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玄宗当时听了张九龄的话，后来就不会有安禄山Z反之事。如果张九龄能够继续为相的话，对安史之乱的发生，朝廷也可能会有更多的防范。

张九龄曾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但这颗克星过早地殒落了。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对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却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于处理与玄宗的关系，不善于让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

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从八品上，品位虽低，职责却很重要。关于其职掌，《旧唐书职官志》是这样说的：

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

在这个职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绩，如先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张九龄的才能和明识，尤其表现在他多次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工作上，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内连续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勋员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书省吏部司勋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吧。其职责是“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对于那些立功的人，根据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级别的勋官。

当时宰相张说任中书令，因为与张九龄同姓，查对家谱，原来出于一门，所以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他经常对人称赏张九龄，说张九龄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九龄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张说。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相当于今之正局级，用现在的话说，进入了高G的行列。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一颗政坛名星在盛唐官场上升起。

张说虽是长辈，但有几件事说明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张说确定的随玄宗登山的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级胥吏，另外就是经自己亲手提拔的官员。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称岳父为“泰山”，由此而来。据说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显然这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提出反对的意见，宇文融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也不听。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因为是张说的亲信而受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注意，四品官比原来的中书舍人品级要高，为什么还说“贬”呢？这是因为唐代的官员还有“清要”与“闲散”之分，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远离政事枢要。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不过，玄宗对张九龄很照顾，为了让他能离家近一些，经常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也到岭南任刺史，使他们逢年过节能回家省亲，家人团圆。这算是对他官场失意的一种补偿。

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事务，曾经向玄宗推荐张九龄，认为张九龄可以进集贤院任学士，他的才学胜任皇帝的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进京，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副院长），又提拔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已经是副宰相了。其时张九龄多次向玄宗发表意见，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很多被玄宗采纳。但张九龄不愿意炫耀自己，从不向别人自夸，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举措，别人都以为出于玄宗的圣断，实际上出于张九龄的建议。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对方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这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如前所述，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引起玄宗不高兴。

值得推敲的是，安禄山萌发觊觎天下之心是天宝初年，在十多年前张九龄怎么在他还没有产生叛变野心时，就预知他会“乱天下”呢？这并不是不能解释。按照历史唯物Z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了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然后才有人产生发动叛乱谋反的野心。虽然当时包括安禄山在内的所有人或许都尚无叛乱之心，张九龄却注意到了产生天下大乱的环境和条件出现了萌芽，这是他的敏锐高明之处。

在中央政权的安危方面，与唐玄宗目光一直盯着皇室内部不同，张九龄感受到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威胁。朝廷宠厚边将，边将拥有重兵，军事格局外重内轻，一旦发生边将举兵向阙，中原就无相应的军事力量抗衡。一位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产生某种敏感或隐忧，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和顺理成章的。因此当他看到安禄山这样一位出身胡族的将军因为战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时，可能一种不祥的念头和预感便产生了。如果这样一位没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手握重兵时，他可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一种令人心悸的念头便在他脑海里掠过。

但张九龄政治上的这种敏感不仅没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关键就是他正道直行，对人际关系的微妙处不加留意。避免唐帝国严重动乱的第一个机会，便这样轻易错过了。

与张九龄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数”，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当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就注意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活动。玄宗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讲话，都能说到玄宗心里，很快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当时玄宗最宠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李瑁，所有的儿子中，玄宗最疼爱的就是寿王。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说他的好话，因此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即门下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侍中，相当于副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原来的计划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为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议，打算立刻动身，离开东都。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找个借口留下来，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让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动身。”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第二天，车驾启程还西京。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很顺心，同时也就感到张九龄有点别扭。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等人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时，节省用度，勤于职守，使河西镇仓库充实，器械精良。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赏他，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省某部尚书，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某部部长，或许地位还更重要一些。张九龄说：“不行。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我们唐朝建立以来，只有退职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内外有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现在一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

玄宗奖赏边将，一心要对牛仙客有所表示，又问：“那么，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也不行！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务，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给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恐怕不合适。”对张九龄的坚持原则，玄宗心里觉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谈起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任命他做尚书有什么不好呢！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在玄宗听来当然还是李林甫的话顺耳。

