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楍，字生生，号钝蓭，蒙古族，祖籍四川省青神县（今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青州乡金星村），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年）生于明朝留都南京（今江苏南京），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年)夏卒于江苏扬州城东琼花观。明诸生，世袭锦衣卫。明亡后，寓鄞之西湖上（今浙江宁波）。其所居名借鉴楼，结“七子诗社”，著有《增益轩诗草》、《遣愁集》等作品传于世。

基本介绍 中文名 ：余楍 别名 ：生生，钝蓭 国籍 ：中国 民族 ：蒙古族 出生地 ：南京 出生日期 ：1606年 逝世日期 ：1685年 职业 ：锦衣卫，文学家 毕业院校 ：明诸生 主要成就 ：诗词 代表作品 ：著有《增益轩诗草》、《遣愁集》等 人物简介,家族关系,文献记载,皇明遗民传,蜀雅,康熙版《青神县志》,万历野获编,余生生借鉴楼记,清史列传选·余楍小传,清稗类抄·姓名类·子部,清诗纪事·明遗民卷,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清初扬州遗民诗人研究,栗艇诗集,清代成都札记,文学作品,余楍诗词选,遣愁集, 人物简介 余楍，字生生，号钝蓭，蒙古族，祖籍四川省青神县（今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青州乡金星村），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年）生于明朝留都南京（今江苏南京），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年)夏卒于江苏扬州城东琼花观。明诸生，世袭锦衣卫。明亡后，谋起兵杀流贼，不克，逃之江南。参戎幕，又不济，乃寓鄞之西湖上（今浙江宁波）。其所居名借鉴楼，结“七子诗社”，日与诸名士唱和其中。楍年最长，奉为祭酒。时诸名士居湖上者，有观日堂、南轩、岁寒馆，与借鉴楼相望，诗笺往复不辍。著有《增益轩诗草》、《遣愁集》等作品传于世。 明成化庚子年（1480年），其伯烈祖怀远将军、锦衣千户、执金吾、指挥同知，锦衣卫指挥佥事余寘到南京就职；正德戊寅年（1518年）天祖余承恩袭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嘉靖年间高祖余荫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使，后授怀远将军、锦衣卫管卫事指挥同知，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五日戊辰科，怀远将军、锦衣卫管卫事指挥同知余荫进京为巡绰官，与读卷官徐阶、李春芳、张居正共事（选自《隆庆二年戊辰科登科录》），嘉靖甲子年（即1564年）四川乡试录，诏锦衣卫指挥同知余荫将命秩祀恭祝（选自《嘉靖甲子科四川乡试录》）；万历年间曾祖余茂发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锦衣百户。余楍祖上历代居住南京，应授世袭锦衣百户，据说未上任。 余楍，又写作余榀、余杰（注：字形如“杰”字，字上“水”下“灬”，见康熙《青神县志》）。 据《青神余氏家谱》记载，楍公于康熙初回青神祀祖，传《绝句》三首，此公字生生，号钝庵，曾任九门提督，避乱入籍江南扬州，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夏，卒于琼花观。余楍回乡祀祖时，传有《蜀都行》诗作等。 又据《青神余氏家谱》记载，《榀公除夕诗》条目下注：此公不知何祖后，但名既从木，当亦是十一世祖也。故青神余氏族人知有余楍，而不详余榀其人，只是从县志等文献记载的余榀诗中有了解，故不能确认其世系和由来。据各家文献记载，推测余楍和余榀应属一人，姑存待考。 家族关系 始祖根六公余德成，鼻祖余永泰、远祖余祥、太祖余子伟、烈祖余寰、天祖余承恩、高祖余荫、曾祖余茂发、祖父名失考、父亲名失考、余楍。余楍属根六公余德成十一世孙。 文献记载 皇明遗民传 余楍，字生生，号纯翁。眉州人。其先以军功世授锦衣千户。少有大志。以职让弟。攻制萟为博士弟子员。以诗名西蜀。癸未游燕都。燕都寻陷。奔广陵。时清兵攻蜀。千里萧然。无鸡犬声。至无人可杀。斩神庙木偶以快意。复发掘冢墓。取死尸白骨戮之。闻之大恸。徒步至蜀。拾先人遗骸。营窆深土中。然后返吴寓虎丘。