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是搞反了吧，难道不是辽宁吉林河北北京的满族以及少数内蒙古的蒙古族混入了大量的北

方汉族成分，或者说这些人祖上本来就是汉族人，才导致了满蒙 人成分不明显吗，北方汉族的成分五千年下来基本都是一个稳定的单元，以今天山东、河南、山西的汉族为代表，如

果说有什么变化，参考新石器时代早期山东地区的古人，应该也是混入了少量西南和南方土著人群

形成了5000到4000年前的北方汉族，而不是混入了通古斯语、蒙古语 人群。 

一、南方汉族是长期以来北方汉族南下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形成的，遗传上成分介于北方汉族和南方各

少数民族之间。可以看到这些满族人在主成分分析 上基本上很难与北方汉族相区分，基本混合在一起。

而棕色符号代表的通古斯语系 和蒙古语系的人群是可以与北方汉族区分开的。

日韩人群也可以与北方汉族稍微区分开，因为他们的祖源中混有少量的绳文人成分。 

二、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北方汉族人群进入东北，甚至更早的时候华北和山东地区的人

已经开始北上了，这也是东北地区各民族祖源上介于乌尔奇人和北方汉族之间的原因，两者代表的人群

之间的混血形成了一个cline

满族人所在的辽宁和吉林与关内和山东的地理位置更近，更容易受到北方汉族和更早的中原人群的

影响，所以祖源上难以与北方汉族人区分。

蒙古通古斯包括蒙古和通古斯，蒙古部先民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公元8世纪后迁至鄂嫩河

上游并繁衍出多个血亲关系的尼仑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两大支系。13世纪铁木真 统一蒙古诸

部，建立大蒙古国，并融合了蒙古高原中部大漠南北的汉、满、达斡尔等民族，形成了现在的蒙

古族。通古斯族群包括锡伯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从生产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看，鄂伦春族

可能与商周时期的肃慎、南北朝时期的钵室韦人有较大关系。

三、赫哲族祖先出自黑龙江流域，可能

与古代的肃慎、挹娄、勿吉、女真等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鄂伦春、鄂温克、

满、蒙、汉等民族。对于锡伯族，有学者认为其祖先为古代居住在嫩江、松花江、淖儿河一带的

鲜卑人。实际上23魔方的北汉指标中根本不存在多少所谓的满蒙成分，23魔方曾经多次免费为

祖上多代均为满族的人做过基因检测，但最终检测结果始终无法测出所谓的满族血统，只能测

出来北汉少量蒙古通古斯 成分。 

现代满族之所以测不出来蒙古通古斯成分纯粹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大量汉族血统，佛满洲 和伊彻

满洲也在过去几百年的八旗制度下不得不和那些非原始满洲血统的旗人结婚，而且他们也压根就没

什么保护血统的意识。 均为23魔方为了照顾所谓的满族情绪而多次、再三进行的数据统计历史记录。为了防止你继续幻想所谓的大量古代蒙古通古斯血统融入汉族，无法区分导致满族测不出

来蒙通这个事情，我再给你放个用叶赫那拉氏满族的基因数据匹配古人类基因样本的结果。

四、什么叫做北汉纳入太多满蒙基因，导致满蒙人成分不显你自己不觉得你这话前后自相矛盾吗如果北汉是满蒙基因过多的话，难道不应该是满蒙基因占据主导吗怎么反倒会让

满蒙人成分不显呢怎么还会是汉人基因占据主导呢怎么连满蒙人都是汉人基因占据主

导呢明明是汉人向满蒙输血，可到你居然罔顾事实、黑白颠倒、造谣污蔑，变成了满蒙向汉人输血。一边把科学抬出来，一边又不认科学，尽干些净身分列的事情。

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说法不靠谱，说服不了别人，所以才在后面加个成分不显。

记住，从科学的角度讲，是汉人向满蒙输血。尤其是满遗，说白了就是汉包衣，连真满都没你们卖

力吹捧满清。

契丹族

1民族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2艺术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采。其中有些服饰的图案具有明显中原特色。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辽墓的《仕女出游图》，高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盘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索伦兵是鄂温克族的古称。

