在《西野春游词序》一语道破元人小康生活的真实原因：“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就连反元夺取政权的朱重八穿上龙袍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

某些人如果以为那是元人黄婆卖瓜，那就大错特错了，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华之后，他的所见所闻跟元人所记载毫无区别，他当时走了中国沿海，在游记中留下的基本上都是满纸的惊叹，如“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强盛的了!”“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 “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即使在元朝天下大乱之后，江南仍然有不小的一部分地方，生活水平依然很高，如昆山顾瑛凭借赀雄一邑的财力、风流豪爽的个性、机敏妙丽的才情，周旋骚坛、振兴风雅，主持艺林盛事——玉山雅集达二十年之久。其中往来玉山亭馆，与其更迭唱和之文人多达二百余人，今存诗三千多首，堪为元代文化史上最后的辉煌。可惜元明易代之后，顾瑛被抄家没收财产发配凤阳颠沛流离而死，玉山风流烟消云散，这谁谁干的呢不说你心里也有数。

四、万国来朝，礼仪之邦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王朝里，唯有元朝国际地位最高。《明太祖实录》曾记载了朱重八对大元盛世万国来朝羡慕不已的言论：“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口中的“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体现了元朝政府法制清明 社会 秩序良好，而“四方无虞，民康物阜”则体现了元朝国际地位高，民众生活好， 社会 物资财富充足的特征。

至今，中国人的素质问题还是各界讨论的焦点。中国人素质一直这么差吗实际上完全不是，至少元朝的时候不是这样。许多人片面以为，中国 历史 上以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 社会 风气好，其实汉唐时期 社会 风气还不如元朝盛世时代。元末大诗人戴良就在《皇元风雅》序言中记载：“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重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可及。”

马可波罗就曾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对元朝城市居民的观感：“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而法国教士鲁布鲁乞对元朝 社会 风气的回忆更为细致而真切：“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

罗马教皇使者鄂多立克来华之后，则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对元朝 社会 发出了最为激赏的浩叹：“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五、文教鼎盛，邻国羡慕

元朝创建了24400所各级官学，使全国平均每2600人即拥有一所学校的政绩。元朝对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也相对重视，多方扶持，而且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一起，加入到书院建设者的行列，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 历史 记录。而且，元代书院的教学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人们共知的传播程朱理学而求科举及第的传统内容。如元历山书院是我国发现的古代第一所，也是惟一的一所实行医科教学并开办门诊业务的书院，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又如元西湖书院不仅是元代的国家出版中心，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 历史 地位。

元代教育的盛况使得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惊羡莫名。如金东阳曾称赞说：“今我皇元，巍巍赫赫，始以武功定天下，今以文理洽海内，起钧筑而当钧衡，弃草莱而谈道义者，不知其几何!”

六、疆域辽阔，军力强大

大元帝国在13世纪来说就好比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至元时代元世祖诏修全国舆地图志，主持其事的秘书监臣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后来中书左丞许有壬在《大元一统志》序言中自豪宣称：“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一。”不仅朝廷官员自豪满满，就连民间普通元曲作者们也是如此，如吴弘道在元曲《越调·斗鹌鹑》唱道： “先收了大理，后取了高丽。都收了偏邦小国，一统了江山社稷。”

可悲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很少知道这样的 历史 真相——元朝在缅甸蒲甘王朝攻入云南边境的时候云南人民紧密团结在以忽必烈为首的大元中央政府周围和以赛典赤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周围，对来犯的缅甸入侵者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七百破四万，仅死一人，创造了亚洲战争史上的奇迹!如果没有这场以少胜多的对缅自卫反击战，后果会怎样我们很难设想!也许，朱明时代缅甸东吁王朝的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嗬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而且"大理、鹤庆、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无遗村遣户，不死而徙耳"的明代云南惨剧就会提前上演!

