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盼望中 ，总算是 把“翰林农庄”一日游给盼来了。经过四十多分 钟“漫长”的等待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翰林农庄。

    刚刚排好队 ，老师就带领我们去玩真人CS— — — 野战。小伙伴们按捺住喜悦的心情 ，乖乖地跟在易老师身后 ，像四串糖葫芦。

    来到了野战基地 ，首先是低年级的对战。在教官简单的介绍后 ，他们戴上感应头盔 ，按标准姿势举起狙击枪 ，人员分为红蓝两队 ，一守一攻 ，开始了“激光野战”。

    他们全部躲在战壕里 ，激烈地战斗着。山下的朋友们有的炮灰一个 ，躲在战壕里连大气都不敢出；有的不怕死 ，站起 来“咻— — — 咻”地打；还有的在不断地换战壕 ，总是不满意。而山上的朋友则躲在石砖后面 ，先探出头看一看 ，再蹲下来瞄准好枪 ，突然站起来对准目标“嘭— — — 嘭”地打 ，打完后马上蹲下来 ，一副十足的小战士模样。

    就这样 ，他们打了三局战斗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我们换好服装 ，戴起头盔 ，抡起狙击枪 ，准备作战。

    真人CS看似很轻松 ，可真正打起来 ，既要注意四方的敌人 ，还要对敌人进行攻击 ，其实很困难。我们红队的四个人都蹲在石砖后面。我悄悄探起头来一看：嘿 ，这么隐蔽 ，一个都打不着。这时 ，我发现一个人影在树林里穿梭 ，我抡起狙击枪就打。击中了！可正当我得意忘形之际 ，却被敌人狠狠地打了一枪。呀！我赶紧蹲下来 ，准备换个战壕继续做战。

    又是一顿猛打 ，玩了十几分钟 ，战斗结束 ，我的成绩惨不忍睹 ，只歼灭了一个敌人，幸好同队的两个男生成绩不错 ，否则我们的队名就要改为“炮灰队”了。

    虽然女生的成绩不是很乐观 ，但是我们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 ，收获了复苏的快乐！

    作文点评：本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点出主 题“翰林农庄一日游”，首先叙述第一场同学的战斗情况 ，再来描述自己参加战斗的第二场游戏 ，最后结尾虽表现出对自己成绩的不满意 ，但又说明了游玩的快乐。文中第二段的比喻句形象地描述出同学们跟在老师身后的样子 ，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通篇思维联贯 ，表述清晰 ，优美词句使用得当 ，让读者有想去一游的想法。

邵东野战俱乐部

地址：邵东魏家桥大头山翰林农庄

读下面的材料，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

不要论文，最好简练一点！

对“唐宋变革论”质疑之焦点是对唐代社会的认识

1,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 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

2,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A田余庆: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C汪篯:隋末农民战争给予了大族豪强地主经济和部曲佃客制以最后的严重一击

D阎步克:北朝后期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

E吴宗国:唐初以来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负责运转;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任命这与南北朝以前官吏任命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有根本的不同,而与宋代更为接近因此,唐代也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

F张泽咸:唐宋间佃农人身自由问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具有阶段性的变革

G刘子健: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

提问者：lenghongb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共 1 条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杜，1989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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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韩愈》．载《金明馆从稿初编》第296页。

[2]《全唐文》卷236柳冲《请修谱牒表》。

[3]《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5]分别见《全唐文》卷337．卷428。

[6]《全唐文》卷790郑薰《仇士良神道碑》。

[7]《全唐文》卷885徐铉《周公（廷构）墓志铭》。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欧阳氏谱图序》；《嘉佑集》卷13《谱例序》。

[9]《王临川集》卷7《许氏世潜》。参看《宋史》卷299《许元传》。

[10]《史通》卷5《邑里》。

[11]《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

[12]《云麓漫钞》卷3。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13]《新唐书》卷172《杜中立传》。

[14]《册府元龟》卷59《兴教化》。

[15]《旧唐书》卷147《杜悰传》。

[16]《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17]《文苑英华》卷669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18]（宋）张纲《华阳集》卷33《题祖诰》。按《宋史》卷390《张纲传》．纲是两宋之际的人。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辛未。

[20]《宋史》卷377《王庠传》。参看王曾瑜《宋朝的官户》．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通典》卷35《职官·职田公廨田》。

[22]《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23]《唐会要》卷85《籍帐》。

[24]《旧五代虫》卷67《豆卢革传》。

[25]《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26]《五代史补》卷2《僧齐己》，“仅”疑为衍字。

