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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图文版)
《茶经》(图文版)把陆羽《茶经》进行了精译,并配以精选的,全书图文并茂,《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茶经》的问世,对把茶提升为独立学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原《茶经》共分上、中、下三卷,包括茶的起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十章,内容丰富、翔实。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范本,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发扬光大。
《大观茶论》
《大观茶论》是宋代皇帝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许就因为此,走向了盛极而衰的道路,文化学者日月洲注释的《大观茶论》为我们打开了宋人创造的那个复杂瑰丽的茶世界。
《中国茶经》
它与《茶经》相比,更具有时代特色,既重科学技术,又重历史人文;把茶叶生产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记述,突破了传统的写作方法,较准确而全面地总结古代、近代和当代的茶情;是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数千年茶文化概貌的巨著。
本书涉及茶学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深入、观点之鲜明,都是目前所仅见的,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茶叶百科全书。
主要阐述了我国各个主要历史时期茶叶生产技术和茶叶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介绍了中国六大茶类的形成和演变,尤其是对名优茶、特种茶的历史背景和品质特点,作了详尽的说明;通过对茶的属性、品种、栽培、加工、贮运、饮茶,以及茶与人类健康关系的叙述,表明了中国对茶叶科学的认识和利用过程;并对各种茶的饮用方式,特别是具有浓郁地方或民族特色的饮茶方法和礼仪,以及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作了剖析,进一步反映了我国丰富多彩的茶叶文化风貌。
中国茶典藏:220种标准茶样品鉴与购买完全宝典
《中国茶典藏:220种标准茶样品鉴与购买完全宝典》全面收录220种标准茶样,对每款茶叶不仅有产区信息、历史源流、采摘标准、制作工序、市场选购、辨别方法、冲泡技巧等的详细介绍,还附有原色干茶、茶汤、叶底等精美,具有很高的实用及欣赏价值。每款茶汤都是经权威专家指导,按标准方式冲泡而成的。每款干茶形态、叶底风格不仅可以参照比较,还可准确辨别茶叶的优劣、真伪。本书堪称是众多爱茶人士和懂茶人士必备的茶书。
《茶道入门》
这本书谈的是初入茶道最急切需要知道的三篇课目
第一是“茶如何制成”如果连茶是怎么形成的都不知道,那喝起茶来不就像瞎子摸象
第二是“各种茶的认识”,市面上的茶叶有那么多种类,它们的区别何在,如果没有一些理论性的理解,难以进入欣赏的领域。
第三是“如何享用一杯茶”包括冲泡与饮用。
学茶当然要喝茶,而且也只有从喝茶中才能获得茶的益处,才能体会到以茶为载体的思想、美学境界。非专业习茶的人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充分且正确的茶道入门知识是不容易的,笔者以从事二十五年茶道教学的经验,多次整理这类课程,皆希望使初学者能以最短的时间与精力理解并应用这些知识。
美国,纽约上州。大熊山麓下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每当上午的阳光洒进来照到书架上那个竹制模型,远在大洋彼岸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中央敞开的天井,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
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承受风云变幻,历经人世沧桑。
福建龙岩,原本偏远荒芜。我的先人们为乱世之生计维艰所迫,辗转落脚到了那里。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他们将松软粘土几番压实夯打,建起这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大大小小的土楼。一座又一座,青山绿水间彼此连络有亲的族人分而不离,团结互助,自给自足。
永定县湖坑镇上的南溪水尾土楼群中,那栋四四方方的“庆福楼”总有一百五十年上下的历史了。在现存两万余座当中,这一座规模不算大,也没有特别显著的特色,却是我江氏数代人繁衍生息的空间。
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我的曾祖父江森球公跨出“庆福楼”高高的门槛,穿过楼前的晒坪,踏著南溪中一块块大青石涉水而过,背着行囊下南洋。通往外乡的黄土路上,他曾经回头留恋地张望过吗?他的脚步,曾经彷徨过吗?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次子,我的祖父书拔与叔公书源,尚在幼年。或许,家中妻儿有土楼里众多婆姨妯娌照应,他可以不用挂虑太多;又或许,前方的道路有族中叔伯兄弟引领,他也不会担忧太多。更何况,客家的男丁成年以后总要出去闯荡,这是代代相沿的老规矩,他根本没想过违背,或者迟疑。
于是曾祖父就走了,一去整整十年。在南洋,落地之后要维持生计,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要挣钱,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岁月?他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在家乡,我的曾祖母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灶前,又是怎样凭藉自己一双大脚,奉养长辈,管束一双幼子?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家乡的老人们只还记得,曾祖父性格果决机敏,且为人忠厚仗义,深得族人信任。因此十年后返乡之时,他带回了自己的积蓄,也带回了同乡们交给他的财物。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经常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把家乡下南洋的青年子弟和小媳妇们送出去,再为滞留在异邦的亲友携带书信、押运钱物返回。直到1942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路上实在不太平,曾祖父才不再远行,留在土楼里领著子侄耕读持家。
