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连中三元的有三任，分别是：黄观、李骐、商辂。

1、黄观（1364——1402年），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

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2、商辂[lù]（1414年3月16日－1486年8月17日），字弘载，号素庵，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今杭州市淳安县）人。明朝名臣、内阁首辅。

商辂自幼天资聪慧，才思过人。于宣德十年（1435年）乡试、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及殿试均为第一名，是明代近三百年科举考试中第二个“三元及第”。郕王朱祁钰监国时入内阁，参预机务。夺门之变后被削籍除名。

成化三年（1467年）再度入阁，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等职。为人刚正不阿、宽厚有容，临事果决，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

3、李骐生于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卒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自幼聪慧异常，十岁即能通读《孝经》、《论语》，洞悉其义。永乐十五年（1417）福建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第一，会元，廷试又第一，状元。为明代科举福建省“三元及第”唯一的人。

明成祖认为状元以畜名不吉，遂御笔书写“其”字于“马”字的右边，改名为李骐。三日后胪唱三遍，均无应答者。永乐帝忙解释说：“即李马也”，李骐才出列受诏，赐纱帽、银带朝服。

以后，李骐每写姓名，均将“骐”字墨书“马”旁，朱书“其”字。有记载说，上科状元陈循在李骐榜揭榜之前曾做一梦，梦见新科状元为一木人骑在马上，手执一令字黄旗。等到金殿传胪之时知是李骐。木人为李，黄旗正好应御书“其”字。当然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说。

扩展资料

一、传统寓意纹样

用荔枝、桂圆和核桃各三枚表现，因这三种果实都为圆形，取其“圆”与“元”同音；亦有的用弓箭射准三个辟铜钱或三个元宝米表示。寓意“连中三元”。

清代科举制度，分三级考试，中试者的第一名分别给以“解元”、“会元”、“状元”的头衔，如应试举子在三级考试中，连取三个第一名，即所谓“连中三元”，这在封建社会是无上的荣宠。

二、分类

（1）文三元

以清代为例，旧时科举考试全过程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之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正式较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叫做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进行，赴考人是各地的秀才，考中之后称举人，第一名是“解元”，第二至十名称“亚元”。

再高一级是会试，在礼部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士，第一名是“会元”，第二至五名是“经元”；殿试则在紫禁城的保和殿举行，皇帝亲自主持，赴考者是贡士，考中之后称进士，此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

（2）武三元

此外，历史上也出过三位“武三元”。

其一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尹凤，连中武科三元，官拜参将，辅俞大猷在福建、浙江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今存南京“三元巷”以示纪念。

其二是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颇有直道君子之风。

其三是清朝顺治年间，也是浙江人王玉璧，连中武科三元。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手不释卷，文笔斐然，也有文武全才之誉。

-连中三元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在明朝末年，曾经有一个状元，经历奇特。他本来可以有着大好的前途，不过赶上了末世，本来可以投靠清朝，可他气节很高，不愿意做降臣。他就是明末最后一个状元杨廷鉴。

　杨廷鉴是一个奇人，不仅因为他高中状元，而是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够传奇了。杨廷鉴的祖上是东汉太尉杨震，在古代认祖宗的不少，但杨廷鉴却是有谱所载，一代代传承的。杨震33世孙杨士英在南宋绍定年间从临川迁徙到前黄，世代繁衍，耕读为家。前黄距离武进很近，所以很多史料又称杨廷鉴是武进人。

　他的奇还在于没有登科的时候，已经名满江南了。当时他的才学和人品备受推崇，时人称他“自幼习勤苦，不好鲜衣纨绮”。他的老师，是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副都御史张清惠。作为布衣，能拜入这样的朝中大员名下，杨廷鉴的经历确实有些传奇

　当朝廷科考时，杨廷鉴正好遇到自己老师张清惠也被宣召入朝。师生二人一同前往京师，在北上的路上。张清惠对自己的学生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他说：我们是老了，功名对你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现在国事衰微，都看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的了。(科名君自有之，吾辈相期更有远大于此者)

　这一年是1643年，也是明朝最后一次开科取士。在路上，杨廷鉴别过了自己的老师，中途顺道去看望孙奇峰。孙奇峰是杨廷鉴父亲的好友，理学功底颇深，正在河南居住。可是就是这次访友出了一点意外。

　在襄阳自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正好将杨廷鉴抓住了。

　农民军倒也不清楚杨廷鉴到底有多出名，到底有什么本事，但看到是个读书人，就要留他做谋士。虽然李自成当时声势浩大，农民军也缺乏有墨水的文人，杨廷鉴深受思想的熏陶，常常以忠义为准则，不敢加入农民军。

　农民军没有为难他，不过还是留下他来写标语。这样，杨廷鉴免费做了一段时间的文书，为农民军写下了“均田免粮”、“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标语。

　在取得农民军的信任之后，杨廷鉴终于找了个机会，抽身离开河南，北上来到了京师。他拜访了父亲的老友，为农民军打工之后，居然还顺利赶上了会试。

　以杨廷鉴的才华，通过会试自然是没有问题。以往的殿试，通常是在第二年举行，那时候军情紧急，殿试也就紧跟着开始了。在金銮殿上，的问题是如何选人杨廷鉴不同于其他士子，他有做过高官的老师，又有在农民军中的经历，为此，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取士先品行，而后文辞，用人贵朴诚而贱浮，竞论邪正，不论门户……

　这个观点让崇祯大为赞赏，不过杨廷鉴的选人观还来不及验证对错，第二年李自成就攻入了京师，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了。

