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其历史进程分为四期：

明朝前身——西吴时期（1364年-1368年）

统治全国——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

江南半壁——南明时期（1644年-1662年）

最后余波——明郑时期（1662年-1683年）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元顺帝（元惠宗）统治时期，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曾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应天府改为留都。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北进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至正统七年，宦官王振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永乐以来的军事优势遭到破坏，并使国力大损，但景泰皇帝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弘治时期是明中期政治作为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为“弘治中兴”。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隆庆年间，俺答进贡，开放海禁。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代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关外满族作乱，财政恶化的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中官黄门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满清的前身）的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五入关内。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同年清军入关。之后明朝宗室相继在江南建立明朝政府，史称南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将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但台湾郑氏集团继续沿用永历年号，建立明郑政府，直到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进攻台湾，郑氏投降，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祚告终。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发达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但是在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末年满清初年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地位开始与东方平起平坐,并逐渐超越中国。同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

西吴（1364-1368）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包括汉族在内的广大人民受到空前压迫。国库也日渐空虚。351年，朝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濠州人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左副元帅。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处境艰难。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龙凤六年（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次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龙凤九年（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今江苏苏州）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龙凤十二年（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之后趁蒙元内斗之际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1368－1644）

洪武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靖难之役与永乐时期

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明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明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组）。

成祖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编写《永乐大典》。三年即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永乐三年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下诏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京国子监等衙门。永乐五年（1407年），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

但是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代厂卫制度确立。

仁宣之治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积蓄民力。他还鼓励生产，宽行省狱。之后的明宣宗继续实行以仁政治国的方针，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史称“仁宣之治”。然而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明中期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土木堡之变与英宗复辟

宣德十年（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在张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的辅佐下，明朝继续沿着仁宣时期的路线稳步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三杨也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更加专横跋扈，开始专权。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王公大臣或死难或被俘。而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此即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改元景泰。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次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代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代宗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副都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改元天顺。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

英宗复辟八年而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成化二年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成化十一年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好景不长，宪宗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8岁的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他们肆意挥霍国库，导致国政大乱。而朝廷中佞臣当道，政局昏暗。宪宗还设置皇庄，开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另外，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设置特务组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民愤四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用情专一，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无任何妃嫔。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改元正德。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日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导致朝政再次腐败。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乱。但是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处死。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

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此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去世。

嘉靖隆庆二朝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一即位，罢黜各地镇守太监，整顿税收，节俭财政，似乎要有所作为。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内阁首辅杨延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最后世宗尊其生父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庙号睿宗。这样睿宗神主就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隆庆元年，罢睿宗明堂配享）。大礼仪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滥用公帑，挥霍无度，并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后宠臣严嵩专政20余年，朝政腐败黑暗到极点。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嘉靖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穆宗时，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人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后为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剿灭。

世宗去世后，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两朝的政治腐化加剧，但经济仍有发展。

张居正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改革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

万历朝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魏忠贤乱政

泰昌元年(1620)，光宗驾崩。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改元天启。熹宗文化水平不高，又喜欢木匠工作。阉党魏忠贤趁势而起，结党乱政，明朝社会更加黑暗。

但是在深层次的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评价，其实所谓的“魏忠贤乱政”，是明朝文官集团中占有优势数量的“东林党”和“浙党”、“齐党”、“鲁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所引发的。皇帝企图通过内廷与朝中少数派的官员联合起来，从东林党把持的内阁中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天启皇帝病逝而最后告终。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又开始起用“东林党”官员，不久魏忠贤被皇帝调到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上吊自杀。

内忧外患

天启七年，熹宗死去。继任熹宗的是其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明安宗初谥为思宗，后改为毅宗，明绍宗谥为威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崇祯帝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被崇祯帝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崇祯帝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崇祯帝对朝政又开始失望。为中兴国政，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制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

1629年（明朝后期地图(崇祯年间)崇祯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破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国防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变动，朝廷一度失去了对辽西边防军的控制，而卫戍帝都之三大营为后金武力威慑，北京城外园亭庄舍被入侵者蹂躏殆尽。 同年12月，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

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负责辽东军务的袁崇焕处死。同年，后金大军直抵北京城外，明廷大震，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挺身而出，率领“白杆兵”主动向八旗军发起进攻。在北京永定门外，皇太极派出多尔衮部迎战秦良玉部。这一仗，秦良玉率白杆兵在孙承宗等老将的配合下战胜铁蹄骑兵。之后，秦良玉又趁风雪之夜成功偷袭皇太极大本营。迫使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得不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无功而返，退出关外。

