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平遥雷姓的渊源未在公开资料中明确阐述。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有许多著名的晋商，其中就包括了雷履泰。雷履泰是日升昌票号的创始人，他的故居位于平遥古城书院路11号。雷履泰的先祖定居于西羌城村，关于雷添雲由何地迁居西羌城村无文字记载。有一种口头传说，雷添雲由平遥县城内迁居于此，同迁者兄弟四人，其一、即为雷添雲；其二、定居平遥县油房堡；其三、定居郝家堡；其四、定居于青落村，但此说仅为传说，无文字记载以资证实。

对于雷姓的渊源，可以继续分为多个分支。例如，雷氏宗族的祖籍地在古称“雷泽”的地方，“雷”指的是雷震，“泽”指的是水草交织的沼泽地。另一种说法是雷氏家族的祖先是少数民族的后代。但这些都只是推测，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

总的来说，平遥雷姓的渊源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据清嘉庆二十四年《淮阳雷氏族谱序》记载:“吾雷氏原籍山左弘洞县枣林庄，大明定鼎四年迁民始祖至陈……”又据民国八年《增修族谱序》所述:“雷氏之先相传出自山左弘洞枣林”；《七世祖墓碑文》以及始祖名下的注释，均如上叙。

山西洪洞根祖文化部陈阳研究员曾向我们提示:“山左”系山东，而非山西。查相关资料，亦如其所说。

这样以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支雷氏究竟出自山西洪洞枣林庄，还是山东枣林庄

怀此悬念，阅史料，询专家，多处寻访。经查证，山西有“洪洞”而无“弘洞”，也未查到“枣林庄”；而山东有“枣林庄”却无“弘洞”或“洪洞”。

又据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先生、曹树基先生通过百度网解疑道:山东兖州有枣林庄，是明清时期的移民集散地。虽然规模不大，官方文献中又无记述，但安徽《濉溪县志》中却标明: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移民，均起始于此。

去安徽寿州寻找我八世祖之五门迁居地时，一支雷姓称其始祖从山东枣林庄徙来。

到山西洪洞寻访时，根祖文化部陈阳先生、洪洞县志办公室主任张青先生，均不知山西有枣林庄，也未查到村名变迁的依据。

对于世代族人所称的“始祖来自山西洪洞枣林庄”应作何

解读呢 可能是因为真传遗失或无记载，创谱时又受文化、经济、交通、通讯等诸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无法深考细究，澄清缘由；只是顺应主流舆论或口头流传，以讹传讹至今。

作为地名，“弘洞”在许多典籍中未见解释，《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未查到。如何定论，目前并非易事。

谱者史也。族谱既然是史，就应以文字记载为据，以专家论述为凭。不能依“相传”而人云亦云随大流；也不能牵强附会或主观臆断下结论。家谱记载就是根据；专家所述就是依凭。

要说雷姓和那几个姓氏是一家人，那关系网可庞大了。

雷姓在发展中虽然不常出大贵族，但姓氏源出毫不逊色。一般来说，属主流姓氏。

我们通常称华夏民族为炎黄子孙，炎帝是姜姓，黄帝是姬姓。

雷姓的主要来源就是姜姓，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庞大的关系网可想而知。

雷姓在2008年中国姓氏排名，是排在第88位，在2011年中国姓氏排名，排在第78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三百六十九万两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2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