看了这六个 历史 真相，不禁想问，曾经的辉煌，在接下来“更伟大”的朝代里，应该更进一步呀，但可惜的是， 历史 走向就到此为止，明朝那些短视统治者及奴才文人看不上这些。 实际上，从后继者明朝的那些短视统治者及奴才文人看来，凡是言说元朝黑暗腐败残暴的言论，都是客观正确的;凡是讲述其辉煌的描述，都是值得商榷的，都需要再讨论;凡是涉及到元明易代文明倒退的记载，都需要严厉禁毁或删改;凡是影响到明朝统治的民间言论文字，都需要大力监管控制

　　“诗文小说”是孙楷第先生在1932年所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首次提出的一种文体范畴。在与唐传奇、诸宫调等传统文学样式进行一番比较之后,他认为这种富含大量诗歌的文言传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由瞿佑、李昌祺的《剪灯》系列首倡,后经文人转相仿效,在明代通俗出版物中十分畅销。虽然孙先生对这批“演以文言,多羼入诗词。其甚者连篇累牍,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的小说颇多微辞,认为它们“诗文浅陋,间多秽语”,同时却也承认这种写法“在某一期间某一社会有相当之地位,亦不必否认。”[1]在仔细研究了诗文小说的渊源、结构及影响之后,陈大康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元人小说《娇红记》对这一批小说有着更为显著的范型作用。[2]另一位学者王冉冉则认为作为骑墙文体,诗文小说与诗话有着密切的关系。[3]

本文主要讨论元明诗文小说中女性人物能动性的主要表现。首先不得不先对能动性(agency)有如下定义:能动性指的是在社会文化的架构内个体自我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个体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进行抵抗的可能性,但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抗拒”或“自卫”,而是指个体在既定的话语条件和有限的文化资源内进行奋争、抵制、协商、适应、转变,为自己寻找出路、谋求幸福的能力。女性在古代社会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她们的能动性多半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获得的。

一 关于女性主体及能动性的思考

女性主体是个颇多争议的概念。首先,主体(Subject)区别于个体(the Individual)在于主体表现为个人能够对自身经验作出清晰的阐释。而主体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是建立在不同的位置上的,位置不同表现亦有不同。主体是这些不同位置上的不同表现的混合体,是动态的、暂时的、充满了矛盾和凌乱,亦不前后连贯。而个体的概念则来自于个人对自我性格及形象的一致性、合理性阐发,带有理想及虚幻的色彩。[4]美国学者Judith Butler认为在文化现象中的性别(gender)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ity)。表演性与表演的不同在于:任何一种表演都有一个事先存在的主体,亦即该主体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言说和行为是一种表演活动,比如扮演哈姆莱特的演员知道自己不是哈姆莱特,表演只是一种暂时的行为,表演结束他将返回生活的本位。而Butler的表演性则指在性别文化中,主体常常丧失自我意识,个人的言说只是重复传统对某一身份的规范描述,就像一个演员在被动地朗读一段台词。在表演过程中,主体并未意识到本身的存在,所以表演性行为是一种被动的实践,其过程只是一个对话语及规范进行“引用”的过程。[5]

Butler的性别研究有效地解释了主体建构中的一些问题:和德里达一样,她指出在话语及权力的框架下,主体的能动力是脆弱的。[6]主体的建构离不开权力的表述。因此由传统和规范包装出来的主体在反思和重建自身时必然会面临巨大的信仰危机。这种认为话语压力无所不在,主体除了感到窒息和乏力之外难以建树的观点受到英国学者Lois McNay的批评。她认为这是一种对主体能动力的消极理解,因为它并没有全面综合地解释主体与他者之间丰富的可能性。她认为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个体仍然可以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独立的反思和回应,这些回应不一定是激烈的抵抗 (比如传统小说中妇女自杀,或抗暴),也可以有其它更多迂回的,富有创造力的表现方式。她把能动性理解为一种“暂时性”行为。因为只是“暂时”,所以可以有效地避开话语及规范对个体行动的期待,从而获得一定的建构空间和自由。[7]

二 盟誓、礼物与诗歌

在古代爱情小说的长河中,诗文小说中的这种“以诗为媒”的情感传递方式,如果不追溯到民间及口头文学的情况,至少从《游仙窟》的时代就开始了。《莺莺传》是唐传奇中为数不多的“未婚”女子以诗传情的故事。通过阅读我们发现,莺莺对张生的每个重要举措,都与张生写给她的诗有关。比如张生写春词二首,她回以“待月西厢下”。献身之后十余日“杳不复知”,直到张生写了《会真诗》三十韵,她才“至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爱情小说的恋爱模式毕竟只有通过后人的反复阅读、挑选和修改,才会以一种理想的状态向后世传播。《莺莺传》的范型作用来自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同时也说明了它的繁殖能力:正因为它为爱情小说提供了一种在年轻读书人看来颇具吸引力的约会模式,才会被后来的作者不断地模仿。这种模仿在《凤尾草记》中已变得僵化而可笑:某书生遇某女,口占一诗赠之。岂料此女不识字,某生只得为之解释,并口占一首代答。诗歌唱和几乎成了恋爱的必经仪式。在笔者看来,《莺莺传》在女性能动方面的启示有三:一曰盟誓,一曰礼物,一曰诗歌。前两者因篇幅限制,只暂作涉及。后者本文将作重点讨论。