复游黄陵。自称道士。葛巾方袍。四十余年不改。七十有七而卒。友人醵金营墓于平山。立石题曰西蜀诗人余生生之墓。与余思复志行相同。衣冠擧止又相似。人多笑之。谓二迂。然皆笃实自好士也。思复，字不远。福建将乐人。亦逸民。与魏禧友善。 蜀雅 余楍，楍字生生，号钝庵，青神人，有《增益轩草》。《施愚山集》：余生生过吴门客舍，自言为梅花作主人，酒间得三绝句云云。《诗最》：钝庵为大司马肃敏公裔，值流寇乱，黄冠羽衣，避难江东，卖古文诗字自给，不喜入富贵门，亦不喜赠富贵人诗，诗工汉魏及六朝，唐近体不屑也，尝过江都与野人高士游。康熙乙丑仲夏，卒于琼花观中，时年七十有九。有五七古诗若干卷，易箦时，嘱甥焦氏付其友张谐石选辑，焦竟失其稿，今新安姚纶如于扇头、壁上搜录遗诗十首入集，不能窥其全豹，通国传为恨事云。倪永清云“钝庵诗，闲情逸致，超然尘表，真鲁仲连、陶元亮一流人。”（《蜀雅·卷四》三十八页） 康熙版《青神县志》 余杰（注：字形如“杰”字，字上“水”下“灬”。《青神县志》中把余楍诗收录于余榀名下，似判为两人，而县志人物传中又无余榀条目。） 余杰，字生生，号钝庵。值流寇乱，黄冠羽衣，避难于江左，卖古文诗字自给，不喜入富贵门，亦不喜赠富贵人诗，诗工汉魏及六朝，唐近体不屑也，尝过江都与野人高士游。康熙乙丑夏，卒于琼花观中，年七十有九。增益轩五七古诗若干卷，嘱甥焦氏付其友张谐石选辑，焦失其稿，新安姚纶如于扇头、壁搜录遗诗十余首入集。倪永清云：钝庵诗闲情逸志，超然尘表，真如鲁仲连、陶元亮一流人也。 万历野获编 英宗亲征时，有宣府龙门卫充军进士张鉴者，诣行在所疏，乞上驻跸宣府，但选将统兵征剿，则兵权归一，号令不二，人有效死之心。上不能用。及景帝登极，镇守山西都督孙安以为言，谓当时若从鉴言，岂有今日之祸，乞量加擢用。下兵部议。帝命鉴为试百户，送大同总兵昌平伯杨供处听调。弘治六年，故兵部尚书余子俊男举人置，乞录其父军功。上命置为锦衣正千户，子孙世百户。今上辛丑，锦衣管卫事指挥余茂发，以考察军政降百户，奉旨仍旧莅事，以从六品得掌司隶雄剧，亦本朝所无。茂发即余寘曾孙也。选自《万历野获编》（卷十五·进士百户）（注：此处“茂发即余寘曾孙也”属错误的记载，包括《明史》都把余茂发的祖父余寰记作余子俊之子，这不仅与《青神余氏家族谱》不符，在1984年7月夹江县青州乡金星村出土墓志文物中（余承勋、杨慎、安磐、王一麟等）记载也不符，夹江文物管理所周杰华先生《余母张氏墓志铭考略》中有论证）。另据《青神余氏家谱》：1543年十一月余承恩卒，余承业服阕如京上疏论余子俊子余寘被谪之由，奏上蒙恩准荫一子锦衣指挥佥事。（选自《青神余氏家谱》） 余生生借鉴楼记 鄞之西湖以贺秘监尝游息于此，故有小鉴湖之目。借鉴楼者，故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为太保尚书肃敏公之后，以尚书恩世袭锦衣。其自蜀而徙燕，非一世矣。生生以明经起，思由甲科进取，故锦衣之官虽上而未任。已而国亡，谋结勋卫子弟兵以杀流贼，不克，逃之江南，参人军事。又不济，始来鄞。其时鄞之世家子弟丧职者多，乃相与悲歌叱吒，更唱迭和无虚日。僦居湖上，有七子诗社，详见予作诸公志序中。而生生最长，社中奉为祭酒。尝曰：『吾敢谓此间乐不思蜀耶』？爰署其居曰借鉴楼。诸公在湖上者，陆披云有观日堂，宗正庵有南轩，陆雪樵有岁寒馆。生生之楼，皆与相望。诗笺往复，昕夕旁午。盖居楼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题其集曰「四明余楍」。先大父赠公见而笑曰：『是所谓久假而不归者欤』？生生始而长吁，继而涕泗阑干。晚年尤困。以其女适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犹戒诸公封固是楼，无毁伤其薪木。一岁之中，必三、四至。至则启是楼而居之。尝曰：『吾虽死，犹当作湖上寓公，或与诸公相遇于凄风寒月之下』。闻其言者，莫不悲之。 呜呼！古之志士，当星移物换之际，往往弃坟墓，离乡井，章皇异地以死，以寄其无聊之感。方其伥伥何之，魂离魄散，鹪鹑之翮，欲集还翔。满目皆残山剩水之恫，更有何心求所谓清胜之处而居之？然而贤者所止，必无俗景物，遂使笔床、茶灶，永为是邦之佳话。吾鄞城郭之秀，湖上为最；湖上之秀，七桥以西为最。是楼也，适当烟云平远之区，空濛绵渺，宜乎生生之历二十年而不舍也。（《余生生借鉴楼记》始见于《鲒埼亭集选辑》（全祖望1705～1755、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　撰）第二三零页） 《句英士音·拟薤露词·不思蜀》（余使君结社） 出三峨，投五岙。我今不思蜀，此间足寄傲。 五岙多遗民，西台甲乙伦。相与向三峨，以招望帝魂。 望帝远不至，西台空涕泪。