　农民军再次和杨廷鉴见面了，此时一个是新兴的政权，一个是刚刚当上翰林院修撰的状元，再加上以前的合作关系，按理来说该擦出火花来吧然而，杨廷鉴还是不愿意为大顺政权效力，他偷偷离开京城，在一片战乱中辗转千里，又回到了老家。

　一直有传闻说，清军入关之后，杨廷鉴效力了清廷，出来做了大官。为此，在他身后入选当地先贤祠时，还有很多文人挖苦讽刺。然而，无论是史料还是家谱，从来没有杨廷鉴在清朝做官的记录，连他的官职、时间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位状元没有成为清廷的降臣。

　其实，清廷也曾屡次招他为官。入关后的第三年，清廷就征召杨廷鉴，但是他以生病为理由拒绝了。顺治七年，举荐杨廷鉴为官，他以母亲丁忧而拒绝了。顺治九年，皇帝亲自询问杨廷鉴的同乡以及他的儿子杨大鲲，打听杨廷鉴的病情，并再次请他出山，杨廷鉴还是拒绝了。他以自己名望在当地兴办学校，舍粥赈灾，做了不少好事。

（1603—1665）字冰如，号静山，生于明万历癸卯（即1603年）10月27日辰时，卒于清康熙乙巳（即1665年）正月28日，享年62岁。是关西夫子东汉太尉杨震之后，杨震33世孙杨士英于南宋绍定年间自江西临川移居前黄，世代耕读传家，他“自幼习勤苦，不好鲜衣纨绮”，1630年参加乡试，这时杨廷鉴已以才品为常州公认第一，声名日噪。他跟随著名政治家、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副都御史张清惠学习经史，刻苦钻研，尤以树立品节敦励廉耻为第一义，1642年杨廷鉴公车北上参加会试，正值张清惠特召入京，于是师生乘船并进，张对杨说“科名君自有之，吾辈相期更有远大于此者”。1643年是明朝的最后一次会试，相传杨赴京时绕道河南拜谒父亲的好友、理学名家孙奇峰，遇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于是被迫留在军中为农民军写“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均田免粮”等标语。后来杨廷鉴寻机脱身。8月参加廷试，杨廷鉴在太和殿回答皇帝提问时有“取士先品行，而后文辞，用人贵朴诚而贱浮，竞论邪正，不论门户……”崇祯帝深加叹赏，亲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1644年3月，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相传李自成不信任明朝降官，欲用1643年会试中式的年轻进士，杨廷鉴作为状元当然为李自成所重视。明亡后，杨廷鉴葡匐三千里，艰险备尝，九死一生，屏息乡居，有说他曾在清初为官，这些都未见载入史书和地方志书，家谱也未记载。1646年，清廷特召杨廷鉴入京为官，杨引疾不赴。1650年，洪承畴推荐杨廷鉴为官，杨以母忧未满推辞。1652年顺治皇帝每见内院及待从大臣或杨廷鉴的常州籍同乡、同年反复询问杨廷鉴的病情，欲请杨出山为官。这时杨廷鉴的儿子大鲲在翰林院供职，顺治帝向杨大鲲了解其父的病情，再次请杨廷鉴出任清朝官职，杨廷鉴以病推托，拒绝出山，这时杨已厌薄功名。杨廷鉴在常州闲居养病期间为常州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事，现仅举2例。明末清初鼎革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常州府学、县学停办，学舍颓废，杨廷鉴发起募捐，将常州府学、县学修缮一新，使学生能正常入学。1661年常州大旱，饥民饿莩盈路，杨廷鉴提议知府设立粥厂多处，城市设在寺院空地，乡村设于里社公所，他还亲自指授救灾民的方法，以防拥挤脱漏，以1662年春至夏共150天，“自城迄乡凡70里，救活灾民不可胜计”，杨廷鉴轻财好施，乐善不倦，他在常州民间有很好的口碑，在京的常州籍官员赞诵他，以为活佛度世，称他为山中宰相，杨廷鉴为此已“殚精耗神，筋疲力竭，不可复支”。1665年正月28日，杨廷鉴不幸病逝，享年62岁。据家谱记载，杨廷鉴捐馆（去世）之日，常州城“里巷息舂，一郡罢市，儿童妇女野哭巷祭，即舟帆过我武进莫不太息坠泪”。

明朝最后一位状元杨廷鉴家谱近日发现,据当代著名学者缪进鸿先生历时数载对秦以来全国四百多座城市的杰出专家学者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常州位居苏州、杭州、北京之后名列全国第四的结论。历史上常州（含武进）共出状元9人，明朝最后一位状元杨廷鉴与清朝第一位状元吕宫都是常州人，且为邻居和姻亲连襟关系。家谱记载杨廷鉴是东汉太尉、著名的“关西夫子”，历代清官楷模“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杨震之后，杨震33世孙杨士芙于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自江西临川挟资游常州，见城南钱垛村风土朴茂，民风淳厚，遂定居武进前黄。杨氏世代耕读传家，以孝友名闻乡里，重视文化教育，故代代都有取得功名者，为朝廷命官者众多。。

一杨廷鉴，字冰如，号静山，1630年崇祯庚午中举，1643年崇祯癸未考中状元，官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年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崇祯帝上吊煤山。杨廷鉴回家乡定居，清朝取代明朝后，顺治皇帝曾数次欲召杨廷鉴到朝廷为官，杨廷鉴因有病，未能赴京就任，在乡居二十年中他为乡民排忧解难，兴办教育，乐善好施，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种种善举颇为时人称道。该谱为常州谱牒文化研究会朱炳国先生收藏。。

杨廷鉴为常州历史上第5位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