盟誓是古代爱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情节。从《莺莺传》的“终始之盟”到《王魁传》中的海神庙之誓,我们可以观察到盟约在言情故事中对情侣双方具有相当的约束能力。提出盟约的总是女方,而信誓旦旦的总是男方:“某与桂英情好相得,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神若不诛,非灵神也,乃愚鬼耳!”(《王魁传》)。背盟弃誓将导致人神共愤、不得善终的下场。按照英国语言哲学家JLAustin提出的观点,盟誓本身既是言语(speech)也是行动(act),它是一种“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说某事即是做某事(saying is also a doing)”。这种言说不可以做真假的判断,只能视其是否有效。[8]诗文小说的女主人公常常要借助神力和仪式来确保爱人的忠诚。《娇红记》里的娇娘对申纯的感情产生了疑问,便约以盟誓:“生剪缕发,书盟言于片纸付娇。娇亦剪发设盟,以复于生。”后来她疑心申纯移情别恋,申纯百口莫辩,盟誓失效,只得另立新约:“子若不信前誓言,当剪发大誓于神明之前!”娇娘立即响应:“后园东池上,望明灵大王之祠,此神聪明正直,扣之无不响应,群能同妾对祠大誓,则甚幸也!”盟约成为女性人物维系忠诚、消除猜忌、重建信任的一种重要手段。

女性能动力的另一突出表现“礼物交换”在诗文小说中也频繁出现。《莺莺传》中崔氏所云:“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其目的是为了“因物达情,永以为好。”用于交换的礼物通常来源于女性身体的某一部分,比如头发或指甲,或是贴近身体的某样东西:绣鞋、手帕、玉佩、香囊、衣领、等等。而男性的赠品则多为首饰或化妆品:口脂、香粉、耳环亦或他自己常用的玉佩或扇坠。这些日常的旧物,并无很高的市场价值,礼品的交换也无一定的规则,往往是即兴而发,并非有赠必还。女性人物赠送的礼物充满了个人的表记,它们是爱情的记号,象征着忠诚和奉献。因此礼物的挑选重在象征:《寻芳雅集》中娇凤与吴生歃盟,娇凤“即脱指上玉记事一枚,系青丝发一缕与生,曰:‘兄当以结发为图,以苟合为戒。’生袖中偶有鸳鸯荷包,亦与凤,曰:‘情联意绊,百岁相思。’”在这些爱情传奇中,通常是女性单方送出礼物,不少时候出手大方且不求回报。《娇红记》中娇娘与申纯相别,于袖中出“香佩一枚,上有金销团凤,以珍珠百粒,约为同心。赠生曰,睹物思人可也。”两人再度相遇,怕情郎用度不宽,娇娘又“袖出黄金二十星”。申生无一次回礼之行,娇娘亦不为意。后娇娘去世,申纯竟“索娇自所赠香罗袖,自缢于窗室间。”礼物的另一功能是为扫清障碍而进行贿赂。比如为了让父亲的宠妾飞红替自己遮掩和说项,娇娘不得不屈事于她:“平日玩好珍奇,红一开口,则举而赠之。锦绣绫罗,金银珠翠,惟红所欲。” 这些微小的物件是女性人物精心营造出来的“物”的世界,“私赠表记”这一有违礼仪的行为成为情侣之间相思的有力替代物。它的特殊性在于礼物的价值和意义是由女性自己来规定和阐释的,它的送出与收纳也完全是个灵活自主的过程,因而有效地躲避了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压力。

