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描写纪晓岚的诗句

纪昀 jǐ yún (1724年6月-- 1805年2月)，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在文学作品、通俗评论中，常被称为纪晓岚。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政治人物，直隶献县（今中国河北献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

1、为纪念初恋情人文鸾而题秋海棠诗：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花一怅然

2、纪晓岚小妾明王干（二字组合）曾有“花影”诗一首：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

3、七绝：山色空濛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

4、万里长空一鹤飞，朱砂为顶雪为衣；只因觅食归来晚，误入羲之洗砚池

5、七绝：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

6、明王干绝命诗：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汝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记取苏州沈五娘

7、怀念明王干诗：其一：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其二：到死春蚕尚有丝，离魂倩女不须疑；一声惊破梨花梦，却记铜瓶堕地时

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姑妄听之》 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 ），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又兼人已言之，己不欲言，故其卒后，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 《如是我闻》四卷， 《槐西杂志》四卷， 《姑妄听之》四卷， 《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不仅有宣传因果报应等深刻的一面，而且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所以其可以说是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 《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 ，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除此这外还撰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十二卷《纪文达公遗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诗赋）、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纪晓岚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首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纪晓岚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见的文化巨人。

2写纪晓岚 诗词

纪昀 jǐ yún (1724年6月-- 1805年2月)，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

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在文学作品、通俗评论中，常被称为纪晓岚。

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政治人物，直隶献县（今中国河北献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

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1、为纪念初恋情人文鸾而题秋海棠诗：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花一怅然2、纪晓岚小妾明王干（二字组合）曾有“花影”诗一首：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3、七绝：山色空濛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4、万里长空一鹤飞，朱砂为顶雪为衣；只因觅食归来晚，误入羲之洗砚池5、七绝：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6、明王干绝命诗：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汝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记取苏州沈五娘7、怀念明王干诗：其一：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其二：到死春蚕尚有丝，离魂倩女不须疑；一声惊破梨花梦，却记铜瓶堕地时。

3纪晓岚诗词歌赋有哪些

“蹀躞骄骢”绝句四首 蹀躞骄骢看杏花， 樱桃会后暂还家， 烟波一片孤帆影， 便是仙人贯月查。

放眼澄江万里秋， 飘然一叶似渔舟， 谁知水驿停桡处， 楼上珠帘总上钩。 推篷看唱采菱歌， 十八王郞衣锦过， 游女无须频掷果， 从来丹桂近嫦娥。

（借用罗海东语，非其本意也） 莲烛携来照洞房， 宫袍新染麝兰香， 得看天际归舟画， 应悟箜篌字两行。 诗后有跋： “芝轩殿撰及第后，给假归娶，以《秋帆归兴图》索题，此玉堂佳话，世不数见者也。

然画中之景与本事颇不相应，融贯为难。余老景荒疏，益不能着语，勉成四绝，姑以博粲云尔。

河间纪昀题并识。” “白头萧散”绝句一首 白头萧散老尚书， 还踏香尘从玉舆， 自笑行装先载笔， 词林习气未全除。

诗后署曰： “癸亥重九前三日观弈道人戏题，时年八十。”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

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纪晓岚藏铜雀瓦砚 —王敏之 “铜雀瓦砚”，略呈银锭形，纵30厘米，厚4厘米，黑灰色，陶质坚密细腻，砚面中部以下设有倒“凹”字形墨池。

砚额硕大，满刻题铭，铭文为一首七言长诗。诗文隶书，十九行，三十一句，计二百一十八字，这是纪晓岚藏砚中镌铭字数最多的一方，为1954年保定刘秀臣先生所捐献，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铜雀砚铭为《阅微草堂砚谱》所遗者，现录全文如下： 铜雀台址颓无遗， 何乃剩瓦多如斯。 文人例有嗜奇癖， 心知其妄姑自欺。