[27]《魏书》卷114《释老志》。

[28]参看《敦煌资料》第1集，第885 388页。

[29]《全唐书》卷761狄中一《桃源观路基界记》。

[30]《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31]《嘉佑集》卷6《田制》。

[32]《东坡奏议》卷2《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

[33]《汉书》卷29《沟洫志》。

[3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03、105页。参看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6期。

[35]《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农田杂录》。

[36]《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46《逃移》。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4《农田杂录》。

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

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总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

650年唐朝统计户380万。705年达到615万户，3714万余口。到了开元盛世740年，户8412871万，口48143609万。安史之乱前一年的754年，户达9069254万，口达52880488万。

安史之乱时期760年户1933174万，其中不课户1174592万，口16990386万，其中不课口14619587万。唐朝后期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数据难以信任。基本上在三、四百万户。

扩展资料：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参考资料：

张景中，董雷，李新民，李敬斋，关爱和。

自古汝南有“负山面淮，控扼颍蔡”之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450年，奠定南北朝对峙局面的刘宋、北魏悬瓠之战。

公元817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活捉吴元济，结束唐末藩镇叛乱；

公元1234年，宋蒙联军灭金之战和1601年，闯王李自成威震中原的汝宁府之战都发生在这里。

汝南因汝水而得名，汝水上游被截之后，蔡州改为汝宁府，而过汝南的汝水又因汝宁府而被称为汝宁河。名城多杰，汝南自古人杰地灵。千百年来，这一方灵土早就了众多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名人贤士。

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说文解字》作者许慎，东汉名扬天下的“鸡黍之会”的张邵，三国时期东吴大将，斩杀关羽的吕蒙，中唐著名才女，毒死叛臣李希烈的巾帼英雄窦桂娘都是汝南人士。明代更是人才辈出，仅万历年间汝南就出了五十一名进士，时有“汝半朝”之称。

汝南还是英杰荟萃之地。蜀主刘备奔汝南领豫州牧，北魏孝文帝率军南征，在汝南会宴群臣。唐朝重臣、大政治家、书法家、爱国老人颜真卿为招降李希烈，被扣于城北龙兴寺，最后壮烈殉国，建国时汝南尚存鲁公庙。宋代欧阳修在蔡州任知州，度过了他最后一个任期，秦观来此写下了《汝水漫记》。苏轼下黄州途经汝南，留下了“淮西功绩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的诗篇。《水经注》称“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经襄城、郾县、西平、上蔡、汝南郡郡治、平舆、新蔡入淮。

从上到下主要支流为滍水、澧水、潕水、瀙水、溱水、澺水。由《水经注》可知，古代汝水是淮河的一条比较大的支流。

今日的南汝河发源于泌阳县，经遂平，上蔡 ，汝南，平舆，正阳，新蔡 ，在班台纳洪河，于洪河口入淮。汝南县城西北以上河段即为古代的瀙水。

溱头河为南汝另一源，本为汝水下游支流，在汝南县城东南注入古汝水 ，因汝水以上源水断，与遂平瀙水成为汝水源头。溱头河古称溱水，《水经注》称“溱水出浮石岭北青衣山，亦谓之青衣水也”。发源于确山与泌阳交界千眼岭，流经确山、汝南两县，全长135千米，流域面积18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竹沟河、渠南十里河、吕岗河、小沙河等。

在上游建有薄山水库，总库容62亿立方米。溱头河在夏屯并入宿鸭湖水库。夏屯以下河段成为宿鸭湖水库泄洪道，于沙口注入古汝河，随汝河入淮。溱头河由于“溱”字生僻，在当今地图及书籍中多称“臻头河”。溱头河在当地俗称沙河，上游称石滚河，下游又称余子河。在清代史料中多称“吴寨河”。

汝南文化灿烂，文物繁多，有文化遗址280多处，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被省政府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平原人工水库——宿鸭湖，碧波万顷，风景如画；有亚洲最大的的寺院——南海禅寺，宝刹雄伟，琳宫璀璨；有天下最小的山——天中山，山不在高，却是天下之最中的标志物，也是中国古代地理中心和校核时间的地方；还是世界著名的爱情传奇梁祝故事的发祥地——梁祝故里，缠绵凄婉，源远流长；更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碑刻。说汝南不能不说天中山。当年，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时，广建圭表测日影以找寻“天下之最中”，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汝河之滨建起古天文观测台——天中山，开创了“中正和谐”文化之先河。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天中山”三个大字，使得“天中山”声名远播，并成为天中文化的传承标志。据旧志记载，有名人墓冢五十八处，寺庙楼阁八十八处，亭阁楼堂九十一处，远近坊表一百一十五座。虽历经沧桑，许多名胜多已不存，但存至今者，依旧见证着历史的荣辱辉煌。耸立在南关的悟颖塔，造型优美，巍峨挺拔；城北三里，有古时“测日影，考分数，标为天下之中”的天中山。山之阴，有颜真卿亲书的天中山石碑。山之阳，有李溯“竹击鹅鸭，以乱军声”的鹅鸭池。