1929年,我曾祖父母的幼女,我的小姑婆出生之时,祖父书拔和他的兄弟书源都已长成挺拔魁梧的青年。当其时,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政治军事要冲,闽西地区的土匪势力非常强大。不少地方政权由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武装控制,有些地区几乎遍地皆匪,尤以永定县境内为甚。当代学人张永曾撰文记载:“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
周围人心惶惶,土地大片荒芜,社会环境眼看着倒退到原始部落争斗的原始状态,怀揣著一腔年轻的激情和干劲的祖父在家乡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1931年,来不及等已订亲的媳妇过门,他决定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广州大埔求学。
而在家乡,绑票、暗杀、拦路劫掠的事情不断发生,匪患愈演愈烈,终于波及到我家。据我小姑婆回忆,事情发生时她刚记事,大约是在我祖父离家两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人给“庆福楼”送来一封信,一封山中土匪的恐吓信。他们绑架了邻村的苏家大**,索要三百银元赎金。苏家无力偿付,要求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我的曾祖父。因为这位苏大**,正是为我祖父订下,而未曾过门的媳妇。
曾祖父如数缴付了银元,赎出苏大**并将她接回了“庆福楼”。可怜这位年轻弱女子被劫持到深山里,数日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已经病骨支离,在我家楼中只生活了短短十八天便命丧黄泉。
我家无辜地人财两失,难免令苏家过意不去,提出让他家二**再许给我祖父做填房,曾祖父为此写信去征求我祖父的意见。祖父已从广州到了广西宜山,并经由他的叔父江森桐公介绍,在当地税务局谋到了差事。祖父见信后回复道,此时森桐公已另外为他提了一门亲,对方是在梧州市兴业县为官的江西金氏。于是苏家的提议就此作罢。
森桐公与金家老太爷是朋友,见金家五**与我祖父年貌相当,便出面保了这个媒。金家五**上过新学,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凭自己的土地测绘技术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位当年就能够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便是我的祖母。
1936年,祖父祖母在广西柳州成亲。家父建文与姑母建华、二叔建中相继出生之后,我祖父母带着他们回乡省亲。家乡的老人至今记得我祖母乘坐的轿子出现在南溪之畔的情形。我祖母容颜端丽,态度斯文,与土楼里客家女人的粗放简约大不一样,令他们印象十分深刻。
一时间“庆福楼”中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祖孙子媳大团圆,那是“庆福楼”最热闹也最温馨的时光吧。家父这一年大约五、六岁光景,早上起来穿着乡间罕见的小中山装小皮鞋倚在大门口,看著他的父兄叔伯赤足荷锄往田间去,浑然不懂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只是觉得新奇有趣,更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已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假期结束,我祖父先行返回广西柳州税务局任上,大约半年后祖母带着家父兄妹也相随而去。不久,我叔公书源又沿著曾祖父的脚踪只身下南洋,“庆福楼”就冷清了,曾祖父母身边只还剩下一个幼女,我的小姑婆。而我叔公江书源一去南洋,在彼处成亲、生儿育女,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日军的铁蹄自北向南,一路烧杀抢掠。历史的动荡颠簸里,我祖父母为躲避战乱,在广西境内柳州、宜山等地几经搬迁辗转,期间我的二叔、小叔、小姑姑相继出生,祖母的娘家却渐次人丁凋零。解放初期,祖父带着妻儿到桂林投靠开袜厂的一位乡亲,从此桂林成为我们这一支江氏子孙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在永定的老家,我的小姑婆也长大成人,嫁入巫家,离开了“庆福楼”,后来随夫婿迁往龙海定居。五十年代中期,辛劳一生的曾祖父辞世,祖父返乡将曾祖母接到桂林奉养。从此,“庆福楼”离我们就很远很远了。尽管它一直是在那里的,傍著青山绿野,以及晒坪前面长流不断的南溪。
家父在桂林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于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叔建中数年后也考入广西农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计靠我祖父拉木板车维持,致使我大姑姑不得不早早辍学去打工,挣钱帮补家用。其间捉襟见肘之处,不难想见。
家父在广州,大学毕业之前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被下放到偏远的广西昭平县林场“劳动改造”。他的个人问题因此一再蹉跎,直到经人介绍认识家母。蒙我外祖父通达,两人于1967年成婚。
我出生之前数月,曾祖母谢世,安葬于桂林。她生前肯定会思念土楼,肯定想过再回去看看的吧,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简单的一个愿望,在那个年代里竟奢侈得无法实现。到我两岁,家母也被下放,我则被留在桂林,跟着祖父母长大。
祖父有一个藤编的小小箱子,里面装着粮票布票户口本,以及他与亲友往来的重要信件,以及一本翠绿色封皮的《江氏家谱》。他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永溪”。因为按照家谱上的排行,我是江氏的“永”字辈,因为家乡永定的老屋前有条小河,叫“南溪”。
从小,地理就念不好。尤其是各地物产,地形特征什么的,简直束手无策。可是对于“永定”这个毫不起眼的地名及其位置,一下子就记住了,每次在地图上一眼就能找到。
祖父说,永定甜菜干颜色乌黑油亮,配上五花肉,无论炒炖蒸煮都香甜鲜美;他指著寄自缅甸的彩色照片,告诉我里面那个剃光头的小和尚叫“永春”,是书源叔公的长孙,我的堂兄;他说家乡戏里的木偶比我还高,眼睛嘴巴都会动,还分生旦净丑……南溪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飘忽,如一种相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心头平稳地,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流动。