齐征鲁鼎甘受赝， 宋珍燕石恒遭嗤， 西邻迂叟旧蓄此， 宝如商鬲周尊彝。 饥来持以易斗粟， 强置之去不得辞。

背文凸起建安字。 额镌坡谷诸铭词。

平生雅不信古物， 时或启椟先颦眉。 他时偶尔取一试， 觉与笔墨颇相宜。

惜其本质原不恶， 俗工强使生疮痍。 急呼奴子具励石， 阶前交手相磨治。

莹然顿见真面目， 对之方觉心神怡。 友朋骤见骇且笑， 谓如方竹加圆规。

三国距今二十载， 胡桃油事谁见之？ 况为陶家日作伪， 实非出自漳河湄。 诸公莫笑杀风景， 太学石鼓吾犹疑。

嘻！太学石鼓吾犹疑。 此铭虽长，但颇值玩味。

铭文先说古物作伪与甘受伪欺之人古有之，继而叙述此砚之来由，与纪氏本人“雅不信古物”之态度。从中似可使人领悟：古今作伪欺人者太多，为人不可不慎。

砚额长诗已收入《纪文达公遗集·诗集》卷十。此砚经专家鉴定，并非真正铜雀台瓦，但确是纪晓岚遗物。

不过其砚铭，却是由他人代笔写的。 铜雀台瓦，由于历代文人争相歌颂，使得身份大增，正因为如此，早在宋朝就已有仿制的赝品。

王安石《铜雀台诗》：“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诧虚名动世人。”王安石感叹，世人因慕虚名，以致花费重金收藏的铜雀台瓦砚却多半是赝品。

纪晓岚就没有这么痴绝，他收藏器物很富有理性，而非一味搜古猎奇，沽名钓誉。他在考虑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该器物的实用性。

他对“得一宋砚，虽滑不受墨，亦宝若球图；得一汉印，虽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的鉴赏家，大不以为然。面对这方又有“建安字”，又有“坡谷铭”的瓦砚，纪晓岚没有被唬住。

“平生雅不信古物”的他，始终认为“瓦能宜墨，即中砚材，何必汉未央宫，魏铜雀台？”所以才有被朋友们笑作是“方竹加圆规”的杀风景，不止这一回。《阅微草堂砚谱》载有一砚，砚铭云：“石庵自江南还，以唐子西砚见赠。

子西铭灼然依托，砚则真宋石也。砻而净之，庶不致以铭损砚。”

由此亦可见纪晓岚高超的鉴赏水平。当然，他对石鼓文的怀疑当否，却应另当别论。

砚额题诗左侧，有行书“石庵鉴赏，嘉庆戊午六月”，右侧有隶书“梦禅珍藏于闻妙龛”刻跋。石庵，即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同山东诸城人。

纪晓岚乡试座师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清。

著名书法家，尤善小楷，与当时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纪晓岚与刘墉关系极为密切。

“嘉庆戊午”，即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梦禅，即瑛宝，字梦禅，号闲庵，姓拜都氏，满洲正白旗，大学士永贵长子。

曾官笔帖式，三十岁以疾辞归，以诗歌笔墨自娱，与刘墉为文字交。 另见徐珂《清稗类钞·鉴赏》录有“无锡王莼农（蕴章）孝廉藏铜雀瓦砚，长一尺有半，宽八寸，其背书隐起产‘建安十五年造’六隶字，甚清劲，明郭无敬大书‘玉质金声’四字于上，并有铭……”又有《张叔未藏王铎铭铜雀瓦砚》：“真铜雀台瓦，世不多有。

嘉庆庚午年初夏，张叔未得王文安铭铜雀瓦砚于松江肆中。质极莹润，盖滤泥为之。

上有王铎小楷书铭跋二，撰书刻俱精，可定也。”看来铜雀瓦砚真伪皆有，不过，真者寥寥，伪者比比也。

4谁有纪晓岚的诗词

纪晓岚诗稿绝句五首 “蹀躞骄骢”绝句四首 蹀躞骄骢看杏花， 樱桃会后暂还家， 烟波一片孤帆影， 便是仙人贯月查。

放眼澄江万里秋， 飘然一叶似渔舟， 谁知水驿停桡处， 楼上珠帘总上钩。 推篷看唱采菱歌， 十八王郞衣锦过， 游女无须频掷果， 从来丹桂近嫦娥。

（借用罗海东语，非其本意也） 莲烛携来照洞房， 宫袍新染麝兰香， 得看天际归舟画， 应悟箜篌字两行。 诗后有跋： “芝轩殿撰及第后，给假归娶，以《秋帆归兴图》索题，此玉堂佳话，世不数见者也。

然画中之景与本事颇不相应，融贯为难。余老景荒疏，益不能着语，勉成四绝，姑以博粲云尔。

河间纪昀题并识。” “白头萧散”绝句一首 白头萧散老尚书， 还踏香尘从玉舆， 自笑行装先载笔， 词林习气未全除。

诗后署曰： “癸亥重九前三日观弈道人戏题，时年八十。” 纪晓岚藏铜雀瓦砚 —王敏之 “铜雀瓦砚”，略呈银锭形，纵30厘米，厚4厘米，黑灰色，陶质坚密细腻，砚面中部以下设有倒“凹”字形墨池。