城东区，有唐朝修建的开元寺，城北区有明朝修建的雄伟壮观的大成殿。城近郊，汝水旁，上有相传为西汉名士费长房遇仙处——壶仙观，下有牛皋大战金兵，打金朝名将兀术于马下的遗址——兀术落。城之南隅，有经明，清营建数百年的寺庙群，亚洲最大的寺院——南海禅寺。真是不胜枚举。西汉高帝二年始建汝南郡，郡治在上蔡，这里属平舆、宜春和安城三县所辖。至迟在文帝时，汝南郡已由陈郡析置。

景帝二年，置汝南国，立其子刘非为汝南王。三年，徙刘非为江都王，汝南国除为郡。武帝元朔五年，削淮阳国之期思、弋阳二县属汝南。宣帝元康三年，又得淮阳郡长平县。成帝元延三年，封淳于长为定陵侯，置定陵侯国，属汝南郡。又以新汲县属颍川郡。元延、绥和之际，汝南郡领三十七县：平舆、阳安、阳城、（氵隐）强、富波、女阳、鲖阳、吴房、安成、南顿、朗陵、细阳、宜春、女阴、新蔡、新息、灈阳、期思、慎阳、慎、召陵、弋阳、西平、上蔡、寝、西华、长平、宜禄、项、新郪、归德、新阳、安昌、安阳、博阳、成阳、定陵。郡治在平舆，属豫州刺史部。　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东南部、安徽阜阳一带。

东汉时，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改寝县为固始县；三十年，长平、西华、新阳、扶乐（新置）四县属淮阳国。永平十五年，汝南郡为国，封皇子畅为汝南王。建初四年，国除为郡。顺帝时领三十七县：平舆、新阳、西平、上蔡、南顿、汝阴、汝阳、新息、北宜春、（氵隐）强、灈阳、期思、阳安、项、西华、细阳、安成、吴房、鲖阳、慎阳、慎、新蔡、安阳、富波、宜禄、朗陵、弋阳、召陵、征羌、思善、宋、褒信、原鹿、定颍、固始、山桑、城父。郡治迁至平舆，在今平舆县境北部的射桥村。

建安十八年，曹操析汝南郡之城父及沛郡数县置谯郡。又析汝南郡、江夏郡置弋阳郡。三国魏沿袭前制，汝南城当时是临近郡治的一个大集镇和水陆码头。西晋太康中汝南郡领十五县：新息、南安阳、安成、慎阳、北宜春、朗陵、阳安、上蔡、平舆、灈阳、定颍、南顿、汝阳、吴房、西平。惠帝时分汝南郡置南顿国。永嘉后汝南没入后赵。

到东晋时，迁上蔡县治于此，称悬瓠城。悬瓠，是个象形地名，《水经》云：“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支左别出一支，又屈东转南形若垂瓠，故号悬瓠城。”晋义熙十二年，汝南郡迁至悬瓠城。南北朝时，汝南先属刘宋、南齐。后归北魏、北周。刘宋元嘉末年，豫州（洛阳）为北魏所陷，刘宋侨立司州于此。北魏延兴二年，改悬瓠城为豫州，置汝南郡。北周在此置总管府，于大象二年改为舒州。隋开皇初年废汝南郡，恢复豫州，不久又改豫州为溱州，大业初年又改为蔡州，设汝阳县，恢复平舆县为其所辖，同时废保城县并入汝阳。

唐武德四年复置豫州，代宗年间为避皇帝李豫之讳，又改名为蔡州，设刺史，另置淮西节度使。五代和宋时沿袭前治，因蔡州距当时的宋京都泞梁只有七驿之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在此置淮康军。

