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的字辈排行：

山东武城吕氏字辈：“连元岭一宝春化福云昭”。

山东莱州吕氏字辈：“诜希宝臣峰启泽永康长绍堂志兴润桂占金清绪世再延香”。

山东青岛吕氏字辈：“维贤可继世”。

山东沂水、莱芜吕氏字辈：“纪文全志兴”。

山东曹县吕氏字辈：“法付太亦”。

山东烟台吕氏字辈：“应瑞永道贻序兆”。

山东日照吕氏字辈：

一支派：“咸鸿福益友全成乃作之相传怀纪广存德庆吉祥”。

二支派：“贤世立永昌全成乃作之相传怀纪广存德庆吉祥”。

三支派：“京东海青秀家邦定吉祥忠能传延世宣布绪刚强”。

其他源流说：

源于任姓，属于任氏分封之国，据《左传》：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言此十国皆任姓也。

任姓，黄帝最小儿子之姓，分封在任国，任氏势力扩张，建立起来十个小国，毕为其中之一。

西周初期，有谢氏、章氏、薛氏、舒氏、吕氏、祝氏、终氏、泉氏、毕氏、过氏这十个姓氏，都是任氏后裔的封国，是由任氏分支出来的。又据《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不敢与诸任齿”，其中所谓的“诸任”，指的就是这十个姓氏，为西周贵族大姓，因此不甘与其争辩，可见当时任氏氏族的显赫。

得姓始祖：

吕姓始祖为伯夷的裔孙，为姜姓，是四岳的始祖。他因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吕侯，建立姜姓诸侯国吕国（国都在今河南南阳）。春秋时，吕国被楚国所并，其后裔子孙以国为氏，称吕氏，史称吕姓正宗。尊伯夷为开国始祖。

以上内容参考  吕氏

冯姓为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9位。

冯姓起源

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姬高，封地于毕国，叫毕国公，又称毕公高。四百年后，毕国被西戎所灭，毕高后裔毕万投奔到晋国，晋献公封他为大夫。毕万多次随晋献公出征，屡立战功。晋献公把魏地封给他，任魏大夫，并封给毕万奉禄食邑地于冯城（冯城一说位于陕西省大荔县的冯翊城，一说位于河南省荥阳县西）。毕万子孙以邑为氏名，此乃冯氏之所出。而魏地的子孙则氏魏，故冯、魏两姓实为同一脉族。

　　 冯姓在中国也是一个大姓。 在百家姓中列第九位。冯姓在以人口多少为序的中国百家姓氏中排名第27位。

冯姓渊源

　　冯姓早在东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据《元和姓纂》和《广韵》记载，冯姓是周文王之后，他们的祖先，可追溯到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毕公高，他的后代封在魏地，其子孙采食于冯城，于是，这一支子孙就以邑为氏，就是冯氏。而记载姓氏的最早典籍《世本·氏姓篇》说冯姓是“郑大夫冯简子之后”。冯简子是春秋后期郑简公时人，据说他博学多才，能断大事，当时郑国凡事要跟诸侯打交道，许多大事都先同他商议，再做决定。因郑国建都于今河南新郑，故此支冯氏出自新郑。

　　一、出自姬姓，为周文王姬昌之后，系承毕公高，始祖冯文孙。

　　据《元和姓纂》、《后汉书》等所载，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后裔毕万，西周时，在晋为大夫，当时晋献公陆续功灭了许多小国，其中包括毕万的一支孙被封于冯城，其后子孙以邑为姓氏，称冯姓。史称冯氏正宗。是为河南冯氏。

　　周王室的远祖名叫弃，据说他的母亲是有邰氏的女儿，又称姜螈。

　　传说一次姜螈外出游玩，在荒野中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姜螈下意识地把自己的脚放在大脚印中踩踏了一下，想不到因此“身动如孕”，不久竟真的生下了一个男孩。姜螈又羞又忿，惟恐这个孩子会带来不祥，于是就偷偷地把他抛弃于路口。但奇怪的是，在路上往来奔走的牛、马等牲畜看见这个孩子后，竟敬畏地全部跑开了，不敢践踏。姜螈又把孩子放到山林之中想让野兽吃掉，可偏偏一向寂静无人的荒郊却人来人往。无奈之际，姜螈又把孩子丢弃在河中的浮冰上，不料天上的飞鸟竟都纷纷降落，展开羽翼为他遮寒挡水。姜螈认为这是上天的意志，就又把他抱回来抚养。因为这个孩子曾经被遗弃过，所以为他取名弃。弃就是有史记载的最早周代祖先，他在帝尧时期因为善于种植庄稼、发展农耕而名闻天下，百姓都向他学习耕作技术。作为对他的褒奖，帝舜在位期间，就分封弃在邰地，大家都尊称他为后稷，弃及其后代遂都拥有了姬姓。