“索伦”一词出自满语，有“先锋”“射手”和“请来”之意。清代称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为索伦部，属八旗，伊彻满洲，后逐渐为鄂温克专称，分布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

历史上，根据居住地域的不同也被称为通古斯、雅库特。明代为女真三部之一东海女真，明朝称之为野人女真，清朝称索伦部。

索伦部并非一个民族实体，而是周边各部族的统称，清朝将他们编入布特哈八旗。索伦族和鄂伦春族属于通古斯语族，达斡尔和蒙古（布利亚特）族属于蒙古语族。由于长期友好相处，相互吸收了对方语言的语汇和形态，相互学说对方语言，所以能够相互通晓语言，自由交流思想感情，进行社会交际。

历史沿革：

“索伦”这一称呼，早在天聪八年（1634年）的《清太宗实录》中就有记载。在相当的历史时期，被称为“索伦”的不仅包括鄂温克族，而且也包括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以后，其他民族逐渐从“索伦”中分别出来，“索伦”便成为仅对鄂温克族的称呼。

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被称为“索伦”的鄂温克族，是指居住在今鄂温克旗、阿荣旗、扎兰屯市、莫力达瓦旗和鄂伦春旗等地的鄂温克人，他们占鄂温克族总人口的大多数。

“通古斯”，主要是对居住在陈旗的鄂温克人的称呼。在鄂温克旗的锡尼河流域也有一部分被称为“通古斯”的鄂温克人。

“雅库特”，是对额左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人的称呼。这部分鄂温克人因曾在勒拿河流域与讲突厥语的雅库特人相邻而居，而被误称为“雅库特”。

清朝入关后，又于1680年(康熙十九年)，在城外增筑关墙，高七尺五寸（279米），周围三十二里四十八步（16080公里），面积为119平方公里。为不规则的抹角圆形，夯土筑造，设八个关门，关门较简单，砖砌二个门柱，上有一横枋，上盖为起脊灰瓦。八关即八个边门，即：抚近门外大东关的大东进门，内治门外小东关的小东边门；德盛门外大南关的大南边门，天佑门外小南关的小南边门，怀远门外大西关的大西边门，外攘门外小西关的小西边门，福胜门外大北关的大北边门，地载门外小北关的小北边门。这样，沈阳城就有了“八门”、“八关”的区划．从城墙到关墙之间的地带叫做“关厢”，当时住在关厢里的多是所谓“伊彻满洲”，即新满洲。明确划分八旗居住界限，抚近关内及大东关为镶红旗界，内治门内及小东关为正红旗界，德盛门内及大南关为镶黄旗界，天佑门内及小南关为镶蓝旗界，怀远门内及大西关为镶白旗界，外攘门内及小四关为正黄旗界，福胜门内及大北关为正蓝旗界，地载门内及小北关为正白旗界。康熙、乾隆年间，城垣、城楼、角楼又经过重修扩建，使沈阳城更加雄伟壮观。

这就是沈阳的第一次扩城。 外郭墙大致呈不规则的圆形，在如今的万柳塘公园处，由于遇到湖水，圆形的郭墙沿着水岸修筑，相应地向内凹进去一块。郭城的建立使沈阳城更加完善了，因为历史上从周朝起，城池都是内墙外郭。但沈阳内方外圆的格局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布局。