金兵陷蔡州，改置镇南军，并建行宫于蔡州幽兰轩，公元1234年金王朝覆灭于此。元至元三十年改蔡州为汝宁府，成为河南行省八府之一。

明沿元制，成祖朱棣封藩四子于此，称崇庄王，在此传11世。

清仍为汝宁府，1913年废府，改为汝南县。

1924年另置河南省第八行政督导专员公署于此。

解放初，曾设汝南专署，1950年建汝南市，1951年市合并于汝南县。

现为汝南县即汝南县城，隶属驻马店地区。

据《汝南县志》记载，鸡黍台位于金铺镇金铺村北，旁有二贤祠，供奉范式、张劭。金铺原名张庄村，东汉时，汝南张庄人张邵为太学生，与山东金乡范式同学，二人友谊甚笃。卒业临别时，范式约明年某年某日去汝登堂拜见张劭母亲。第二年，约定的日子到来时，张劭让母亲做好饭菜等范式，张母以为金乡太远，范式未必能到，张劭认为范式很守信义，一定能到。张母就杀鸡做黍，等待范式到来。到中午，范式果然到了，二人在门外土台上尽欢而别。张母及乡人无不称范式为信士。以后，每次范式来汝，张劭即于土台上置鸡黍来招待他。几年后，张劭患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以不得见范式而憾。出殡时，棺重移不动。已做功曹的范式，梦见好友病故，素马单车前来吊唁，由他执绋，棺柩才埋入土中。后人筑鸡黍台，在张宅建二贤祠，改张庄为金乡铺，以示纪念。

“周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世家。最早源于古代的姬姓，这是炎帝和周人祖先后稷的姓，在中国算是最古老的姓氏了，周时迁至河南汝南。”“从黄帝直到周武王建立周朝，周姓有一个传说中的世家。经过西周一朝的发展，至周平王东迁，其次子烈封于汝坟，成为周姓人所尊奉的周姓始祖。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其中的一个儿子姬烈被封在汝坟，经过十九传，至姬邕时东周被秦所灭。虽然封国已不存在，可是源自周朝血脉世代食周爵禄俸的姬邕家族却在习惯上仍被人称作‘周家’，姬邕索姓也以‘周’为姓，以示纪念，以示不忘本，并代代相传。

邕生秀，秀生仁。这时已到了西汉时代，汉初统治者为了笼络民心，特地封周仁为汝坟侯，赐号正公，绍续周室香火，周汝坟地势卑湿，遂徙地于汝南郡，这支周姓在当地生息繁衍，形成汉唐时期著名的汝南周氏。

据考证，袁氏是虞舜的后裔。西周初，周武王追封先贤后裔，封有虞氏之裔妫满于陈（今河南准阳），建陈国。妫满死后，谥号为陈胡公。他的十一世孙有个叫诸公，字伯媛。伯媛的孙子涛涂，以祖宗字媛命氏。春秋时，媛氏世袭陈国上卿。当时媛、辕通用，故媛涛涂又写作“辕涛涂”。至西汉初，辕氏后裔政将“辕”字的“车”旁去掉，邕以袁为氏。唐宋时期的姓氏书名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对此均有详细记载。

据《汝宁府县志》载，汝南古为沈蔡诸国之地，战国时在楚魏二境之交，秦属颖川郡。到汉朝时设置汝南郡，隶属豫州，领县三十七，包括了今天的平舆、项城、西华、漯河、潢川以及安徽的阜阳、山东的蒙城在内的大片疆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战乱、官职调任等原因，虽然汝南袁氏又派生出许多支脉，向海内外广为发展，但发端于袁安的汝南袁氏始终是最为兴旺的一支。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袁氏名人辈出。

据唐人林宝《元和姓篡》载，“袁氏自后汉魏晋至梁陈，正传世二十八人，三公、会仆一十七人。《新唐书宰相世系》等书记载，袁政后裔袁干封贵乡侯，袁干的八世孙袁良（东汉汝南人），其孙袁安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以严明著称，后官至司徒。和帝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他不避权贵，多次弹劾窦氏兄弟的专横，为时人称颂。袁氏自袁安以后，兴旺发达，其子孙后代，累世官宦，四节五公，与东汉一代相终始（风《重修汝南县志》），历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

据清嘉庆元年编纂的《汝宁府志》及民国二十七年编印的《重修汝南县志》载，历代汝南袁氏封爵位的有六人，为各种史志收编的汝南袁氏名人有二十多位，如袁良、袁安、袁汤、袁逢、袁绍、袁术等，不少人在《东汉书》中列有志传。