可不知为什么,祖父从来不曾对我仔细描述过土楼,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祖父口中的“老屋”,我祖辈父辈生长于兹的所在,是一座和我所见过的任何可以称作“房舍”的东西都大不一样,后来要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一份子的独特建筑。
想来“乡愁”之於游子,更多的是对那一方土地的眷恋,以及对骨肉至亲的悬望。这种眷恋与悬望里遥远的“家”,其间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都可供反复咀嚼回味。至于“家”的实体是斗室还是深院,是茅屋还是“世界物质遗产”,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乃至整个中国,都终于走出政治运动的阴影,希望的田野上一派阳光朝气。家父与众位叔叔、姑姑们的工作都得以重新安排,我祖父也终于可以回老家省亲了。彼时我面临初中升学考试,不能请长假随行。祖父见到了小姑婆一家,带回来家乡乌黑油亮的甜菜干。祖父说,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客家人可以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却不能不回去,人人如此,这也是老规矩。
上初二那年,永定乡下来了一位书楼叔公,专程到桂林探访我祖父母。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是我陪侍在侧,深得叔公钟爱。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可当年闽道之艰难尤胜于蜀道,交通并不便利。祖父不放心我独自上路,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带我同行,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此后,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书楼叔公就会在来信中问:今年暑假回来吧?如此我考完高中,又要考大学,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我仍然无法成行。垂危的病榻之上,祖父对我说,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亦无憾恨。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
祖父过世之后,我一路读书,一路走,书读得越多,人也走得越远,最后竟然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
到书楼叔公过世以后,没有人再唤我“永溪”,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永定了。我和老家的距离,有一阵子很远很远,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
直到1999年,在宾州伯利恒小城简陋的公寓里,那个很寻常,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夜晚,我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然后,他说出一句话,语气非常慈爱温和,却让我震惊得手都发抖:“孩子,我是你的叔公。”
——这便是我祖父生前念叨过无数遍,1938年与他一起离开家乡去广东求学的堂弟江际臣公,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主要编撰者。
际臣叔公曾就读于中央陆军官校,毕业后供职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49年随军撤往台北,此后与我祖父再未谋面。找到我的时候,叔公已年届八十高龄,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
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在他手里,我见到了一本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杂志,一本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
指点着封面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际臣叔公告诉我,这就是老家,这就是土楼。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这些楼群,还以为是核反应堆,其实土楼不过是我们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随后,土楼以其将古老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结构巧妙,引来举世瞩目。
在那次相聚短短的两三天里,叔公慢慢告诉我,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五座土楼统称“水尾楼”,其中包括我家方形的“庆福楼”,也包括他家圆形的“天一楼”。这是第一次,远远地,惊异而模糊地,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乡下老屋”。老家从模糊迷离的概念中一下子跳脱出来,变成眼前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山依楼旁,水过楼前,家在楼中。水因山而添灵秀,山因楼而增雄浑,楼因人而有了灵魂。
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古老的“庆福楼”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清晰。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知道乡下修了大路,知道龙岩有了飞机场;从电话里,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庆福楼和南溪,以及亲人们对我血浓于水的牵挂,越来越近了。
本来,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不仅要回永定,还要去缅甸、马来西亚,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宗亲长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