竹如意，纷破碎。 诗话：余公生生，为肃敏公后裔，虽蜀人而居燕，以世隶锦衣籍也。甲申后来鄞，与宗正蓭、陆春明、范香谷、童晓山、叶天益、陆雪樵为湖上七子。不减谢翱之汐社。（选自《四明谈助》之《余生生借鉴楼记》。并附词一。） 清史列传选·余楍小传 明大司马肃敏公后裔，世袭锦衣卫，指挥千户。明清易代之际，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川（注：此处存疑，据《青神余氏家谱》记载，余楍之前与青神老家几乎没有联络，清代康熙以前他也没入过四川，故四川张献忠之乱与余楍避走江东没有多大关系）。谋结勋卫子弟兵杀义军，不克，黄冠羽衣，避难江南。参戎幕。复去之鄞，遂家四明。卖古文诗字以自给，筑小楼，署曰“借鉴”。楼临西湖，上结七子诗社，日与诸名士唱和其中。年最长，群奉为祭酒。当是时在湖上居者有观日堂、南轩、岁寒馆，与借鉴楼相望，诗笺往复不辍。居楼中二十年。尝曰：“吾虽死犹作湖上寓公。”自言为梅花作主人。尝过江都与野人高士游。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卒于琼花观中，年七十九岁。性洁介，不喜入富贵门。亦不喜赠富贵人诗。倪永清谓“钝诗闲情逸致，超然尘表，真鲁仲连、陶元亮一流人。”著有《增益轩诗草》。李调元《蜀雅》、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徐世昌《晚晴诗汇》录有其诗。《清史列传》、《四川通志》、《锦里新编》有传。 清稗类抄·姓名类·子部 沛县阎尔梅，字调鼎，明之遗民也。入本朝，隐居不出，著有《白耷山人》、《汧罝草堂》等集。其号甚奇，曰古古，盖重文也。与余楍[古文本字。]之字曰生生者同一新颖，特阎为号而余为字耳。（选自《清稗类抄·姓名类·子部》） 清诗纪事·明遗民卷 余楍，字生生，号钝蓭，四川青神人，有《增益轩诗草》。 卓尔堪明遗民诗：（余楍）好为古诗，有汉、魏风骨。 全祖望余生生借鉴楼记：生生由明经起，思由甲科进取，故锦衣之官，虽上而未任。已而国亡，谋结勋卫子弟兵以杀流贼，不克，逃之江南，参人军事，又不济，始来鄞。其时鄞之世家子弟丧职者多，乃相与悲歌叱吒，更唱迭和无虚日。僦居湖上有七子诗社，详见予作诸公志序中。而生生最长，社中奉为祭酒。尝曰：『吾敢谓此间乐、不思蜀耶』？爰署其居曰借鉴楼。诸公在湖上者，陆披云有观日堂，宗正蓭有南轩，陆雪樵有岁寒馆。生生之楼皆与相望。诗笺往复，昕夕旁午。盖居楼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题其集曰「四明余楍」。 李调元《蜀雅》引《诗最》：钝蓭（值明末之乱）黄冠羽衣，避难江东，卖古文诗字自给。不喜入贵门，亦不喜赠富贵人诗。试工汉魏及六朝，唐近体不屑也。尝过江都，与野人高士游，康熙乙丑仲夏，卒于琼花观中，时年七十有九。有五七古诗凡若干卷，易箦时属甥焦氏付其友张谐石选辑，焦竟失其稿。今新安姚纶如于扇头壁上搜录遗诗十余首入集，不能窥其全豹，通国传为恨事云。 又引倪永清云：钝蓭诗，闲情逸致，超然尘表，真鲁仲连、陶元亮一流人。 阮亨淮海英灵续集：钝蓭卖文自给，诗工古体，近体不屑作也。 陈田明诗纪事引蜀诗：平生一冠，破不复补。人号三顶折角巾，钝蓭与赵民服、周蓼恤也。 卢见曾渔洋感旧集小传引愚山集：余生生过吴门客舍，自言为梅花作主人。酒间得三绝句云云。（选自《清诗纪事·明遗民卷》 第二二六页）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余楍，明末清初四川青神人，字生生，号钝庵。明诸生，世袭锦衣卫。明亡，流寓鄞县，所居借鉴楼，临西湖上，结七子诗社，日与诸名士唱和其中。有《增益轩诗草》。（选自《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清初扬州遗民诗人研究 余楍（生卒年不详）字生生，号钝庵。四川青神人。世袭锦衣卫百户。黄冠野服，隐居江都。（选自《江苏艺文志·扬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余楍：《增益轩诗草》（选自《江苏艺文志·扬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栗艇诗集 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冬，广东遗民屈大均、江西遗民曾灿、四川遗民余楍、安徽遗民闵麟嗣等与寓扬其他诗人集平山堂登高。（汪士鈜《栗艇诗集》卷二） 清代成都札记 清代初年，四川青神人余楍从避难地杭州西湖之畔回到成都，写下一首凄苦哀怨的《蜀都行》，记录了成都在遭受明末清初战乱后的残破凋零景象。