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当今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道家和道教到底是什么关系，以为两者其实就是一种意思，其实要说这二者之间确实是有相通之处，但二者确实不是一回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二者之间都有什么区别吧。

道家——哲学派

道家创始人是老子，道家的代表人物是先秦的老庄道家，秦汉黄老道家。道家讲究的是什么，修身养息、无为而治，结果才有了“文景之治”，为将来汉武帝打匈奴、稳定边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我们再往后看，蜀国军师诸葛亮、明朝国师刘伯温等都是道家。所以说道家才是古代帝王之术的核心。

道教——宗教流派

道教的历史不过两千年，它的前身是汉朝时期的张道陵在四川创立的五斗米教。所以姓张的那个人，就被称为“天师”。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张天师！道教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尊奉道家创始人老子为道教祖师，奉《道德经》和《庄子》为道教典籍。

二者的区别有什么？

虽然两者都讲究的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但道教有很多宗教仪式道家是没有的，其次道教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除了民间的神灵外，还有一些神话中的（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到了魏晋玄学后，道家基本就消失了，只能依托道教的信仰继续传承。

其次，道家是先秦时代的思想派，道教是两汉后形成的，而后再次分化成很多宗教，道家追求的是大道、道法自然，道教崇尚的是神仙、信仰和长生不老。

两者形成年代、传承谱系不同，道家是由老子、庄子开创的哲学思想体系，形成于春秋末年，代表人物在先秦有老子、庄子、杨朱、尹文、列子等，汉代有曹参、窦太后、刘安、严君平等。道教是由张道陵在东汉末年所创，初始为五斗米教，代表人物有张角、张道陵、张鲁、葛洪、陶弘景、王重阳、成玄英等。

总而言之，道教的思想理论来源非常复杂，远非传统的老庄之学所能涵盖。

历史的长河，百川汇聚总归于海，道教就像历史的一条长河。那么其中的神仙方术，宗派学说，五行八卦，风水医学等等等等恰如一条条清纯的智慧之水，在历史的岁月中最后都归于道教这条长河里，注入大道的海洋中，生生不息，以回归永恒。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五千年的文明中，有太多的人和事要唱。文史爱好者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宝贵财富，也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好朋友。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百所学校，自然是我们学习和喜欢的对象。

事实上，百家争鸣的思想都源于《周易》，而《周易》是第一个。对《周易》的不同解读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有注重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有注重听天由命的儒学思想，有注重针孔成像第一次经验性发现的墨家思想，也有以假乱真的谋士等等，数不胜数。其中，兵书不等于兵书。《周易》是周文王对《周易》的一种解读。还有龟仓、连山等地的《周易》。

周王室图书管理员李丹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王室的各种书籍和资料。其中，有一些古代文献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李丹认识到了许多真理，了解了许多远古先民的智慧。最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被迫写下了数千字的道德经典，成为经典，李丹也成了老子。

我还记得《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天地不仁，万物皆反刍狗”。乍一看，它很神秘；乍一看，它不难理解；经过仔细分析，我感到惊讶。天地无情。他们没有仁慈。他们把一切都当作反刍动物一样对待。他们让一切生死攸关。如果是第一次看到老子怎么这么笨，天地怎么能把一切都当棍棒？天地怎么知道天地的概念？

事实上，这是自然规律。在自然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好是坏，高是矮，穷是富，美是丑，他们都是一样的。这些人类标准不是自然的标准，也不是她对亲密关系的判断。

关于道教和道家的关系，大致可以这样讲，即道家是道教的指导思想，而道教则是为了实践道家的理论而创立的一种组织形式。

道家，是从三皇五帝以来就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泛神论的理论，并成为我国诸多领域的理论基础，比如中医、文化、建筑，也包括各类各土宗教，其中最为集大成者即为道教。因而，道教只是对道家理论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修行成仙以及延年益寿之类而形成的组织形式，因此道教和道家不是一回事。

区别：1、理论与组织形式的区别，上已简述；

2、创始创建者的区别，道家创始人不明，有记载的为黄帝，有黄帝内经传世，而道教的创始人为汉代张道陵。

3、内涵的区别，道家理论具有极广性，包涵古代中国方方面面，从医学到建筑、美学、军事、政治，都不同程度受到道家理论的影响，而道教，则仅仅是为了实践道家关于修行成仙的理论而产生，其理论较原道家的理论更具专业性，对社会的影响反而要小得多。

道教是如何形成的

道教是如何形成的，道教是我国古老的传统宗教，是如今五大宗教中唯一一个起源于我国的宗教，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而对于道教的历史，很多人却不是很了解，下面为大家分享道教是如何形成的，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

发端起源

道教教祖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以“道”为基点建立道教的神学理论体系；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注重修炼养生，老子、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被教徒所继承发扬。

战国中期的齐国兴盛起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道教，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信仰转变为宗教团体。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所兼容，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与内容，被道教涵盖；《易经》是道士的基本经典，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先秦道士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为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黄老道教的《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东汉丹鼎道派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道教的养生炼丹术。