　　后稷的继承人是姬不（穴+出）(qu)，他后因国家衰败而辞官隐居到边疆地区，其后代传到古公宣父时，古公宣父先后生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小儿子季历。季历生子姬昌，便是后来的周文王。

　　据传姬昌出生的时候有祥瑞呈现，古公很高兴地说：“我姬氏将来定当发达，大概希望就在这个姬昌身上吧。”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太伯、虞仲二兄弟猜测古公有让季历及其子姬昌来继承家业之意。为不使父亲为难，二人便一同离家出走，逃到远方．以便成全季历。

　　古公去世后，季历以惟一继承人的身份袭沿家世；季历逝后，其子姬昌得立，即西伯侯。 冯姓的由来

　　西伯姬昌继承了后稷、古公、季历的仁政，为人厚道，礼贤下士，伯夷、叔齐、散宜生等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前来投奔、归附，使得西伯的势力、影响日渐扩大。

　　西伯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商纣的警惕，在崇侯虎的挑拨下，商纣把姬昌诱至国都，囚禁起来。据传，在此期间，他推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即后人所说的“周易”。

　　西伯被囚后，他的部下、谋士很着急。为拯救他，他们四处寻找美女、骏马、珍玩等晋献于纣王，并买通其宠臣费仲四处活动，游说纣王。殷纣王本是酒色之徒，见送来这么多可心之物，早把往日的警惕、猜忌抛到九霄云外。他得意忘形地说：“单凭这些礼物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抵销西伯的过失，何况竟有这么多呢!”于是下令赦免了姬昌，并授予他“代王征伐”的特权及信物，把军国大事全盘托付西伯，自顾享乐去了。趁此机会，姬昌率兵东征西讨，先后击败犬戎、密须、耆邗，彻底消灭了崇侯虎，并把崇侯虎的封地改称丰邑，将自己的统治中心由岐迁至丰地。姬昌病逝后，其太子姬发即位，便是后来的周武王。

　　公元前11世纪中叶，武王起兵伐纣，克商，纣王众叛亲离，不得不自焚于鹿台。 冯姓的由来

　　《周本纪》记载武王胜利后凯旋的情形时说，随同武王同乘一辆车的有三人：“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这里所说的毕公，是文王的第十五子——姬高，他因追随武王克商受封于“毕”地，亦称“毕公高”。毕地的位置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部。

　　周王朝建立后，毕公高及其后裔便以毕地为中心繁衍生息，逐渐因地为氏，号毕氏。作为姬姓贵族的一支，他们与周宗室关系密切，但伴随着分封制引起的不断分化，毕氏逐渐与周宗室疏远而成为独立的一支。

　　毕氏封地中有一处地名曰冯邑，所以不排除毕氏中有部分成员“支邑为姓”而改姓冯，但这只是一种揣测。事实上，此时冯姓并不明确，更不占主体，毕氏仍是这一支姬姓后裔的主姓。

　　毕公高的后代毕万是晋献公的荣臣，当时晋宫廷内部正围绕继承权展开激烈斗争。献公为转移矛盾，积极对外征伐。全国军队被分作两部，献公亲率上军，太子申生统下军。毕万受封右将军，随献公征战。 冯姓的由来

　　晋军所向披靡，接连吞并了霍国、魏地、耿国。论功行赏，毕万受封于魏地。当时有一位叫作卜偃的算命人曾品评毕万说：毕氏的后代一定会兴旺发达的。万，是个满数；魏，也是大名。故一定前途无量。

　　毕万受封11年后，晋献公死，久已存在的宫廷矛盾终于爆发。四位公子为争夺王位而混战，致使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毕万一族却日益繁荣，并以新地为氏，成为声名显赫的魏氏。毕万的儿子名武，号魏武子，他一直忠心于亡命公子——重耳。重耳避祸逃亡，魏武子义无反顾地一直跟随在他身边。后来重耳终于在秦国等诸侯的支持下归国继承大位，便是晋文公。魏武子因功再封于魏地，位列大夫，显赫一时。