他说，自从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成都以后，天空长时间保持阴霾的状态，十天中有九天都在落着濛濛细雨。过去熟悉的风景名胜，自我避乱宁波以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被成都人引以自豪的杜甫草堂已是一派萧瑟，青羊宫也只看得见坍塌，亲切的身影已经如寒风下的树叶零落无踪。曾静巍峨壮阔的皇城在残阳和衰草中沉默著，万里桥边如烟的柳树现在也所很少了。举目四望，繁华的锦官城上空飞过队队的野鸡。余楍怀着满腔的伤痛感慨说：“整顿凋残岂无术？但得夫耕妇织无所忧，庶几天命有转移！”（节选自《清代成都札记》第一部分：移民大开发。） 文学作品 余楍诗词选 《中秋后一日曾青藜寓斋燕集》 昨宵对月今宵雨，两日阴晴不可凭。 客里招邀常赖友，山中栖止但依僧。 才高何必愁贫贱，时至无烦感废兴。 几度浪浪檐际水，随风飘洒湿孤灯。 《咏梅》 花时归客怕花残，烽火漫漫道路难。 断送东风多少恨，凭谁留寄一枝看 《绝句》三首 （注：《青神余氏家谱》名《绝句》三首，《蜀雅》名《梅花三首》，《清诗纪事·明遗民卷》名《过吴门客舍为梅花作主人酒间得三绝句》） 其一： 市上何人识故侯？青鞋皂帽称心游。相逢头白留诗别，细雨孤帆下虎邱。 其二： 遄归见说为梅花，邓尉风光蒲眼夸。我梦相随便东去，一夭花压帽檐斜（古音xia）。 其三： 花时归客怕花残，烽火漫漫道路难。断送春风多少恨，凭谁留寄一枝看。 《除夕》诗 （注：《青神县志》收录余榀名下，《蜀雅》收录余楍名下《除夕前二首》） 其一： 放浪无终极，看看岁又更。贫怀生仓卒，心事亦无征。 促酒不成酌，敛衣空复情。萧槭无人喻，振策倚前楹。 孤衷原有属，奴眼未全青。汗漫肆情志，暂遣忧思屏。 回首念妻孥，岂禁心欝憎。悲来不可过，我生相营营。 其二： 营营亦何为？凄恻不碍道。幸恃心洁清，可以对苍昊。 一身经百折，坚贞聊相保。逼侧履荒途，何暇计温饱。 昔也居金华，有如鱼在藻。今者叹流离，不及安枝鸟。 有酒且赋诗，尘氛迹如扫。不学裴晋公，拥炉叹衰老。 （注：“凄恻不碍道”《蜀雅》记作“凄恻不拟道”） 其三：（注：《蜀雅》名《辛酉元日》） 今晨气宣朗，檐次透曙光。春风扇和柔，悠悠袭我裳。 道院自幽静，中庭焚异香。香气何氤氲，随风泛长廊。 我本羁旅人，感此岁月长。孤踪谢尘事，静坐阅班扬。 濡毫改旧诗，开樽引巨觞。磅礴无拘束，颓然入醉乡。 天地气候改，阳和易冰霜。草木渐勾萌，梅花何处芳。 几欲探讯息，林水空苍茫。翘首忆江南，云霞蔚相望。 （注：“云霞蔚相望”《青神县志》记作“云霞蔚于望”） 《蜀都行》 自我之成都，十日九日雨。浣花草堂益萧瑟，青羊石犀但环堵。生民百万同时尽，眼前耆旧存无几。访问难禁泣泪流，故宫荒废连禾黍。万里桥边阳气微，锦官城中野雉飞。经商半是秦人集，四郊廓落农人稀。整顿凋残岂无术，流亡安集诚可期。但得夫耕妇织无所忧，桑麻树畜随所宜。数十年后看生聚，庶几天命有转移。 《句英士音·拟薤露词·不思蜀》（余使君结社） 出三峨，投五岙。我今不思蜀，此间足寄傲。 五岙多遗民，西台甲乙伦。相与向三峨，以招望帝魂。 望帝远不至，西台空涕泪。竹如意，纷破碎。 《赏梅》节选自《晚晴簃诗汇》卷十八。 浃旬雨不辍，凄风日飞飏。庭梅敛光彩，生意何微茫。 天地忽开旷，静院飞晴香。玉色映朝暾，疏影随风翔。 阴极阳未动，气机不可量。百卉亦因时，幸哉化日长。 《过东庄看梅三首》节选自《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梅》437页。 啸傲梅花里，今朝定有诗。软香春暖侯，冷眼月黄时。 坐久混无意，风来每自疑。游蜂莫相恼，付与出墙枝。 《蜀雅》，清代李调元选，孙星衍、黄丕烈编，收录余楍诗词作品十余首：《除夕前》二首、《辛酉元日》、《题张谐石雪巢隐居》、《简友》、《独酌》、《赏梅》、《夜坐》、《新晴得月》、《广陵季春十有三日忆沈子禹甸生日·对酒怀之》、《壬子春仲同家不远游焦山》、《壬戌孟夏听琴》、《候月歌》、《新滩观捕鱼歌》、《蜀都行》、《卜居》、《元日游下钟山即事》、《梅花三首》、《官舍》。 遣愁集 书名 遣愁集（民国排印本·线装存七册） 著作人 余楍，顾有孝鉴定，张贵胜纂辑，倪暹等订正 出版人 商务印书馆 开本 32 页码 260 装帧 线装 描述 本书尺寸：198×133厘米，厚35厘米，半框155×11厘米，约260叶520面。本书为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余楍序。余楍，顾有孝鉴定，张贵胜纂辑，倪暹等订正，李维均等参阅。全书分为十四卷，应为八册，现存七册十二卷，缺最后两卷。每册封三均为广告。品如图。