第二天，见到张九龄，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像原先一样极力反对。玄宗脸色大变，一下子恼火了，说：“难道事情都由你说了算吗？”一看玄宗动怒，张九龄扑通就跪下了，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愚蠢，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地区。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朝廷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是边境地区的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任命为高官，我担心众人会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后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不一定要什么学问和文章才华！天子任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实封三百户，也就是把三百户农家的租赋作为牛仙客的收入。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因为富于才学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忌恨，仍然奉迎巴结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现在，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他。

玄宗当年做临淄王时，王宫里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都受到他的宠幸，赵丽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后来玄宗即位，宠幸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所生寿王李瑁，最受玄宗疼爱。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几个小孩子在内第见面，都因为母亲被冷落而说了些不满的话。咸宜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杨洄经常寻找三个孩子的过失，密告武惠妃。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所以杨洄站在武惠妃一边。武惠妃就在玄宗面前又哭又叫，说：“太子私结朋党，想害我们母子，而且还指斥皇上。”玄宗大怒，把这话告诉宰相，想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废掉。张九龄不同意，他认为三个皇子都没有大过，不应该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一气之下全都废黜。太子是天下之本，不可动摇，废太子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举了历史上许多由于废除太子而导致的内乱，因此劝玄宗慎重其事。而且他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言下之意，这件事我是要跟陛下对着干了。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又一次引起玄宗不高兴。

李林甫当众什么都不说，退朝后私下告诉受玄宗宠幸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做主就可以了，何必问外人呢？”这话当然会传到玄宗耳朵里，玄宗犹豫不决。武惠妃暗中指派在朝廷里打杂的牛贵儿，私下对张九龄说：“废太子李瑛，一定会立寿王李瑁。您只要肯帮忙，就可以一直做宰相。”张九龄喝斥这小官奴妄说是非，并把这话告诉玄宗。玄宗发现在太子问题上，实际是武惠妃在挑拨离间，脸色气得发白。因此直到张九龄后来被罢免宰相，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李林甫一天到晚都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不是，玄宗越来越疏远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有学问，有一次跟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里面有“伏腊”两字，他竟读成了“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告诉玄宗，玄宗只好让萧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说：“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有机会时应该去拜访他，跟他搞好关系。”当时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宰相。严挺之这个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始终不去巴结他，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他。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三司审判。唐代负责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三个官署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合称三司。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给宽大处理。李林甫让手下的人向玄宗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拉关系。”张九龄说： “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婚，却仍然有私情。”敢于跟皇帝抬杠，只有张九龄才这样做。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过去张九龄、裴耀卿常常互相声援，彼此呼应，因此认定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等已经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列名宰相。同时，把严挺之贬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则流放岭南。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张九龄并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他的失误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势下台。这次宰相的调整，使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几位正直而富于才学的大臣被疏远；而由于牛仙客的入相，则使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李林甫处心积虑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以正直闻名的张九龄获罪降职，失掉相位，则向其他朝廷大臣发出一个信号。从此朝廷官员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至于原则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么“直言进谏”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场上向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是宰相的料，可是却引用迷信的说法，说牛仙客任相不吉利。玄宗亲自审问查验，命人在朝堂上杖打周子谅，把他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周子谅行至蓝田县，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后来张九龄请求归乡拜谒父母的坟墓，在家病死。周子谅事件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张九龄被贬当然与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倾陷有关。

从张九龄几次触怒玄宗的事例来看，他与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主张抑制边功，反对重用那些靠打仗有军功而进身的边将。这几乎是张九龄惹玄宗不高兴的主要原因。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的话，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东北，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现在看来，张九龄可能是惟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乱发生的宰相，可惜他过早地被拔除了。张九龄与玄宗、李林甫君相间从心理上的龃龉，到言语间的磨擦，终于相违相弃，代表了帝国政治大厦的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不能弥合，给安禄山坐大创造了时机和条件。

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一批富有才学的官员，政治上比较有远见，李林甫等人虽有吏干，但缺少深谋远虑——这里指国家发展的大计，不包括个人固权保位的心计。这些人掌控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难以把握好大的方向，容易造成重大漏洞。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至蜀中，念及当年张九龄有先见之明，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建议，伤心流涕。他派一名宦官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对他的家人厚加赏赐。

2、口蜜腹剑：李林甫误国

虽然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李林甫已经死去三年，但人们都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与他的执政有密切关系，认为安禄山这个叛乱的种子，是由李林甫的培育才生根发芽的。这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李林甫为相期间所造成的政治局面，为安禄山叛乱创造了条件。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到李林甫时，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父亲李思诲只做过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李林甫因善于钻营而逐渐爬上高位，靠巴结武惠妃而升任宰相。这个人阴险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说坏事做尽。

