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和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是靳姓的地望分布，你是陕西人，正好在这个分布区内，所以还是很正宗的一支，资料相对也好找些。

这个网上会有很多零碎资料的，你在百度或是google里输入“靳氏族谱”“靳氏家谱”，就会有很多，有些写过靳氏族谱的人也会在博客什么的里面留有资料展示，你可以留言联系的，他手头一定有很多资料。

我们介绍家乡时喜欢袭用“历史悠久”这样的套话，如果再追问一句：苇泊村的历史究竟“悠”得有多久？这当然是一笔任谁也不容易说清楚的糊涂账，因为苇泊先民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详细的历史资料。

唯一可靠的证据是苇泊村的天齐庙现存的石碑等器物。天齐庙始建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了，但庙内留有一长方形石盆，其铭刻“大元泰定二年（1325）岁次乙丑年巳月戊戌午时祭。”元泰定帝出生于山西晋邸，后继承父亲晋王之位，是元朝第六位皇帝，他在位时间是从1323年至1328年。1324年泰定帝改元泰定，他在位4年，活了52岁。从泰定元年即1324年至2016年，有692年。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元泰定二年苇泊村东就有了天齐庙。古人移民定居一处，总要修个庙，以祭祖宗敬鬼神，估摸苇泊村的历史大致有700余年。距今700余年是什么朝代？即元朝时期。从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至1324泰定元年，有50余年。苇泊村大约是从元朝建立后，才逐渐有人定居于此，几十年间，至泰定年间渐成村落，始于村东天仙台修建天齐庙。

除了苇泊天齐庙的石盆为证之外，另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就是家谱。家谱或族谱是以血缘亲情为脉络，以姓氏作标记而编就的特殊历史资料，是姓氏的生命史。“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要寻找姓氏的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轨迹，从寻找家谱入手；而寻找一个村落的起源、发展、繁衍、变迁，家谱或族谱也是比较客观的依据。苇泊村东头的靳家、韩家、史家等可能是苇泊村较早的原住民。理由有二：一是我曾写了《苇泊村的大街》，说苇泊街“只贯通村子东半边”，且像北斗七星，曲曲弯弯，意即村子整体骨架不太好，显然村西的窑洞是后来迁徙的村民陆续修建的，与村东大街未能融为一体；二是村内几个大姓家族皆有家谱传续。以靳氏家谱为例，据其家谱记载，从迁居苇泊村至今已经25世，古人说的“一世”是30年，那就有700余年历史，正与天齐庙元代石盆记载相吻。

其三是在对父亲的称呼隐藏着历史符号。平定方言称父亲为“大大”(dà da)。称父亲为“大大”是从元代始见于文字，主要是元朝时汉族平民对父亲的称呼。元代张国宝杂剧《罗李郎》：“还不够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元朝之前的宋朝，称呼父亲为“父翁”或“爹爹”。陆游有诗句“家祭无忘告乃翁”。不但“大大”，就连“哥哥”这个词也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语言；汉族人称为“家兄”或“兄长”。元代对同辈男子常以“哥哥”相称，中学课本有元杂剧《窦娥冤》，“哥哥”之称随处可见。平定地区同辈男子也习惯于以“哥”相称。元代年长的男性称为“老汉”，也用以自称； 年青的男性则称为“后生”；而“老汉”、“后生”也正是平定一代村民最一般的称呼；已婚女子对丈夫称谓也是“汉”。而宋代，“汉”与“老汉”是对男人与老年男人的蔑称。

其四是从给孩子起名也可看出元朝浓重的痕迹。元代的汉族人起名字比较复杂。首先有小名与大名之分。小名是幼年使用的名字，元朝汉人取小名方法有三：一是取吉利的字样，如福童、安童、喜童等；二是喜欢以动物名为小名，希望孩子容易养活。这样的起名习惯也一直延续下来，我上辈的人中，叫驴小、牛小、狗小、狗孩、牛孩、虎孩、猫妮、狗妮的太多了；三是以数字为小名，经常以父母年齿合计为小名，或以爷爷年齿为小名，如七十、六八、五小、六小等。有专家讲，用数字作人名元代独盛，这应该是元朝老百姓缺乏文化所致。这种取名习惯在苇泊村司空见惯，譬如我父亲弟兄四个，小名依次为福宝、福成、驴小、六七。大名又称官名，是正式的名字，在社会交往中使用。元代人们的大名，有二字，有一字，而以二字居多。元朝起官名中排辈的现象很普遍，即同一辈的人使用同一个字作为标帜。譬如我父亲一辈，“鸿”即兄弟们官名中同用的字。

苇泊村虽然形成于元初，但现在的天齐庙，应当与最初的庙宇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天齐庙存有明正德、崇祯，清顺治等朝的碑记。明正德十一年（1516）重修，清乾隆、嘉庆年间曾修缮，光绪十八年（1892）再次重修并建戏台乐楼。尤其乐楼戏台雕剔精湛，造型优美，没有相应的财力物力，不可能建成；也间接证明此时苇泊村富人渐渐多了。天齐庙在明清两代都进行了“重修”，为何重修呢？是原先的庙宇规模太小，造型不美？还是原先的庙宇毁于战火或自然灾害？我们不得而知。现在的天齐庙是清代光绪十八年的建筑，光绪十八年距今已经120多年了，估摸此时的苇泊村基本形成如今的规模了。因为村西西沟居住的郭氏家族，至今也13世了，也就是将近400年的历史。

为什么我们的先民会举家迁居苇泊村呢？古代百姓的迁徙流动，一是战乱，二是灾害。古代，一有战乱，繁华一点的城镇首当其冲，饱受蹂躏，居民就会离开较为繁华的郡县，向更偏僻的地方移居。唐诗人杜荀鹤所咏“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就是当时的现实。苇泊村古代属于平定州管辖，那时的平定县管辖范围很大，基本囊括如今的昔阳、平定、阳泉、盂县等地。县治所“石艾”在今张庄镇新城村，归属太原郡。后来县治所迁至广阳村（今属昔阳县）。从元至明清，苇泊村距离周边的县府都有百里之遥：距石艾100余里，距昔阳120余里，距寿阳100余里，距井陉150余里。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苇泊村应当属于比较偏僻荒凉之处。幼时听传说，苇泊村天齐庙正殿有根殿梁是砍伐清漾沟中的荆条做的，这当然是夸张，荆条即使生长千年，也长不成殿梁那么粗大；但这恰恰说明修建天齐庙时，此地荒无人烟，荆条都能长成殿梁那么粗大了。

另外，就是北方的旱灾。山西位于华北东部有太行山阻挡，湿润气候难以到达，降水少。地形位于黄土高原上，谷地地形，河流流经此地少。春季气温回升快，蒸发旺盛；多大风，加速水分蒸发。故而，苇泊这片区域十年九旱。譬如，130多年前的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四年(1878年)，史称“丁戊奇荒”，因为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连续两年毁灭性的旱灾，让有1600多万人的山西，剩下不到900万，饿死和渴死的有500万人。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旱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 。幼时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水窖，每逢下雨，天上下来的雨会从窑洞顶流下来，汇聚在院坝里，再汇入水窖，经沉淀，留作不下雨时候用。文革时我在村里劳动了五年，1971年至1975年，没有一年不抗旱。

苇泊村地势较低，苇泊，顾名思义，芦苇丛生，水泊荡漾；古有“小盆地”之称。在十年九旱的北方，苇泊这块地方起码是不缺水，显然比较适合人们生存。所以，迁居至此的人们越来越多，村民依苇泊河谷由东而西修房建窑，聚族而居，休养生息，繁衍传承，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