向氏各支派字辈：

1、向正路之派：“九必福明开正阳光晖天地人忠英信世代兴为国政礼义新尚宽裕广见闻”；

2、向天荣之派：“世万崇贞这开洪选弟德昌荣历代宗英永锡康平”；

3、向正常之派：“大志必有成明德绍廷声诗书启良左才学镇乾坤永远怀忠泽精心思传心茂昭垂道焕万世受昌荣”；

4、岳池迁利川派：“马原有祖永朝秀士永朝秀士学明胜大德兴宗征恩光茂天平地国钧”；

云阳迁利川派，“大宁朝龙列祖忠厚世泽孔长昭穆肖永笃禅人文日碧永新正道应若天兴极成贻谋善承”；

5、新河迁利川派：“天伦朝元修德立明安帮定国文武长城福禄维述百代昌荣忠廉孝友万载贵人金榜取选项明顺华堂政臣安乐新河南阳”。

向氏名人录

1、向传远。宋 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传远为始祖(1世)。(宋)向传远，字长源，号碧泉。

2、向此安。明 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安为士衡公派下房祖(14世)。(明)向此安，字振邦。

3、向此春。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春为士衡公派下房祖(14世)。向此春，字长善，号熙亭。

4、向此金。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金为士衡公派下房祖(14世)。向此金。

5、向此芳。北京市，湖南省，平江县，向氏族谱中记载向此芳为士衡公派下房祖(14世)。向此芳，字伦就。

　　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其中后塍镇在2003年编修地名志过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谱。这些家谱大多始修于唐宋时期，一般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几次续修或重修，体例完备，支系清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谱序、像赞、传状不乏名人手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民间续修家谱之风方兴未艾，村支书、企业家出资倡修，花几十万、上百万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无大老板支撑资金，即采取各户集资方法，由热心人义务纂修，四出采访，逐户笔录，化二三年时间倒也水到渠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境内在修家谱大约不下20部，其中德积一地就已修成陈氏、丁氏、潘氏3部家谱，有的还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装帧考究　六、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广种福田是佛门教义，在张家港民间却有广阔市场。明代杨舍乡绅许庄著《虑远集》，其序即引司马光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这种把积德行善作为做人准则、门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动事例，在张家港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举办义庄、义塾、义学、义冢，是境内士绅富户积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间，境内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义庄，用于扶贫济困，其中规模较大的数恬庄杨氏敦本义庄，有义田2000多亩；塘桥庞氏裕后义庄近800亩。凤凰西徐市有周氏、缪氏、王氏、陆氏4处义庄，总田亩超过2000亩。 义塾、义学则是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办学形式。清代乾隆年间恬庄杨氏义塾就有两处教学点，各延请塾师1～2人，招里中清寒子弟入学。 义冢是地方上收葬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庄境内烧杀抢掠，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国军士兵遇害，其中108具无主尸体就安葬在义冢。　敬神拜佛是积德行善又一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来，张家港民间敬神拜佛之风经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灾赐福，甘心情愿捐款助缘，如鲁迅笔下祥林嫂苦捐门槛者不在少数。至明清年间，由祭祀、烧香发展到庙会、节场，神像由室内供奉发展到出外巡游，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地方上民俗风情中的亮丽风景线。以杨舍河南庙“二月十九”庙会为例，从初一至十九日，方圆百里组织的拜香队赴庙进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两天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更有甚者，杨舍地方乡绅组织的大型拜香队沿街表演“扎肉香”、“大盘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钢钩扎进手臂，以示“报答娘恩”，后面紧跟彩灯、彩轿队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盛大节日　七、习武健身　张家港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风俗习惯，此风在南部地区尤甚。农民在耕作之余，举石担、掷石锁、扛石鼎、顶石臼、推石滚、捏石笋，有的还舞刀弄枪、击剑练棍，乐此不疲　习武健身之风孕育了一批武将、武举人。宋、明、清三个朝代，载入《杨舍堡城志》的武将就有25人，其中杨舍蔡氏一门在清代咸丰年间连出6名千总或把总。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间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举人，邵氏被史学家缪荃孙誉为“武世家”。 还有不少人练就一身功夫，虽未中举为官，却在地方志书中留下许多动人传说。明代顾玉川、清代郭敬明等杨舍人均生性侠义，身怀绝技，喜抑强扶弱，惩治恶少奸猾。其中顾玉川还擅长神行轻功，当年钱牧斋考中探花的泥金函就是他在三日之内从北京徒步送回家乡鹿苑报喜，钱牧斋专门写有《题玉川画像歌》附在顾玉川传略之后　解放以后，张家港民间习武健身之风未减。1957年，江阴县在后塍镇举办武术汇演，各乡均派代表队踊跃参加，其中素有习武传统的南沙乡代表队在半数以上表演项目中拔得头筹。1983年至1992年，连续10年举办“张家港（沙洲）之春”大型文体表演活动，每届都有民间武术表演，表演者激情投入，观看者喝彩叫好，其中南沙武术队的节目还被江苏电视台拍摄播放。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家港为使习武健身之风后继有人，命名具有练武习俗的乡镇为“武术之乡”，并在中小学生中倡导武术训练，其中后塍中心小学武术队训练成效卓著，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亮相，并在苏州市和全省的群众体育比赛中屡获大奖。　