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赋税思想 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同时梁启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 新闻言论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家，同时也是新闻史上重要人物，对中国早期报刊政论文有巨大贡献。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领导报刊17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创时务文体，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梁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其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其办报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健全舆论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宣传艺术：浸润法、煽情法。 中国早期证券市场 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全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 宣统二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谈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因的国民才能够成功。

启超是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晚年他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梁启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经世致用,其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新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难得的思想启蒙者,导航人。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依时间先後可分为两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一是1920年代的《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这两个阶段相隔近二十年，两者对墨学的看法有无不同？如果有的话，其基本差异为何？又受何种因素影响？本文企图对梁启超墨学的内涵与演变作一描写，来回答这些问题，再据以分析与评估他的思想。

作者认为梁启超的论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时代思潮的影响。在《新民丛报》时期，其墨学研究的主旨是为现代中国国民与国家的建构，提供一个既植根於传统又符合西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至1920年代他的墨学不再具有那麼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倾向於说明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文化上应有的特质，及其传统根源。

任公的墨学研究反映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特点，第一，他强调群己并重，而个人在此关系中有根本的价值；第二，他主张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调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价值。上述的特点显示：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他的这些原则，从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因此我们不宜将他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湣Ⅰg杂而不够深刻，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

一、破天荒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时期，宏观地论述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推演变化之因果关系。二，视野开阔，有全新的视角，如，着意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社会风尚的关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析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系统的优劣利弊；注重地理条件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三、强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华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以崭新的近代进化史观为指导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退化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有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学家，他们能以进化观点看待历史，但在总体上尚处于朴素、粗疏的阶段，远未形成有体系的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学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需要，他们将今文经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揉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论，又区别于为西方强权政治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形成了激励弱小民族进取的带有东方特色的全新的历史进化观，作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即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我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强调指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孽。”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内涵与特征既是上时代基因的果，又对下时代产生影响；它既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与局限，新的学术思想必然起而矫之或取而代之。

三、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新视角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做到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发扬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相结合，因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变迁、时势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并进而论道：“一统独立之国，务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才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这是中国“学界之一缺点”。思想学术完全脱离时势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启超也并不反对学术为政治服务。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梁氏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派别、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既充分地论证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都有其时代光彩，表明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局限与弊病。在此仅举两例说明：一者，他将我国上古时代的尊天思想与神权政治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着重指出：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动，视之为天帝之自言自动；而中国，“天也者，统君民而并治之也。”君“虽专制而有不能尽专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国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梁氏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中国古代宗教神权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精华——民本主义（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专集》之五○，第30页。）。他虽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立法权、司法权扯在一起，未免牵强附会，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启超为增进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纳，努力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结合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权学说，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过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比较，论述了先秦学派的短长，其中对其所短的分析尤为切中肯綮。1论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梁氏在这里所论及的先秦学术思想之所短，实际上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国自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界时而奄奄无复生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透视先秦学术思想之短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它表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已由表及里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实际上它已首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梁氏还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他在阐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分析了地理环境对南北两大学派形成、学术差异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他后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篇学术专史正是《论大势》的直接发展和深化。《论大势》亦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开辟了路，它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对此耿云志先生评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如胡适即曾经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05～107页。）至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可见，梁氏的学术论著确对我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1梁思顺　　（1893~1966）

　　诗词研究专家

　　梁启超长女。外交官周希哲夫人，中央文史馆馆员。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2梁思永(1904-11-13~1954-04-02)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负责发掘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作已汇编成《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3梁思忠(1907~1932）：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他还是梁启超的第三个孩子。

4梁思庄（1908~1986）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5梁思达（1912~ ）

　　著名的经济学家 ,梁启超四子。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6梁思懿(1914~1988)

社会活动家，出生于北京，是梁启超的第三女，

　　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

　　她1936年加入中国***，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 后在芝加哥、纽约社会学院任教 。

　　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2月调往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20多年来，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足迹遍及五大洲，是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

　　1988年病逝于北京。梁思懿是中国***党员，对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关心年轻干部成长，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品德。

7梁思宁

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卒于2001年。

8梁思礼

中科院院士、导弹控制专家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是梁启超的第五子。1941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并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启超51岁得子梁思礼。思礼长得酷似父亲，被亲昵地称为“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思礼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9梁思成

朴学考据方法的特点，梁启超曾概括为十个方面：

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接。

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得。

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所见不合，则相辩，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件。

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人，或支离牵涉或影射笑者，认为不德。

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