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地试”中国股市发轫之端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摘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综述

1990年12月19日，位于上海浦江饭店的远东最大玻璃天棚舞厅经过4个月的装修，变更为证券交易大厅，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此开张。

从1990年市值几十亿到今年3月突破5万亿，从几十家上市公司发展到今年7月的1367家，中国证券市场迅速成长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证券市场之一。

中国资本市场能迎来今日的姹紫嫣红，其发轫始于小平同志南巡时一场中国股市可“坚决地试”的讲话。那种“不争论，大胆试”的务实态度让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中国新生证券市场起死回生。

在中国证券发展历程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建构了中国股市基本的发展框架，中国的资本市场全面启动，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随之诞生。

在“坚决地试”的鼓舞下，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迎来了雨后春笋般的大发展。

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很年轻，又处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中，在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装上市、内幕交易、虚假信息、做庄操纵等有损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屡禁不止。

在这种情势下，2001年，有人提出了将资本市场“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等论调。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理论中的改革创新，依法治市指导思想仍在发挥着其重要作用。国务院今年2月发布了各证券媒体、专家学者、机构和普通投资者都给予高度评价的《九条意见》，正本清源，再一次统一了资本市场各方的思想认识，中国的资本市场必将实现再一次跨越。

近日业间传出消息，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某外资投行有望“提前”进入中国证券市场。酝酿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运筹，终于导出一个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中国证券业的一次重大突破也即将来临。

“大胆地闯、坚决地试”，邓小平理论中的精髓部分在中国证券市场今后的发展中仍将熠熠生辉。

见证

浦江饭店上海证交所“摇篮”

浦江饭店位于上海市黄浦路，原名理查饭店，由英国人于1846年创建，目前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12月19日至1997年12月18日，这里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驻地，见证了上海证券市场从出生到发展的过程。

8月4日，记者来到浦江饭店，烈日曝晒下的这座石头建筑显得古老安静，只有不多的人进出。

朱镕基带队选中“浦江”

浦江饭店营业部副经理蔡冬弟曾参与了证交所选址、装修和开张后的种种事务。

蔡冬弟回忆，最初上海的证券交易试点是在西康路101号营业部。

1990年上半年，上海市长朱镕基带队考察选择证交所地址，看了好几个地方，最终选中了浦江饭店，原因一个是这幢古老的建筑有一定象征性，二是饭店有一个可容纳500多人同时用餐的孔雀厅（曾是远东最大的玻璃天棚舞厅），可用作交易大厅。

“当时餐厅的生意不好，政府看中，双方很快成交”。上交所共租用浦江饭店3300平方米面积，租用期7年。由于时间很紧张，经过四个月的装修，上交所正式开业。

蔡冬弟带记者参观了曾经的交易大厅，现在这里上了锁，正在等待改造，黑暗的大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块大电子显示屏在提示这里的过去。

查阅资料得知，该交易厅面积为477平方米，这块显示屏长47米，宽27米。记者看到，饭店走廊里的几张放大照片，向人们显示当时的交易盛况。由于当时扩印技术不过关，记者看到这些照片显得相当模糊。

曾经飞涨的“上海老八股”

蔡冬弟回忆，证交所开张之前，股票经历过跌价，开张之初，股票价格猛涨，由于股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没有解决，证交所业务保守，只发行“上海老八股”，包括飞乐音响、兴业房产、延中实业、豫园商城等，每天成交量很小，在股价上涨方面控制很严格。

蔡冬弟说，比如豫园商城，证券交易所为控制股票上涨，限定一天只能涨1元，后放宽为一天涨7元，成交量需在5手以上才能涨价。但当时的成交量每天只有一手，没有人愿意卖。证券公司只好采用“对倒”方式，造成虚假的成交量，以使股票获准涨价。

虽然这样，股票仍然涨得很猛，如豫园商城原始股为100元一股，后来涨到一万多元一股。

当时交易方式也很原始，必须由身穿红马甲的交易员进场报单，最初有40多个“红马甲”。

后来股票多了，证券公司也多了，黄浦到青浦一条街上都是穿着红马甲的交易**、先生，共有1000多人。

小平南巡后“场地不够了”

