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第二十六世孙崔海斌介绍 大屋基崔氏源流 “言不根经史，谓之梦浪，人不识本源，谓之浮生”。我崔氏之人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崔氏子孙值得了解和思考的问题。下面，我就我们大屋基崔氏的源流及家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给大家作个简要的介绍，使大家有个初步的了解。 第一个方面：崔氏的源流。——也就是崔家是怎样起源、怎样流传到现在的。 这个问题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崔氏先祖 崔氏出自姜姓，即姜姓神农氏（炎帝）之后。 相传，炎帝神农氏，名“石年”，（大约生于公元前3216年，农历辛未年4月26日）为少典与任姒之子，因居于姜水（渨水支流）之滨而得姜姓。其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共工之从（堂）孙伯夷，因辅佐大禹（共工和伯夷爷孙二人，从尧至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经吕侯壤、吕侯发衍、远、我食、孙藏、伯陵到西周初年的吕尚——即姜尚，姜子牙。 姜子牙，殷王庚丁8年(己酉年8月初3,即公元前1211年农历8月初3)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一带，因辅佐周武王灭商建周有功，受封于齐，立齐国（诸侯国），称齐太公，卒于周康王6年(戊辰年,亦即公元前1072年),寿139岁。其陵冢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文王陵1公里。妻：申姜。 齐太公姜子牙有嫡、庶子共13名：丁、任、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太公传位于嫡长子姜伋（齐丁公）。 少典、神农（炎帝）、共工、伯夷、姜子牙、姜伋等均是崔氏的先祖。姜子牙是炎帝第54代孙。 第二部分：崔姓来源 齐太公姜子牙传位于齐丁公姜伋，丁公嫡子（正妻之子）姜季子本应继承齐国国君之位，但他却让位于丁公庶子（丁公之妾所生之子，季子之兄）叔乙。叔乙划了一片叫“崔”的地方（后有“崔氏城”，即今山东章丘市黄河乡土城村）给季子，作为其食采（采收食物）之地，后来季子就以崔地为姓，得姓后，所生之子穆伯即不再姓姜，而姓“崔”。 姜季子是我崔姓一世祖，崔穆伯是我崔姓第一人。 第三部分：崔氏世系 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野8世孙夭，夭生崔杼（齐国正卿）杼生明，明生良。良15世孙崔意如（秦大夫，封东莱侯）生（伯）崔业、（仲）崔牟。 崔 牟为汉汶阳侯，始居博陵（今河北涿县安平），于博陵生融。融生石，石生崔廓（一作崔广），字少通（商山四皓之皎皎者）。廓生寂，寂生钦，钦生朝，（汉侍御史），朝生舒（汉四郡太守）。舒生篆（郡文学），篆生毅，毅生骃，骃生寔（字子真，后汉尚书）。寔生皓，皓生质，质生赞，赞生洪，红生廓，廓生遄，遄生懿，懿生琨，琨生经，经生辨，辨生崔楷（北魏殷州刺史）。后有崔元喡，唐中宗封为博陵王。至宋绍兴时，崔世明迁粤省广州，其子崔与之累官四川，安抚制置（四川安抚使），使后封南海郡公（广东经略安抚使）。遂移子于江南，晚年又移子于闽省（福建）。与之玄孙崔唐臣（宋末隐士），其孙崔或为元世祖刑部尚书。至元顺帝12年（公元1334），世宗公诞生，又经承祖、德义、旺元至成章公。明正统3年（1439），成章公父子四人移居广东。 以福建世宗公为始祖，6世缙孙、7世富公、8世华忠、9世琳公、10世孟正、11世庆公、12世元举、13世时信、14世盛公、15世斯显、16世奕荣、17世子裕公（我大屋基崔氏入川始祖，1681年9月21日生于广东龙川县，1785年殁于四川威远大屋基）于康熙戊戌年（1718）入川，创业资威，生成昆、成仑、成灵、成康四子。至今已290年，繁衍了13代后人（从世忠公算起为第28代）。 另外在此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我7世祖富公娶了两房妻室，大房扬氏生8氏时忠公、荣忠公、华忠公，二房廖氏生8氏信忠公。信忠公之后：9世珍公、10世孟举、11世曰昆、12世元升、13世金公。 金公之子：14世奇相、奇卿、奇爵、奇轮、奇择。 其中： 奇相之后，15世斯琳、16世奕泮入蜀后住（现青山村）高屋基； 奇爵之后，15世斯玑，携16世奕广、奕东、奕亮、奕勋、奕尤5子于雍正丁未（1727）年入蜀，后立祠堂于本村蓝沟，现已繁衍到第27代。 此外，本村糯米长老屋基（崔慈方大房子）、资中城西周家碥和四眼桥、朱家坝崔氏，都是我华忠公之后裔。 也就是说，我们大屋基和糯米厂、周家碥、四眼桥、朱家坝以及蓝沟、高屋基崔氏，都是一脉相承的一家人。 以上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崔氏家风——也就是我们崔氏家族为人处世的作风、风气问题。 家风，乃一个家庭、家族之风气。家风好坏，关乎一个家庭、家族之成败兴衰。大屋基崔氏家风严谨、纯朴、进取、向上，影响和造就了十数代族人，并在本地形成了纯朴、忠厚、斯文、善良的优秀民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从民国二年（1913）重修之《大屋基崔氏族谱》和大屋基崔氏历代族人处事风格中不难看出，崔氏家风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团结互助。