从清定都沈阳这一天起，沈阳城才有了系统完善的城市建设规划，即所谓内有“井”字型大街的方城，外有圆郭，四方有四个塔寺，方城与圆郭之间有八条放射状的大街的格局，整个城平面像一个车轮的形状。这种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格局也可以说是沈阳城最早的规划。过去有人说这种格局是依据太极八卦学说设计的，即城内的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为两仪，东西南北四座塔为四象，八座城门为八卦，圆形的外城象征天，方形的内城象征地等。实际上内城的方型是汉族城市模式的具体体现，而外城的圆形则更表现的是满族游牧民族聚集地的建筑形式，内外城的结合是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至光绪末年，大东、小东关门皆摧圮，瓮城上的城楼亦先后颓废，有的由三层改建为二层或一层，只是小西门仍保留三层原貌。在小西边门重建一座门楼，上嵌“陪都重镇”四字门额。50年代初期，为方便交通，八座城门陆续拆除，今“八门”、“八关”已无存。

外城关墙的位置大致相当于青年大街---惠工街---边墙路---北边城路---东边城街---管城二街---穿过万泉公园---神农庙巷---穿过万柳塘公园---勒石巷---南关路---顺通路---青年大街

文/王凯迪

锡伯族，一个在 56 个民族大家庭中相对低调的民族。

我们很多人对这一民族的最初印象便是著名的影视明星佟丽娅。这位气质自然天成的美女总会与古力娜扎、迪丽热巴等维吾尔族女明星一样被等同于“新疆西域美女”。实际上，虽然 佟丽娅来自新疆，但是她的锡伯族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新疆民族，而是货真价实的东北人！

为什么锡伯族会从大东北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呢？

图/锡伯族明星佟丽娅

01 百年准噶尔战争之后的伊犁

从公元 17 世纪中期到公元 18 世纪中后期，清朝的康雍乾三位“盛世帝王”与西北部的准噶尔蒙古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拉锯战争。在这场大规模的军事对攻之中，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军事资源，也对交战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 尤其是准噶尔的老巢北疆地区，在 乾隆皇帝的最后军事远征中遭到重创，几乎成为荒无人烟的死域。

在这片宽广的旧准噶尔故地上， 伊犁地区便是其中最为肥沃且重要的地理区域。 这里北接巴尔喀什湖,西连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东与乌鲁木齐所属精河接界，东北与塔尔巴哈台 ( 今 塔城 ) 所属阿鲁沁达兰卡伦接界，南与阿克苏所属噶克察哈尔海台接界，东西一千五百余里，南北一千一百余里。伊犁本“地处极边，形势四塞”，且已是千里空虚，渺无人烟，防务全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派兵驻防，开垦屯田，才能加强边防，稳固北疆的统治。然而， 选择驻防人员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依靠当地的蒙古族与南疆民族进行本土化管理风险太大， 很可能再次产生新的反叛，汉族民众虽然可以创造大量生产力，但是战斗力不足。如此， 只有选择与满清统治者族源相近，关系密切的东北部族 来承担这一边防任务。

02 伊犁将军的建议

乾隆二十七年 ( 1762 年 ) 创设伊犁将军，命明瑞为首任将军，驻伊犁惠远城，总理天山南北两路军政事务。明瑞到任后，仍感伊犁驻防兵力不足，防务不甚坚固，于乾隆二十八年 ( 17 6 3 年 )具折奏称:“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 于此项锡伯兵内，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 。 明瑞的这份奏折进呈后乾隆帝立即批准施行。

图/锡伯族

锡伯族本为东北渔猎民族，晓勇强悍，善于骑射，起源于鲜卑（同音）。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人科尔沁部联合锡伯、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卦尔察、朱舍里、讷殷8部，以抗击努尔哈赤，结果九部联军败绩，锡伯族战败后投降努尔哈赤，成为了建州属部。 原本从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等族，在投降后被称为“伊彻满洲”（新满洲），完成了从蒙古向满洲的转变，成为了满洲的核心成员之一。

这些锡伯族人曾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不少人荣立战功，具有一定的声望。实际上，从盛京及其诸城抽调移驻伊犁的锡伯官兵，确实年轻力壮，技艺娴熟。乾隆三十年 ( 1765 年) 锡伯兵抵达伊犁后，参赞大臣爱隆阿具奏:“亲临查看得兵齐丁多，老幼甚寡，男女老少衣服被褥俱全，令其兵丁演习马步箭，其中谙练者众，不谙练者稍加训练，均可成为强兵” 。