三 女性吟诗

在“诗言志”的传统下,诗歌,特别是抒情诗,被看作是与传奇叙事文体非常不同的言说方式。诗的言说是独白的、真诚的,它与叙事文本的日常性话语及注重首尾逻辑的讲述习惯相去甚远。诗文小说里有不少篇章是以“集”字为题的:比如《怀春雅集》、《钟情丽集》、《寻芳雅集》、《传奇雅集》,令人想起东晋时代那些著名的文人集会:兰亭集,斜川集,以至后来的元代顾瑛编辑的《玉山草堂雅集》及明初杨荣的《杏园雅集》。“集”这个标题暗示着文本的主要内容是诗歌活动,或者说恋爱的故事借着诗歌来展开。这说明这类文体中的一个特质:它既是以诗为谋的爱情小说,又是一种类似文人雅集的诗友活动。其主要特征是临时的、即兴的、口头的。在这种暂发的,不期而遇的诗歌活动中,女性人物可以通过诗歌建构主体,使自己不再成为男性情欲的空洞对象。她摆脱了血族关系或情感天性对自己的单纯定义,展露文学天分,通过“步韵”或“联句”等方式对男性的才学进行挑战,在男性作家擅长的诗歌领域争夺一席之地。

《六一天缘》这个故事的大半篇幅是在描写李春华与芹娘及芹娘的表妹金月英的恋情。李春华与二女的初识是在其客寓留宅之后的一个雪天。那一天,他凭楼远眺,见西墙外的一个小阁上,有两个女子玩雪对诗,咏出诗句:

万里随风东复西,穿帘晓槛任高低。此心洁白应同守,柳絮从渠自品题。

在诗中,女诗人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产生了迷惑:她在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位置就像空中飘荡的雪花,无根无系,不由自主,窗帘和门槛将她们锁入寂寞深闺。但她们迅速将主体的价值定义为道德和才情。她们是品性贞洁、热爱诗歌的女子,东晋才女谢道蕴是她们的榜样。即使在这寒冷的冬季,也要“且呵冻笔试新题。”可惜她们的才华却如入渠的柳絮,无人欣赏。正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位来自外界的男性听众。男主人公李春华隔壁步韵,朗声而吟:“玉龙昨夜战天西,坠中鳞鳞舞节低”。就在昨夜,李春华还在他未来岳父的宴席中慷慨赋诗、“四座惊愕”,所以他是成功的诗人、飞黄腾达的“玉龙”。在自我标榜的同时,李生亦对二女的诗作表示赞赏:“谁咏阳春成独步断肠声和御沟题。”这场浪漫的相遇是从“以诗会友”开始的,李生对二女主体价值的肯定与欣赏是他们爱情的开端。事实上中篇传奇中爱情的开端多数是以歌诗相诱开始的。在《联芳楼记》里,桂英、蕙英两姐妹从窗隙窥见郑生在“船首澡浴”,引动春心,夜半抛下垂索将郑生拉入闺中相乐。二女口占一绝,描绘鱼水之欢,已将礼法抛诸脑外,吟咏之多,竟令郑生“耻无以答”。“合欢幸得逢箫史”――这种获得知己的愉悦、性事的享受、坦白的表述,来自于女主人公对自我欲望的承认与肯定,她们对自己的所做无为,既无羞愧亦不后悔:“他时漏泄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

诗歌的吟诵给诗文小说中的人物带来了更多的身份。首先他们是男人和女人,隶属各自的阶层;其次他们都是诗人,以才情相吸,切磋技艺,是平等的朋友;此外他们还是老师和学生,所以情同师徒,谊同兄妹:老师传授诗法,兄长指导培训。在《白潢源三妙传》中,琼姐一贯主张和小生白景云的关系是“斯文之交”:“兄但以诗教,亦以诗答兄,斯文之交,胜于骨肉。”在《六一天缘》里,这种“身份游戏”被芹娘与月英玩得炉火纯青。逐渐相熟之后,我们发现,两位女诗人对李春华的到来颇为兴奋,立即把他拉进诗歌俱乐部中,请这位才子作自己的老师:

