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县石家大山、十里铺、石家窑都有石姓人居住，一直以来各自纷争石作蜀为其祖先，清代雷光甸做知县时曾就此纷争做过分解。录一篇文章于此，权做资料存焉。

有关石夫子的传说

(作者石明远，1985515撰写)

石夫子，名作蜀，字子明，甘谷人。孔子弟子，七十二大贤之一。

据说从前宋老太爷(名廷桢，子材父亲)倡导督修官渠时，在十里铺附近曾发掘出石夫子墓碑一块，这证明石夫子的坟墓就在当地。宋老太爷将这件事报县上，结果就给石家大山的石秀以“铁秀才”的衔头，作为奉祀石夫子的名义，他也就名正言顺的成石夫子的后代了。谁知由此就引起了纠葛。十里铺的石家人陈词具告，认为石夫子是他们的祖先，与石家大山石姓无关。当时的县知事雷光甸分解说：“一个石字掰不破，十里铺石姓与石家大山人都是石夫子的后代。”并又给十里铺石姓一‘铁秀才’的名额。于是一场争先人的风波就此宣告平息。

因此，十里铺石家就给石夫子在十里铺大道北修建了庙，大门额上写“先贤石作子祠”；石家大山人立了“圣门石子故里”和“邑侯雷公德政”两支石碑，分立在祠大门东西两旁。由此可知石作子祠就是石夫子的坟墓所在地。但一般人皆知其为石夫子庙，不知其庙正建在坟地上之事。

究竟石夫子是甘谷哪里人？请看有关石夫子的传说。信不信由你。

听老年人说，现在的艾、梁、黄三姓马务寺人，原先本来是石家大山人，而石家大山人原为马务寺人。据传说当年艾姓等人对石家人说，山地最好务作，一铁锨又掘一大块，又庄西背屲有毛竹子可以编筐变钱，有多好，川里水滩地费力不好务……后来，不知中间又经过了什么曲折变化，就这样哄哄弄弄地居然弄假成真了。果然川里人成了山上人，山中人变成川里人了。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鬼话”，再傻的人，甚至十岁以内的孩子，他也不会就这样被人哄骗上当的。简直这是决不能成立的事。但是，说来真奇怪，还有谁也不能否认的依据可作证见，只要是六十岁上下的人，谁也都会知道这件铁的事实，还深刻地留在有关人的记忆里。请看事实：

今天马务寺等姓的老祖先坟地，两处在石家大山(坪上湾，庄顶东南立地坟)，听说艾家坪正是艾姓的老住地之一，故一处在艾家坪与陈家那面两庄之间，坟地上且有合抱大古柏多株，解放前夕砍伐光了。梁黄两姓的老先人坟地都在石家大山，各有两处。这三姓的先人坟地距所住村庄都在五里以内。至今犹以艾家坟、黄家坟等为地名称谓不弃，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因为坟是解放后平的。石姓的老祖坟在今狄家庄公路南面。每年清明节扫墓时，有“清明会”，按房份轮流收租扫墓。这因在坟地旁边还有土地，由狄家庄石姓租种(这坟地旁地早在1937年由石清泉、石廷栋两老征得合伙同意出卖后，给庄间创建一所小学。当时的学生已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那么，当年该地姓石的村庄住地距狄家庄、十里铺也在五里上下。

根据上面马务寺和石家大山两地人的先人坟地与居住地址来说，令人相信无疑。那么，马务寺和石家大山两地人集体交换庄村的真假虚实，好像也是合乎事实情况的。(现在只能当传说存疑，待考)

据此，如今马务寺的艾、梁、黄三姓人为什么再不在石家大山的地界上埋先人，同样，石家大山人也不再在狄家庄、十里铺地区埋葬祖先，更为什么石家窑人不在狄家庄、十里铺埋先人呢？(这因十里铺姓石的说他们是由石家窑搬来的。可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石家窑人曾经在什么年代到马务寺、狄家庄、十里铺等地有过祖先的什么遗迹。如果说十里铺姓石的不是石家窑人，自古以来就是当地的老户，那么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唯一无二的石夫子的后代了)。退一步想，只要是住在甘谷县内的石姓可能都是石夫子的后代。虽然住地不同，相距较近。这再不会有怀疑的吧。

