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

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

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

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

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

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

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

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

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

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

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

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

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

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

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

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

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

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

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

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

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

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

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

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

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

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

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

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

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

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

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

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

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

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

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

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

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

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

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

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

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

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

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

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

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

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

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

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

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

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

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

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

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

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

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

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

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

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

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

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

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

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

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

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

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

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

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

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按照其给出的逻辑和时代背景来看，基本是正确的。

其实在探究这种问题，尤其是名人理论和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不能以现代思维去简单的否定。

譬如说，日心说的提出，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说法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简直错的不能太离谱，谁都知道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在当时，这种理论第一次反思了地球可能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在当时就是有正当意义的。

回到正题上，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是有背景的，什么背景，封建统治正值结束，列国侵略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才有的论述。

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时候，又如下解释：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简单来说，就是我国的历史基本上呈现四种形态或者趋势：

第一，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对朝廷的编写，而不注重对国家概念的整合。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以历朝历代为维度，从来没有大中华的国家概念，也就是说，纵观历史，有周朝、战国、汉朝、五代十国、隋朝、唐宋元明清以及后来的民国历史，看出什么了吗？

我国的历史是以朝代为标准的，从来都没有统一的国家概念，甚至连民族概念都没有，全部被朝代所垄断，而朝代意味着什么？没错，就是家天下的传承制度，对应的就是家庭史，而非国家史或民族史。

第二，我国的历史编写，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等等，什么人会上历史？王侯将相以及良帅贤臣，你见过草莽英雄上过历史封面吗？很少，譬如水浒传108将会被写入正史吗？并不会，否则也不会有水浒传这种历史小说的诞生。

简单来说，我国的历史，都是为王侯将相所准备的，历史留下的也大都是良将贤臣及皇家历史，民众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或一个统称，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言的有个人而不知群体，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关注普罗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才有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而这正是重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区别，不管你承认与否，现在人民的利益绝大多数都有合法的保证和保护，这就是区别，这才是人民的历史。

第三。我国的历史从来都是过去史，什么叫过去史，就是只写过去，不写现在，通俗的讲，宋朝人编唐史，元朝人编宋史，清朝人编明史以及现在人编纂令人唾弃的清史等等。

这种历史的塑造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其客观性得不到保证，历史从来都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长得跟猴子似的朱元璋以及永远是光头的蒋介石等等，这就是区别。

事实上，历史不但有过去，更要有现在，而我们缺的正是对现在的合理编写和批判，很多条条框框都会对现实情况进行限制导致你没法客观的去对今务进行表述，譬如焚书坑儒、譬如文字狱，都是最鲜明的写照。

第四，我国的历史都是写实的，什么是写实，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评价，乍看起来这是对历史的最好的表述，

但其实历史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在梁先生的时代，文人，尤其是历史人员，更应该体现救国救民的思想救赎，而不是简单的记录历史。

尤其是资本主义思潮入侵的时候，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根基，但是史观和历史却从来只有记录没有思想，不能指导民众思想，那这样的历史就不属于民族的历史，是家历史。

综合来看，梁先生的论述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正确的，没有异议的，在国难当头时期，梁先生的这些话，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些话，或许是梁先生的气话，但却又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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