中国人习惯上从道德品质上评价历史人物，李林甫成为史书中的花脸奸臣。西方史学家曾极力想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恢复李林甫的名誉。他们认为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如编订法律、兵制改革和财政的发展等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确，对李林甫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强调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李林甫是以吏干精明而著称的，精熟于官府运作和官僚事务，他在任期内极力使各项事务都井井有条，规定格限，的确表现出章法分明的气象，说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或者说是一个政客，可能不是过度溢美，但如果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可能并不够格。政治家应有的天下为公、牺牲精神和任人唯贤等优秀素质，他都没有。实际上天宝时期唐王朝在经济上面临的危机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兵制的改革也为后来边防军举兵作乱埋下伏笔，至于《唐律疏议》的编定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就，那是从唐太宗时起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不能归功于李林甫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多是有法不依，在专制社会法律的效力常常被人治的因素所抵消，李林甫的许多行为与法律运作正好相反。尤其是他喜欢搞权术，把天宝时期政坛搞得充满恐怖，人人自危，在一定程度上又重现了武后时期政治天空中的阴霾。唐王朝由盛转衰，让他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委屈他。

我们看到，李林甫为相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巩固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和自己的相位上。张九龄等被罢相，李林甫想独揽朝政，担心那些谏官动不动就把问题反映给玄宗，破坏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开召集谏官们开会，说：“当今天子圣明，大臣们顺从皇上的命令都来不及，不需要谏官们对朝廷事务说三道四。”他指着旁边御厩里骠肥体壮的马，说：“大家看到这些仪仗队里的马了吧，平时享受三品马的饲料，可是只要在仪仗队里乱叫一声，立刻就被开除。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补阙杜琎不识时务，上书朝廷，发表意见，第二天就被当做乱叫的仪仗马调出长安，让他去下邽县当县令了。

王皇后被废以后，武惠妃特受玄宗宠幸，李林甫觉得这是他上爬的阶梯。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向朝廷上奏，说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都尉薛锈暗中有密谋，要害寿王李瑁。玄宗召宰相商议这件事，提出废黜太子，处罚几位小王，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对寿王之母武惠妃有过承诺和默契，想扶持寿王为太子。他看玄宗倾爱寿王，便迎合玄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该管的。”李林甫的这种态度，使玄宗最终下定决心，处罚了这几位不幸的亲王和太子妃的哥哥，造成开元年间一大冤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派宦官宣布制命，废太子和二王为庶人，把薛锈流放到瀼州；接着又把太子和二王赐死于城东驿，把薛锈赐死于蓝田县。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都好学有才识，无辜被杀，人们都替他们惋惜。第二天，李瑛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三家，因受此案牵连，几十个人被流放贬官。只有李瑶的王妃家韦氏，因为王妃以贤惠著称，才没有人受到株连 ——所谓“贤惠”，即不过问政治，这样在险恶莫测的宫廷和政坛较安全一点儿。

李林甫善于弄虚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绩。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年全国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一直以来，大理寺的监狱被认为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栖息的，现在有鹊鸟在院子里树上筑巢，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于是百官都因社会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贺。玄宗则归功于宰相治国有方，第二天就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那些在才能和声望上超过自己、有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着重打击的对象。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凡是玄宗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或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是亲近交结，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稍微有点儿威胁时，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滑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别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华和有学问的人，表面上与之交好而背后加以陷害。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在保权固位方面，有几件事极见李林甫的心计和诡诈。

周必大(1126—1204)，南宋名相，封益国公，谥号文忠。周必大出生于庐陵县永和镇，且是以庐陵县籍身份参加解试和省试;其祖籍则是河南管城，因祖父周诜于1125年任吉州通判而肇基永和。光绪《吉安府志》卷26载：“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郑州管城人。祖诜，宣和中卒庐陵，因家焉。”由此可知，周必大的籍贯是吉安县永和，祖籍是河南郑州，此观点在当今学界亦无争议。

但是，笔者前些年翻阅道光五年(1825)、光绪元年(1875)编修的《吉水县志》，发现这两部县志均录有《周必大传》，文载：“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同水人。”再翻阅1989年编修的《吉水县志》，书中《周必大传》亦载：“周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同水乡人”。众所周知，自北宋后期至清末，同水乡是指吉水县赣江以西的地域。为此，笔者内心一直存有疑惑：为何这三部《吉水县志》的编修者均未发现此错误直至近日，笔者有幸读到解缙《解学士文集》卷5中的《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才慢慢明白其中原委。