妾初慕道韫之才,淑真之学,奈无大姑、文姬之辈作我姆训,兄肯念瑕妹屋乌,玉成所学,则教我之思,与生我者等,敢不佩乎

尽管在读者看来,二女的诗作与李生并无高下之分,但女性在这一类爱情小说里始终保持着“业余诗歌爱好者”的地位,而男性则多半以导师或者专业诗人的形象出现。于是,二女将自己接近李春华的动机,由模模糊糊的性吸引,转变成一种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一方面,她们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易受伤害的、需要指点的学生,而她们的情人则被推崇为知识和道德的偶像,处于父亲似的保护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尽管李春华每每在诗中强调自己首先是“男人”其次才是诗人,芹娘和英姐却只愿意接受“诗人”这一种身份。只愿意把李春华看作是诗歌的作者、吟唱的对象、一个文本化的男性。也就是说,这个男性只有不断地向她们提供文本才具有恋爱的价值。在唱和的过程中,她们努力强化男性“诗人兼教师”的身份,把它当作回避性爱的保护伞。一来,她们知道自己“吟诗求教,无非假托冀遇。”隐隐萌动的情欲要通过“托诗言志,假咏传情”来散播。甚至悄悄地写下了“郎已乘龙,枉自怀萧凤。怎能得鸳衾相共魂入襄王梦”之类香艳的句子。可是,她们又对性爱怀有恐惧,继而假装对此无明确的意识,总是选择以“精神”而不是以“身体”的方式接近自己的情人。毕竟,假意向男老师学习诗歌并在吟诗中调情,远胜于单独面对自己赤裸的情欲。因此,诗歌吟唱成了恋爱双方情欲的缓冲带:一方面,男性用此吸引女性并最终占有她,另一方面,女性借此拖延男性的欲望,不断创造时机,证明自己不是情欲的对象,而是一个有个性、有才华、有操守的诗人。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从《莺莺传》开始,历经数个朝代的演变,这种以诗为媒的爱情小说有两个发展的特点:篇幅越来越长,诗歌越来越多。到了明末清初尽管文言传奇仍然畅销,但清以后已无新的作品。这并不意味着文体的消失,而是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接过了火炬, 以至于我们看见了像《平山冷燕》那样焕发着主体光芒的女诗人,女性的诗才被推崇到了极致。在不少诗文小说中,诗歌是女主人公生活的重要部分和精神的主要支柱。她们对诗歌的狂热和诗艺的追求并不亚于男性。诗歌不仅是她们抒情的方式,也是一种需要反复磨炼、切磋提高的技术。她们希望男人爱她们不是因为漂亮的长相,而是因为她们是诗人,是朋友。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她们时时陷入窘境。如何驯服这汹涌而来的男性情欲并将之纯化为“斯文之交”成了她们最大的苦恼。

在《六一天缘》中,虽然男女双方都用诗言情,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却很不相同。诗歌之于李春华,是欲望的体现、调情的手段。写作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与芹娘和英姐同床共枕。所以他的诗歌总是指向自己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愁闷:“纵然得见悭缘会,肠断愁思梦离魂。”“早赴高唐,晚归巫峡,何日得亲伊”而二女看中的却正是吟诗活动的另一大特点,那就是口头吟唱,无形体接触。也就是说,吟诗活动的快感来自精神上的愉悦而不是性欲的满足。她们所向往的是浪漫的爱而不是情欲的爱,恋爱的两端都不得不用“诗”这一方式进行协商。诗歌唱和的“对话性”特点,使得男性不可能单方面地拥有文本的发言权,作为参加对话的另一方,女性也有相当的话语主动性。比如说,二女联床夜吟之后,决定将自己的诗作拿出来向李春华请教。她们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喜爱:“拨炉添兽炭,展卷阅毛诗。”“得句驱银管,倾茶倒玉卮。”李春华得意之下,和诗一首,对她们的诗作没发表什么文学性的看法,却大谈自己对她们的倾慕与思念:“有会同追句,无缘共举卮”,“幽怀空入梦,愁泪漫沾衣。”最后还催促她们尽快行动:“早定南楼约,流莺正在枝。”李春华的这一番 读后感 ,对于诗词爱好者芹娘而言,当然是误读,当然是戏弄。于是,芹娘大怒,指责他:“妾以兄为至戚,故托道义,聆清诲。乃戏亵如斯,令人愧悔无地。”李春华听罢,惭愧欲归,芹娘又说:“既来之,则安之。若以语言之忤,恝然而去,是大人君子之量,亦与女子等矣。”在这段情节中,芹娘再次打出“身份”牌,将李生说成是“大人君子”,然后道义凛然地批评他。但从她迅速“回嗔作喜”,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佯怒。借此一怒,芹娘向李春华宣布了自己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她们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文学互动,而不是以情欲满足为指归。