八、绿化造园　张家港地处江南水乡，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与此相应的民俗之一，就是自古以来植树、栽竹、养花、造园的良好风尚。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张家港的香山种梅栽竹，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内有“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瑶池配丹阙” 等百读不厌的诗句。　绿化习俗突出反映在境内自然村落的环境方面。南部地区的自然村，一般都是四面或三面绕河，河旁绿树葱笼，浓荫蔽日，村民房屋掩映于绿树怀抱之中，外界只见树木，不见房屋。农民住宅为前场后园，场边种植果树花木，幽香袭人；园内栽种修篁绿竹，四季常青。北部沿江地区自然村，座北朝南，少数座西朝东，均一字排开，有的长达数里，村民住宅也是屋前为场，场前有河；屋后为园，园后有溪。河溪边种有杨、柳、榆、槐，场园内栽有果木竹林。　由于境内市民喜爱植树栽花，因而自古以来境内不乏私家园林。据记载，境内最早的园林是鹿苑的陈陆园，建于宋代，内有读书台、待潮馆等景点。 明代杨舍有姜园、息园、沧江别墅、许氏前园，清代有赵氏、叶氏寓斋小园。其中以建于明代正统年间的沧江别墅规模最大，“广袤数十亩，杂艺百卉，植梅三百余株，中有沧江书舍、鸣鹤轩、香雪窝诸胜。园有八景，曰段山浮翠、令节乔林、月浦渔歌、烟村牧笛、谷渎潮声、海门帆影、斜桥鹤唳、沙渚鸥眠”。　延至当代，境内城乡居民均以植树栽竹、种养花卉为高雅生活情趣。改革开放以后，绿化造林成为政府行为，每年都投入巨资，全市生态环境明显优化，质量水平跃居省内外前列。以上所述，仅是从张家港民俗民风中采撷的几处亮色。同长江流域各兄弟城市的民俗文化一样，张家港民俗文化可谓异彩纷呈、仪态万千，既同属于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系列，又因地而异，各有特色，有源有流，自成体系。　一、绵延千年的传承积淀，是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意识的深化、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而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烙印。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这为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如前所述，早在距今8000年前，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就是闻名长三角地区的东山村遗址。境内的徐家湾遗址距今5500多年，蔡墩遗址距今4000多年，均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考古挖掘的文物看，张家港的先民当时使用石刀、石斧、石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壶、陶鼎等生活器具，同时也孕育出原始社会中境内较为简陋的生产、生活习俗，其中包括各种图腾和已经流传几千年的“河阳山歌”。　到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境内设置暨阳县，以后又设置梁丰县，县治均在杨舍镇，这一历史延续了345年，至唐代武德九年（626）张家港才分属江阴、常熟两县管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境内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以编修家谱这一民俗事象而言，唐宋之前境内家谱很少，如有也仅是残本断简，内容十分简单。发展到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年间，修谱之风日盛。由于历经几十代人的资料积累，谱本内容也由简到繁，乃至出现了囊括方圆数百里的宗族大统谱。其中徐氏大统谱多达94册，涉及苏、锡、常和上海地区以及部分外省的所有徐姓宗亲。再以祭祖敬神这一事象为例，秦汉时期先人祭祀仪式一般仅在家庙举行，较为简单，人数也少。发展到明清时期，境内工商业发展，庙宇剧增，仅南沙乡就有30多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座多。 宗教场所的祭祀活动发展成为商业贸易、娱乐游玩、热闹繁华的庙会，境内每个集镇不分大小均有庙会，有的每年1次，有的几次，最早的在农历正月半，迟者农历九月半。庙会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拜谒庙者一”。 也就是说，在人山人海的参与者中，90％是游玩贸易者，仅10％是祭祀拜佛的善男信女。　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化、传承与积淀，使得张家港境内的民俗文化发展成为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纷繁复杂的地方风俗时尚。　二、吴地文化的熏陶化育，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因。　民俗文化是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更是思想文化意识的反映。张家港地属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太伯、仲雍、季扎、言游等古代先哲高尚德行和传统思想的教化熏陶。晋代诗人陆机在《吴趋行》诗中有“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我市梁丰中学在清末民初的校歌中有“三吴文化起春秋，季扎言游，遗泽故乡留”等句，说明这些先哲在民间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可以这样说，太伯仲雍让贤避国的美德，培育了境内敬宗睦族、积德行善之习俗；季扎言游以儒学教化乡民的举措，造就了境内重教兴学、处处弦歌的风尚。　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传承，固然要有为政者的倡导，而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和践行也十分重要。从张家港的历史看，地方官吏、文人学者在弘扬传统文化、造就良好民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舍自晋代置县，迄于唐初为县令者，仅有二人可考，其中一人就是梁代名宦司马筠。此人“孤贫好学，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在任时以儒家礼仪道德之说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影响深远，被本地崇祀为名宦。 北宋江阴军学教授郭庭坚，受任之初，因学校狭小破败，就把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扩充学校，并“招延治中俊髦，开筵讲学，阐绎先儒性分之理，陶育人才，一时称盛。” 