那么现在要问石夫子究竟是甘谷那里人？十里铺人，马务寺人，石家大山人，抑或是石家窑人？依前面事实的推断，既然原来马务寺姓石的人被人作弄上山了，先人的坟地当然不能跟人走，就只能说石夫子是石家大山人，也不能因石夫子的坟地所在地就说成是十里铺人。这和一株树有根有枝是一样的。

其次，石夫子距现在有多少年代由于年代久远，没人说过，石氏既没家谱，又没纪年表，今天只能是大概估计。好在可根据《文汇报》1985年4月14日《孔门后裔谈孔子》(孔令朋 《读书札记》十七的5页的第5节)：“去年九月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三十五周年，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今年65岁。”可知，石作蜀给孔子当学生，比孔子晚上二十年，距今也有二千五百一十六周年。后代推迟一代，到我这一代算是第七十六代了。 (此文应甘谷地方志编委之邀而写)

我的收藏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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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引言

又是一年清明时，皓月当空，心思如水。此情此境，缅怀祖先是人们内心深处情真意切的心灵主题。今时风月万古传，祭拜祖先的意义，不仅在于怀念逝去的亲情，更在于从中追寻精神的指引。

大千世界，万物皆有缘。回首往事，多年来，笔者兄弟数人致力于收藏事业，如今略有小成，算是与收藏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一切，莫不源于本人祖上世代传承下来的收藏情怀。这也是先祖给予我们兄弟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笔者所在的家族，即今福建省武平县中堡镇中堡村石氏，自十九世祖石映辉公（字修堂）、二十世祖石邦殿公、二十一世祖石振厘公、二十二世祖石柏先公以来，世代衷情于古代器物的收藏与鉴赏。

历经数百年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变故，我祖上几代人累藏下来的器物，大部分虽已遗失或遭毁损，但仍有少量得以有幸存留于世，其中包括青铜器、瓷杂、古家具、古字画等。

受世代收藏家风的影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笔者兄弟数人开始涉足收藏领域。

从初始的浅尝辄止、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来的大举投入、深度鉴赏，我们的收藏实践很快就从家传“情怀”层面转入到了“专注”收藏阶段。

时下有一句话叫 “始于颜值，忠于人品” ，用来形容为人之道。同样的句式套用在笔者的收藏事业中来，则可谓“ 始于情怀，忠于情怀，归于专注。 ”

回首收藏生涯，笔者深感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温一番我家族祖上几代人的收藏足迹。

值此普天祭祖之际，笔者捉笔写下这篇小文，以缅怀前人先祖，追忆他们的藏家情怀及其渊源。

缘起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一届的科举会试，产生了两位响当当的进士人物，一个是 阮元 ，江苏扬州府人，是年二十五岁；另一个是 伊秉绶 ，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人，是年三十五岁。此二人皆进士及第，他们后来均以金石学、书法、书画、经史等方面的造诣和成就，载誉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的会试主考官当中，其中有一人是礼部右侍郎铁保，他是“清四大书家”之一。

阮元和伊秉绶在会试当中展现出来的文史和书法才华，引起了铁保的注意和赏识，这为他们日后的交集埋下了伏笔。

其时，笔者的十九世祖石映辉公，在山东境内任武官，其官阶为武略骑尉。

石映辉公作为一介中级武官，原本跟阮元、伊秉绶这样的文人进士八竿子也打不着；但谁也想不到，数年之后，相同的金石雅趣和收藏爱好，将石映辉公、阮元、伊秉绶等人拉到了一起。当然了，此为后话。

话说阮元考取进士功名以后，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这是一个短期职位，主要的职能大概是学习和了解为人臣子的职责和规范之类的常识，并从中获得一些初始经验。

负责教习庶吉士的人称之为教习官。当时担任庶吉士大教习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学士和珅。由于这一层关系，作为新人的阮元，跟和珅接触颇深。

