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的祖父，是统一满族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其疆土东到东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鸭绿江，都城建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自己的出生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本来是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指挥，也就是说，都是明朝政府管辖下满族聚集区域的满族官员，但他们在随明朝军队平息建州右卫的反叛过程中却被误杀。努尔哈赤就是因为这个缘由起兵反抗明朝统治的。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位，此时的后金已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太极在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四月，将国号改为“清”，称了皇帝。同时他征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并通过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年）的松山锦州之战，彻底削弱了明军的精锐力量，使进取中原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极在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病逝了，帝位传给了第九个儿子福临。

福临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生在盛京，母亲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他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在盛京继帝位时，年龄尚不足六岁，由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年号则在第二年改称“顺治”。如此，就有了以后的“顺治皇帝”这一称谓。

当顺治在襁褓中长成，还不知自己未来帝座之上的命运的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正在为烽火连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寝食难安。而顺治登上大清国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国的崇祯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数口后，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缢了。那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军队还在。驻守在山海关、以防备清军为责任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挟持以迫自己归降后，选择了放清军进关，协同明军剿灭农民军的道路。但大清军的铁骑一经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灭农民军的同时，也就收服了本属于明朝的政权和军队。顺治元年（1644）九月，辅政的叔父多尔衮在前面拼杀，顺治帝就在另一辅政的叔父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开始努力实现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中国历史，进入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统治的清王朝。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突然病逝，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实现了提前亲政，这一年，他才十四岁。鉴于多尔衮的擅权给自己造成的多年压制和伤害，顺治帝毅然决定从此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在政务之余，开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学习，涉猎十分广泛。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同时，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须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抚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外，讨平了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关于迈过山海关统治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的梦想。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承袭着满族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治的年轻皇帝，为什么会有弃位出家的说法呢？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二十四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k（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实录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的一些僧侣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661年3月2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但《旅庵和尚奏录》中则写明，临终前，顺治帝对近身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氲牡茏印D境朐谟φ偃刖┦卑阉带到了顺治帝的身边，同另外一些入宫的和尚一起，为顺治帝宣讲佛法。本月旅庵的奏录，记录的是自己及他人与顺治帝的奏对，真实性极强。而顺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这就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相吻合。

所以说，顺治帝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遗体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于“宝宫”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663年5月30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由此，关于顺治帝在二十四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L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L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顺治帝出家行为的思想感情基础。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断续传入中国，在明朝万历十年（1582），因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则再度传入。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其教义中关于人类起源、人类苦难、人类救赎的阐释，使对这些问题存有深深疑惑的顺治折服了。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迦吡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其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无常的、无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和行为。而这种欲望和行为，又导致生命轮回的善恶报应的结果。每个人就生活在这种无常无我的轮回报应中，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只有通过修悟，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报应获得解脱。这种基本教义在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因为传播者对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产生了众多的分歧，而分化为许多教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禅”是梵文的音译，其意是心绪宁静专注地思虑。“禅宗”主张，用这种静心思虑的方法，来悟出佛法和得到彻底解脱。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在获得翻译后，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史料：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耄以及玉林L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胍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L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史书记载顺治是感染天花病逝的。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皇太极第九子，生母孝庄文皇后，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

顺治性格刚愎自用，并且叛逆。因心爱的妃子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曾剃度出家，后来在禅师的开导下放弃去家。

他的去世就是在一次外出观看出家仪式的时侯染上了天花，药石无医，与世长辞臼。

在必死的前提下，鳌拜得到的已经是最能保留颜面的死法了。这也算是长期传统了吧，前有舒尔哈齐、褚英、阿敏等人，后有胤禩、胤禟步入后尘，表面上都是郁郁而终自然死亡，其实这是一种相互留脸的方式，大概率都是被毒死的，溥仪和溥杰都曾经无意中看过胤禛毒杀胤禩、胤禟的密旨。

虽然也有长辈余荫的关系，但可以说鳌拜的的军功和爵位都是自己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来的，高光时刻无非自告奋勇突击皮岛和松锦大战中的五战连胜。

至少相对来说，初时的鳌拜在军中并不受重视，一是从征皮岛，二是并没有人安排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占领全岛的关键是西北角的突击，为了让阿济格能用上自己，鳌拜甚至下了军令状。

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远的不提，就以阿济格和多铎为例，入关后基本上是跟在汉将后面拾便宜柴禾，那军功多得不要不要的，反观鳌拜，甘当突击小能手还得靠求，用命担保才有机会。