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崇祯帝派洪承畴带八路总兵率刚刚镇压中原起义的十三万大军出关援锦，在松山大战清军，是为“松锦大战”。结果明军败。洪承畴降清。关外辽东地区至此基本全数沦陷。

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

南明（1644－1662）

弘光政权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之后，农民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顺治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廷都城。而在南京明朝设有形式上的基本的政府机关。1644年五月初三日，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崧即皇帝位，是为安宗，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弘光政府内斗不断，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实行“联虏平寇”的错误国策，弘光帝也不理政事沉湎在酒色。清军一路南下，攻克中原，很快就到了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整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达80万。之后，清军渡江，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押解到北京，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清军占南京后，又接连攻克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大部。1645年（弘光元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清占区汉人一律模仿满洲人装饰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汉族群众的强烈反抗。江南百姓纷纷起义抗清，其中以嘉定和江阴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先后发生了“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抗清事件，但都被清军血腥镇压。满清统治者野蛮贯彻执行剃发易服，期间死难者人数总数逾越百万，惨烈程度丝毫不逊于近代日本侵华屠杀。

隆武、绍武政权

弘光政权覆灭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是为绍宗，年号隆武。隆武帝是南明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励精图治，关心百姓疾苦，一洗前人弊端，基本国策改以“御虏”为主，但被拥立其继位的郑氏集团架空，处处受制于郑芝龙。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开始征伐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兵败，漂泊海上。八月，隆武帝与清朝追兵搏斗时被乱箭射杀于汀州城衙的大堂上（一说被俘杀）。十一月初五，隆武帝之弟朱聿鐭称帝于广州，是为文宗，改元绍武，仅41天即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十一月十五，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北上福州降清。

永历政权

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于当年十月初十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正式称帝，是为昭宗，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永历政权与已经被击溃的张献忠李自成残部联合抗清，一度收复湖南全境；郑成功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并奉永历为正朔，永历二年，永历帝指派宁靖王朱术桂到郑成功的部队监国。永历三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永历四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永历五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进攻四川，一度收复了四川大部。李定国也进攻广西，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并大战湖南衡州，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尽复湖南，一时天下大震。但是，李定国、孙可望两名将领内部不和。永历八年，李定国与郑成功相约会师广东新会，图取广州，未能成功。永历九年，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孙可望降清，西南军事情报均被孙可望出卖，清兵大规模进攻云南；此时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永历十三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此时郑成功率17万水陆大军北伐，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直抵南京城下，将南京团团围住，结果中清军缓兵之计被清军击败，不得不回到闽南大本营。清顺治帝趁机派达素集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兵力攻打金厦郑成功的军队。1661年（永历十五年）2月郑成功炮毙清顺治帝于厦门思明港（一说死于郑成功炮火的是顺治帝之子承政王，顺治帝死于天花或于五台山出家退出历史舞台），达素自杀，清军败退；此时清军入缅，逼迫缅甸政府交出永历帝。1661年3月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攻打被荷兰占领的台湾，经过九月苦战于次年二月复台。1662年（永历十六年），永历帝被降清明将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同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李定国病故于猛腊。

明郑（1662－1683）

永历帝被害后，全国较大规模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抗清与郑成功在台澎金厦抗清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1662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1664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自焚。1662年6月郑成功病逝后，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仍旧沿用永历年号，并于次年从福建迎接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入台。1663年满清与荷兰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金厦两岛陷，明郑势力撤退台湾，在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率军西征福建。郑经收回厦门后，并收漳州、泉州与潮州三府，进而攻下广东惠州。后来，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为清军所平定，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亦败亡，郑经势力败退仅能守住厦门，1680年清将万正色遣人游说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原为耿精忠部将）率舰300艘，将士2万余人降清，郑经放弃厦门并班师回台，之后沉迷于酒色。1681年郑经病殁，遗命郑克臧嗣位，冯锡范拥立其婿郑克塽，独揽大权。清康熙帝以降清明将施琅为水师提督征讨台湾。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极大军事压力，结果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明朝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中国第二次亡国。

周恩来与鲁迅不仅是同宗同族，而且还是远房亲戚。鲁迅的母亲鲁瑞，是周恩来祖母鲁氏夫人的堂侄女

周恩来和鲁迅有着什么关系？周恩来、鲁迅和苏州又有着什么关系？谁会料到，我市吴江竟出乎意料地成了两位周氏伟人的寻根问祖的索隐要地。最近从吴江爆出了有关周氏家族的新闻，于是，我们在吴江盛泽镇有关领导和盛泽镇工业公司沈莹宝副经理的协助下，找到了周氏家族关系的研究者周德华先生。