据解缙《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载，泥田周氏“有析居永新、安福、新淦、新喻，随处而盛者，皆泥田之余庆也。又按：益国周文忠公之祖正始迁郴，其孙诜仕为吉州判官，复与泥田通谱，而取孚先之子寿耈为孙。公之文集可考，皆出于乌东者也。”细读这段话，它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介绍泥田周氏之盛;二是说周必大的五世祖叫周正，从泥田徙居郴州，周正的孙子周诜因出任吉州通判，又迁回庐陵，且复与泥田周氏通谱;三是永和周氏曾以泥田人周孚先的儿子周寿耈过继为后嗣。由此得出结论说，周必大为乌东周氏裔孙。至于解缙说这段话的依据是什么序文中并未阐明，只是笼统地说，“公(周必大)之文集可考”。

这里有必要先对“乌东周氏”作简要解释。吉安油田、吉水泥田、安福枫田等地周氏均尊三国东吴大都督周瑜的次子周胤为始祖。周胤因言忤吴主孙权，被贬谪庐陵郡。后因诸葛瑾、步骘等人联名上疏说情，孙权准复其官。周胤接旨后，携家人立即从郡治(今泰和县城)出发，不久后却病倒了，并在庐陵县乌东(今油田镇内)去世，其子孙在乌东开基立业，逐为名门望族。公元821年，乌东人周墀因长期在吉水盘谷一带教书，于是卜居泥田村开基立业，如泥田《庐陵乌东周氏族谱》载：“墀，诰封评事，四承事，字德升，号沂滨，唐长庆年间徙居泥田，为基祖”。

于是读者不禁会问：周必大真的是吉水同水乡人吗我们再翻阅永和周氏于清同治七年(1868)编修的《白沙周社南渡周氏族谱》。谱中《上代世次图》载，周必大的先祖世居河南管城，世系脉络为：周日宣———周允恭———周守忠———周定———周衎———周诜———周利建———周必大;周日宣被尊为一世祖，且族谱对一至四世祖均载：“娶氏、生、殁，俱未详”。谱中《南渡始祖》又载，永和周氏尊周诜(1070—1128)为始祖，字仁叔，为管城周氏6世，于1100年中进士，于1125年出任吉州通判，因金国南侵而无法回郑州，于是选择永和圩镇旁开基立业，后称周家村。

至此，读者自然发现了问题：解缙序文中说，周必大的五世祖是周正，徙居地是湖南郴州;永和周氏族谱说，周必大的五世祖是周定，其世居地是河南郑州。这两种说法中的人名、居住地差异极大。那么，哪种说法的可信度要大一些呢笔者认为，自然是永和周氏族谱的可信度要大一些。但是，明初翰林侍读、泰和人梁潜应邀作《泥田周氏族谱序》又载：“六世曰沂滨，始自乌东，徙泥田。此谱之作，详于沂滨以下者，以其居泥田之始也……益国文忠公必大居，尝与通谱者也。”再次阐明永和周氏与泥田周氏互通族谱之事实。

后来，笔者反复研读永和《白沙周社南渡周氏族谱》和泥田《庐陵乌东周氏族谱》，发现永和周氏族谱中《旧序》载：“今乃自唐贞臣汝南，讳必，字子谅，为奕世之祖。南北合谱，炳炳至今。历十二世而得道国公濓溪先生、十五世而有大学士简惠公、十六世而有益国文忠公，遂为天下右族氏也。”由此得知，永和周氏尊唐代名臣周子谅为先祖，系汝南周氏支派，周濂溪、周必大均为其裔孙。泥田周氏虽属乌东周氏支派，但周濂溪的后裔早在明代时就与泥田周氏互通族谱。因永和周氏、泥田周氏的族源均胄出周武王，尊三国东吴周瑜为先祖，且明清时一直有“互通族谱”之说，于是《吉水县志》的编修者更多地采用了庐陵名士解缙、梁潜序文中的说法，以致有“周必大是吉水同水乡人”之说。但是，从史实的角度而言，周必大的籍贯、祖籍均非吉水县泥田村，这是毫无异议的。

　至尞允被赐复本姓后，也都随着一起改回为牛氏。以下是我整理的牛姓的起源与家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牛氏分布地区