众所周知，除了皇室藏家，和珅在大清史上算是无出其右的收藏大家。

据推测，他对古代青铜器、书画、文玩等藏品的酷爱与鉴赏功力，在相当程度上感染或影响了阮元，这使得阮元将来在繁重的仕途工作中也不忘潜心钻研“金石学”。

1793年至1795年，受乾隆皇帝遣调，阮元在山东任提督学政，也就是主管山东全境的教育与科举事务。

期间阮元广交山东及寓鲁的收藏家和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等，这又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文物历史的浓厚兴趣。

1794年，曾经担任阮元科举主考官的礼部侍郎铁保，被任命为这一届科举乡试的山东考官，他抵达济南后，身为提督学政的阮元自然要全程相伴。

出身于满人武官世家的铁保，对武略之事全然不感兴趣，却对源于汉文化的收藏文化、金石学、传统书画等情有独钟，且造诣深厚，这让阮元大为触动。

也就是在这一年，阮元开始编修《山左金石志》，并与山东巡抚毕沅共商考古事宜。总之在阮元的带动下，山东官场乃至民间社会都掀起了考古、收藏等风气，以及“金石”文化风。

彼时，我的十九世祖映辉公，在山东任武略骑尉已多年。在此要说明的是，清代的“武略骑尉”官阶称号，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制定的。

可见，石映辉公或许是清代最早一批“武略骑尉”当中的武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武略骑尉后来成为世袭制的官职，即有着相当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由此推之，石映辉公在山东的任职时间，远超阮元。

或许是受阮元在山东境内掀起的收藏文化风的影响，又或许是石映辉公本来就有此雅趣，反正他后来也加入到了古文物的发掘、收藏和鉴赏行列中去。

其时，石映辉公年近退休，按照大清军律，逐渐卸下了繁杂的军务，这使他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培育收藏雅趣。

那时候，历史藏品几乎并不具备货币化流通的功能，收藏家收集古物的多寡，通常取决于收藏家本人付出的心力和精力，财力倒在其次。

因此，石映辉公在山东任职期间，凭着一股子收藏雅趣，收藏了不少历史文化价值甚高的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乾隆末期，作为深爱收藏文化、醉心于“金石”文化的同道中人，贵为“学台”的阮元，和身为“武略骑尉”的石映辉公，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

阮元时年三十出头，而石映辉公则远年长于阮元，但年龄的悬殊并不妨碍阮、石二人互为忘年交。

本着收藏之道或金石雅趣，阮元和石映辉公互有拜访，不论朝政，亦不谈风月，二人共赏收藏之趣，同鉴古物之谜，交流之余，互换藏品物件亦有之，互赠诗文更是家常便饭。

石映辉公和阮元的收藏雅趣之交，在本人所在的石氏家族内部，被引为千古佳话，代代称颂。

石映辉公已经进入武官生涯的尾声，不久后他即告老还乡或告病还乡（族谱中没有记载），他携带毕生累藏的藏品物件，归隐了家乡即今福建省武平县中堡镇中堡村。

临行告别之时，作为文人赠礼，阮元提笔写下了宽幅书法作品《朱文公家训》，赠予石映辉公。应石映辉公的请求，该书法作品以屏风格式写成，除了遵照原文抄录清初理学名家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又名《朱文公家训》），还在正文两边写下了一幅楹联名句： “尊前俱是蓬莱守，笔下还为鲁直书。”

对于这幅阮元书法赠物，石映辉公视之如珍宝，他归隐家乡后，即着手打造了这款高长的屏风（如图），将阮元书法《朱文公家训》刻制于其上，以作为石家的家训家规镇宅之宝。尤其难得的是，这款屏风迄今仍保存完好。

缘转

跟阮元同一年考中进士的伊秉绶，虽年长阮元十岁，但二人却以大抵相当的文史才华和书画雅趣，互有惺惺相惜之情。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相互仰慕只停留在神交的层面，但闻其名，不触其人。直到后来他们在扬州相遇了。

