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后代，是党项族。

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 据《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而这个李家站正是当年党项拓跋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方。

朱棣出生的时候朱元璋还没当皇帝呢 应该还在打仗 没那么多讲究

朱棣是朱元璋儿子 是马皇后养大的 算是嫡子

朱棣夺位当了皇帝以后，在当时的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修建了一座大报恩寺。这座寺庙大门内有一座正殿，平日大殿的门紧闭，老百姓不能随便进去，所以也都不知道里面到底供奉着什么。在朱棣当了皇帝以后明朝的二百多年间，外人从来没有人知晓。

直到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它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这座大殿被人打开来一看，原来里面供奉的是碽 氏的牌位。朱棣修大报恩寺，原来是想报生母碽氏的生育之恩。朱棣既然知道自己的生母是碽 氏，并且也想报恩，为什么又要隐瞒这件事情呢？

朱棣为夺取皇位，杀人如麻，他甚至可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皇帝之一。那时候他几乎是杀红了眼，绝对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了。可是到了要认自己的生母了，他却遮遮藏藏，欲盖弥彰，软弱得让人难以理解。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不外乎下面这几点：一、保皇位。朱棣费尽千辛万苦抢来皇位很不容易，他的做法在人们心目中被视为篡位。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他若要保住皇位，就得拼命掩盖篡位的恶名，想尽千方百计来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于是就得打出正牌来。如果出身既是庶出，又是篡位，这皇帝能不能当下去还真不好说。我们在这里揣测一下，朱棣每当想到不能承认亲生母亲的身份，不能给她应得的荣誉和地位，一定非常苦恼，非常愧疚。可这事又万万不能对外人讲，也就只好把母亲的牌位放到寺庙里，在心里默默请求母亲原谅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坐稳皇帝的宝座，他只能忍痛这样处理了！

二、争正统。马皇后是正牌皇后，因此说是她生的，身份自然就是正统的了。同时也就可以为朱棣的夺权找到借口——当初朱元璋和马皇后原本就是想把皇位传给朱棣的，只是因为有人出坏主意，才传给了皇太孙朱允炆。另一方面，朱棣说自己是马皇后生的，也就比太子妃生的朱允炆的地位更正统了。

三、怕舆论、要面子。朱棣的生母碽氏是一位蒙古族的女性。在今天看来，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因为少数民族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会有一些优待政策。可在当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朱元璋是从蒙古族统治者手中夺得天下的，当时元朝残余势力虽然退到大漠以北，可仍然苟延残喘地与明朝对峙，双方还在打仗。朱棣若承认是碽氏所生，就等于承认自己是蒙古族的后代。这就是朱棣不能公开认自己蒙古族生母的主要原因。

朱棣不公开认生母一事虽然有许多历史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主要因为在他的眼里，皇帝宝座重于亲情。从小浸染权欲的朱棣，终究无法摆脱权力这枚糖衣炮弹的利诱。

朱棣的亲生母亲碽氏最终连一座坟墓都没有留下，而这段历史，也最终被朱棣带入了他的坟墓之中，从此没有人能够知道当时的真相。这成为后世的史学家们花费心思去考证的历史疑点，终归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和可悲。

人称“老来红”的捧哏大师杨少华算是资深的相声艺术家了，现如今在相声界也是颇有一番名望，但他的师承却并不被同行认可，不仅如此，还备受争议。

摆知，意为摆出来让大伙知道，是相声师徒传承关系正式的确定仪式，对应的是口盟。

杨少华1932年出生于北京，12岁时开始学习相声，有所长进之后就拜了郭荣启为师。不过十几岁的杨少华并没有进行摆知仪式，主要原因是杨少华的家境不是很好，没有钱财进行摆知，再加上郭荣启是比较随意的人，没有过于强求仪式的事情。

成家后的杨少华也因为没有精力去进行摆知仪式，因此，直到郭荣启先生离世也没有进行摆知，一直都是达成了口盟。随着郭荣启先生的离世，杨少华与其是否是师徒关系已无法证实，界内自然很多人不认可这段关系。

杨少华早年登台演出的时候，以慢和蔫坏出名，和不少老一辈相声演员都有搭档跟合作，也得到了老一辈一定的认可。马三立的赏识直接收他为义子，马三立作为寿字辈的相声演员，而杨少华作为相声圈里宝字辈的相声演员。

不管是作为郭荣启的学生，还是作为马三立的“干儿子”，这都是杨少华身份的一种体现。

如果杨少华一直按年少时的劲头发展，退休后拿着养老保险金颐养天年的话，那么根本就没人会关心他的师承是不是清楚，也不会有人在意他是不是海青（没有门户，没拜过师的艺人）。但偏偏赵伟洲老师创作了《枯木逢春》，偏偏让杨少华老爷子在花甲之年红遍全国。

接下来是又拍电视剧，又上春晚的，80多岁的高龄，连台词都记不住了，还能和儿子杨议在央视节目里说相声。这难免会引起部分业内人士的羡慕嫉妒，争议随之而来也不可避免了。

到2021年，杨少华已有89岁高龄，比起年少时的巅峰时代，杨少华先生的状态不是那么好，但只要他还愿意站在舞台上说上几句，我们观众还是会致予他崇高的敬意和掌声。

艺术向来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的，某些艺术在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之后才会更加的历久弥新，每一位为艺术献身的人我们都应该牢记，衷心感恩他们的付出！

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

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

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