　据《郡望百家姓》中记载：牛氏望出陇西郡。陇西郡：战国时秦国置郡。治所在狄道，故城在今甘肃临洮南。辖境相当今甘肃东乡以东，武山以西，礼县以北等地。三国魏移治襄武，故城在今甘肃陇西南。

　历史来源

　「牛」源出

　1、出自子姓，是商汤的后裔。据《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及《唐书·世系表》所载，周武王封微子（纣王庶兄）于宋，以奉汤王之祀，微子之裔宋司寇牛父之后，以王父字为氏。

　2、寮姓改为牛姓。据《隋书》及《路史》所载，隋代牛弘，其父寮允为北魏时侍中，赐姓牛（一说三国魏大将军牛金之后，为避难改寮姓，至寮允赐复本姓）。

　3、形成于民间。农家与牛为伴，终日不离，有的就以牛为姓。

　4、他族改姓而来。明清时云南丽江府石鼓、中江等地土把总有牛姓，为纳西族；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归镶黄旗包衣管领；今满、藏、土家、蒙古、东乡、回、朝鲜、彝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牛父。牛姓出自子姓，是商朝开国皇帝商汤的后裔。周武王灭纣后，封商朝皇族微子于宋地（今河南商丘），建立宋国。微子之后有牛父，官任宋国司寇（掌管刑狱）。宋武公时，游牧民族西戎狄人屡次犯宋，牛父曾率军败敌于长丘。后在一次作战中，不幸壮烈殉国。因其为国而死，后世子孙即以其字为氏，称牛姓。他们尊牛父为牛姓的得姓始祖。

　堂号

　陇西堂：实际上和牛姓望族郡号通用，陇西是牛姓繁衍发展中心，后世牛姓人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打出这个堂号，便会相认是同宗，最初都来自“陇西”，相互交谈，倍感亲切，有事相助，尽心尽力。太史堂：源自唐朝诗人牛凤及，撰有《唐书》。牛凤及是牛弘的曾孙，官至中书门下侍郎，撰《唐书》，一百一十卷。因一生主要功绩是修国史，故堂号叫“太史堂”。既是纪念性的专用堂号，自然有歌功颂德之意。此外，牛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大雅堂”、“惟明堂”等。

　迁徙分布

　牛姓在春秋时发祥于今河南商丘，公元前二八六年，即战国后期，宋被齐、楚、魏三国瓜分，子孙散亡各地。此际，见诸史册之牛姓人有：秦国大儒牛缺、赵国大将牛翦，以及赵国人牛畜等，说明此际牛姓有入今河北、陕西等地者。两汉时期牛姓历史人物有：张掖太守牛商、御史大夫牛抵、护羌校尉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牛邯、外黄令陇西人牛述以及董卓的儿女亲家牛辅等。牛商后又到扶风任职，牛辅为董卓（董为甘肃临洮人）亲信，从其经历来看，二人也应为陕甘一带人，可见此际牛姓在陇西已初具规模。魏晋南北朝时期，军阀纷争，夷族入侵，导致民不聊生，有中原一带之牛姓徙居江南，但人数不多。虽陇西之牛姓与他族毗邻，但远离中原是非之地，故所受波及不大，反而人丁兴旺，繁衍昌盛起来，并形成牛姓历史上最重要的郡望——陇西郡。隋唐之际，陇西之牛姓更胜，可谓名人辈出，高官不断，如大雅君子牛弘，及其裔孙后任唐相的牛僧孺，以及牛僧孺之孙、词人牛峤，还有牛峤之侄牛希济，皆有名于当世，并名垂青史，此际陇西名人尚有在唐为相的牛仙客等。唐末至五代，再一次使中原百姓陷入兵荒马乱的无奈困境中，不得不颠沛流离徙奔四方。时陕甘之牛姓有南迁四川，东越黄河进入山西者，而中原之牛姓则播迁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宋元之际，山西的牛姓开始昌盛起来。明初，山西牛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安徽、山东、河北、东北三省等地。清代，有山西牛姓走西口到内蒙、河南牛姓闯关东到东北，此际牛姓已广布全国各地，并有渡海赴台，远徙海外者。如今，牛姓在全国分布甚广，尤以河南多此姓，其人口约占全国汉族牛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另外，山西亦多此姓，两省牛姓约占全国汉族牛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