当阮元在山东以“金石之学”闻名于大江南北，并与石映辉公互有往来共探收藏雅趣之时，伊秉绶尚在京城刑部任职。

阮元在文物考古、收藏、金石学等领域的奇闻异事，伊秉绶时有耳闻；但对于石映辉公其人，同为福建汀州人士的伊秉绶，彼时是全然陌生的。

嘉庆四年（1799），伊秉绶终于离开京城，转任地方，他的新职务是广东惠州知府。

这时候阮元已经从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不久又升职为浙江巡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比伊秉绶年轻十岁的阮元，他的仕途发展好于伊秉绶，官阶级别也更高。

嘉庆十年（1805），对阮元和伊秉绶来说，都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工作或生活变故：

这一年，阮元的父亲去世了，而且是在阮元位于杭州的巡抚官邸内病死的，此前其父一直跟随他在任职所在地居住。

阮父虽然是在杭州死的，但按照逝者要落叶归根，以及为人子应解职“丁忧”（即守孝节）的伦理惯例，阮元回到了家乡扬州，并要在家居住满三年，才能重新恢复官职。

而伊秉绶此前因在惠州知府任上得罪了顶头上司而被罢职，正值“待业”之际，这一年因扬州发大水、闹水灾，已经转任为两江总督的铁保，出于对伊秉绶的赏识和提携之心，力荐他做了扬州知府。

由此可见，铁保是阮元和伊秉绶共同的“恩师”或知己，他对阮、伊二进士的人生影响是很大的。此为题外话。

重要的是，伊秉绶和阮元终于在扬州相遇了。此一时彼一时，之前阮元贵为巡抚级别的朝廷大员，如今因“丁忧”而赋闲在家，而伊秉绶却成了他的父母官。

有关伊秉绶在扬州知府任上治理有方，从而深受扬州百姓爱戴的事迹，可参阅 《才高八斗，卿本张狂，他最终悟道“省躬慎言”才是人生真智慧》 一文，在此不赘述。

本文着重谈谈伊秉绶和阮元为弘扬收藏文化、金石文化而相识相交的往事。

伊秉绶和阮元同一年进士出身，惺惺相惜多年，之前始终没有机会做正面交流。如今同在扬州，相互拜访，进一步深交是顺理成章之事。

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科举背景，相同的“恩师”即铁保，更有着志同道合的经史、书画、金石、青铜等收藏文化意趣。多少个江风习习的夜晚，在辽阔的扬子江畔，伊秉绶和阮元促膝长谈，共鉴收藏文化之风雅：

嘉庆十年（1805），阮元在扬州建隋文选楼，两江总督铁保题写“隋文选楼”石额，今存扬州高旻寺中；伊秉绶则题写了漆联“七录旧家宗塾，六朝古巷选楼”。

嘉庆十一年（1806），伊秉绶为了促进扬州地方文化的发展，以官府的名义特聘阮元等人议编了《扬州图经》、《扬州文粹》等。

同年六月，扬州知府伊秉绶嘱托阮元重刻“石鼓十石”于扬州府学。十月，阮元所撰《十三经校勘记》刻成。

同年，阮元经与翁方纲、伊秉绶、江藩等“金石”名家共同辩识，考古论证了西汉厉王刘胥造宫殿用石，伊秉绶将之运于扬州府学。

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经考古论证，在扬州雷塘一带，发现了隋炀帝陵，并亲自立了碑石，又请扬州知府伊秉绶题写了石碑文字。

伊秉绶和阮元在扬州共相处了两年多，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为弘扬扬州本地的传统文化做出了诸多的贡献，被引为历史佳话。

嘉庆十二年（1807），伊秉绶因其父病故，从刚刚调任不久的江苏河库道任上解职，回家乡福建宁化“丁忧”。伊秉绶和阮元就此作别。两人的相知相交，戛然而止。

伊秉绶和阮元在扬州的文化“合作”之简短，固然令人唏嘘，但他们的分离，也引出了另一段藏家友谊或“金石”友缘：

笔者的十九世祖石映辉公，早在嘉庆七年（1802）即已在家乡去世，但他对收藏文化的痴迷，及其累藏古物件之成就，给早前在山东与之交往的阮元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由于古代通信不便，阮元并不知石映辉公已经去世。