团结互助之精神，在《大屋基崔氏族谱》中体现突出。如《崔氏族约家规》第六条：“合族子弟，无职年少者，务期族董等暨总首，于春祭时斥令其父兄，使习士农工商，视其才职量人施行，如家贫年壮，能农能商无本者，该族董等协总首提议，筹给资本，方能各有职业，得谋衣食，使其族无游人，自然一族富强”。第七条：“矜恤鳏寡孤独，穷而无靠者，当春祭时族董等协总首，务集众族提议，原量周恤，作一本万殊亲爱之意，免至呼号无处，贻笑他人”。第十四条又说：“愚朴子弟出外，勿论大小事件，有理被人欺压者，向凭族董等，必要挺身出头，或凭理，或兴讼，务欺争至极处，将理拿回，以免愚朴出外被人欺压”。此等，无一不体现出该氏族团结互助之精神。 崔氏家谱、族谱，寻根问祖 2、勤奋节俭。《崔氏族约家规》第十二条规定：“族内倘有不肖子弟，好吃懒做，不顾父母之养者，被父兄来祠报告，该族董等，不得徇情，按照家规，满杖八十，以戒下次。如果执拗不改，仍蹈前愆，着凭三族，送官首究，剔出萌芽，免生忤逆”。第五条：“用财本生人之常，但要处置合宜。当加厚于所亲，虽千金不为妄；费浪用于无益，即一钱已属浮奢。是以丰俭贵适其宜也”。第八条：“令习勤俭。勤能成事，俭可积锱。训导子弟习勤习俭，则士可发贵，农工商贾皆能发富矣”。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族人勤奋节俭之家风。 3、斯文重才。重视文化、重视任才，在历代崔氏族人中蔚然成风。且不说历史上其出过多少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和英雄豪杰，仅《崔氏族约家规》即可充分证明。如第三条：“培植人才。凡族中生有英俊聪明子弟，家极贫无力读书者，该族董等协总首，筹给历年膏火，或尝会给款，或承首募化合族给出，以便家寒子弟造成人才，始可光前裕后一族生辉”。第四条：“鼓励人才。凡族中子弟住高等小学堂，执毕业凭照，备办三牲入祠祀祖者，无论贫富，赏花红一堂，奖给钱八钏；住中学堂及初级师范学堂并陆军小学堂，各执毕业凭照，备办三牲入祠祀祖者，无论贫富，均赏花红一堂，奖给钱十二钏；住高等学堂及法政学堂并通省中央师范学堂，各执毕业凭照，备办三牲入祠祀祖者，无论贫富，均赏花红一堂，奖给钱十六钏；住京师大学堂，执毕业凭照备办三牲入祠祀祖者，无论贫富，赏花红一堂，奖给钱二十钏。奖给虽微，以资鼓励我族广出人才之意耳”。由此，可见崔氏斯文重才之一斑。 4、礼孝守法。礼义孝道、遵章守法是崔氏家风中又一特点。《崔氏族约家规》第一条云：“合族必要讲求尊卑、上下秩序为宗旨。如有以下犯上、以卑慢尊、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等事，报告祠会，该族董等，问清实情，严执家法秉公处治，不得畏势徇情，方服众意，而息讼端”。此间含礼义；第二条规定：“孝顺一则。父母养育，恩德深似海，大如天，杀身难报。为子者，必遵孝经所云：居则致其安，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能尽此五者，方报十万一耳”。第十三条：“族内如出忤逆子弟，不畏王法，胆与父母斗殴，或与胞伯叔斗殴，有伤有证，一经报告，该族董等，凭集三族，立予杖毙，免出巨案，以正人伦，而敦风化”。此为倡孝道；第九条强调：“严禁嫖赌。嫖则损精耗神，夭寿之由来也。赌则贪耍，弃职倾破之由来也。不嫖不赌，即弱添寿，算贫足衣食”。第十条：“洋烟一则，朝廷之禁严矣，父母之戒密矣。吸之不甘不芳不暖不饱，且耗时费事，颓志伤躯。有瘾者述宜戒净，无瘾者谨守莫尝，免受朝廷法律，以贻父母欢心”。十一条：“如有子弟不遵庭训，在外妄作非为，或窃或盗，事小者，该族董等严执家法，杖责四十，以戒下次。如犯事大者，自行捆送地方官处治 ”此为守法纪。 如此这般，无不体现出崔氏遵章守纪之优良家风。希望我们崔氏门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继续保持和发扬崔家的优良传统和风气，为强国兴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前面说了我们崔氏族人“从何而来”，处世怎样，下面想以本人2007年5月撰写的一篇《大屋基崔氏祠堂赋》，表述一下我们该怎样承前启后，世世代代发展繁衍下去。 《赋》是这样写的： 威邑北隅，资南偏西，地灵人杰之乡，山青水秀之地，崔氏宗祠大屋基气势恢宏，参天大树古花兰世人称奇；田连阡陌，堪称米粮之仓，土产万物，实为生息宝地。自古出贤良，仁义满乡里。 回首悠悠岁月，追忆历历先驱：一七一八，我祖裕公入川来，创业资威，历尽艰辛务农经商展宏图；一八三0，先辈立祠大屋基，子孙昌盛，人财两发强国兴家留美名。 世事沧桑，秋去春来历经二百九十载寒暑；斗转星移，花谢花开香传一十三四代后人。士农工商百业兴，我崔氏生生不息，撑起华夏一片天地；文武才俊千般秀，吾族中贤能辈出，孕育国家无数栋梁。 国泰民安之世，民族腾飞之时。百舸争流，崔氏子孙且发扬祖先优良传统，为国为家作贡献；千帆竞渡，族内子弟须振奋我辈创业精神，为党为民立功劳！ 历史滚滚向前，光阴漫漫无穷。任重道远，人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再接再厉创佳绩；承前启后，代代亲善和睦携手并肩同德同心成大业。 功赫赫，耀我崔氏门庭；名鼎鼎，报吾祖宗先烈！ 谢谢大家！ 不当之处，请各位宗亲批评指正。 崔海斌： 二00八年二月十八日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山东地区的门阀士族中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可以称得上是头号门阀。