2006年春,我收到“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活动的邀请函,看到行程表上“龙岩”两个字赫然在目,根本连想也来不及想,立刻决定要回去。
终于回来了。祖辈父辈们口中传讲的永定,终于变成我脚下坚实的土地、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客家乡音。老家的姑姑伯伯、兄弟姐妹,明明素未谋面,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看见了熟悉的线条和血脉相连的温情。两万余座土楼,说多不多,说少也绝对不少,可只要我报上姓名,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根”,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
终于回来了。丽明姑姑陪着我,踏上了那条已铺上柏油的黄土路,沿我曾祖父、祖父、父亲离乡的足迹,走进湖坑镇,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万松叔。万松叔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与土楼隔水相对,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踏上去,看见南溪的潺潺流水以及溪边土楼的刹那,我呀地叫出声来,焦急的心随即妥贴:啊,该在的都在这儿等我,多好。
其实从来没见过,即使在梦里也缺乏想象的凭据,只因为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一步步走近,“庆福楼”黑色鎏金的楹联就在眼前:“庆由善积,福自天申”。我仰头凝视那几个的大字,庆福,庆福,是吉庆有余,福祚绵长吗,是吗?是吗?当土楼落成之日,我的曾祖题写下这个楼名之时,是怎样的心情?简简单单的“庆福”二字里,包含著他对子孙后代怎样殷切的期许,怎样深厚的祝福?
穿过晒坪,一脚迈进门槛,立刻感觉到那些源远流长的血脉连通,正从脚底下的泥土中慢慢渗透出来。左手边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楼上,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恒怅惘关满一室;小姑婆的闺房里,她顶著红盖头起身,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回廊上,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中山装新皮鞋,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
上下三层楼,二十四间房,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笑语喧哗,顿时热闹起来。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威严与亲切,久远与此刻,列祖列宗与我,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
终于回来了。土楼对面葱郁的山坡上,曾祖父长眠的墓前,万松叔把点燃的香高举过头,在碑前为我祝祷:“小溪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了,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您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
我俯伏祭拜,视线在那一刻一片模糊。
高投乡的江氏宗祠,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我焚香跪拜以告:我回来了。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伯母满是老茧的手,我和堂兄弟们嬉笑把盏:我回来了。离开永定,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泪流满面——我回来了。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我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常听人说,客家人和犹太人很相似,都是历史上被迫大规模迁徙的族群,都世代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注重教育,都坚忍、勤奋而刻苦。然而,犹太人是没有根的,我们客家人却有这样一片广阔、美丽、经济腾飞的祖居地可以依托。根深而叶茂,游子的乡情是绿叶对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归依。游子与故土的双手一握,血脉就此重新相连。必有根对绿叶输送的营养,源源不断,更有绿叶对根回报的情意,生生不息。不管我的一双手多么小,不管还有多少间阻,这一握传递的暖意,从此将不会消散。
难于蜀道的闽道,现今已是通途。在我回去之前,家父领着桂林的叔叔姑姑们就回去过。后来,家父和家母和我一起领着我先生、我弟弟,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又再一次返回永定省亲。
客家土楼,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如今之於世界,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物质文化遗产”。于我,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它总是在那里的。栉风沐雨百数年的“庆福楼”,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万里关山之外的乡情。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或者再听人说起,她们也会述说另一段她们自己与“庆福楼”的故事。
“庆福楼”。从此,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山依楼旁,水过楼前,根在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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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10-13 22:39:41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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