所以，当伊秉绶与阮元辞行之时，阮元郑重其事地向伊秉绶介绍了其好友石映辉公，并告知了石氏家乡所在的地址，再三托请伊秉绶回到福建后，务必去拜访跟伊氏同为福建汀州府籍人士的石映辉公。

缘续

众所周知，伊秉绶自从扬州辞任回到家乡福建宁化“丁忧”以来，再也没有回到清廷官场中去。他先是一心在家为先父守孝，后则因潜心于金石学、书画等学术或文化意趣，加之居家陪伴母亲之需或厌倦官场之故，他干脆拒绝再出远门任职，尽管来自朝廷的邀约不断，伊秉绶也无动于衷。他的仕途生涯就此终结。

对伊秉绶来说，固然远门是不出了，但近地短游则多多益善。居家期间他当然少不得去宁化周边行走，并借机发掘各地的文物历史和“金石”文化。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伊秉绶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个地方，即跟宁化同在汀州府辖区的今福建省武平县中堡镇中堡村，因为这是阮元向他引荐的收藏家石映辉公的家乡。

伊秉绶的家乡宁化县，距离石映辉公的家乡即今武平县，不过百来华里，旧时两地一并归于汀州府辖制。

因此，伊秉绶走访石映辉公的家乡，并不是难事。终于有一天，伊秉绶收拾好心情，踏上了寻访石映辉公的路途。

作为前四品朝廷命官或暂停履行公职的四品大员，伊秉绶的出行得到了汀州府辖制区官府的通力协助，他很容易就找到了武平中堡村。

令伊秉绶感到意外和难过的是，来到武平县中堡村后，他获知了石映辉公去世多时的消息。遗憾之余，令伊秉绶倍感欣慰的是，石映辉公的儿子亦即笔者的二十世祖石邦殿公，对他的来访抱以热忱欢迎。

石邦殿公继承了其父的收藏雅趣，不仅将石映辉公收藏的古物件保存得十分完好，并在不断地扩大收藏。

作为武平中堡石映辉公的直系子孙，笔者想要说明的是，石邦殿公后来的官阶级别跟他的父亲石映辉公一样，亦是“武略骑尉”；其子即二十一世祖石振厘公，再为“武略骑尉”。三代连续官拜“武略骑尉”，源于清廷的武官世袭制。

其时，同为“武略骑尉”的石邦殿公，暂停一切公务，居家为逝去的石映辉公“丁忧”，从而尽一个儿子的本分。无形之间，他跟同在“丁忧”期的伊秉绶有了某种共同语言。

同时期的阮元和伊秉绶在金石学、书法、书画等领域声名远扬，被视作文化大家人物。由于石映辉公跟阮元的直接关系，以及他跟伊秉绶的间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亦使得偏居小山村的石家也有了显赫的声名。

凡此种种，都让石邦殿公备受感动，他不禁倾其所有，盛情款待伊秉绶，并以客家人的好客之道，“强留”伊秉绶小住了几日。

在此期间，石邦殿公跟伊秉绶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因伊秉绶年长其二十多岁，这段源于收藏文化交流的关系也称得上是忘年之交了。

难能可贵的是，石邦殿公的儿子，亦即笔者的二十一世祖石振厘公，当时只有十来岁，但他对收藏背后的文史领域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浓厚的兴趣。

对于伊秉绶和其父石邦殿公的交流过程，石振厘公可谓亦步亦趋，并不时大胆插话，试图阐述自己对于收藏文化和金石之学的文史见解。

伊秉绶的到访，可以说，深刻影响了石振厘公的内心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他将来矢志将祖父石映辉公、父亲石邦殿公形成的收藏家风传承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的二十二世祖石柏先公，后来果然又从他的父亲石振厘公身上继承了衣钵，致力于收藏。当然这是后话，不赘述。

话说伊秉绶辞行回宁化前，又依石邦殿公的恳请，为石家留下了几幅伊氏的墨宝。

实际上，在笔者祖传留存的伊秉绶书画作品中，不仅有书法物件，还有绘画品。其中的有关画作，是伊秉绶后来居家创作的作品。后来在石邦殿公回访乡居宁化的伊秉绶时，伊秉绶将这些画作赠送予他。