王氏家族自东汉青州刺史王仁算起，可以分为两大系：一是王仁孙王祥、王览一系，二是王览的从祖兄王雄一系。

王祥曾担任曹魏太尉，西晋时任太保，他有五个儿子：夏、烈、芬早年死去，王肇为晋始平太守，王馥为晋上洛太守。王览在晋为官至宗正卿，他有六个儿子：王裁在晋为官至抚军长史，王基在晋为官至治书侍御史，王会在晋为官至侍御史，王正在晋为官至尚书郎，王彦在晋为官至中护军，王琛在晋为官至国子祭酒。王览的孙子们南渡后，势力发展很快，迅速成为东晋首姓，其影响极大。

王裁之子王导一支，从东晋开国王导任宰相之位起，其子孙们大多在东晋南朝为官，成为王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王导有六个儿子：长子王悦在东晋为官至中书侍郎，无子。次子王恬在东晋为官至中军将军，其子王混为东晋太常卿。王混有二子：王碬在东晋为官至左户尚书，王诞在东晋为官至吴国内史。王碬有二子：王恢在宋为官至游击将军，王偃在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偃有四个儿子：其中王藻在宋为官至东阳太守，王懋在宋为官至光禄大夫，王攸在宋为官至太宰中郎。王懋之子王莹在齐为官至中领军。归梁后任尚书令。