小平南巡后，股票全面放开，证交所场地不够了，就把浦江饭店一层全部吃下，作为第二交易大厅，交易席位由100多发展到400多。后又租用了东海舰队的一个办公楼和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的仓库等地，总共搞了11个交易厅。

浦东开发之后，上海证交所迁往陆家嘴，浦江饭店此后有几家证券公司入驻，又相继退出。

浦江饭店的管理者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准备全面装修，恢复饭店的豪华气派，证交所在这里的七年，成了浦江饭店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访谈

九二年后证券业“起死回生”

新京报：在小平同志提出“坚决地试”理论前，中国证券市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周道炯（曾任第二届证监会主席，并在1992年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随即关闭了证券市场及交易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自留地都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根本谈不上股份制和股票，正所谓“谈股色变”。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创试。

“生死攸关之际”小平发话

新京报：“争议”产生于何时？

周道炯：当时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先是通过股份制改革，试点发行内部职工股在“柜台”、“店头”交易，甚至在集市设摊交易。

1990年，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建立，当时也只是将两地的小企业上市，如上海的“老八股”。

证券市场的创试和兴起在党内外、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所谓是“搞资本主义一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等等，各种声音蜂拥而起。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针对中国证券市场当时的状况，提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新京报：这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周道炯：“坚决地试”这几个字掷地有声，在中国新生的证券市场生死攸关之际，可以说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意义

新京报：“摸着石头过河”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周道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二百年的历史相比，中国的证券市场仍是一个新生的“婴儿”，也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或者叫新兴的市场。

我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可以用“五句话”和“一个特点”来概括，即“时间短、发展快、成绩大、问题多、前景好”，其特点是两个90%，即90%以上的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90%以上的证券公司是国有或者公有。

新京报：中国证券市场在前进的过程中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这个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周道炯：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中国证券市场有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看首先要归功于小平同志和他的一系列指导思想。

如何认识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我看还是要遵循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改革创新，依法治市。

“我在火山口坐了两年多”

新京报：您对现在的证券市场有什么期望？

周道炯：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石是上市公司的质量。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诚信建设，维护投资者的合理收益是当前重中之重。

1997年6月，在我与周正庆同志（第三任证监会主席）的交接会上，我曾戏称在火山口上坐了两年多，现在非常庆幸，安全着陆了。现在该由你来坐和起飞了，相信你一定比我飞得更好更安全。

又过了不到三年，周正庆同志与周小川同志（第四任证监会主席）的交接会上也重复了这句话。

我期望后任者，以后不再重复这句话，中国证券市场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绝不是“火山”了。

故事1

杨百万：我孙子乳名“涨停板”

“让你在底价时买进，你不听，现在后悔了吧？”

2004年8月5日，杨百万坐在上海闸北区广中西路777弄12号楼204房间自己公司里打电话，指导一个“学生”如何买股。

这间公司以他的真名取名为杨怀定软件公司。杨的桌上摆着三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屏幕上正在接收股票实时信息和运用杨氏股票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分析。

“没有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坐在自己的公司里，这些学生也不可能喊我杨老师。”杨百万说。

杨百万，原名杨怀新，1950年6月生于上海，上海铁合金厂工人。1988年开始买卖国库券，此后改名杨怀定，即怀着坚定的信心改变贫穷。（以下是杨百万的自述）

我们这些人是邓小平养大的。我出生在1950年，进入债券市场之前，我活了多少年，就穷了多少年。在小平主政后，我们才摆脱贫穷，摆脱了思想观念的束缚。

我的思路：不争论大胆地赚

以前搞两个凡是，什么事要问个姓社姓资。小平给了我们一种思路：不争论，大胆地试。我进入债券和股票市场，就是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不争论，大胆地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如果没有这种品质，社会上的是非议论早就把我打垮了。

用一句革命歌曲的词说：新社会给了我的身，邓小平给了我思想。1988年我开始买国库券，后来买股票，一直到小平南巡，日子不好过。因为我已经出名，是有争议的人物，经常受到责难。

小平南巡后我们身份才确定

有人就说我在经济上成功后，在政治上猖狂进攻。确实，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没开张，股票姓资姓社的问题还没解决。小平南巡了，股票不姓资了，股市放开了，我们的身份才确定了，官方邀请我参加各种会议、论坛，上海证交所跟我很熟。