清《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若其诗文根本六经，德业师模三代（袁可立、袁枢、袁赋诚），蠕言螳动，俱无愧于汝南家法。”此外，有关史志资料对袁氏及其名子墓冢亦多有记载，如《汝宁府志》、《重修汝宁府志》均轼明司徒袁安墓址方位，并附有墓址遗照。南朝梁置太清二年，析柴桑立汝南县。为寻阳郡治。故治在今江西瑞昌市境内。开皇九年，罢寻阳郡置江州，废柴桑、汝南县置寻阳县。

南朝梁侨置治蒙笼城（今湖北麻城市北、疑即今之鹅笼司），为定州和弋阳郡治所。武定末入东魏，定州改南定州，汝南县仍为治所。北齐天保七年废入信安县。北魏置 北魏时设置，北齐天保七年废，隋朝又复置，不久又省去。故城址在今河南宝丰县商酒务镇。

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 宋鸣梧不满二十岁就得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8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已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临沂。

天启八年（1627年）春，宋鸣梧在休假长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客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的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7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阉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阉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刍，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采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便有力地打击了清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污枉法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事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六十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但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和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冶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作品颇丰，不仅有诗集《琅琊集》还有《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另外，他还有好多文章散见于其他史集中。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朵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些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几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洊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郾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 宋之普，字则甫，号今础，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临沂明末五贤之一的贤人、东林党重要成员和古文家——宋鸣梧（《临沂县志》、《沂州志》和《临沂市志》均有记载）之长子，崇祯丁卯举人、戊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佥都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南明“监国”政权朱以海的首辅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后降清，被授常州太守，诰封中宪大夫。

宋之普生于万历壬寅（1601年）正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康熙已酉（1669年）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享年六十八岁。

宋之普少年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好学，19岁入学，26岁中举人，第二年便中进士，随后选入“词垣”，由庶吉士授礼科给谏，历兵刑二科，晋升到都给事中，后升为太仆寺少卿、都察院检都御史和户部左侍郎。因其深受父亲宋鸣梧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行善积德、上行下孝之人。特别是父亲在京去世时，他悲痛欲绝，哭得口吐鲜血，连水都不能下咽，但因母亲邵氏还在，唯恐母亲伤心过度，只好强忍着悲痛。在扶着灵柩回家时，从北京到临沂，千里迢迢，但他像父亲对待祖父一样，赤足跋涉，一路豪哭，无不令路人憾动。把父亲接回家后，为了尽孝，他“泣不见齿，寝不入室，蔬食饘粥”，整整在墓旁为父亲守孝三年。在升任户部左侍郎之后，因看到母亲邵氏年事已高，时常生病，又不能迎接到京城去赡养，他便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在临沂城北的家中学习古人专心孝道。

这时，正是明朝末年，战事不断，大批逃难者纷纷涌到临沂城，宋之普慨然在临沂城南关支起大锅施舍粥饭，以此搭救了无数条生命。而平时受其接济者更是不计其数。

宋之普暮年，虽身处“户庭，而心时时怀利济”，每年都会捐钱捐粮，救济灾民。据记载：“乙亥之秋（1659年），大兵南出，公上豆三千石……戊甲六月（1668年），地适大震，沂州雉堞尽颓，公捐万工粮以助修筑……己酉春（1669年）复出米六百石以赈灾……”而对待乡邻亲戚，他也是“……鲜弗诚敬备至，尤笃首足之爱，而抚兄弟子有如己子，且仁慈为心，视万物为一体……” 因此，被王崇简称之为：“渊才弘茂、雅度亮节、恣性贞实、显允令德、才优底慎、绩著循良、悬车乐道、为善于乡……”

宋之普去世后，沂州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更无不悲痛和惋惜，纷纷向政府请求，将公的神牌供俸在乡贤祠中，随时供人们予以祭拜。 宋日就，字克明，号警铭，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印王山村人，是沂州隐君宋梯的长子，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十七日。宋日就一生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兄弟们舍身取义，乐于种田，勤俭持家，赡养父母，从不送礼行贿谋求功名，而在教育子孙方面，却不遗余力，目标远大，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招揽名师，使兄弟们能够丰衣足食，专心致志地完成学业。有时老师不在时，他还以自己的博识多才，亲自给学生们讲课，若见他们之中哪一个不专心学习，不惜用棍棒教训。