王导的第三个儿子王劭在东晋为官至车骑将军，王劭之子王默在东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邵之子王穆在东晋为官至临海太守，邵之子王谧在东晋为官至司徒。王默之子王惠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王穆之子王智在宋为官至晋陵太守，王穆之子僧朗在宋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谧之子王球在宋为官至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僧朗之子王或在宋为官至中书监，僧朗之子王楷在宋为官至太中大夫，僧朗之子王粹在宋为官至黄门侍郎。王或之子王绚在宋为官至秘书丞，王或之子王绩在宋为官至黄门郎，归齐后任太常，王彧之子王约在梁为官至左户尚书。王缋之子王隽在齐为官至建安太守，王隽之子王克在梁为官至尚书仆射，归陈后任尚书右仆射。王粹之子王奂在齐为官至尚书左仆射，王粹之子王份在梁为官到左光禄大夫。王奂之子王融在齐为官至太子中庶子，奂之子琛在齐为官至司徒从事中郎，奂之子肃投靠北魏为官至尚书令，奂之子秉投奔北魏为官至幽州刺史。王融之子王诵投奔北魏为官至幽州刺史，融之子王衍投奔北魏为官至太常卿。王琛之子王翊投奔北魏为官至齐州刺史。王肃之子王绍在北魏为官至中书侍郎，王肃之子王理在北魏为官至著作佐郎。王诵之子孝康在北魏为官至尚书郎中，王诵之子隽康在北齐为官至文襄王中外府祭酒。王翊之子王渊在北齐为官至仪同开府记室参军。王份之子王琳在梁为官至司徒左长史，王份之子王铨在梁为官至丹阳尹、卫尉卿，王锡在梁为官至吏部郎中，王佥在梁为官至太子中庶子，王通在梁为官至左光禄大夫，王励在梁为官至中书令，归陈后任司空，王质在梁为官至侍中，归陈后任都官尚书，王固在陈为官至中书令。

王导第四子王洽在东晋为官至中领军。王洽之子王殉在东晋为官至司徒。王殉之子王弘在宋为官至太保，王弘之子王钖在宋为官至太子左卫率。王钖之子僧衍在齐为官至侍中。

王导第五子王协在东晋为官至抚军参军，无子。王导第六子王荟在东晋为官至会稽内史，王荟之子王廞在东晋为官至司徒左长史。王廞之子王华在宋为官至右将军，王华之子定侯在宋为官至左卫将军。

王览的其他几支后裔，也大都在朝为官，也不乏有影响的人物。王览的次子王基有二子：王含在晋为官至光禄勋，王敦在东晋为官至大将军。王含子王瑜在晋为官至散骑常侍，王应在东晋为官至武卫将军。王览第三子王会有二子：王舒在东晋为官至东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王邃在东晋为官至平西将军。王舒之子宴之在东晋为官至护军参军，舒之子王允在东晋为官至卫将军。王览第六子王琛有二子：王棱在东晋为官至豫章太守，王侃在东晋为官至吴国内史。