　　到魏武子之玄孙魏献子的时候，魏氏：已与当时晋国的智、赵、韩、中行、范氏并称“六卿”，把持了晋国大权。魏献子之孙魏桓子与赵、韩两家完成了“三家分晋”。公元前 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这便是战国七雄中的魏、赵、韩三家。

　　魏氏立国，毕氏家族自然受益最大，毕万家族的长卿一支受封于冯城，居地即今河南省荥阳县东部。于是长卿及其后代因城为氏，逐步放弃了毕、魏之姓而改姓冯，史称这支冯氏为冯氏正宗，即河南冯氏。

冯姓的由来

　　二、出自归姓，为冯简子之后。

　　据《世本》记载，春秋时郑国有大夫冯简子，因封邑在冯而得氏，其后子孙以冯为氏。春秋时期除毕公高一脉冯姓外，郑国也是冯姓的一个重要发祥地。据《世本》所载，郑国著名大夫筒子，以善断而名闻诸侯。他在任期间，郑国与周边诸侯的纵横往来、攻战联盟等大事，郑国君主都要向他咨询。筒子广纳贤士，集思广益，其判惭、决策无一不精当，深得郑君赏识。为褒奖筒子的政绩与贡献，郑国君以冯邑封筒子，筒子入居冯邑后，遂号冯筒子。而他的封地冯邑，正是后来并入魏国的冯城。因此，长卿受封冯城之前，冯筒子的后代便早巳在此生活多年，只因筒子的名位远不及毕万及其后裔，所以被忽略或有意淡化了。

　　因此，源于河南的冯氏应由两部分组成，即先期的冯筒子及其后裔和后来居上的毕魏世家。他们都可以称为冯姓之源或冯氏正宗。而且从冯姓产生的过程来看，姬、毕、魏、冯在一定程度上讲“三千年前是一家”。

冯姓的由来

迁徙分布

冯姓变迁

　　战国末期的大将冯亭，任韩国上党守，入赵国，拒秦战死，其宗族分散，有的留在上党潞县（今山西潞城东北），有的留在赵（今河北境），并发展繁衍下去。其后裔有许多为将相，如秦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劫等。

　　此外，先秦时期，冯氏已有徙居今山东者；而三国以前，冯氏还有迁至今四川及湖北者，河南冯氏则分布于今内黄、宝丰、焦作、南阳、安阳等地，其中潮阳为当时的大族；到了东晋末，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的冯氏又有徙居和龙（今辽宁朝阳）者。

　　到了汉唐时期，冯氏繁衍的很快，从原来的发源地陕西，发展到了现今河南、河北、山西及福建等地。冯姓的宗族较多，唐代的《元和姓纂》说，冯氏出颍川（郡治今河南许昌）者，是东汉征西大将军冯异的后代；出上党（今山西长治）者，是西汉左将军冯奉世的后代；出长乐信都者，是汉代宜都侯冯参的后代；出京兆（今陕西西安）者，是燕王冯弘的后代；出弘农（今河南灵宝）者，是冯弘之孙冯宁的后代；出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者，是唐监察御史冯师古的后代。

　　唐末黄巢起义时，中原冯氏有一支避乱南迁至福建宁化石壁，到宋代分成上杭、漳州、武平等支脉，至宋末元初，上杭冯氏有的又南迁至广东。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广东、福建的冯氏有数支移居台湾，此后，有的又远迁到海外。

冯姓迁徙史

　　春秋战国时期

　　向南，先进入了楚地(今湖南、湖北)。楚怀王时期(战国后期)冯氏子弟中有一名叫冯郝的，官至楚大夫，是楚国的重臣。一次，宋国内乱，其相惠施投奔了楚王，楚王打算庇护他，冯郝坚决反对。楚王为不伤害双方而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表示同意冯郝的意见，另一方面却暗自给惠施以封地。冯郝知详情后，愤而离去。抛开冯郝的命运不论，冯郝当是楚地冯姓留史第二人。

　　向西，进入了陕西关中等地。神话传说中有一名冯长的人，居于骊山，善观天文之变，精于历算。遗憾的是，冯姓在南方及西部早期开发的业绩缺乏系统记载，只能透过重重迷雾而觅得一鳞半爪。

　　向北，冯氏进入了山西等地。战国中后期，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西)郡守姓冯名亭，为人果敢而有谋。秦昭王四十五年，秦名将白起率大军伐魏，两军对战于野王，野王守备不敌而降。由于上党地区与韩国的联系全系于野王一线，因此，野王的失败就使上党虚悬于外。