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回报，得知皮岛落袋的皇太极欣喜异常，鳌拜的战果无异于拔出了心口的一根刺，总有朋友说皮岛不重要，毛文龙不重要，怎么会呢，虽不致命，但讨厌至极，皇太极无法做到辽东全境每一寸土地都无差驻军，镇江大捷佟养真不就死了么，那是康熙帝的太姥爷。

鳌拜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春，在八旗军中崭露头角，以巴图鲁的荣誉称号成功打造了个人IP。

流尽大明最后一滴血的松锦大战，与明军骑兵展开遭遇战，骑兵一举获胜，追击中下马战步军再次告捷，随后五战全胜全无败绩→梅勒章京→护军统领。

皇太极身亡，由于死得太过突然，没有能够定下继承人，于是出现了勤政殿之争，豪格自以为皇位非我莫属，中途离场静等三请，其实索尼早和多尔衮交过底，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就行，私下的小算计就是镶黄、正黄不会易旗，这是无法放弃的基本盘。

鳌拜相对诸大贝勒虽然位卑言轻，但却不惜带兵张弓开弩，合围崇政殿，并拔剑威胁多尔衮，面对极权和分裂，多尔衮压制住了冲动的多铎，最终在无奈中放弃对抗选择与济尔哈朗一起摄政，“辅佐”福临。

深知自身无望于皇权的代善和济尔哈朗自然没有意见，本来就是墙头草，只要别抄家伙，别分家，怎么着都行，这是底限。

把他们的对话逐字逐句的看清以后，您会明白，如果你问他们多尔衮上位可不可以呢，那回答肯定是太可以了，如果你问他们小福临登基是否合适呢？他们肯定说太英明了。

反正两黄和多尔衮他们是谁也不得罪，类似鳌拜和多铎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脾气，他们才没兴趣冒险玩命，谁登基自己也还这样。

可以说鳌拜在福临登基这件事上，居功至伟，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两旗的私利原因，但如果只靠豪格来扛的话，铁定扛不住多尔衮哥仨。

其实即便没有私利在，索尼和鳌拜也不能坐视，他们是被两黄旗推出来的，而且接受了他人死前重托，自愿殉葬皇太极的老兄弟们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皇太极的权柄，他们担心落于外人之手，死前百般嘱托，相对于他们的忠心程度，鳌拜是拍马也赶不上的，如果这事办不好，以后就找个旮旯隐居得了，没法混了。

入关后的鳌拜受到了多尔衮不遗余力的打击，随征李自成后，护着老战友索尼倒霉也就算了，护着多尔衮的亲哥阿济格也要倒霉，罚银一百无所谓，但军功作罢不赏。

李自成被乡勇敲死以后，鳌拜又跟随豪格征讨张献忠，挥师凯旋之后，多尔衮搞清算，把早已知晓的“老账”---兵围崇政殿、立誓拥立肃亲王等事，通过安排众人弹劾的方式再次抖落出来，别说功劳了，就是职位也差点丢掉。

为什么革职之后又复职呢？一个条件，跪下解除当初所发的拥立豪格的誓言。至于索尼，骨头太硬，直接被发配了，如果多尔衮不死，一辈子都甭打算回来。

后来的鳌拜，一直被打得抬不起头来，直至多尔衮身死。

顺治亲政，鳌拜被打击的不死不活的样子都看在眼中，一时被视为重臣，二人成了君仁臣直的典范，可惜顺治短命，在其身死后，鳌拜华丽转型为君侧之恶。

四大辅臣鳌拜垫底，可是从权利上来说，他却是魁首。

索尼多年以后脑袋已经被多尔衮打磨圆滑了很多，再加上岁数大，还有“病”，所以懒得管事得罪人；

苏克萨哈就是个倒霉蛋，里外不是人。虽然都和多尔衮有仇，但其他三大辅臣都看不起这个二五仔，而作为皇帝控制正白旗代言人，在旗内他也不受待见，一是反水，而是缺乏凝聚力；

遏必隆从来都是唯唯诺诺，鳌拜说啥就是啥，不争竞。

鳌拜擅权，欺君害民，打击异己这些众所周知，直到鳌拜将苏克萨哈连根拔起，康熙帝明白了，这人不除掉自己也无异一个废人，所以智擒鳌拜，并对其嫡系势力进行了大规模“清理”。