　家族名人

　一、寻根问祖

　1、出自子姓，是商朝开国帝王汤的后裔。始祖为宋微子启。周朝建立以后，封商朝皇族微启于宋地（今河南商丘），建立宋国。微子之后有人名牛父，官宋国司寇（掌管刑狱）。宋武公时，游牧民族长逖人进攻宋国，牛父率军抵御，不幸战死。他的儿子便以他的字为姓，称牛氏。

　2、寮姓改为牛姓。隋代牛弘，其父閤允。在魏做官时，赐姓牛。古代閤、古、寮、了常通用，故閤也作寮、了等姓。

　3在北方有一种说法，砸锅牛是一家还有一种说法，姓牛的`祖先是以放牛为生，故以职业为姓

　二、郡望堂号

　堂号："太史堂"：唐朝牛凤及，撰《唐书》。

　郡望：《郡望百家姓》中记载：牛氏望出陇西郡，战国时秦国置郡。相当于今甘肃省东乡以东及陇西一带。

　三、历史名人

　牛弘：字里仁，北魏时，在隋朝任吏部尚书，人称"大雅君子"。有文集。

　牛大年：宋代宝章阁待制，字隆叟，扬州人。一生清cao，所至廉洁自将。

　牛凤及：唐代诗人。有《奉和受图温洛应制》诗。

　牛僧孺：唐代太子少师，历官官御史中丞。

　牛皋：南宋初武将。

　牛金星：明末起义领袖。

　牛姓名字

　一、牛盛俊、牛秉羽、牛侑帆、牛颖瑄、牛月甫、牛利伟、牛仪惟、牛心欣、牛美育、牛火义、牛添凌

　二、牛昭明、牛幸湖、牛石善、牛友卿、牛乃嘉、牛维一、牛香佩、牛富贞、牛纯爱、牛佐山、牛义云

　三、牛政吉、牛瑶莹、牛枝政、牛亮阳、牛尚秀、牛扬育、牛旺其、牛青宏、牛玟原、牛长纬、牛惟俐

　四、牛呈威、牛德帆、牛伟帆、牛盈来、牛杰绮、牛筠法、牛刚源、牛妏心、牛平伯、牛振毓、牛仁以

　五、牛金一、牛木佳、牛杰祥、牛孟峰、牛儒纯、牛又元、牛治梦、牛利凡、牛丹哲、牛少瑞、牛千雪

　六、牛禾汉、牛圣雪、牛慈生、牛丹劭、牛梅强、牛凯斌、牛姵夫、牛盈绿、牛光茜、牛聿泰、牛泰彦

　七、牛廷法、牛卉旭、牛亭幸、牛豪淑、牛于顺、牛燕任、牛玟谕、牛坤中、牛阿玲、牛书映、牛桂任

　八、牛林真、牛蓉纯、牛仁玲、牛兰成、牛登青、牛佩坚、牛法修、牛妮宜、牛纬莲、牛睿威、牛昱念

　九、牛荣花、牛冰绮、牛康珠、牛青意、牛毓行、牛启恬、牛毓英、牛白莲、牛兴劭、牛筠和、牛尧冰

　十、牛左纶、牛建以、牛兆平、牛贤谷、牛政珊、牛林紫、牛鸿萍、牛俊豪、牛行亨、牛慈贞、牛幸皓

　十一、牛凡新、牛书汉、牛任淳、牛妏轩、牛廷春、牛群莹、牛小映、牛名瑞、牛柔易、牛姗海、牛伸珍

　十二、牛阿达、牛冠夫、牛阳元、牛瑜修、牛岑峰、牛建隆、牛玄桓、牛修雨、牛娇甫、牛名桦、牛丰祯

　十三、牛季勇、牛刚圣、牛亦仁、牛宁坚、牛琬念、牛仪扬、牛凡荣、牛梅达、牛祥春、牛亚菁、牛劭宇

　十四、牛凡祥、牛贵宸、牛卉伯、牛天茂、牛紫弘、牛于音、牛亮海、牛明源、牛志琪、牛左富、牛伦仲

　十五、牛瑞士、牛祥洁、牛亦卿、牛祯玲、牛幸绿、牛贤苹、牛雨法、牛伊贵、牛月以、牛琪坤、牛秉卿

　十六、牛幼甫、牛屏仪、牛子尧、牛宸书、牛豪茜、牛映杰、牛函辛、牛宏轩、牛德、牛允达、牛侑恭

　十七、牛俊财、牛吟雯、牛幸、牛靖琇、牛之伶、牛宜萍、牛圣倩、牛旻彦、牛春竹、牛成能、牛延元

　十八、牛星瑄、牛海来、牛育、牛巧生、牛吟亚、牛睿哲、牛法菱、牛名弘、牛竹玟、牛瑶姗、牛翰升

　十九、牛冰元、牛必达、牛馨俊、牛成菁、牛德娥、牛儒谕、牛子卿、牛珊能、牛姿凌、牛林梦

　牛姓典故