王览第三子王正一支，其地位与影响也很大，仅次于长子王裁。王正有三子：王旷在东晋为官至淮南太守，王廙在东晋为官至平南将军，王彬在东晋为官至尚书右仆射，这三人分别形成了三个分支。第一支为旷，旷之子羲之在东晋为官至右军将军，羲之子凝之在东晋为官至左将军，肃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郎，徽之在东晋为官至黄门侍郎，操之在东晋为官至秘书监，献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令。徽之子桢之在东晋为官至侍中。献之子靖之在宋为官至司徒左长史，靖之子悦之在宋为官至御史中丞。第二分支为次子王廙，廙之子颐之在东晋为官至东海内史，廙子胡之在东晋为官至丹阳尹，廙子耆之在东晋为官至中书郎，廙子羡之在东晋为官至镇军椽。胡之子茂之在东晋为官至晋陵太守，和之在东晋为官至永嘉太守。茂之子裕之在宋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裕之子恢之在宋为官至新安太守，瓒之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升之在宋为官至都官尚书。瓒之子秀之在齐为官至吴兴太守，秀之子峻在梁为官至吏部尚书。升之子延之在齐为官至尚书左仆射，延之子纶在齐为官至都官尚书。耆之子随之在东晋为官至上虞令，随之子镇之在宋为官至卫尉，镇之弟弘之在东晋为官至卫军参军。镇之子标之在宋为官至安复令。弘之子罗云在宋为官至平西长史，罗云之子思远在齐为官至侍中。罗云弟昙生在宋为官至吏部尚书，昙生弟普曜在宋为官至秘书监，普曜之子晏在齐为官至骠骑大将军，晏之子德元在齐为官至车骑长史，晏之弟诩在齐为官至少府卿。羡之子伟之在东晋为官至琅邪国郎中令，伟之子韶之在宋为官至祠部尚书，韶之子晔在宋为官至临贺太守。第三分支为彬，彬之子彭之在东晋为官至光禄大夫。彪之子越之在东晋为官至抚军参军，临之在东晋为官至东阳太守。临之子纳之在宋为官至御史中丞，瑰之在宋为官至司空参军。纳之子准之在宋为官至丹阳尹，瑰之子逡之在宋为官至吴令，归齐后任光禄大夫，逡之从弟珪之在齐为官至长水校尉。准之子舆之在宋为官至征虏将军主簿，珪之子颢在齐为官至中军参军。舆之子进之在梁为官至左卫将军，进之子清在梁为官至安南将军，清之子猛在陈为官至镇南大将军，猛之子缮归隋后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普州刺史。翘之子望之，望之子泰之都没做官，泰之子元弘在宋为官至平固令，元弘之子素也没有做官。

同其他豪门家族一样，王氏家族也是通过与皇家及其他门阀士族的不断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据记载，自东晋到南朝间，王氏家族曾先后出过8个皇后，她们是：王献之女是东晋安帝皇后，王偃女是宋孝武帝皇后，王僧朗女为宋明帝皇后，王慈女为齐海陵王妃，王俭女为齐和帝皇后，王骞女为梁简文帝皇后，王佥女为梁敬帝皇后，王固女为陈废帝皇后。另外，王氏家族中，尚各朝皇室公主的也有20人以上。王氏家族和陈郡谢氏家族多次联姻，王凝之、王珉、王询曾分别娶谢栾、谢安、谢万兄弟三人之女为妻。王氏家族还与兰陵萧氏、泰山羊氏、高平郗氏、谯国桓氏、陈郡袁氏等建有婚姻关系。

从总的发展状况来看，王氏家族在两晋时期当属鼎盛时期，特别是在东晋时最为突出。当时不仅拥有王导那样的大政治家，而且他的子孙们也多为朝中要员，从而使王氏家族在政治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氏家族在经济上还通过求田问舍，发展庄园，成为江南侨姓士族中实力最强的大姓之一。在文化上也负有盛名，出现了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和王献之，他们的书法艺术代表了东晋南朝时期的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

虽然王氏家族在两晋时期是门第显赫的著姓，他们世代为官，但由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他们也免不了屡遭打击，几经沉浮，甚至沦落衰败。他们有的被起义军杀死，有的因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死伤。到南朝时期，王氏家族尽管仍然还有做官之人，但其地位和影响力都大不如从前了，尽管王氏家族也曾设法维护门阀制度，但也于事无补，到陈亡时，王氏家族的势力已经明显不如两晋时那样威风了。

到了隋唐时期，王氏家族的势力远比清河崔氏、兰陵萧氏为弱。《隋书》列传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员无一人，而在新、旧《唐书》列传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员仅有七人，且都是王贤与王导的后代，其中官至宰相的二人，即武后时宰相王琳，肃宗时宰相王玛。其余五人地位都较低。而在新、旧《五代史》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竟无一人入传，可见当时其势力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据历史考证，兰陵萧氏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兰陵），西晋灭亡后，南迁江南，居住在东晋晋陵郡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东晋政权在当地侨置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以后这一地区便被称为南兰陵，因此萧氏也被称为南兰陵人。

东晋时期，萧氏还是寒门，到了南朝时期逐渐成为豪门，所以说它是后起的新门。刘裕的继母萧氏出自兰陵。自从刘裕执政到刘宋时代，萧氏家族依靠与刘氏的姻亲关系，地位开始上升。但从总的情况来说，在这一时期，萧氏族人多是将军，多因军功显要，才挤入了士族阶层，并不是高门。