03 锡伯长存

终清朝一世，锡伯人都恪守职责守卫祖国西部边疆，在伊犁地区屯垦屯牧，在多次外族入侵与当地叛乱之中一往无前参与抵抗与平叛， 成为了西北边陲的重要稳定军事力量，也逐渐融入了北疆社会，基本形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客居”完成了定居。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虽已灭亡，但伊犁锡伯营制仍旧保留，直到1938年才被废除，成立河南设治局,不久改为河南县。1939年改称宁西县。1954年3月17日，新中国政府在当地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也就是中国唯一一个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

2吴元丰、赵志强：《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

锡伯的历史被湮灭了才闹出来这许多误会。首先不同年代的各处史料中记载的锡伯部不是同一个，锡伯人有很多分散聚居地。另外，锡伯与苏完瓜尔佳 卦尔察等的关系是，瓜尔佳等同卦尔察，是姓，锡伯是地域行政称谓。锡伯曾经是以苏完（今长春双阳）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域人群的总称谓。人群构成主要由鲜卑遗民（金初小黄头室韦，白种人）与女真遗民（金末元初之瓜尔佳、完颜等，黄种人）民族融合而来。因人口自然繁育增长而向四周移民，散居于松花江、嫩江、长白山等广阔地域，苏完故地还曾经历过战乱攻伐（完颜与那拉（拿赖）的后裔纳齐布禄驱逐了锡伯王，纳齐布禄是锡伯部柳叶公主的丈夫，这对夫妻的儿子在父亲逃离苏完独立建城之后又跟随父亲纳齐布禄重返苏完把自己的舅舅或姥爷驱逐了）。有的向西并入蒙古科尔沁，有的向东建立锡伯绥哈城（今吉林大绥河），有的向北迁往伯都讷（今松原），有的继续向北迁回鲜卑故地之席北（今呼伦贝尔）、室韦（今额尔古纳），有的继续向东到达牡丹江流域又辗转迁徙与努尔哈赤的先祖为邻（这一支最终迁回苏完锡伯故地，但迫于周边那拉各部（叶赫那拉、乌拉那拉）的压力于1588年在族长索尔果的带领下投奔努尔哈赤，其子、孙辈的费英东、图赖积功封公爵配享太庙，鳌拜封太傅、公爵权倾朝野。公侯将相 关半朝），有的向南在萨尔浒建城（后来投奔努尔哈赤）。满族、锡伯族是1949之后才有的民族概念，古人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里对自己的称谓是满洲人、锡伯人，是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称谓，而不是民族部落称谓。锡伯人的称谓早于满洲人，满洲人的称谓始于1635年皇太极颁布的政令，从此，认同皇太极政治纲领认同八旗体制的就自称满洲人即佛满洲也就是老满洲，继续认同锡伯人身份的就自称锡伯人，随着八旗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先进性，大清国越来越强大，最后的锡伯人也都被纳入到八旗体制中，成为满洲人，即伊彻满洲也就是新满洲，这里就包含因战乱向西并入蒙古科尔沁后又于康熙年间从蒙古科尔沁赎出之人。归结到具体的姓氏上，瓜尔佳是锡伯主体，约占锡伯人口70%，瓜尔佳同时也是满洲大姓，约占人口10%，乾隆年间由国家修订的满洲各族家谱《御制满洲八旗通谱》，第一卷就是瓜尔佳族谱，第一节就是苏完瓜尔佳族谱。目前瓜尔佳氏转改的汉姓关姓里，有的是锡伯族有的是满族，更有的是原来是满族后来在1980年代响应政府号召改成锡伯族。锡伯族与满族的关系大致就是这样，或者应该说锡伯人满洲人的关系和区别就是这样。希望能对大家了解满洲和锡伯有所帮助

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