　牛姓，唐《元和姓纂》曰:"宋微子之后司寇牛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战国时赵有牛翦、秦有牛缺等名人。东汉时期，牛邯担任护羌校尉，牛姓遂成陇西望族。十六国后赵石季龙"以韦杜牛辛皇甫胡梁七姓衣冠华胄，不在戌后限。"北朝时期，陇西大量牛姓因官播迁到山西、河南等地。唐宋以来，山西牛氏日渐繁衍壮大，尤其在晋东南地区广为分布。

　三国曹魏后将军牛金因"牛继马后"谶语被司马懿毒杀，子孙逃离。宋代《古今姓氏书辨正》记载牛金之子牛元定逃难到安定，改姓寮氏。据一些史籍、碑刻记载，唐代许多牛姓家状都记载为牛金之后，如牛弘家族、牛肃家族，以及上党一带牛氏。山西壶关沙窟村近年因盗掘出土许多唐代牛姓家族墓志，这些墓志大都记载其先祖为牛金，官任上党太守等职。上世纪八十年代沙窟村一张姓村民建房时牛金墓及墓碑据说被发现，墓碑被村民移作他用后下落不明。从山西明初迁出牛姓基本都为打锅牛情况来看，宋元时期打锅牛传说已经在山西广为流传。今沙窟村流传牛丞相因皇帝巡游被馋抄家打锅一说，依据本村牛姓以牛金为始祖来看，其打锅传说可能与牛金家族罹难有关。

　北周末年，工部尚书寮允复姓牛氏，其子牛弘曾任隋吏部尚书等职，敕封为奇章公，史称"大雅君子"。唐贞观二年，牛弘次子牛方裕因参与弑杀隋炀帝，被流放到岭表。贞观七年唐太宗又下诏这些弑君罪臣"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牛弘家族再次蒙难。唐天宝年间，宰相牛仙客因武皇时期出现的"牛姓干唐祚"谶语被周子谅参劾，唐玄宗因此大怒把周子凉杖杀。唐代后期，牛弘之后牛僧孺再任宰相一职。因"牛李党争"缘故，李德裕一党又刻意编撰《周秦行记》、《牛羊日历》等文诋毁牛僧孺，此谶语被再次提及。

　"牛姓干唐祚"谶语为"首尾三麟六十年，两角犊子恣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当时好事者解云:"两角犊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谅弹牛仙客，李德裕谤牛僧孺，皆以应图谶为辞。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从历史真实情况来看，此谶语预示唐末朱泚、朱温之乱。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正应谶语之验。

　除壶关流行的牛丞相打锅传说外，河南、山西两地还流传"猛牛扑帝王"、"九牛撞金殿"打锅传说。"猛牛扑帝王"描述为"牛肋插双刀"或"牛生双尾"，也与"朱"字有关。清末以牛凤山为代表的众多牛氏族人因把牛川奉为打锅牛始祖，顺理成章地解释此"朱"字应代表朱元璋，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典故和传说。但实际上，"猛牛扑帝王"、"九牛撞金殿"传说与"牛姓干唐祚"谶语关系更大，牛丞相打锅传说可能为"牛姓干唐祚"的民间故事版本，另外再加上牛金、牛弘家族罹难故事变化、演绎而成。由于时间、地点、流说者不同进而演化出多种版本，此为民间传说流传的共性特点。今山西潞城贾村流传"八角牛"传说，"两角犊子"，"八角牛"也，此可能为"牛姓干唐祚"谶语的另一个民间版本，与牛丞相打锅传说异曲同工。

　综合考虑，牛丞相打锅传说应该始自唐代，但打锅来源则有可能上溯到三国牛金罹难事件。

　元代打锅牛姓已经遍布山西全省，尤其晋东南地区牛姓更为集中，出现了许多名门望族，如定襄牛荣家族、襄陵牛光祖家族、陵川牛潜家族。另有多位牛姓考取进士，如仅陵川一地就有牛潜、牛元伟、牛宗文三名牛姓进士。