刘宋之后，兰陵萧氏连续出了两朝帝王，这才使得萧氏与王、谢、袁等豪族一样成为一等士族。在南朝，出身寒微，却因军功而显达的人有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并不多，至于成为高门、甲族的就更少了，萧氏一族算是唯一的一家。兰陵萧氏南迁后，比较著名的有三支，即萧思话、萧道成、萧衍三支。

萧思话一支：萧思话的祖父萧卓，曾为东晋洮阳令，姑母萧文寿，是刘裕的继母，生长沙景王道怜、临川烈王道规。刘裕称帝后，萧氏为皇太后。萧卓被赠授金紫光禄大夫，封为封阳县侯。萧思话的父亲萧源之继承了萧卓的爵位，被委任为徐、兖二州刺史。萧源之死后，萧思话又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在元嘉年间先后担任过青州刺史、梁南秦二州刺史、雍州刺史、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中书令、丹阳尹等职。萧思话死后，长子惠开承袭其爵位。特别是惠开时，萧氏又强化了与刘氏宗室的姻亲关系，惠开的妹妹嫁给了桂阳王休范，惠开之女嫁给了孝武帝之子。惠开死后，其子睿承袭爵位，到齐朝建立后，其封爵才被削除。

萧道成一支：萧道成高祖萧整曾担任淮阴令，其曾祖父儒曾任即丘令，其祖父乐子曾任辅国将军。其父萧承之，由于受到萧源之的提携，于宋元嘉中期，跟随萧思话平汉中，被提升为龙骧将军，后被任命为南泰山太守。萧道成在宋文帝时先为偏将，后被雍州刺史萧思话任为太军中兵参军。后来又任建康令，并得到少府萧惠开的赏识。宋明帝时，道成任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逐渐掌握了军权。后来数年间，在经历过齐公、齐王后，取宋自立，建立了齐朝，是为齐高帝。萧道成称帝四年后死去，其子萧赜（武帝）即位，武帝嫡长子长懋早死，武帝舍弃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不立，而立长懋之子萧昭业为太孙。萧昭业继立后，大权被受诏辅政的萧鸾（道成之侄）把持，萧鸾后来杀死昭业，另立昭业弟昭文；后又迅速杀死昭文自立，是为明帝。明帝在位五年，杀人甚多。齐高帝19子、武帝23子除萧嶷一支有后人外，其余都被杀尽。明帝死后，其子宝卷即位，仍继续滥杀宗室，最终被梁武帝萧衍攻灭。萧嶷是萧道成的次子，宋武帝时担任太尉大司马等职，永明十年（公元492年）病死。世子萧子廉曾任淮陵太守、太子中会人、前将军。子廉之子元琳，梁代齐后任新淦侯。

萧衍一支：萧衍与萧道成同出于萧整，萧整之子萧辖，为萧衍高祖，曾任济阴太守。萧衍曾祖父副子，任州治中从事。祖父道赐，任南台治书侍御史，父顺之，是齐高帝始族弟，深得信用，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丹阳尹等职。萧衍很有文才，是齐竟陵王子良西邸八友之一，后为官至雍州刺史，掌握着重兵。在齐末混乱中，代齐自立，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侯景攻下台城后，老饿病死。侯景立萧衍第三子萧纲为帝（即简文帝），作为傀儡。后又改立萧衍长孙萧欢之子萧栋为帝。不久，侯景又杀死简文帝萧纲以及他的10多个儿子。梁宗室还有许多人也被杀害。侯景之乱被平定后，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即皇帝位（即梁元帝），定都江陵，但3年后就被西魏政权攻灭。西魏又扶持昭明太子的第三子萧督为梁帝，历史上称其为后梁。此时曾起兵讨伐侯景的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则在建康拥立梁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敬帝），不久又被陈霸先废掉，霸先自立，梁朝灭亡。