嘉庆十六年秋（1811），伊秉绶独自回访他曾任职的广东惠州，受到惠州百姓的争相接待，这使他心情大好，萌生他年再访广东的志趣。

嘉庆十八年（1813），伊秉绶再次回访广东。这一次，他到访的地方不止惠州，还包括广州、中山、肇庆等地；而且他还就近带上了一个同行的伙伴，即笔者的二十世祖石邦殿公。

石邦殿公全程陪同伊秉绶完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到访广东，沿途百姓对于伊秉绶这位前广东官员的膜拜，令石邦殿公这个局外人看来也大为感动，他内心深感庆幸和荣幸能够跟伊秉绶这样的文人雅士相识相交。

也就是这次游历，伊秉绶在广东境内多处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墨宝佳作。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伊秉绶在广州白云山云泉山馆题写的隶书墨宝《云泉山馆记》。

伊氏《云泉山馆记》全文如下：“白云濂泉之间，有宋苏文忠公之游迹焉。大清嘉庆十七年，香山黄培芳、番禺张维屏、黄乔松、林伯桐、阳春谭敬昭、番禺段佩兰、南海孔继光修复故迹、道士江本源、黄明薰、董其役、拓胜境二十、靡金钱若干，次年，闽人伊秉绶适来观成，乃为之记，而系以铭。铭曰：盘谷乐独，山吾台怀开。孰若云泉，南国兴焉。七子诗坛，传百千年。”

《云泉山馆记》是一篇放在中国历代书法作品视野下，也属上乘的书法佳作；更是伊秉绶本人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它后来被拓刻于广东肇庆七星岩碑石之上，成为名流千古的地方人文景观之一。目前，在广东中山图书馆，还存有拓本碑石。

笔者的二十世祖石邦殿公，因陪同伊秉绶出访广东，所以也有幸见证了《云泉山馆记》这样一幅书法大家之作的诞生。这在我石氏家族内部也被引为千古佳话。

鉴于上述家族历史渊源，本人多年来一直在收藏界寻访伊秉绶《云泉山馆记》手书稿本，最终获知其下落并收藏。

尾声

嘉庆二十年（1815），伊秉绶经朝廷及京城友人的再三邀请，最终还是从宁化动身，前往北京。途经南昌时，伊秉绶特意去拜会了他的老朋友阮元，其时阮元任职江西巡抚。这一次，是他们毕生最后一次会面。

事后阮元赋诗《伊墨卿太守由闽赴都过南昌赋别》纪念此次会面：“洪都三日住，淮海十年情。”洪都者，南昌也。淮海十年情，则专指十年前伊秉绶和阮元在扬州的那一段友情岁月。

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他们在会面中，亦提及了他们共同的朋友石映辉公（字修堂）、石邦殿公父子。

伊秉绶再次告别阮元后，又途径扬州作了三月之久的停留。故地重游，太多的往事，太浓的怀旧心绪，牵绊住了伊秉绶的脚步。

伊秉绶最终在扬州得了秋寒，逝于他心念不止的如斯之地。他的死，震惊了扬州百姓，也成就了他在扬州的流芳百世。

结语

有关笔者的世祖石映辉公（字修堂）、石邦殿公，分别跟阮元、伊秉绶的交情往事，本人自年轻时代起即有耳闻。

出于对收藏文化的喜爱，以及对阮元、伊秉绶等历史大家的崇敬，同时亦为了纪念直系世祖石映辉公、石邦殿公、石振厘公、石柏先公等，笔者一直以来都想好好写一写石家的这段收藏世缘。今日终于如愿以偿，颇感欣慰。