明代，后塍以南曾名“化成乡”，就是为政者在传扬先贤美德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德治民、化民成俗，因而称化成乡。境内著名的文人学者，如北宋经学家陆绾、元代文学家陈基、明代大学者钱牧斋、清代经学家庞大坤等，无不精通儒家经学，著述宏富，也无不以重教兴学、提携后学、感化一地民风为己任。较为突出的有清代杨舍学者叶廷甲，弃举业而习经学，建静观楼藏书5万余卷，“乡里有利益事率倡为之，镇多博徒又随所聚而力禁之，俗以大革，市无犯者数十年。”　在如此浓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境内老百姓的伦理观、价值观、民俗观得到规范和优化，一般人家均以读书上进、勤俭节约、敬宗睦族、积德行善等传统理念教育子女，有的还在住宅大门的对联中、或者客厅堂额上，写上先哲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学箴言、治家格言。这种对传统文化理念的普遍认同和践行，是境内民俗民风的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助推力。　三、江尾海头的特殊位置，是其重要的地域原因。　民风习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因地而异。自然环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存条件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吴地自古以来就称作断发文身的荆蛮之族，以民风强悍、尚武轻死而著称。《汉书》“地理志”：“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代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　张家港民间习俗中的“节概之风”比起吴地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张家港居长江之尾、大海之口，素称金陵锁钥、江海门户。《杨舍堡城志》谓杨舍乃“由海入江之咽喉，自狼（山）福（山）西达江（阴）靖（江），我镇适扼二三两重门户之中。”自明代“筑倭城，设参戎，列巨炮，经武制胜者盖已三百年于兹矣”。 因此，尽管境内属鱼米之乡，山水秀美，物阜民丰，但战乱不断，屡遭兵燹，由此造就了市民百姓不畏强暴、刚烈忠勇、习武健身、保家卫国的习俗。　据清代光绪《江阴县志》记载，自前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起，到明代朱元璋亲率大军在巫子门大败张士诚止，境内有文字记载的江防兵事就有20多起，其中南宋建炎三年（1129）至淳佑中（约1245）的110多年中，就发生9起重大兵事。面对如此频繁的战事，境内百姓惟有奋起抗争，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以明代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为例，杨舍乡民为抗倭而自发参加习武训练者有2000多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支乡民武装成为抗倭战斗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乡民武装毕竟缺乏严格正规的训练，在虎狼般凶狠的倭寇面前，其弱点暴露无遗，先后有数百名乡兵在杨舍、港口、凤凰、鹿苑、南沙等地的血战中壮烈牺牲。　血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在抗御外侮、保卫家园的斗争中，畏缩后退没有出路，不掌握杀敌本领、不练就高强武艺也没有出路。此后，境内习武健身之风有增无减，民谚谓“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意思就是要练实战真功，不练花拳绣腿。明清时期，仅南沙香山周围地区民间习武健身的拳场就有几十家，专聘武艺高强者传授指点。这些拳场的徒子徒孙在明末江阴抗清守城、清代咸丰庚申之变、1927年农暴斗争中，均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实战本领。　四、锦绣水乡的富庶产出，其重要的经济原因。　经济状况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也是决定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基础。张家港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和支撑。[/size]　在远古时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 至唐宋年间，“吴中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到明清时期，自给自足农本经济逐渐向工商业发展，带来境内经济的兴盛繁华，棉纺织业、五金铁业、油米加工业、酿酒制酱业陆续出现，商贸服务业日趋昌盛。以后塍镇为例，晚清时期的雷沟杜布远销海外，抗战以前“商业一条街，南北三华里”，大小店面数百家，从业人员逾千人，其中米行就有32家半，人称“盘篮升斗满天飞，车载肩挑尽是米”，街头巷尾运输货物的手推车之多如“周庄潵墩梅子”。　古训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的支撑下，境内民俗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的发展获得坚实而丰富的物质条件，民间才得以重教办学，培养出众多达官贵人、儒家学子；行善积德、敬宗睦族之风才得以代代相传；讲究礼仪、祭神拜佛之风才会延绵流传。以绿化造园习俗为例，贵族大户人家建造私家园林固然不足为奇，而一般老百姓在衣食无忧之余，也习惯于在场前屋后设置花坛、花圃，甚至在农田中建小型花园，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明代后塍之东、蔡港之滨，徐姓农家在耕作之余，共计辟出30余亩田栽种四时名花异卉，此村由此得名“徐家花园”。 明代塘市古泾村农民以种花为业，连畦接壤，品种繁多，尤以牡丹、芍药为最，此村后由顾鼎臣改名为“花泾”。 如果农民在饥寒交迫、衣食无着之中苦度光阴，是决不会有此养花种草、侍弄园艺之雅兴的。民俗文化是方志编修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地方民俗民风特色及其成因是方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研究张家港民俗文化的特色和成因，目的是从传统民俗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当今，传承后代，以更好地存史育人。我相信，民俗文化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注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培育下，一定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弘扬，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瑰丽无比的奇葩！