从当时情况看，萧衍这一族在皇室内部斗争以及侯景之乱中损失较大，但在陈朝建立后，其大部分留在陈朝，仍为甲族，但没有太知名的人士。

到了隋唐时期，萧氏势力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主要是指萧衍这一支势力。此支中在《隋书》与新、旧《唐书》中入传者达到23人之多，其中4人是萧衍兄弟的后代。其余19人全是萧衍的孙子、后梁皇帝萧詧（cha）的后裔。这19人中有9人为宰相。萧詧的后裔在隋唐时期势力之所以发展强盛，是因为萧詧之孙女为隋炀帝皇后，隋灭后梁后，萧詧子孙有很多人在隋朝为官。到了五代时，萧氏家族的势力明显衰落，其家族成员中入《五代史》之传者仅有二人，即萧顷，他在后梁为官至同平章事；萧顷之子萧源，在后唐为官至秘书监。北宋统一后，兰陵萧氏作为一个士族家族，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 琅琊颜氏起源于曹魏时期的颜斐、颜盛，颜斐曾担任过黄门侍郎、京兆太守，颜盛曾任青、徐二州刺史。兄弟二人在曹魏时期从鲁（今山东曲阜）迁到临沂（今山东临沂）。自此以后琅琊颜氏主要指的是颜盛的后代，颜盛生子给事中颜钦，颜钦生汝阴太守颜默，颜默生颜含。西晋灭亡后，颜含随司马睿渡江，颜氏于是成为随晋元帝渡江的百家“中原冠带”之一。颜含过江前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司马参军，过江后历任东阳太守、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大司农等职。应该说颜氏家族自此时起在士族中开始有了地位。颜含生颜髦，为官至侍中、光禄勋等，髦的弟弟颜谦、颜约同任官至太守。颜髦生颜琳，做官至骑都尉，颜约生颜颐做官至扩军司马。颜琳生颜靖之，做官至宋御史中丞，颜颙生颜延之，为官至宋秘书监、光禄勋。颜靖之生颜腾之，做官至宋巴陵太守，颜延之生颜竣，做官至宋散骑常侍，颜腾之生炳之，炳之生见远，做官至齐御史中丞。见远生颜协，颜协做官为梁湘东王国常侍，又兼记室，颜协生之推、之仪。梁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这场叛乱被平定后，萧绎于江陵称帝（国号仍为梁），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当西魏军攻克江陵后，之推投奔北齐，做官至黄门侍郎；后来归入北周担任御史上士，归隋朝后任太子学士。之仪北周时为官至御正中大夫，归入隋朝后任集州刺史。颜之推有三个儿子：思鲁、愍楚、游秦。颜游秦在唐初历任廉州刺史、郓州刺史。颜思鲁有四子：师古、相时、勤礼、育师。颜师古唐初担任过中书侍郎、秘书少监等职；颜相时曾任谏议大夫、礼部侍郎；颜勤礼曾任弘文、集贤学士。颜勤礼生昭甫，昭甫为官至曹王侍读。昭甫生元孙、惟贞。元孙生春卿、杲卿、曜卿。春卿曾任官蜀尉、偃师丞。杲卿任假常山太守、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安禄山叛乱起，杲卿坚决抗击，结果被安禄山杀害。颜惟贞生真卿，真卿先后担任过侍御史、平原太守，他也坚决抗击安禄山的叛乱，在抗击安禄山失败后，颜真卿西入长安，任御史大夫，后来奉命出使淮西，劝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归顺朝廷未果，结果被李希烈杀死。杲卿生有泉明、季明二子，泉明官至彭州司马，季明被安禄山所杀。颜真卿生有二子。皆为地方官，文宗时颜真卿的曾孙弘式被任命为同州参军。自此以后，颜氏家族再没有显要记载。