　明清之际，大量打锅牛姓从山西分迁到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今北方牛姓基本都为打锅牛，名称有"打锅牛"、"破锅牛"、" 锅茬牛"等多种称谓，除牛丞相打锅传说外，另有三兄弟、四兄弟、五兄弟、八兄弟、九兄弟、十八兄弟等多种兄弟破锅传说。千百年来，"打锅牛是一家"祖训一直在打锅牛家族传唱，族人见面往往先问一句"打锅不打锅"回答"打锅"的就是一家人。相识后常常以"本家"、"一家子"、"老本"等亲切称谓，给予热情招待，成为牛氏家族独有的风俗习惯。

　清代乾隆初年，广为流传的18打锅牛传抄谱在河南济源石露头村始正式出现，乾嘉年间此谱在周边地区得到初步传播。道光、同治年间，由于汜水武状元牛凤山父子寻宗修谱影响，此谱开始在河南及其周边广大地区流传。因为把打锅牛与18打锅牛混为一谈缘故，很多打锅牛家族认作18打锅牛，造成牛氏家族乱认祖宗与家谱传抄的滥觞现象。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网络、书籍等影响下，18打锅牛家谱传播更为迅速，更多的打锅牛氏认到18打锅牛。此风如不及时纠正，将对牛氏家族造成难以估量的文化劫难，后果不堪设想。

　牛氏世系

　牛姓是中国十大古姓之一(姒 虞 嬴 子 风 金天 偃 高阳 陶唐 牛)，牛姓远祖，可一直追溯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黄帝生玄嚣，玄嚣生极，极生帝喾。帝喾即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五帝"之一，称高辛氏。高辛氏子曰:后稷、契、尧、挚(同父异母)，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禹则传位于其子启。禹为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其生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2世纪末至21世纪初。

　尧之生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3世纪(据传其仅当政时间即达100多年)其兄契在舜帝时，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任命为司徒，管理臣民，封于商，赐姓子氏，其14世孙成汤，率天下诸侯打败了荒*无道的夏代最后一个君主桀，从而建立了商朝。商历31帝、671年，商纣王时灭亡。

　据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记载，商纣王无道，周武王(姬发)率众诸侯"誓于牧野"，一举推翻了其统治而建立了周朝。周朝建立后，武王四处寻贤，把众口皆碑且因反对商纣王而出逃在外的纣王庶兄微子请回封于宋(今河南商丘)，"以奉商祀"。宋即周朝的诸侯国之一，宋微子亦即宋国开国君主，后亦成为中华牛姓始祖。

　应当指出的是，据郑樵《通志·氏族略》载，以王父(祖父)字为氏系周代宗法制度所定。同时，宋微子之后当中，除牛姓外，以王父字为氏的还有孔、乐、边、鱼、皇甫等13姓，以王父"名"为氏的，还有微、仇、求、获等15姓，他们都同牛姓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综上所述，黄帝为中华牛氏的远祖，微子启为牛氏的起始祖，牛父为牛氏的得姓祖， 牛大老为山东临清陶山牛氏始祖、牛二老为河北清河牛氏始祖、牛四郎(字德刚)为山东章丘牛氏始祖、牛川即为十八打锅牛(锅碴牛)的总启世祖。在以后的历史变化中，打锅(锅碴)牛的后世则以不同的分支启世，其中一个分支"岗牛"则以岗祖启世。而同牛姓一样以微子启为起始祖的孔、乐、边、鱼、皇甫、微、仇、求、获等28姓都同牛姓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在历史发展中自愿由旁姓而改为牛姓的如今已是牛姓中的成员，纳西族、满族及藏、回、彝、白、土家、蒙古、东乡、朝鲜等兄弟民族中的牛姓，则各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众多牛氏当中，以牛父为得姓祖，分别以牛大老、牛二老、牛四郎和牛川为启世祖的中华牛氏源流一直极为单纯。在2800余年的发展繁衍当中，曾出现过扁担牛、鞭杆牛、打锅(锅碴)牛等众多分支，但从无被冒姓或混入的记录，是一脉相传的商汤后裔。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研究姓氏，源流单纯的牛氏是许多其他姓氏无法比拟的。作为牛氏子孙，应当以此引以自豪，进而激发自身更加敬宗而睦族，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