抄家难免，鳌拜一党的关键人物至少革职为民，子孙后代虽然没有论罪，但基本都被降旗镶白（留份养命钱），“发配”到全国各地，大部分都回到了辽东地区，偶尔有几个亲戚被发现还在做官的，那时候康熙帝气也已经已经消了，都没动。

康熙帝晚年，感念鳌拜军功，追赐一等梅勒章京，也就是鳌拜发迹之初的旧职。

雍正年间，复封一等公，世袭罔替，瓜尔佳氏鳌拜一支的春天来了。

乾隆年间，禁止袭承爵位，降一等男。

鳌拜子孙······得嘞，皇帝您也别改了，我们改。

就在乾隆执政末期，瓜尔佳氏的鳌拜后裔都纷纷改了姓，并重立家谱，想通过这种手段彻底与鳌拜撇清关系，天知道下个皇帝啥脾气，万一赶上个性子爆的······安全第一。

最后族人大多把姓氏改为---关、官、葛、金。到现在，一部分分支都还找得到，鳌拜刚获罪的时候，族人们也都没受过大苦，毕竟有朝廷一份不菲的保底工资在，但享福也算不上。

别管以前如何，反正现在族群开枝散叶人丁兴旺，生活幸福。

敖姓是中国姓氏之一，被收入《百家姓》。分布较广。宋朝有敖陶孙，明朝有广西按察使敖宗庆。传说是大敖的后代。 应该跟鳌拜无关系挂？因为鳌拜姓瓜尔佳氏！ 鳌拜（？—1669年），姓瓜尔佳氏，生年不可考，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为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鳌拜的伯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二哥卓布泰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鳌拜本人亦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也是皇太极的心腹。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1646年鳌拜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大破大西军军营，斩张献忠于阵，因此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 1661年顺治帝崩，爱新觉罗玄烨八岁即位，顺治帝遗诏，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当时鳌拜在四辅政大臣中地位最低，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旧属，为其它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才得以擅权。 鳌拜结党营私，日益骄横，竟发展到不顾康熙的意旨，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引起朝野惊恐，康熙震怒，最后康熙终设计将鳌拜擒获，廷议当斩，康熙念鳌拜历事三朝，效力有年，不忍加诛，仅命革职，籍没拘禁，不久鳌拜死于禁所。

参考: 及维基中文姓氏列表

一 姓氏源流 敖姓的来源有二： 1 源于上古，是古帝颛顼的老师太敖的后代。太敖，一做大敖。太敖的子孙以祖上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姓氏，于是形成了敖姓。 2 出自芈姓。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君，凡是被废弑而没有得到谥号的，都被称为敖，这类国君的后代，也被称为敖氏。 二、 郡望堂号 郡望： 1 谯国郡：东汉建安年间将沛郡分出一部分设置了谯郡。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河南两省之间的地区。治所在谯县。 堂号： 1 采庵堂：宋代有敖陶孙的，从小不受约束，胸怀大志。当时的奸臣韩佗胄当权，大儒朱熹遭贬。陶孙正游学太学，他首先做诗为朱熹送行。赵汝愚死在被贬的地方，他又写诗哭赵。韩佗胄听到这些以 后很生气，于是下令逮捕敖陶孙，陶孙改名换姓逃掉了。后来陶孙中了进士，做了温州通判，著有《采庵集》。 敖姓家谱目录 5835浙江长兴雉南敖氏宗谱八卷 （清）敖明耀等修 清光绪二十年（1894）敦伦堂木活字本 八册 美国 5836江西万载白良敖氏族谱□□卷 （清）敖焕章等纂修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谯国堂活字本 江西图（存五册） 5837湖北竹溪敖氏族谱不分卷 （清）敖自恩修 钞清道光十八年（1838）刊本 湖北竹溪县文 5838湖北竹溪敖氏袖珍小谱□□卷 （清）敖立榜纂 清同治十三年（1874）木刻本 湖北竹溪县文（存卷1） 5839湖北竹溪敖氏宗谱□□卷 木刻本 湖北竹溪县文（存卷3） 敖姓典故 秀毓谯郡；宗开太敖。 作挽诗，陶孙侠气高尚1； 著杂言，子发才名大张2。 注释： 1宋代进士敖陶孙的事典。敖陶嘉陵江，字器之，福清人。少有大志。朱熹被贬时，陶孙游太学，首以诗送之；赵汝愚死贬所，陶孙以诗哭之。终温陵通判。2明代正德进士敖英，字子发，清江人。官至江西右布政使，工诗，兴幽思远，尽绝蹊径，有《绿雪亭杂言》等。姓启楚国一主3；名列江北二杰4。注释：3见敖姓起源（二）。4明代进士敖山，字静之，赋才雄爽，为文如奔峡腾川。与濬县王越齐名，人称“江北二杰”。 诗风雅致，韵似鸣琴绕谷5；赋才磅礴，文如奔峡腾川6。注释：5见注2。 6见注4。　 人物简介： 1敖山：字静之。明朝时期莘县人。成化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任山西提学副使。后因疾病辞官还乡。工诗文，诗才雄爽，文章豪放，与当时的王越齐名，人称江北二杰。晚年的时候专心研究数学。著 有《石绫传》、《灿然稿》、《先天手册》。 2敖家熊：字孟姜。浙江平湖人。早年在嘉兴创办稼公社及竹木小学堂。并组织祖宗教。清光绪二十九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学习。曾编写《新山歌》一书，宣传革命。次年加入光复会，并且出资与魏兰等人组织温台处会馆，这是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联系机关。光绪三十三年与秋瑾共谋在大通师范学堂起义，事情泄露后逃跑。光绪三十四年在嘉兴被仇敌杀害。 3敖陶孙：字器之，宋朝时期福清人。从小聪明好学，志向远大。当时奸臣韩佗胄当权，大儒朱熹遭贬，而陶孙很尊敬朱熹的学问，于是去探望了他，并且赠诗表明自己的心意。赵汝愚死在被贬的地方，他又写诗哭赵。韩佗胄知道以后大怒，要逮捕他。陶孙改名换姓逃掉了。后来陶孙中了进士，做了温州通判，著有《采庵集》。 4敖英：明代正德进士，字子发，清江人。官至江西右部正使。工于诗。他的诗路独辟蹊径，很有特点，流传于世的有《绿学亭杂言》。