　　冯亭与部下及百姓商议后，决意背秦而举地归赵。赵、韩本是唇齿相依、地缘亲近的邻国，赵国一旦接受上党，便自然卷进秦、魏之间的争斗，以赵、魏合力，秦军必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保护上党百姓免遭茶炭。果然不出冯亭所料，赵国在平原君赵胜的大力支持下慨然接受上党，并封冯亭为华阳君，上党军民同仇敌忾以抗秦军，上党终于得以保全。但三年后，秦再派左庶长(秦第十等爵，掌兵权)王龅(h6)进攻上党，上党终被攻克。此间上党冯氏中有两支分别迁往秦与魏，并在秦汉之际大有作为，此为后话。

　　向东，冯氏进入了齐鲁大地，这一支冯氏即来自上文中所说的魏地。他们很快为当地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习染，“冯谨客孟尝君”的千古佳话，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秦王朝统一前后，冯姓在上党地区的一支最为活跃。前文已提及武安君白起伐魏，上党郡守冯亭纳地入赵受封华阳君，从而挫败了白起的东进企图。冯亭的大智大勇，拯救了上党，从此，家族日隆，许多乡里亦归附之，从而形成了冯姓望族。

　　尽管冯亭有勇有谋，但关东六国已是夕阳残照，根本不可能持久抵御强秦的大统一趋势。结果，就在上党献地后不久的“长平之战”中，华阳君冯亭与“纸上谈兵”的主将赵括均战死疆场，而其部赵卒40万除200人被“留报赵”外，统统被屠杀。从此，关东六国对秦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抵抗了。

　　冯亭战死后，其宗族亦分崩离析，大部分北上进入赵国腹地以避战祸，少部分仍留居上党。这一部分留居上党的冯姓人审时度势，看清了六国必然灭亡的趋势，转而”投奔了秦国，并为秦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著名者有官至右丞相的冯去疾，以及军事将领冯毋择、冯劫等。

　　秦汉时期

　　冯去疾是秦始皇的丞相。冯氏一门是秦王朝后期的重要柱石。

　　秦始皇好巡幸各地，经常奔波在外，秦左相李斯平素多跟从始皇出外，留守咸阳都城的却总是右相冯去疾，始皇对去疾的信任与赏识由此可见一斑。而冯毋择、冯劫亦得益于这种信任，都在秦军中担任高级将领。

　　始皇三十七年，嬴政皇帝生平最后一次出巡。像往常一样，李斯、胡亥、赵高从行，去疾留守。不料始皇于沙丘暴卒，宦者赵高胁迫左相李斯发动“沙丘之变”，他们合谋篡改了始皇的传位诏书，废太子扶苏，改立胡亥为新帝。

　　冯去疾等得知真相后，他们冒死向秦二世上书，揭露赵高等奸臣的罪行。结果因进谏失败双双被下狱。在狱中，冯去疾、冯劫拒绝向赵高一伙奸佞屈服，为保持清白的名节，二人先后在狱中自杀。一代贤相、骁将就这样为自己的生命历程写完最后浓重而悲壮的一笔。与这二人所不同的是，同时被下狱的左相李斯则暴露了其软弱、自私的本性，他被赵高等人百般戏弄、凌辱后腰斩于市井。

　　冯去疾、冯劫被下狱不久，冯毋择率其他子孙隐姓埋名，潜逃他乡，下落不明，关中冯氏亦随之逃散殆尽。

　　伴随此起彼伏的秦末战争的大规模爆发，不可一世的秦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而上党冯氏入关的一脉，也随之销声匿迹。

　　汉承秦制，天下甫定。冯姓经此番劫难，可谓元气大伤。在秦末战争、楚汉战争乃至汉初“无为而治”的一系列大变动中，史册中寻找不到冯姓的任何丰功伟绩。也许，这一段历史的沉默正孕育着冯姓的再度辉煌。

　　汉代，冯姓姓氏的基本材料才得到最初步的整理，现今人们所接触的有关冯姓早期发展的资料，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成文、定性，并载入史册的。另一方面，这一历史时期冯姓“代有才俊”的良好族运也为这种整理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素材。可以说，汉代是冯姓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阶段性总结。

　　汉代冯姓发展的显著标志是冯姓郡望的逐步形成。两汉时期冯姓的分布基本上覆盖了当时华夏大地的所有重要区域，并且在一些地区，由于冯姓豪杰名士的大量涌现，形成了以冯姓为主体的聚族性居地。