1、全国焦氏统一字辈：“和云麟中、祥锡延顺、保昌宏福、江德润国、英继庆常、前发廉守、礼荣贵积、贤方”。

2、山东临邑焦氏字辈：“裕怀德书丙，其富贵荣华，长寿疆”。

3、江西进贤焦氏字辈：“元会运世、阴阳太极、宗祖子孙、成功绍德、渺然先裔、益洪正用、端本孝悌、华邦仲伯、爱敬友继、广大至诚、孟世启文、刚柔仪型、荣华富贵、福寿康宁、锦绣英豪、金玉珪呈、光前裕后、流芳谨识、永远祚胤、以是为则”。

4、山东章丘焦氏字辈：“式元肇其念，方裕守体传，有余允志广，百世受承延”。

5、山东平阴焦氏字辈：“春廷万京、绪广怀名、正顺庆乐、文学元同、化荣伯玉、希召义法传”。

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其中后塍镇在2003年编修地名志过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谱。这些家谱大多始修于唐宋时期，一般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几次续修或重修，体例完备，支系清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谱序、像赞、传状不乏名人手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民间续修家谱之风方兴未艾，村支书、企业家出资倡修，花几十万、上百万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无大老板支撑资金，即采取各户集资方法，由热心人义务纂修，四出采访，逐户笔录，化二三年时间倒也水到渠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境内在修家谱大约不下20部，其中德积一地就已修成陈氏、丁氏、潘氏3部家谱，有的还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装帧考究

六、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广种福田是佛门教义，在张家港民间却有广阔市场。明代杨舍乡绅许庄著《虑远集》，其序即引司马光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这种把积德行善作为做人准则、门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动事例，在张家港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举办义庄、义塾、义学、义冢，是境内士绅富户积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间，境内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义庄，用于扶贫济困，其中规模较大的数恬庄杨氏敦本义庄，有义田2000多亩；塘桥庞氏裕后义庄近800亩。凤凰西徐市有周氏、缪氏、王氏、陆氏4处义庄，总田亩超过2000亩。 义塾、义学则是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办学形式。清代乾隆年间恬庄杨氏义塾就有两处教学点，各延请塾师1～2人，招里中清寒子弟入学。 义冢是地方上收葬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庄境内烧杀抢掠，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国军士兵遇害，其中108具无主尸体就安葬在义冢。

敬神拜佛是积德行善又一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来，张家港民间敬神拜佛之风经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灾赐福，甘心情愿捐款助缘，如鲁迅笔下祥林嫂苦捐门槛者不在少数。至明清年间，由祭祀、烧香发展到庙会、节场，神像由室内供奉发展到出外巡游，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地方上民俗风情中的亮丽风景线。以杨舍河南庙“二月十九”庙会为例，从初一至十九日，方圆百里组织的拜香队赴庙进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两天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更有甚者，杨舍地方乡绅组织的大型拜香队沿街表演“扎肉香”、“大盘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钢钩扎进手臂，以示“报答娘恩”，后面紧跟彩灯、彩轿队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盛大节日

七、习武健身

张家港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风俗习惯，此风在南部地区尤甚。农民在耕作之余，举石担、掷石锁、扛石鼎、顶石臼、推石滚、捏石笋，有的还舞刀弄枪、击剑练棍，乐此不疲

习武健身之风孕育了一批武将、武举人。宋、明、清三个朝代，载入《杨舍堡城志》的武将就有25人，其中杨舍蔡氏一门在清代咸丰年间连出6名千总或把总。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间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举人，邵氏被史学家缪荃孙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