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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和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是同一个高祖父的堂兄弟。

齐是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仅有二十三年。齐高帝萧道成借鉴了宋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本，提倡节俭。他共在位四年，在他临终前，要求其子武帝继续统治其方针，并且不要手足相残。武帝遵其遗嘱，继续统治国家，使南朝又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

梁朝的建立者萧衍擅长文学，499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他乘齐国内乱，发兵夺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萧衍是为梁武帝，共在位四十八年。在武帝时期，北方的魏国已经衰落，再无能力对南方形成威胁。

梁武帝萧衍家谱

萧衍与萧道成,他们都姓萧,这个萧氏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兰陵萧氏。兰陵萧氏本是以兰陵郡为郡望的萧姓:士族(兰陵郡大概位于现山东省枣庄市东部至临沂市兰陵县一带) ,永嘉之乱后兰陵萧氏南迁,发展为江南侨姓士族的主要代表。齐梁皇族的共同祖先,恰恰就是兰陵萧氏南渡后的第一代人物,萧整。

萧整,字公齐,他本是晋朝县令,因碰上永嘉之乱就携家带口,南渡投奔东晋。他有两个儿子，即丘县令萧隽和济阴太守萧锗,齐、 梁皇室便分别是这两个儿子的后代。萧隽是萧整的长子，虽然在东晋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即丘县令,可他的曾孙子就是南齐高帝萧道成。萧隽弟弟萧锗的玄孙,恰恰就是灭亡南齐的梁武帝萧衍。

南朝梁

502年～557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第三个朝代，由雍州刺史萧衍取代南齐称帝，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国号梁，以萧衍封地在古梁郡，故定国号为梁。因皇室姓萧，又称萧梁。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南朝梁后期国政败坏，导致侯景之乱，战火使南朝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随后南梁皇室为争帝位又纷纷招引北齐和西魏为援，使这两朝趁虚攻夺了南梁大片土地，南朝实力大为削弱，奠定了南弱北强的局势。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帝自立，改国号陈。

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甚至无从列举。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差点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唐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四个儿子：

1、李仁（李千里）， 李恪嫡长子，李恪死后，被流放到岭南。袭爵，历任五州刺史。于江左做官廉洁奉公，武则天听后派人去当地看望慰问之，并赞曰“儿，吾家千里驹”，李仁于是改名李千里，并经常进祥瑞讨武则天的欢心。后来，武则天大肆剪除李唐宗室，李千里未被多袢。中宗李显复位以后，晋封李千里为成王。晚年因与节愍太子李重俊诛杀武三思，与其子太仆少卿、天水王李禧被杀。睿宗即位后被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时任岭南招讨使的李千里献上两个阉割的小孩，一名金刚，一名力士，为则天赏识。力士后因小过被逐出宫，此间被宦官高延福收为义子，故姓高。高延福因早年在武三思家呆过，力士因此与之往来。一年多后，武则天又召力士进宫，隶属司宫台。景龙中（公元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引为知己。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高力士。

2、李玮，李恪次子，英年早逝，追封郎陵郡王。子祚，袭爵嗣王；子袨，原名褕，出继蜀王愔。

3、李琨，李恪三子，武则天时期历任六州刺史，皆有政绩。圣历中，被武则天封为岭南招慰使，上岭南招抚反臣。死后，赠张掖郡王。唐玄宗时，长子李祎军功显赫，故李琨因此被追封为吴王。

4、李璄，李恪四子，到宗正卿（就是宗正寺的最高长官），后来受因为受李千里牵连，贬为南州司马，死于任所。子襘，吴国公。

永徽四年，李恪被害，有子四人，皆流放岭南，武则天光宅年间被赦免。有女四人，现有第四女墓志出土。

5、李恪四女信安县主，李恪获罪后幽居桂苑，陪奉献陵。武则天时嫁元思忠，生两子，死于开元四年。

王妃两个：

杨氏，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孙女，右卫副率慈汾 二州刺史静公杨誉女，兄常州刺史工部侍郎鸿胪卿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太子少师赠仪同三司上柱国郑国懿公杨崇敬，侄太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杨志诚。王妃疑贞观中薨，葬安州，今湖北安陆。1980年墓葬在湖北安陆王子山被发现，出土文物颇多，其墓葬作为南方典型墓葬研究，尤以簪花金饰和金刀最为精美。（有详实考古报告）在全唐文收录其侄杨志诚的墓志提到：“闲者遭家迁播几筵靡托，而今蒙国昭洗，情礼获申。”，疑为吴王妃杨氏家因妻族而遭到过政治清洗，王妃本人的墓志凹凸不平无一字，怀疑遭到磨平，其棺椁也无查，仅剩棺床，考古报告怀疑遭到抛尸。幸好后经平反，其侄官至高位，由其侄墓志我们才方可领略杨氏一族的风采。其祖杨士贵在《隋书》有载，其父杨誉与兄侄在《旧唐书》、《全唐文》、《贞观政要》、《宰相世袭》均有记载。