　　汉代冯姓辉煌之发端者为安陵冯氏，其代表人物首推冯唐。

　　汉兴置国，出于安全及施政考虑，实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政策：一方面为了充实关中人口，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六国宗室及大族豪门坐霸一方。汉廷访得代北冯氏为豪杰之后，于是特迁其大部再入关中，定居安陵。冯唐，正是生长于代北而后迁入安陵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冯姓早期主要繁衍于今河南、陕西、河北、山西等地，晋末“永嘉之乱”时开始大举南迁，先后迁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地。

　　北周至隋统一前后，仍是国家由混乱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是人口迁移-频繁，各姓族活动区域扩大的时期。以冯氏：著名郡望之一——弘农而言，西魏之宁州刺史冯宁被认为是弘农郡的开山之祖。早在西汉时代，冯扬便以“万石君”而名噪弘农，冯扬家人丁兴旺，有子八人，至冯勤一脉尤为荣宠。因此，在冯宁之前，弘农冯氏已有人活跃在此地，可以认为魏地冯氏是弘农早期冯姓的直接起源。当西魏的冯宁刺史兴起之时，弘农冯氏已经完成其郡望的形成。

　　隋唐以来

　　至隋唐，已有南迁至福建省境的。在这一不断繁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支派，大致有：出自山西上党冯氏，为战国赵华阳君冯亭后裔；出自河南颍川的冯氏，为东汉大将军冯异的后裔；杜陵冯氏系西汉左将军冯奉世后裔；长乐冯氏为宜都侯冯参后裔；京兆冯氏为燕王冯宏的后裔；弘农冯氏为西魏宁州刺史冯宁后裔；河间冯氏为唐监察史冯师古的后裔。

　　唐宋时期，冯氏先后又有两次大举南迁，使冯氏分居于我国江南广大地区，明、清之际遍及全国各地。另据有关史料记载，山西代州冯氏始迁祖为明初冯有才第五代孙隆奄，今河南西平县冯氏，是明朝开国功臣，郢国公冯国用的后代，系明初迁入，至今已传二十四代，五百八十余年。

冯姓英才

　　战国时的冯驩，为齐国孟尝君田文门下食客，曾替田文到封邑收取债息，把不能还息的债券烧掉，替田文收买民心。

　　西汉有冯奉世，上党潞县人，宣帝时曾率兵击破莎车，后为左将军，封关内侯。

　　东汉人冯异，被刘秀封为阳夏侯，任征西大将军；京兆杜陵人冯衍，为辞赋家；

　　十六国时，长乐信都人冯跋，乘后燕内乱，推翻慕容熙的统治，建立地方政权，国号燕，史称北燕，历时27年，于436年被北魏所灭。

　　五代时的冯道，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历事五姓的人物。

　　南唐著名词人冯延巳，任中主（李璟）时的宰相。北宋有大臣冯京，仁宗时是知开封府，神宗时进参知政事。

　　元代有散曲家冯子振。

　　明代有散曲家冯惟敏，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

　　清代有诗人冯班，清末有爱国名将冯子材，于70岁高龄时，大败法军于镇南关，为当时受外国列强欺压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番。

　　太平天国***之一的冯云山，

　　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冯玉祥、民族女英雄冯婉贞等，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冯铿，又名岭梅，广东潮州人。出身于贫穷的教师家庭。1926年毕业于汕头左联中学，在乡间小学任教。1929年春到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国***，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30年加入“左联”，并于同年5月与柔石等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初与柔石、胡也频、李求实、白莽等人同时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狱中。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州）人。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 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著名当代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抢救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冯巩，出生于1957年11月26日，天津市人，冯国璋曾孙，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自幼喜爱文学艺术，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演员，文艺一级，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

　　冯如：广东省恩平人。又名自如，号鼎三。我国第一个飞行家和飞机设计师。早年在美国三藩市（旧金山）当杂工谋生，后转往纽约工厂工作，业余钻研机械学，数年后自行制造抽水机、无线电报机。在日俄战争中，深感飞机之厉害，自此决心献身于航空事业，以报祖国。在三藩市集资创办飞机制造公司。1909年自制收音机试飞成功。广州光复时，被任为陆军飞机长。后在举行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遇难。1985年在恩平县牛江本乡建冯如纪念亭、冯如中学以纪念。