在故事中,芹娘和月英不断地想与李生“寄诸高咏”,而李生却渐渐兴味索然。对他而言“春兴”总是走在“诗兴”的前头:“春兴勃勃,总有诗兴,亦蔽塞矣!卿当假我一线春风,发此幽趣。”经过数次努力,以诗相诱也罢,行为骚扰也罢,李春华想与二女同房的意愿一直遭到推搪与拒绝。他变得越来越泄气,越来越沮丧。生怕失去了这位珍贵的诗友,芹娘与月英终于答应给他一次亲近的机会。那一天,李春华来到芹娘的闺房,坐在芹娘与月英之间,以为自己可以美梦成真。不料二女故态复萌,说这次约会不过是“秉烛清谈,焚燎待旦”,可想而知,李生大怒。为了安慰他,二女向他提出了“赛诗”的要求:“毋怒也,量不令抱忿而归,且可联诗,不许断续。兄若断续,便可回程,妹若断续,是必从兄。”还提出了赛诗的规则:“以年为序,四句一韵,‘圆’字结尾。”谁若输了,谁就和他同床共枕。事已至此,芹娘不惜拿身体作赌注,要与情人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较量。结果她们一气呵成大获全盛,再一次成功地保护了自己。整个“刻烛题诗”的过程强烈地暗示这样一个现象:为了展示自己的诗才,二女有效地利用了男人的欲望,通过悬赏自己的贞洁,逼迫情人不断地做诗与自己竞争。

在这种情境下的才女无疑是尴尬的。一方面,她们试图通过收纳、驯服男性听众从而进入男性的诗歌游戏。并在游戏中自我提升、胜出,从而获得一种自由竞争带来的快感。另一方面,她们又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诱饵,当作战利品,来换取进入游戏的入场券。这种尴尬的根源在于,女诗人们的能动作用只能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迂回地行进。她们只能在有限的文化资源内奋争、协商、适应、转变,为自己寻找出路、谋求幸福。正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巨大阻力,她们的行动才显得可贵。因此,我们不应把诗文小说的诗看成是静态的作品,而要看成一种创造性的行动。女性人物在故事中想要的东西,远比男性要复杂。她们并不满足于单方面地、被动地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对于如何让男性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她们也有详细的套路和打算。而正是诗歌给了她们无穷无尽的机会。

我们同时又注意到,在作者的笔墨中,无论是芹娘还是英姐,传统中国女性日常的存在方式都被不约而同地淡化了。在故事中我们很少看见她们绣花、持家、或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她们最多且最感兴趣的活动,就是学诗、写诗、吟诗、或联诗。正因为她们不是男人,大可不必把写诗当作一种存在的方式,写诗这一选择才大有深意。除了出生官宦以外,就个体而言,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一个可以与男性对等的身份,所以她们要借用吟诗唱和这一过程,为自己制造一个临时性的诗人身份。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在塑造主体上具有强大的能力。这一能力一旦被女性获得,她们就可以借此塑造自我,改变生存状态,通过临时的吟唱来建立一种暂时的品格,一种动态的人物关系,从而突破既定的性别规范。因此,对于女性来说,吟诗不仅仅是日常经验的反映,更是一种存在的方式。

以上我们谈到的是文本中的吟诗现象。跳出文本,我们再来看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不可否认,在明代诗社活动频繁,吟唱成风这一文化背景下,这些以诗为媒的情节带有男性假想的成份,也就是说,这种恋爱模式究竟有多深的现实基础,令人怀疑。以“六礼”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婚姻,对诗媒这一作法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根据何宗美关于明代诗社活动的研究,文人诗社在元代末期已相当活跃,经过明初一段沉寂,又在洪熙至万历时期进入高潮。[9]而诗文小说亦大盛于嘉靖与万历时期,时间上与诗社活动的高潮是吻合的。[10]以男性为群体的诗社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为了让自己受人欢迎,诗人必须向其它成员展示自己的个性,比如:英勇、幽默、机智、慷慨、愤世嫉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的男性主体不是事先生成,而是通过与诗社组织及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逆向建构的。可是, Ellen Widmer在一项关于17世纪中国女诗人群体的研究中则发现,女性的诗社活动相当松散。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仰慕而不是相互竞争。此外女性的诗社活动往往又离不开男性的组织、支持和指导。[11]我们不禁要问,明代诗文小说中的诗歌活动与上述两者有何相似之处《六一》故事以异性之间的吟咏为主,却又包含着男性诗社活动中常见的紧张的竞争关系。吟唱成风的大背景导致诗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欲望文本化――因为这种文本化的欲望可以管理、收藏、交换和重复。而这一倾向进而导致了文本与欲望的界线模糊,甚至相互转化。《六一天缘》实际上是将男性在诗歌吟唱中的快感与性欲满足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更加巅峰的快感,于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描述:

两人春兴交浓,欲情再接。一度一诗,更唱迭和,真不负佳人才子也!