总之，自曹魏至唐朝后期的颜氏家族20代中，几乎没有不为官者，所以称颜氏家族是一个士族家族。这个家族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家族成员所任官职不是很高。这个家族中除了第五代颜髦在东晋时曾任侍中外，其他各代大多担任县令、郡守、刺史、舍人、学士、博士、少监、给事中等职，最高也不超过常侍、秘书少监、光禄勋、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这说明这个家族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士族家族，其权力不如清河崔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的势力强。二是这个家族是经学世家。颜氏家族虽然势力不是很大，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这就是掌握了较高的封建文化。例如，颜斐因为有才学而被召为太子洗马；颜钦因为精通《韩诗》、《礼》、《尚书》等经典，使许多学者都追随他的学识；颜含因为精通儒学、礼仪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本州大中正；颜延之因为与以儒学著称的周续之辩难《礼记》出名而受到宋武帝刘裕的赏识，被提拔为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职；颜见远因博学有志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录事参军；颜之推早传家业，满腹才学经文，曾任国左常侍、中书舍人和黄门侍郎等职；颜之仪因为博涉群书，好为辞赋，进入北周后任麟趾殿学士、太子侍读；颜师古更是一代儒学大师，曾任秘书少监；颜相时、颜勤礼也都是以精通儒学而闻名，并都任弘文、崇贤学士职务；颜真卿少勤学业，既擅长博学，又专于辞章，中进士后又擢制科。三是这个家族还是书法世家。例如，颜协精工篆籀（大篆）、飞白；颜勤礼工于篆籀；颜昭甫工于篆籀、草隶；颜元孙因精通历代书法，而被玄宗召去鉴定家中诸家书迹的真伪。再如颜真卿更是著名的书法大师，他早年曾两次辞官去洛阳跟当时的大书法家张旭学习书法，他不仅继承了张氏书法的长处，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书法特点，即楷书气势雄浑、形体敦厚；行书圆熟流畅、刚劲有力。他的书法艺术对当时和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国家选拔官吏专看家世出身，从而导致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他们也成为世袭官僚。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权制度，即“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发端于东汉时期，确立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名望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过大官，名望很高，而且世代相传都做过大官的人，才能被承认入于士族阶层。士族中间也有等级差别，一般说来，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为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如，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后随晋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其他大族虽然也在士流之内，但只能算是下一层了。这些士族特别关心的是，如何永久保持自己优越的门第族望，保持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为了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统，他们特别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只许在同等士族之间联姻，而绝对不允许与庶族地主联姻通婚。另外，通过编撰“家谱”的办法，把士族的世系源流明确地记载下来，以备查考。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还发展了一整套繁琐的礼仪法规，在平时的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士来往。门阀士族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南北朝以后，这一制度日趋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 赵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仅次于陇西李氏。赵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是中国中古时代一个以赵郡（今河北赵县）为郡望的著名士族。赵郡李氏以战国名将李牧为始祖。赵郡郡治在今河北赵县，初后魏时置郡。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秦太傅李玑的次子李牧。李玑是陇西李氏始祖李崇的四弟。李牧是战国时有名的武将，为赵国丞相，封武安君，始居赵郡柏人（今邢台隆尧），为赵郡李氏的始祖。

魏晋南北朝时期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支派繁多，文化鼎盛，官位显赫。在唐朝有17人出任宰相，是仅次于陇西李氏的大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赵郡李氏东南西三房始祖为晋朝的李楷。

赵郡李氏在南北朝官位显赫，在唐朝被列为七姓十家的禁婚家，有多人出任宰相。 清河崔氏家族并非全部南迁，只是崔业的八世孙崔密一支。崔密有二子：长子崔霸，次子崔琰。这一系大致从崔琰发迹，到北魏初年势力很盛。崔霸一支不太兴旺。崔琰，字季珪，曾任曹魏时尚书、中尉。崔琰有二子：崔谅、崔钦。

崔谅曾任晋中书令，谅子崔遇为后赵特进；崔遇之子崔瑜，为黄门郎，崔瑜之子崔逞，曾任前秦齐郡太守、北魏御史中丞等职。崔逞有七子：二子早亡，另外五个儿子中又以崔諲、崔祎、崔颐较为有名。

崔諲在刘宋占据山东时期，曾任青、冀二州刺史。崔祎曾在刘宋为官，北魏占据青、齐后，崔祎之孙相如进入北魏，曾考举冀州秀才。崔颐起初曾任北魏太子洗马，后又升至散骑常侍，再后来又被魏太武帝任命为冀州刺史。

崔钦这一支被称为清河青州房。崔钦之子崔京，崔京之孙崔琼，崔琼之子崔辑。崔琼曾担任慕容垂的车骑属。崔辑时，随慕容氏南迁青州，崔辑曾任刘宋泰山太守。崔辑有二个儿子，长子修之，次子目连，庶子崔道固。崔修之之子元孙曾担任刘宋尚书郎。元孙之子崔亮，少年时丧父，先随母亲房氏投依了叔祖崔道固，北魏平三齐后，又被迁往桑乾。后来得到李冲的赏识，被推荐为中书博士。崔目连之子僧祐，曾担任刘宋辅国将军，后降北魏。他的弟弟僧渊，曾担任北魏南青州刺史。崔道固先在刘宋为官，担任徐、兖二州刺史从事，后又先后担任过冀州刺史、徐州刺史等职。后来降北魏后，担任平齐郡的太守。

天兴二年（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