碑：刻在石头上的家谱（一）

一

村南面的南沟梁上，有两块石碑。

碑文为竖排，同为清朝同治六年（1868年）所立。据村民记忆，两块石碑所刻名讳，为表叔父邢文玉祖先。

据石碑所刻名讳排序，参照表叔父邢文玉保存的“疏折”，整理成下文。

其一为：邢福照，石氏生一子为：家骑。

家骑，祁氏生一子为：步昌。

步昌，田氏生二子：长子旺忠，次子富忠。

旺忠，弓潘二氏生二子：长子贵生，次子云生。

富忠，冯氏，子孙不知。

贵生，芦潘宋三氏生一子：成春。

云生，张氏生二子：长子计春，次子喜春。

成春，宋氏生一子：明玉，小名小虎子，我习惯称小虎伯伯，孔氏生三子。

计春，降氏生四子：长子双玉，小名牛子，我应称其伯伯，石氏生三子。次子安玉，小名二土牛。三子良玉，小名三土牛，杨氏生二子。四子全玉，小名四土牛。

喜春，冯氏生二子：长子五玉，王氏生三子。次子文玉。

其二为：邢家旺，白氏生四子：长子步亮，次子步宽，三子步明，四子步林。

步亮，韩氏生二子：长子执中，张氏；次子全中，牛氏生一子：贵荣。

步宽，白氏生二子：长子体中，武氏。次子尚中，胡氏。下有一子：贵福，不知为武胡二氏谁生，待考。

步明，赵氏生三子：长子启中，李氏。次子致中，岳氏。三子正中，王氏。下有四子：贵祯、贵生（卢氏）、贵禄、贵祥，不知为李岳王三氏谁生，待考。

步林，王田赵三氏生三子：长子运中，次子达中（武氏），三子诚中。

据表叔父邢文玉“疏折”记载，他们最“远”的祖先为：楼，邢氏生二子：长子元章，宋李二氏生二子（长子朋，王氏，子孙不知。次子威，王氏，子孙不知）；次子荣章，氏子不知。据我推理，以上所列名讳，应在家骑、家旺之前。

又记，在表叔父邢文玉“疏折”上，还有“贵根田氏”四字，可能系贵字辈。

又记，据表叔父邢文玉记忆，步字辈还有步弓、步月等人。这是其一。其二，家骑与家旺，可能系同胞兄弟。

二

在村西的西梁上，准确地讲，在火车站对面的秃子沟，有块坟地。坟地有棵大柳树，树前有块“蛟龙碑”（村民将碑额上盘着石龙的石碑，统称为蛟龙碑。据我理解，蛟龙碑并非普通村民“权利”，一般为皇亲国舅，或具备一定官职，才有资格立此碑），碑文为竖排，以下实录碑文。

碑正中至上而下有一行大字：恩奖寿官邢公讳新荣字表正郭孺人之墓。其中“讳新荣”与“字表正”分两行并列。大字右面有一行字：男一德郭氏孙善书田氏、善才张氏曾孙如圭、如璧。大字左面有一行字：女适韩门婿韩高华外孙银、镒。

碑刻名讳，为邢姓新荣，字表正，爱人郭姓，敬称郭孺人。由碑文可知，“老人”有一子一女，子名一德，郭氏生二子：长子善书田氏，次子善才张氏。一女名不具，适韩门，意为嫁给一位姓韩的男人。这位韩姓名讳高华，生有二子：长子韩银，次子韩镒。

石碑最右面贴边处有一行字：集贤乡路村二都四甲人寺庄村。与“集”同高，在“集……”句左面有四字：辛山乙向，为此坟坐标方位。

石碑右面贴边处有一行字：大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应钟之月上浣榖旦。榖旦，即谷旦，上午或早晨之义，取意为吉利的日子。榖：音同鼓。

据村民记忆，此碑所刻名讳，为表伯父邢教苟祖先。

2007年国庆节前一天，我正好从京城回村，碰见表伯父邢教苟，谈及此事，他说他父亲名讳邢如意，与碑上所列如圭、如璧为同胞兄弟：长门如圭，小名喜成，田氏生一子，润安，薛氏生一子，根全。次门如璧，氏子不知。三门如意，小名喜元，郭氏生一子，教苟，李氏生三子。

大可浅见：恩，为皇恩。奖，为奖励。据村民讲，过去村民可花钱捐官。此处的奖，似乎与金银有关。寿官，可能是清朝一种官职，可能与“亡人”年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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