　　周德华先生研究周氏家族历史约有10年时间。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和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周恩来、鲁迅同是迁居吴江的周敦颐九世孙周澳的后裔，周澳的两个儿子周德、周完一系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是鲁迅与周恩来的各自祖先。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人之有祖，亦犹是焉”，在中国历史上，朝延编正史，州县纂方志，家族修谱牒，构成了泱泱华夏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三大砥柱，它们以各自独特的形式，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言及他和鲁迅（周树人）先生同宗，按照辈份，鲁迅是他的族叔，所以尊称鲁迅夫人许广平为婶母。周恩来、鲁迅两位伟人是否真正的同宗？他们家族的迁徙发展史怎样？他们的相对祖籍在哪里？于是，考证这两位20世纪中国的伟人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

　　 周恩来的亲属周秉宜、周尔辉，鲁迅之子周海婴对这一问题也十分关注。江苏淮安、吴江，浙江绍兴、上虞等地的研究专家及业余考证者周德华、周柏泉等更是对此矢志不移，终于使这两位伟人的同宗之谜得以水落石出。

　　 以前，众多研究鲁迅、周恩来族史的专家依据现存的《绍兴县志姓氏篇》等资料，推断两位伟人是同宗。如《绍兴县志姓氏篇》中鱼化桥周氏载：“先世（鲁迅家称谓祖先）与后马（周恩来族系）同为澳长子名德之后。此族支派有……保佑桥系、覆盆桥等处。此称鱼化桥者就其宗祠所在地而言。”专家们考证了周氏先祖、宋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出生地道县楼田村的《濂溪故里周氏族谱》及鲁迅出生地绍兴后认定，鲁迅属鱼化桥支覆盆桥分支，周恩来属鱼化桥保佑桥分支，整个鱼化桥支与后马支都是周敦颐十世孙、周澳“长子周德”的后代，因此，鲁迅与周恩来应是本家。此外，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清同治丁卯科（浙江乡试石朱卷）中所写的履历中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

　　 后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专家进一步考证，据明万历九年（1581）诸暨丰江《周氏宗谱·续修宗谱序》云：“（诸暨）丰江、新州、梅山、湖西、杨柳堰、五指山、清平岭、吴家桥”和“山阴之周桥、姑苏之吴江、萧山之来苏”俱为南门族之后裔，该谱尊称周澳为“山阴周氏始祖”。

　　 吴江周德华等有关专家学者们获知浙江上虞档案馆发现的《山阴天乐周氏宗谱》中有“烂溪族姑苏吴江”一支的记载后，查阅了现存的各种史料，终于欣喜地发现苏州博物馆馆藏的吴江《烂溪周氏宗谱》，以及可以作为印证的明弘治《吴江志》、崇祯《吴江县志》（稿本）、清乾隆《吴江县志》、《盛湖志》、《平望志》等史料中的记载，都与《山阴天乐周氏宗谱》相吻合。吴江、上虞的专家们还实地考察了吴江烂溪，界定出烂溪族的生息地域大致在胜天、荷花、南霄、溪东4村到烂溪西岸的一个狭长的地带。绍兴鲁迅纪念馆专家认定鲁迅一支肯定是从吴江迁徙过去的，据目前记载鲁迅宗系的最近的族史资料反映，从鲁迅上溯到吴江始迁绍兴的先祖周逸斋，已达14代。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研究、分析、考证，以及实地考察，专家学者们认为：周澳（1263－1323）是周敦颐的九世孙，行兴七，字希衡，号褚斋。元至元中（？）由贡举中选补行省令使。娶金氏，迁吴江，因藩令史以注误，谪白洋巡司（现属绍兴安昌镇，古时为绍兴重要港口，设巡检司）。娶胡氏，生一子：德。元贞（1295———1297）年间，入赘温渎俞氏，俞氏为山阴梅市乡温渎村一诚公女。遂家温渎睦桥，后人呼为周桥，今名周家桥。周澳殁后葬诸暨桃花岭，俞氏则葬温渎涂头。俞氏生三子：完一、完二、完三。

　　 由上记载可知，周澳曾来过吴江，但具体在何时，居于吴江何处，均不得而知。周澳发妻金氏及继室胡氏的有关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然而，关于周澳的婚配及子嗣却是非常明确的，也与绍兴、吴江诸谱的记载相符。