砚额硕大，满刻题铭，铭文为一首七言长诗。诗文隶书，十九行，三十一句，计二百一十八字，这是纪晓岚藏砚中镌铭字数最多的一方，为1954年保定刘秀臣先生所捐献，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铜雀砚铭为《阅微草堂砚谱》所遗者，现录全文如下： 铜雀台址颓无遗， 何乃剩瓦多如斯。 文人例有嗜奇癖， 心知其妄姑自欺。

齐征鲁鼎甘受赝， 宋珍燕石恒遭嗤， 西邻迂叟旧蓄此， 宝如商鬲周尊彝。 饥来持以易斗粟， 强置之去不得辞。

背文凸起建安字。 额镌坡谷诸铭词。

平生雅不信古物， 时或启椟先颦眉。 他时偶尔取一试， 觉与笔墨颇相宜。

惜其本质原不恶， 俗工强使生疮痍。 急呼奴子具励石， 阶前交手相磨治。

莹然顿见真面目， 对之方觉心神怡。 友朋骤见骇且笑， 谓如方竹加圆规。

三国距今二十载， 胡桃油事谁见之？ 况为陶家日作伪， 实非出自漳河湄。 诸公莫笑杀风景， 太学石鼓吾犹疑。

嘻！太学石鼓吾犹疑。 此铭虽长，但颇值玩味。

铭文先说古物作伪与甘受伪欺之人古有之，继而叙述此砚之来由，与纪氏本人“雅不信古物”之态度。从中似可使人领悟：古今作伪欺人者太多，为人不可不慎。

砚额长诗已收入《纪文达公遗集·诗集》卷十。此砚经专家鉴定，并非真正铜雀台瓦，但确是纪晓岚遗物。

不过其砚铭，却是由他人代笔写的。 铜雀台瓦，由于历代文人争相歌颂，使得身份大增，正因为如此，早在宋朝就已有仿制的赝品。

王安石《铜雀台诗》：“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诧虚名动世人。”王安石感叹，世人因慕虚名，以致花费重金收藏的铜雀台瓦砚却多半是赝品。

纪晓岚就没有这么痴绝，他收藏器物很富有理性，而非一味搜古猎奇，沽名钓誉。他在考虑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该器物的实用性。

他对“得一宋砚，虽滑不受墨，亦宝若球图；得一汉印，虽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的鉴赏家，大不以为然。面对这方又有“建安字”，又有“坡谷铭”的瓦砚，纪晓岚没有被唬住。

“平生雅不信古物”的他，始终认为“瓦能宜墨，即中砚材，何必汉未央宫，魏铜雀台？”所以才有被朋友们笑作是“方竹加圆规”的杀风景，不止这一回。《阅微草堂砚谱》载有一砚，砚铭云：“石庵自江南还，以唐子西砚见赠。

子西铭灼然依托，砚则真宋石也。砻而净之，庶不致以铭损砚。”

由此亦可见纪晓岚高超的鉴赏水平。当然，他对石鼓文的怀疑当否，却应另当别论。

砚额题诗左侧，有行书“石庵鉴赏，嘉庆戊午六月”，右侧有隶书“梦禅珍藏于闻妙龛”刻跋。石庵，即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同山东诸城人。

纪晓岚乡试座师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清。

著名书法家，尤善小楷，与当时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纪晓岚与刘墉关系极为密切。

“嘉庆戊午”，即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梦禅，即瑛宝，字梦禅，号闲庵，姓拜都氏，满洲正白旗，大学士永贵长子。

曾官笔帖式，三十岁以疾辞归，以诗歌笔墨自娱，与刘墉为文字交。 另见徐珂《清稗类钞·鉴赏》录有“无锡王莼农（蕴章）孝廉藏铜雀瓦砚，长一尺有半，宽八寸，其背书隐起产‘建安十五年造’六隶字，甚清劲，明郭无敬大书‘玉质金声’四字于上，并有铭……”又有《张叔未藏王铎铭铜雀瓦砚》：“真铜雀台瓦，世不多有。

嘉庆庚午年初夏，张叔未得王文安铭铜雀瓦砚于松江肆中。质极莹润，盖滤泥为之。

上有王铎小楷书铭跋二，撰书刻俱精，可定也。”看来铜雀瓦砚真伪皆有，不过，真者寥寥，伪者比比也。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