冯氏家谱

　　江苏：

　　冯氏族谱八卷、京口冯氏族谱一卷、锡山冯氏宗谱二十四卷、澄江冯氏宗谱十卷、冯氏家谱一卷

　　浙江：

　　赫山冯氏家谱二十二卷、大易冯氏谱不分卷、慈溪冯氏支谱不分卷、桐乡冯氏族谱不分卷、冯氏宗谱一卷

　　安徽：

　　冯川冯氏宗谱八卷

　　湖北：

　　冯氏宗谱一卷、冯氏宗谱、冯氏续修支谱八卷、冯氏宗谱二十一卷首一卷、冯氏四修族谱十四卷首一卷

　　广东：

　　冯氏家谱不分卷、冯氏本房世谱不分卷、冯氏族谱不分卷、南埠冯氏族谱一卷

　　湖南：

　　长沙冯氏四山家谱二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湘潭冯氏三修族谱、中湘石潭冯氏五修族谱三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山田冯氏族谱十卷首一卷

冯长卿。

多家史料、家谱、书籍认为，冯长卿是冯姓开族之祖。公元前1075年-前1068年，周文王姬昌的第十五子姬高，随周武王姬发讨伐纣王。纣王众叛亲离，自焚于鹿台。

《周本纪》中，记载周武王凯旋的情形说，随同武王同乘一辆车的有3人：“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这里的毕公，就是姬高。由此可见，姬高的功劳和地位，都是很显赫的。

周王朝建立后，封赏功臣。姬高受封于毕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部)，他也称为毕公高。毕公高及其后裔，此后就以毕地为中心繁衍生息，逐渐因地为氏，号毕氏。随着分封制引起的不断分化，毕氏与周宗室慢慢疏远而成为独立的一支。

毕氏封地中，有一个地方叫冯邑，不排除毕氏中有部分成员“以邑为姓”而改姓冯。但在那个时候，冯姓并不明确，毕氏仍是这一支姬姓后裔的主姓。毕氏以魏地为氏。

大约400年后的公元前661年，毕公高的第十五世孙毕万投奔晋国，成为晋献公的重臣。当时晋国宫廷内部正围绕继承权展开激烈斗争，晋献公为转移矛盾，积极对外征伐。晋献公将全国军队分为两部分，他率上军，太子申生统下军。毕万被封右将军，随晋献公征战。

晋军所向披靡，接连吞并了霍、魏、狄国。后来论功行赏，毕万受封于魏地。毕万受封11年后，晋献公死去，久已存在的宫廷矛盾终于爆发。4位公子为争夺王位而混战，导致国力损耗，元气大伤。毕万一族却日益繁荣，并以新地为氏，成为声名显赫的魏氏。

毕万的儿子名武，人称魏武子，他一直忠心于亡命公子重耳，是重耳身边5位贤士之一。重耳避祸逃亡，魏武子义无反顾地一直跟随在身边。后来重耳在秦国等诸侯的支持下归国继承大位，史称晋文公。魏武子因功再封于魏地，位列大夫，显赫一时。因城为氏称冯氏

到魏武子玄孙魏献子时，魏氏已与当时晋国的智、赵、韩、中行、范氏并称为“六卿”，把持了晋国的大权。公元前452年，魏献子后裔魏桓子与赵襄子、韩康子等共杀帮助晋悼公复兴霸业的大功臣知伯。公元前 401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3家为诸侯。

公元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晋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晋侯联合灭掉晋侯，三分其地，完成了“三家分晋”。此时已进入战国中期，这就是战国七雄中的魏、赵、韩三国。魏武侯死后，儿子魏惠王即位，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

毕万的第十一世孙、魏桓子之孙魏斯，于公元前446年继位，是为魏文侯，其子长卿受封于冯城(居地在今天河南省荥阳县东部)。长卿及其后代因城为氏，逐渐放弃了毕、魏之姓而姓冯，尊长卿为始祖，尊毕万为鼻祖，尊毕公高为远祖。

扩展资料

袁义达、邱家儒主编的《中国四百大姓》中，对“冯”的解释是：“冯，马疾行也，其本义是奔马马蹄踏地有力的声音。”

在甲骨文中，冯字的左边是“仌(bīng)”。“仌”是“冰”的古体字，像水凝冻的形状，后来字形就演变成了“冫”。

远古时期，北方沿河地区生活着一支牧马的氏族，他们以马和冰为氏族的原始图腾，后来作为氏族名称和族徽。这支氏族长期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冯”，筑起围墙修建了房屋的地方叫做“冯邑”，最终建立了冯国，出现了冯姓。

-冯姓

人民网-冯姓是典型的贵族后裔：血统显赫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