如果说,我们把后来的小说看作是对前面同类小说的一种阅读与回应,我们不禁要问,从《莺莺传》到《剪灯三话》,再到中篇传奇,乃至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为什么女诗人一直是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人为什么以诗为媒的恋爱会被反复地书写而不厌倦为什么恋爱越来越长,诗歌越写越多如果说这些爱情小说的作者全部是男性,而男性又将相当多的精力用来描写女性的经验和情感,那么,这必然会导致男性对女性的主动关注和欣赏,继而导致女诗人在这类小说中的地位逐渐提升,由被动、驯服的小女子,变为可以与男性对诗的女丈夫。是不是可以说,阅读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对读者的欲望和主体的建构过程。一位理想的女性被创造出来,必然会在现实中找到模仿她的读者。那些在故事中的具有很强能动力的女性,在被阅读之后,会不会悄悄地改变传统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少明代诗文小说中成功的婚姻,其实是来自于对“情”的执著,而不是对“理”的坚持,这样写,会不会给读者一种信心,一种希望那就是,对“情”坚贞其实也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和正确选择,还可以产生幸福的结果。

注释

[1]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

[3]王冉冉:《明代文言小说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00年。

[4]Smith, Paul Discerning the Subjec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reface

[5]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6]Derrida, Jacques "Différance"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edited by Peggy Kamu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59-79"Signature Event Context" , same book, 82-109

[7]McNay, Lois Gender and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2-3

[8]Austin, J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9]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10]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 315页。

[11]Widmer, Ellen "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0, no 2 (December 1989): 1-41

周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

九月金秋桂花飘香改成夸张句是桂花真香啊,香得像是在芳香的世界里,让我回味无穷。

如下：

桂花为木犀科木犀属常绿乔木或灌木，花梗较细弱，且花丝极短，花极芳香；果实歪斜，一般为椭圆形，呈紫黑色；叶对生革质，呈椭圆形、长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先端渐尖，基部渐狭呈楔形或宽楔形。花期9—10月，果期翌年3月。

桂花还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就开始栽培桂花。福建省浦城是桂花的主要产地之一。桂花的生长需要有温暖潮湿的气候，且对日照强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太强的日照和荫蔽都不利于桂花的正常生长，通常日照时间控制在6—8h是最佳的。

所以生长的地区需水热条件好，降水量适宜，土壤多为黄棕壤或黄褐土，植被则以亚热带阔叶林类型为主。桂花的主要繁殖技术包括无性繁殖、扦插、嫁接、压条繁殖等。桂花可用于痰饮咳喘，脘腹冷痛，经闭痛经等。《国药的药理学》中记载了桂花除口臭的效用。

安徽中草药和《浙江药用植物志》都记载了桂花主治胃寒腹痛，同时还具有治痰止咳的效用。除了药用价值外，桂花还可加工为桂花糕食用，桂花糕历史悠久，又称重阳糕，有诗句“中秋才过又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桂花树除了食疗价值外，还具有观赏价值，其树姿端正优雅。

树冠作“团团”状，线条柔和的树形给人安定平和之感。宋代谢懋有诗描写桂花是“绿云剪叶，低护黄金屑”，元代顾瑛则写道“金粟霏霏下如雨”。桂花是常绿乔木或灌木，高3-5米，最高可达18米；树皮灰褐色。小枝黄褐色，无毛。叶片革质，椭圆形、长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

长7-145厘米，宽26-45厘米，先端渐尖，基部渐狭呈楔形或宽楔形，全缘或通常上半部具细锯齿，两面无毛，腺点在两面连成小水泡状突起，中脉在上面凹入，下面凸起，侧脉6-8对，多达10对，在上面凹入，下面凸起；叶柄长08-12厘米，最长可达15厘米，无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