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陕西咸阳道士茅盈及其弟茅固、茅衷于句曲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百姓感其功德，遂改山名为“茅山”，茅氏三兄弟被称为茅山道教祖师。三茅真君得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早于五斗米道的创立近300年。汉末军阀张鲁伪称其祖张陵于东汉顺帝年间，在蜀地鹤鸣山自称老君“授以正法，命为天师”，炮制其祖孙三张立教说以惑众。实际上是由被张鲁杀害的张修建立五斗米道（天师道），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基本经典，修行符箓咒祝、三官手书。后篡教成功的张鲁在汉中建立了地方割据的短暂政权。灵帝时期，黄老道教徒张角在中原地区创立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在疾疫流行时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并建立三十六方来管理。张角在184年领导发动了黄巾起义，遭受统治者的镇压而失败，太平道销声匿迹。

发展成熟

魏晋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和下层民间符水道教。茅山道人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丹鼎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老庄玄学盛行，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364年，上清祖师杨羲得南岳夫人魏华存授予《上清大洞真经》等天书玉册，传承上清派；同时期，葛巢甫传承灵宝派，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的道教，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得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江南地区流行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的天师道。

北魏太武帝时期，封建史上第一位被皇帝承认的的天师——寇谦之，称奉太上老君之命，以去除“三张伪法”（张陵、张衡、张鲁）和礼教为原则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所以北朝历代皇帝都得临坛受道家法箓，老氏之教大行于天下；南朝宋文帝时期，上清派传人陆修静吸收儒家、佛教仪式对南天师道进行改造。寇谦之和陆静修的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南朝梁时期，茅山大宗师陶弘景继续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构建了道教神仙谱系，广大了茅山上清派，使之成为今后的道门正统。

佛教初来中土时有意和道家（道教）保持一致，而最早依傍道术而流行。佛教主要吸收道家义理与道教方术，而后在北魏僧人昙鸾亦曾从道教真人陶弘景学习“长生术”，唐代佛教禅宗思想的确立，也受到当时皇室推崇道教——老庄思想盛行的社会背景的影响。 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南朝只是《夷夏论》、《三破论》等义理争辩。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

道教四大名山

1、武当山

位于湖北省西部十堰市境内的武当山，方圆400公里，东邻襄樊市，西接十堰市（汽车城，东风汽车公司），背靠神农架林区，面临丹江口水库，是国家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有七十二峰、二十四涧、十一洞、十石、十池、九泉、九井、三潭、九台以及元、明建筑群等风景胜迹，居于七十二峰之道的天柱峰，海拔1612米。北宋书画家米芾曾赞武当为"天下第一山"。这里既是道教名山之一，又是武当拳的发源地，丹江口水库之滨的玄武门（石雕牌坊），坊额刻有明代嘉靖皇帝御笔"治世玄岳"四字。玄岳门西一公里处，有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敕建的遇真宫，是纪念武当拳的创始者张三丰的。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554米，宽58米，深42米，重80 余吨，英姿魁伟。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

2、龙虎山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县渔塘乡境，由酷似龙虎的二山组成，是我国典型的丹霞地貌区，原名云绵山。相传因第一代天师在此炼丹，丹成而龙虎见，故改名龙虎山。

张道陵第四代传人--------张盛，由鹤鸣山转到这里，至民国末年已承袭63代， 历1900年，为道教"第三十二福地"和张天师子孙世居之地。贵溪县上清镇东面的上清宫，是历代天师祀奉太上老君和朝会之处，也是我国最古老、最大的道宫之一。现存福地门、钟楼、玉门殿、东隐院、九曲巷、下马亭及明代石刻等古迹。上清宫附近的天师府，占地400公顷，房屋100余间，是历代天师的住处，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之一，是现今保存较完好的封建时代大府第之一。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的主要风景点除龙虎山之外，还有象鼻山、张家山、尘湖山、马祖岩、仙岩、排衙石、上清河等。

3、青城山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主峰老霄顶海拔1260米(2007年)。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诸峰环峙，状若城廓，故名青城山。丹梯千级，曲径通幽，以幽洁取胜，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与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素有“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之说。青城山上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自东汉以来历经二千多年。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天师”张陵来到青城山，选中青城山的深幽涵碧，结茅传道，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成为天师道的祖山，全国各地历代天师均来青城山朝拜祖庭。全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包括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至今完好地保存有数十座道教宫观。

4、齐云山

齐云山又名白岳、云岳，距安徽省屯溪市33公里，在休宁县城西15公里处，海拔1000余米，面积60多平方公里，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以幽深奇险著称。有三十六奇峰、七十二怪岩、二十四涧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与黄山、九华山合称"皖南三秀"，素有"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之誉。早在唐代建寺、宋代宝庆二年（1226）建佑圣真武祠，成为道 教中心。明朝嘉靖皇帝敕建殿，御赐山额，以后佛、道两教繁盛，建有三清殿、玉虚殿、无量寿宫、文昌阁等著名道观。以后游人日盛，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至今尚存碑碣及摩崖石刻1400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