比如你采访，他们不接受。因为你不是名记，名记能采访到。我打个招呼，带你去，就能进去。社会，周围的人，看我这种人的眼光变了。

以前人家怎么看我？怕我，又怀疑我，不跟我交往。以后就开始喜欢我，找我请教。最开始是狗屎臭，但就像上海臭豆腐，臭是臭，吃着有味。现在变成了千里香馄饨、辣子鸡。你们记者也一样。以前有个记者不敢采访报道我，说我是个敏感人物。现在他自己也到证券公司当副总了，跟我是好朋友。

我的太太是“原始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第一天，成交1000股，我抢了500股。第一笔交易也是我抢的。我在好几个营业部同时并列第一，我弄了好多身份证第一个办委托，提前半个月办。我买的500股真空电子，每股价值由300多元涨到2万多元。股市暴涨持续了两年。买国库券的时候，我就被人叫杨百万，其实真正的百万是在炒股之后。上海第一个大户室就是证券公司为我建的。

我一直没离开证券市场，这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不做股票，宁可去死。我现在的吃、用、花都是股票提供的。

我的家人是我公司的员工，我给孙子起的乳名叫“涨停板”，我的太太是“原始股”，儿子是“成长股”，股市是“情人”。我死了以后，骨灰不能像伟人那样撒在大海里，就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门口吧。

他们是上层建筑我是社会基础

我只有初中文化。如果我不是只有这个文化水平，那我现在就更不得了。如果我是博士，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如果我是大学毕业，我的公司就会开得大一点。现在这公司不需要很多资本，注册资本也就50万。

家庭生活没什么变化，比以前过得好一点。我住在闸北区顶级楼盘，小富人区。我只能算小有成功，比较成功。最大的变化是在心理状态上。

我到底在股市上赚了多少？这不能告诉你，个人隐私。我叫杨百万，也就是赚了100万吧。我一直是100万，现在我在股市上的投资也是保持在100万。前一段投了200万进去，一波行情过后，还是投100万。

我曾经在证券发展论坛上讲：由于高瞻远瞩的小平，开拓了这个证券市场。他们是上层建筑，我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我这个社会基础是不自觉地顺应了上层建筑的需要。

我个人应该算是中国股市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实践者。我特别要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他逝世时候我特别悲痛。纪念他100周年诞辰也特别有意义，所以不管谁来采访，我特别欢迎，所以也给你一小时。

我现在很忙。我请你吃根冰糕。好了，一小时到了，差不多了。

故事2

飞乐股东“飞越重洋”

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所发行的股票。

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份有位洋“原始股东”范尔林先生，属于他的那张飞乐股票也已永久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橱窗内。

1986年11月14日，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

邓小平对他特意提到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决定赠送给他一张新中国股票。为了股票真实、可靠，这张飞乐股票当时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这也说明当时大多数人不懂股票所有权这一基本属性。这位股票专家立即看出破绽，我是范尔林啊！“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我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

11月24日下午1点，范尔林走进了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部———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营业部免收了1元过户费。范先生连声道谢，同时又幽默地说：“中国好，不像我们美国人光认钱。”在场者轰然大笑。

■中国股市大事记

●开业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三大政策“救市”

1994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三项“救市”措施：1、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2、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3、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这就是著名的“三大政策”。

●国债期货事件

1995年2月23日，“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5月17日国债期货市场关闭，5月18日股市井喷，5月19日“3·27”事件始作俑者管金生被捕。

●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7月2日泰国发生金融危机，随后长达两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全面爆发。

●5·19行情启动

1999年5月9日发生美军“误炸”事件，上证股指跳空下行逼近千点，十天后5·19行情启动；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5·19行情进入高潮；7月1日《证券法》实施，指数冲高回落。

●退市制度推出

2001年12月4日，退市制度正式推出，短线反弹结束。

●6·24井喷

2002年6月23日，停止国有股减持，引发6·24井喷，股指随后见顶回落。

●非典袭股

2003年4月，“非典”流行，行情回落。

●“国九条”出台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出台，股指越过2003年高点1650点继续上行。

●中小企业板登场

2004年6月25日，中小企业板块正式登场、首批八只股票上市，这是落实“国九条”的首项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