　　 周澳之子周德，行寿一，字俊德，生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山阴谱》记载他“常贸苏”，也就是说，周德经常来往于苏州一带经商。周德之经常来往于苏州一带经商，可以说与其父在吴江居住过而熟悉当地情况不无关系。周德后因“母亡父谪”境遇不佳，“乃赘吴江车溪村（现为盛泽镇南霄村）张院判之女，因居焉。”周德到张家做了女婿，从此在吴江定居下来。周德一支开始在烂溪两岸繁衍生息。《吴江烂溪家谱·谱序》载曰：“自寿一（德）而下昭然明白，敢尊为吴江周氏之始祖。”《越城周氏支谱》中《周氏寿一公世系表》记载：“德，赘吴江张氏，开族烂溪。六传吏部尚书用，谥恭肃。十六传（原文误，应为十传）御史宗建，谥忠毅，裔最盛，先世相传，逸斋公盖出其后云。”烂溪周氏家族自德之七世孙用，中了进士，当上工部、吏部尚书（俗称天官）以后，家道显赫，吴江周氏家族遂为东南望族。志书还记载说，平望同心村旧地原名烂溪村，因周用出仕而声名大振，改称周家溪。

吴江烂溪族是为绍兴鲁迅一支的直系祖先。周用后裔逸斋再从吴江迁返绍兴成为鲁迅家系的始祖。鲁迅二弟周作人曾说，其时间大约在明正德年间。鲁迅家系对烂溪族中出了名臣周用和忠臣周宗建（周曾孙，御史，被魏忠贤迫害致死）感到荣耀。

　　 综上所述，周澳是周恩来和鲁迅家系的共同祖先，两家在周澳的下一代分支，他们两支各自的先祖周德与周完一是同父异母兄弟。绍兴老人朱仲华生前曾说，绍兴周家桥有一穴大坟头，旧时绍兴鱼化桥周氏（鲁迅家族）与宝佑桥周氏（周恩来家庭）均曾前往祭扫，足见周澳确为两家的共同祖先。

　　 在吴江平望同心村周用的墓地，我们看到广袤的江南田野中，一丘黄土高高垄起，苗儿青青，树枝摇曳，唯有一块残缺不全的大青石是当年墓地的遗存。据当地老人介绍，墓地原占地面积约5亩，树林茂盛，有神道、一对石翁仲和数对石兽，还有三间坟堂屋。“文革”中，墓地坑穴内的两具棺椁俱被撬开，其中男尸身穿红袍，腰围玉带，棺内仅有一面铜镜。从棺内所衬的长方形红布上，人们依稀看见有“大明朝”、“太子太保”等字样。周用一生清廉，正如徐阶所撰《明周恭肃公墓志铭》曰：“公性孝友，而薄于嗜欲，历官四十余年，恒不以家自随。人馈之物，即果蔬，见之辄不怿，故而卒也，至无以市棺。”此与天官坟开棺所见的男尸的情况相符，故墓主当为周用无疑。

　　 周用才情横溢，他还是“江南才子”、明代著名书画家唐伯虎的学生。他的父亲周昂、祖父周王宣均被追赠为太子太保光禄大夫，周用上两代夫妻合葬墓都在西亢圩。《明故周处士妻韩色硕人墓志铭》中记载：“硕人讳真，姓韩氏，……年二十而适吴江周处士宗瑞……墓在澄源乡西亢之原，合宗瑞府君。”所幸的是，该墓志铭已被周德华先生发现，尽管碑缘有些破损，铭文字迹漫漶，但还能辨认出与谱上的记载相一致。

　　 概括考证成果，周恩来的祖先和鲁迅的祖先同出于湖南省道县周敦颐之后，又都入赘吴江，在吴江出了名臣以后，又传了数代，再归宗复迁。专家学者们还进一步认为，周恩来和鲁迅同是周澳之后，他们各自的祖先周德、周完一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鲁迅（周树人）和周恩来分别是周敦颐（濂溪先生）的第32世、33世孙。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x0d\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x0d\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x0d\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x0d\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x0d\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x0d\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x0d\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x0d\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x0d\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x0d\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x0d\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x0d\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x0d\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x0d\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x0d\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x0d\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x0d\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x0d\　　（5）关于严嵩之贪鄙\x0d\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x0d\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x0d\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x0d\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x0d\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x0d\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x0d\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x0d\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x0d\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x0d\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x0d\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x0d\　　（6）严嵩之为人\x0d\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x0d\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x0d\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x0d\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x0d\　　（7）余论\x0d\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