敖 一 、姓氏源流 1 源于上古，是古帝颛顼的老师太敖的后代。太敖，一做大敖。太敖的子孙以祖上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姓氏，于是形成了敖姓。 2 出自芈姓。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君，凡是被废弑而没有得到諡号的，都被称为敖，这类国君的后代，也被称为敖氏。 二、 迁徙分布 敖氏的望族居住在谯郡（今天的安徽省毫县）。 三 、郡望堂号 郡望谯国郡：东汉建安年间将沛郡分出一部分设置了谯郡。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河南两省之间的地区。治所在谯县。 堂号 采庵堂：宋代有敖陶孙的，从小不受约束，胸怀大志。当时的奸臣韩佗胄当权，大儒朱熹遭贬。陶孙正游学太学，他首先做诗为朱熹送行。赵汝愚死在被贬的地方，他又写诗哭赵。韩佗胄听到这些以后很生气，于是下令逮捕敖陶孙，陶孙改名换姓逃掉了。后来陶孙中了进士，做了温州通判，著有《采庵集》。 四、 历史名人 1 敖山：字静之。明朝时期莘县人。成化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任山西提学副使。后因疾病辞官还乡。工诗文，诗才雄爽，文章豪放，与当时的王越齐名，人称江北二杰。晚年的时候专心研究数学。著有《石绫传》、《灿然稿》、《先天手册》。 2 敖家熊：字孟姜。浙江平湖人。早年在嘉兴创办稼公社及竹木小学堂。并组织祖宗教。清光绪二十九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学习。曾编写《新山歌》一书，宣传革命。次年加入光复会，并且出资与魏兰等人组织温台处会馆，这是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联系机关。光绪三十三年与秋瑾共谋在大通师范学堂起义，事情泄露后逃跑。光绪三十四年在嘉兴被仇敌杀害。 3 敖陶孙：字器之，宋朝时期福清人。从小聪明好学，志向远大。当时奸臣韩佗胄当权，大儒朱熹遭贬，而陶孙很尊敬朱熹的学问，于是去探望了他，并且赠诗表明自己的心意。赵汝愚死在被贬的地方，他又写诗哭赵。韩佗胄知道以后大怒，要逮捕他。陶孙改名换姓逃掉了。后来陶孙中了进士，做了温州通判，著有《采庵集》。 4 敖英：明代正德进士，字子发，清江人。官至江西右部正使。工于诗。他的诗路独辟蹊径，很有特点，流传于世的有《绿学亭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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