萧氏，根据李恪后人家谱显示可能为第二任吴王妃三子李琨之母，或还有李璄，家谱中不知为何却无吴王妃杨氏任何记载，有待研究。而根据成王李千里墓志铭，成王出生于贞观末年并“实长吴嗣”，也就是嫡子。如果吴王妃杨氏亡故于贞观中期确凿，则成王千里也当为第二任吴王妃所出。萧氏疑出梁朝帝室，家谱记载与李恪葬于西长安城。原文曰“妣萧妃，曾封沛国夫人。公妣俱葬于西长安城”并有萧氏一封沛国夫人的诏书，妃指亲王正妻而非泛指，因无墓志出土，家世不明。按道理亲王正妃乃正一品外命妇不可能再同时封国夫人，故而有人推测有可能是先贬后平反时晋封。但是，族谱真实性尚待考证，此中所云存疑。因此，吴王妃杨氏为何独葬湖北安陆而未同李恪合葬和第二任吴王妃是否为萧氏仍为历史谜团，有待考古挖掘近一步揭开历史真相。

　　唐贤坊村位于江西吉安县西南10公里处。据史载，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横江镇滩头村（现为江边村）的萧懋爵按“以世之贤，莫盛于唐”的构思，于江边村东立“唐贤坊”，并建村称“唐贤坊村”，命次子萧登分居该村。萧姓在唐贤坊村已繁衍生息了二十八世770多年。

　走到村前，一座居中屹立的砖木结构的祠堂雄伟气派。祠堂正门之上横挂着“萧氏宗祠”4个绿底金字匾额。另有一“大夫第”横匾，则显示萧家乃名门望族。步入祠堂正厅，中堂横匾上刻着“敦伦堂”3个苍劲而庄重的红底黑字。敦者治理也，伦者五伦也。据萧氏族谱记载，“萧氏宗祠”始建于宋，毁于元，明代复建，清雍正年间又毁于火，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扩建。

　五排30多栋，占地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的古民居，就分布在祠堂两侧及后面，构成了这个古村落。村中铺有20多条纵横交错的鹅卵石巷道。走进巷道，仿佛穿越在历史的时空隧道，分明是踏进了古民居建筑展览馆。从外表看，古民居的款式基本相同，每栋房子两侧向上突出12个垛子，4个墙角均从地面竖砌一块12米左右的红皮石条，上面再横砌一块，用以保护墙角。外墙所有的门窗框子均为红皮石条架构。五排古民居中，前排的面积较小，稍低；第二至第五排的房屋高大宽阔。每栋房子之间既有巷道相通，又有边门相隔，只要将边门一关，就是一个壁垒森严的深宅大院。

　这些古民居室内的结构颇有特点。所有的木质门窗都雕有龙凤、麒麟、花朵等精致的图案，不少烫金的图案至今仍金光闪烁，光彩夺目；大厅板墙上方绘刻了花鸟虫鱼、山水风光和人物典故等栩栩如生的图案，以衬托唐宋名诗的意境；为人处世的名言警句随处可见，使人置身一种高尚典雅的文化氛围之中；厅堂内镶嵌图案的八仙桌、太师椅和神龛，经过数百年时光的镀烙，显得老成持重，似乎它们就是见证古村历史的发言人。

　唐贤坊村历来倡导尊贤重教，建村之后，先后在村东和村西建了两个书院。村西的书院是栋1厅4房两层的砖木楼房，二楼建有阳台，楼前空出小院，书院雕梁画栋，一派富丽堂皇。置身其中，仍可感受到当年书声朗朗的书香氛围。一村两书院，加上良好的学风，使该村人才辈出，远近闻名。据其《家谱》记载：仅清道光九年（1830年）至清朝末年，萧家祖辈中获中宪大夫、奉政大夫、儒林郎、文林郎、登仕郎等官衔的达46人；因夫贵妻荣或子贵母荣而被授予恭人、宜人、安人、儒人等誉称的妇女达36人。

　在唐贤坊村西约200米处的江边村，建村略早于唐贤坊，是一个具有802年历史的古村。该村一大片古色古香的古民居和两座萧氏宗祠亦保存完好，与唐贤坊村形成了一个古民居群。

湖南七郎江公后裔，春芳，然后是：添原必仕永文昌

荣华富贵最忠良

家世维才兴大业

承宗绍祖立纲常

诗书礼乐乾坤焕

道德功名日月长

运际升平多俊彦

时逢仁寿享安康。新辈分是从老辈分的”兴“字辈起改成：健顺乾坤体

时祥化育洪

调和尊硕辅

佐理重儒躬

···················。我是”绍“字辈，也就是”时“字辈。是湖南省溆浦县水东镇银湖村人，曾参加过怀化萧氏宗亲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