宋日就自幼年勤奋好学，脚踏实地，不到二十岁，就能写诗作文，颇有文声，被选拔为“替补博士”，在学校众多“生员”中名噪一时，大家还竞相推举他为艺林领袖。

他自万历乙酉（1609）年乡试中举后又来连续考了几次，但都没有中得进士。

当时，他的父亲梯公年事已高，宋日就觉得：“父亲已经岁数大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考它个一官半职，用俸禄来赡养他老人家呢？”。于是他决意做官，接受了陕西省西安府富平县令的职务。

当时的富平县，是关中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有众多的疑案，几任县令都没能解决。他到任以后，很快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便把富平县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来，整个富平县还专门为他绘制了图像，供百姓祭拜。

由于宋日就廉洁自律，不巧取百姓一分钱，他更不畏强暴，对地方的种种弊病大力整治，彻底清除了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对富平的危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深得富平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无不将其奉为神明，视作依靠。

宋日就的政绩上报后，按照惯例本应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因他秉性耿直，不会趋炎附势，没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仅仅升了个河南龙门别驾（通判）。

宋日就离开富平令时，百姓一个个拉着车辕，躺在路上的车辙沟里，扶老携幼，徒步跋涉，依依相送。退养家乡富平的国相孙公丕扬，也慨然挥笔为其撰写了“德政碑文”，予以褒扬。

宋日就升任龙门别驾后，虽属无足轻重的官职，但他仍没有一丝的懈怠，其爱国爱民之心就像任富平县令时一样。后来他终于被晋升为任王府长史。但此时，宋日就却已对做官和官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早已心生倦意，因此抽身而退。辞职时，他只坐着一辆两匹瘦马拉的车子，不声不响地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进家门，他就指着自己的行李对迎上来的子弟们说：“你们都可以去检点一下我的行李，可别指望叫我做官带回一大笔金钱来，否则我死后怎能到老林里去见祖宗呢？！”

宋日就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梯公去世，他悲痛欲绝，百般尽孝。父亲丧期过后，他便招收学生和门徒，凡是出自公之门下的人，个个都是成才以后才离开。四面八方的乡邻学子，从不用分什么高低贵贱，只要好学便可投在他的门下。

宋日就去世后，四周乡邻无不怀念他。他的牌位也被放在了乡贤祠里，以供人们祭拜。

宋日就著有《自淑集》流传于世。 宋鸣珂（？-1645），字泰茹，晚号“碧溪居士”，今苍山县向城镇黎丘村人，因其为当时的沂州守卫杨肇基成功平息暴乱“敬献三策”，而被授予莱州府知府。

《临沂县志列传》记其“生具异禀，有泉石癖，岁必远游，游必尽山水之胜，而后返尝。三游苏，五游浙，所交多当时名士”等语。

甲申（1644）年间，改朝换代，民心不归，烽烟四起，宋鸣珂却致力于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竭力率众抗清。其战报传到京师后，清廷派降将洪承畴率兵入鲁清剿。因洪氏早闻他“忠贞、固执”，随授意部下欲将其活捉。但他临危不惧，一面与南逃的鲁王（太祖十世孙朱以海）联系，一面率众与兵临城下的清军厮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和朱明王朝的大势已去，在相貌颇似他的家仆曹节的掩护下逃离莱州城（见《临沂县志曹节传》）。

回到到家乡后，宋鸣珂再次归隐“碧溪”，但每每想起曹节时便激动不已，朝夕希望以死相报，并随即撰书一联“清风无情偏吹我，明月有意不照人”，以此发泄自己对清人的满腹愤懑和怨恨。但却不知怎么被浙江有名的道学先生吕留良得之，他觉得联中太露锋芒，便随意改写成“清风虽细能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诗句。然而，就是这一改，竟使他于雍正七年（1729）被告发，致使其去世几十年后，仍酿成了被祸灭九族和扒坟戮尸的千古奇冤。

《临沂县志列传》还记述了“闻福王尚在，随杜门扫辙，独居一楼，首不剃发，足不履地，有李、王二夫人皆江南宣城籍，善造纸笔，鸣珂工书画日课数纸，纸尽再将字纸造新纸，故使笔墨皆无光，纸作淡黑色比当世。”等语。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明“弘光”小朝廷彻底垮台，宋鸣珂大失所望，他发誓要做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拒绝在清朝的统治下生存。他不许家人送水送饭，否则即厉声喝斥。他视死如归，几天几夜水米不进，生生饿死。

然而，在大清国随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统治里，却没有人敢去赞美和宣扬他这种坚贞和壮烈。因此，在此后的“志书”和“家乘”中，都没有去记载他的这段历史。直到近代所修篡的《临沂县志》，才说他与同邑翰林院检讨孙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